引言
经济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知识和制度因素

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一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如此。本书是一部个人解释性著作，分析哪些因素发挥作用，促成现代经济发展萌芽于后来发展成为“工业化世界”的地区。所有人都认为，在“工业化世界”中，英国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书介绍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未能面面俱到：考虑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汗牛充栋，任何研究都应有所侧重，我也斗胆照做。简言之，本书指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标准论据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18世纪是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充分检视这一事实产生的经济影响。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思想和哲学启迪着人们构建现实世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Himmelfarb,2004，第7页）。不过经济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否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和经济学本身一样古老。马克思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认为，信念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本身则很大程度上由技术、人口、地理等更深层的力量决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持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意识形态大体上内生于经济环境，无法影响经济环境。一些经济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即“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Keynes，[1936]，1964，第383—384页）。我将会指出，在历史现实中，两者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适当的环境中，正如18世纪的英国，这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正向反馈回路，带来了经济史上自农业出现以来的最大变化：工业革命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萌芽。

人类的认知和信念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方式具有历史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是许多绝非不可避免的局势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有人认为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非常关键，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政策制定者负责制定有关经济游戏如何运行的规章制度。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熟练技工、发明家、企业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为重要。当然，理念并非从天而降。商业和城市社会对于创造智识理念（intellectual ideas）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养活一大批凭借智力而不是靠耕作为生的人。这些人的主业是思考和分析，在思想市场中开展竞争（Mokyr,2007）。一些理念最终胜出，而其他的理念却没有。通过这一竞争激烈的自然选择过程，智识环境发生变化，对“现代”政体和经济体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理念能够最终胜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在合适的“环境”中，一些理念能够胜出；有时虽然环境有利，但是理念迟迟未到或者以失败告终。就像在进化生物学中，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为什么一些适应力极强的物种能够幸存下来，而一些适应力同样不弱的物种却惨遭淘汰。历史存在某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不确定性。时机和偶然性能够解释最终的结果。当然，如果理念顺应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那么它们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精英阶层秉持的理念，其演变过程是否存在自主性逻辑（autonomous logic）呢？精英阶层的信念被证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就结果而言，言辞（rhetoric）是否完全无足轻重？如果认为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利益的反映，而劝导（persuasion）本身根本不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上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总体而言，创造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擅长劝导他人，并慢慢地向同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精英灌输全新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于为何制定出台现有政策这一问题，我们在寻找答案时，可以首先回答“符合谁的利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不过，它绝非终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寻找“何人获益”（cui bono）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某一经济利益集团经常遭遇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反对。人们结盟，达成交易，同时还必须考虑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说明什么最有利于“国家”。改革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当权者和保守派的反抗，结局充满不确定性。结局并非预先设定或者无法改变；如果没有这些结果，我们是无法解释英国转型的。

有待解释的问题很多。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与1700年相比增加了两倍多。此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达到45%，而在1700年这一数字仅为18%）。人们向陌生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要求员工守时守纪的大企业工作。他们在国内出行时乘坐火车，而不是“驿站马车”（又称公共马车）。人们航海时对帆船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同样，人们与邻居及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00年，市场已经无处不在；到了1850年，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通过市场购买日常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时也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拿出储蓄进行投资。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棉质衣服，而不是羊毛或亚麻材质的衣服。同时，尽管人们的住房和食物质量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经过仔细考查，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有所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叙述往往被人指摘为采取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即我们叙述变化时，好像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促成我们最终观察到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核算工作经常将这一转型描述为成功范例，从而被人指摘存在“扬扬自得”的心态。在本书中，我会小心行事，避免犯下类似的错误，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仍有可能犯错。史学家在介绍这一变化过程时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即是否能够并且应该避免强调，依据大多数标准，特别是当时的标准，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范例？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到举办著名的水晶宫世博会（1851年）时，英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领袖，享受着突如其来的（尽管昙花一现的）政治威望和霸权，并且有能力确保英国一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在当时，这一部分人口所占比例不小，且占比还在不断提高。过去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受（或者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奢侈品开始进入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国家的史学家都会对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生的情况极感兴趣。说到底，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段历史并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国一样经历了经济转型，最终海外领地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一时代“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得益于它，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最低消费水平，过上了舒适、安全、闲暇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生活，而在过去仅有少数人能够享受这一切。无论人们认为商业工业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技术成就是福还是祸，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已是既成事实。在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里，繁荣之树发芽，并首次开花。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居于中心的是工业革命。

如果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侧重历史的社会学家就世界经济史达成什么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就是，归功于工业革命，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英国。尽管涉及时机和因果关系的许多细节仍有争议，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意识到，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点，不列颠群岛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最终蔓延到西欧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其他地区。在1700年，对世界尤其是英国而言，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鲜有学者会对下列说法持异议，即自诺曼征服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模式日益多样化，总产出实现长期增长。在1688年，格里高利·金（King，[1688]，1936）勾勒出首份有关英国经济状况的定量图。然而，依据现代标准，英国经济变化速度极为缓慢。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在经济史中，程度意味着一切，并且经济变化加速问题是有待解释的核心事件。

同样，如果我们将本书讨论的时期里的英国经济史称为“工业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就有误导性，因为这就好像该时期的前夕只是工业革命的前奏，而在它之后的数十年只是工业革命的余波。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回头看，它对全球经济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无须考虑后来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英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介绍、分析、定性，甚至建模。在170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切与工业革命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小。工业革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它之前和期间发生的所有一切必然“引发”甚至推动工业革命，也不代表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工业革命造就的。

不过，经济增长问题将继续让经济学家着迷，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经济增长表现平平，不仅慢于今天经济学家认为的“正常”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质的区别。在当今时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技术进步，以及经改良的生产资料、新技能和胜任力（competence）的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积累代表并推动创新。尽管在1750年之前，世界就已取得了技术进步，但它们在推动经济变化方面仅发挥了次要作用。尽管我们很难对上述假设进行量化，但是似乎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当时的经济增长虽表现平平，却基本上仍可以被视为人们熟知的“斯密型经济增长”。斯密型经济增长是基于商业扩张、市场发展、资源配置的完善。亚当·斯密指出，当两个地区或经济体相互开展贸易时，双方都可从专业化分工中受益。自此之后，经济学家一直传授这一观点。在1450年至1750年间，贸易额大幅增长，西欧从中受益尤多。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用知识的增加：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得到完善，地理知识得到扩充，人们找到了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此外，各种制度得到完善，从而强化了“法治”，进而推动贸易的发展。制度致力于剿灭海盗，完善合同和产权的执行，减少风险，提供信贷、保险和信息，并提供合理的担保，确保贸易伙伴兑现承诺。这些制度是实现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就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经济学教导我们，如果重新配置劳动或资本，使之从低生产率用途转移至高生产率用途，总产出将会提高。通过完善制度框架和市场，我们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人们在市场中开展经济活动。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德国南部地区和英格兰曾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斯密型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当时，商业繁荣发展经常与工业和技术变革挂钩。在17世纪黄金年代，荷兰成为富国，这部分归功于该国的航运业和商业；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依赖于帆布织造、造纸、制糖等依靠或者服务于国际贸易的行业，并且能够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和开展竞争。不过，驱动此类发展的引擎通常是商业和制度完善，技术只是提供辅助动力而已。在1750年左右，一切都已开始发生变化。对工业革命最贴切的定义是将技术置于经济变革主引擎位置的一系列事件。

许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马尔萨斯机制主导着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在马尔萨斯机制下，人口压力导致人均收入停滞不前。一种现代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克服了此类人口负反馈效应。这一观点特别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在史学家中也很司空见惯。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资源产量增长“跑赢”了人口增长。为什么资源能够胜出？随着资源开采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能够更好地开采一直拥有却无法利用的资源，可用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三个基本因素促成了这一现象。第一个因素是创造力。在马尔萨斯模型描述的“有机经济”中，动植物构成能源基础，四处可见的水力和风力作为补充（Wrigley,1987,1988,2004a）。有人说，在工业革命推动之下，英国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而以矿产和化石燃料为物质能源基础，从而增加了可供经济支配的有效资源。铁和后来的钢材取代了木材，煤炭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能源。虽然这一观点可能低估了1700年之前的经济对风力、水力等无机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是大体上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人们本来以为固定不变的土地供应增加了，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在18世纪，英国加大开采自然资源的力度，这并不是因为它面临来自需求侧的压力，而是因为矿物开采、运输和利用方面的知识在不断增加。第二，英国日益依赖进口资源。英国盛产矿物质，但是矿物质不能当饭吃。不过，英国可以从海外一些国家进口粮食。这些国家拥有更多或更肥沃的土地，因此粮食生产成本更低，这是英国无法比拟的。为换取粮食，英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和矿物资源。第三，人们终于决定少生孩子。在过去，除了爱尔兰以外，英国人口不断增加，但到了19世纪，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且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两者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

人们经常提到，在马尔萨斯撰写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论》（Malthus,1798）时，它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了。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在此之前，他的模型充其量只不过是相当粗糙地近似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书中最著名的理论是“工资铁律”。该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人均增长注定失败，因为人口增长将抵消它。在一定程度上，下列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尽管依据现代标准，经济增长速度很慢，但从长远看，经济仍保持了增长。农业、矿业和航运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与1400年相比，到1700年可供英国普通人选择的日常消费品要丰富得多。大多数学者估算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在0.2%至0.3%之间（Snooks,1994;Maddison,2002，第46页、第90页）。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每250年到300年翻一番。

此外，支配人口波动的力量似乎远比人均收入因素要强大：疾病和传染病发病率似乎遵循自身规律，并且可以归因为外源微生物事件，以及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即死亡率对人口过多问题做出的内生反应（Goldstone,1991）。气候波动同样对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荷兰经济学家伊斯特·博斯鲁普，对经典的马尔萨斯模型提出批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收入减少，进而导致人均收入减少。这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马尔萨斯低估了社会通过更加密集、高效地利用相对稀缺的资源适应人口压力的能力。

有鉴于此，通过利用更好的技术摆脱马尔萨斯“体制”只是英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侧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受道格拉斯·诺思创新著述的启迪，开始重视制度因素，即经济游戏规则、此类规则背后的信念，以及人们是否遵守此类规则。在有文字可考的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经济增长的头号敌人并不是人口压力，而是剥削者、海盗和寄生虫。经济学家将寄生虫委婉地称为“寻租者”。寻租者不愿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认为抢劫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会更省力。寻租者包括国王或主教的税吏、拦路抢劫的强盗、腐败官员、贪婪的地方垄断势力、严格控制进入和生产活动的同业公会，或者来自邻国的侵略军等。他们侵略性的寻租行为经常导致经济活动停止，而增长取决于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从真正的辩证关系看，增长自掘坟墓，创造了导致自身衰亡的条件。米兰、安特卫普、马格德堡等富裕城市招致强邻的嫉妒和贪欲；后者围攻、洗劫这些城市，并对它们课税。只有威尼斯、荷兰共和国沿海省份等少数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特征，才得以幸免于难，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不得不将大部分经济盈余用于防务。

从两个方面来讲，英国极为幸运。首先，作为一个岛国，它面临的安全威胁没那么紧迫。不过，正如西班牙“无敌舰队”证明的，英国并非高枕无忧，不存在安全威胁。此外，身为岛国并不是抵挡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的充分条件（爱尔兰和菲律宾不幸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仍是一个有利条件。此外，仅仅阻止外国劫掠者是不够的，毕竟大多数寻租活动都是地方显要和恶霸开展的。在17世纪，英国社会能够极为有效地制约势力最大的地方恶霸，也就是国王。英国人认为，除非征得人民同意，否则统治者不能征收赋税。这一原则体现在1689年《权利宣言》第四条款（“未经议会授权，为国王或供其使用而征税……是非法的”），它应被视为英国在制约此类寻租活动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North and Weingast,1989）。不过在18世纪，英国寻租活动非常活跃：管制和限制仍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攫取我们所说的“生产性”人员创造的财富，将它重新分配给拥有政治影响力或传统特权的人。

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再分配活动节节败退。如果不清楚这一点，我们无法正确了解英国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内的主要经济史。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抨击重商主义，在反重商主义战役中开辟了一条战线。作为寻租的正式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曾一度主宰着欧洲的多数商业政策。亚当·斯密对这一“重商主义体系”进行笔伐。不过在当时，“重商主义”一词还没有出现。在1700年左右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政府和经济利益团体结盟，相互满足对方的迫切需要。政府获得急需的税收，特殊利益团体则获得保护和其他排他性租金。不过，英国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垄断势力、工人社团等阻碍人们自由、不受限制地从事经济活动，激起民众日益高涨的厌恶情绪。因此，人们指责政府管制、垄断、特权、对外和殖民贸易中的寻租活动的合法性。当权势力遏制古老特权的决心愈发坚定，这其中包括名不符实的“自由”（即特权）。“自由”赋予特定群体权利，在法人化的城镇行使垄断权，严格管制学徒。

在18世纪，英国经历了诸多变化；基于削弱经济规则及其执行力度的经济自由只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在拿破仑军队的刺刀之下蔓延至其他国家。英国经历的变化必然与这些事件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北美，这些变化与下列事件混合交织在一起，即美国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出现。在英国，戏剧性事件更少，而且不是所有事件都明确指向自由化。尽管如此，英国在犹豫不决中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经济选择更多的社会。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自由放任经济体，寻租活动也行将销声匿迹。不过，英国选择信任自由市场，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一信任过头了。英国意识到这一制度的智慧。作为所有制度变革之母，这一转变需要赶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前实现。

一个成功的经济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不过，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最优”制度。制度应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重要的是，制度应具备灵活性，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下列两种规则，即确定经济游戏方式的规则，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尽可能以零成本改变上述规则的规则。换言之，它需要元制度（meta-institutions）。此类元制度能够改变制度，而且人们在自身利益因此受损的情况下也能接受此类变化。制度之所以发生变革，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效率，而是因为支持它们的关键人物的理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Greif,2005;North,2005）。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可能怀疑文化信念能否为经济变革提供支撑，但是我们在讨论18世纪时无法避开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问题。

不过，单单依靠制度变革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因素妨碍前工业革命经济体向前发展，并阻挠可持续增长。它们可以选择的技术非常有限。一个事实再明白不过，那就是在许多生产活动相关领域，人类掌握的知识还不够，无法有效地运用技术，解决导致生产力低下的瓶颈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工业革命前，技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700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虽未掌握基本的钢铁冶金术，却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不了解酵母发酵原理，却酿造出啤酒；不了解遗传学，却能够进行动物育种；不掌握基本化学知识，却能够混合元素和化合物。他们不了解热力学，却能够操控能量；不掌握土壤化学知识，却知道要给土地施肥。人类在试错和机缘巧合中发现了新技术，有时新技术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进步。令人吃惊的是，人类与此同时也犯下了一些惊人的错误（特别是在医学和农业技术领域）。在现代经济增长历程中，发展可用技术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将自然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是一条双行道，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这两个过程同样重要（人们对后一过程的讨论更为广泛）。

这并不是说，推动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学突破。学者在下列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即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专业知识（Landes,1969;Musson and Robinson,1969;Jacob,1997）。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科学产生的影响因具体问题和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1600年已有的知识轻松制造出许多与经典工业革命相关联的“小玩意儿浪潮”，当然，蒸汽动力是最显著的例外。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科学对生产型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在1870年之后变得不可或缺。1870年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许多编入书籍和文章中的知识，以及个人之间传递的默会知识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在当时极其重要。人类活动日益依赖于记载在印刷品上或从专家那里获取的有用知识，例如工程设计、机械、涉及作物轮作的自然规律、矿产勘探和开采、测量和航海仪器制造工艺，以及陶土、纸张和金属等材料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艺。启蒙运动影响着经济，而这一影响的本质是努力增加有用知识的积累，并将它投向实际用途。

正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94，第242页）指出的，人们在解释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因时，会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大问题”，即为什么西欧能够取得史上任何社会从未取得的成就，即突破种种负反馈壁垒？此类负反馈壁垒导致1800年之前的大部分民众在极度贫困中苦苦挣扎，而当今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再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了。尽管奥斯曼帝国、中国、印度曾取得令人敬畏的科技成就，但在当时它们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一些答案很奇怪（气候、种族、宗教），另一些答案则看似有理却很难证明，例如文化、社会、帝国和政治。不过，大多数答案都对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解释。在后文中，我将讨论“小问题”，即在欧洲工业启蒙转化为持久经济繁荣的运动中，为什么英国能够成为领袖？

为了了解欧洲史和世界史，这一“小”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无可争议的技术领袖，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源泉。这一切帮助建立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巩固了大英帝国，并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回顾历史，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同代人非常关注英国。心存不安的法国人认为英国担当领袖是反常现象（法国人认为在正常状态下，领袖应是法国）。经济成就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这一情绪持续数十年后才消散。英国凭借经济成就，成为首个以工厂为主导的国家，后来又以铁路为主导，并形成了首个庞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帮助之下，伦敦城确立了金融霸权，从而在数十年中主宰着国际银行业。此外，工业革命导致家庭手工业走向衰亡；在整个欧洲，手工业工人与日益便宜的工厂量产产品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经济增长以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英国工业革命影响着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结构，创造对原棉的需求，从而改变了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奴隶制度也得以存续。

如果工业革命是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奠定的社会和知识基础的自然产物这一基本前提是正确的，那么工业革命则是欧洲的现象，而不仅是英国独有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问题”和“小问题”无法独立分开。英国的领袖地位本身对西方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并非必不可少。没有英国，西方其他经济体同样可以发挥领袖作用，只不过这一进程可能会推迟，并且在具体细节方面会有所不同。在1850年之前的几十年中，英国的领袖地位日益影响着西方世界，在1850年这一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不过，这一霸权并非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其他经济体拥有必要的资源和手段追赶英国，实现经济现代化。这并不是说它们盲目采取英国的经济模式，即依赖于蒸汽和棉纺织业；每个经济体依据自身情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往20世纪之路”。虽然我们承认它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并不否认英国范例对德国、法国、比利时或斯堪的纳维亚企业家和工程师的决策和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820年至1860年间，整个欧洲都承认英国的经济领袖地位。

我们不能因此认定欧洲其他地区“发展缓慢”或“落后”，这不合情理。欧洲大陆各国存在特殊的制约和障碍，在取得像英国一样的成就之前，它们需要克服或消除这些因素；同时它们应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现代化。一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不同的技术和工业组织形式。其他国家则需要一场政治变革，以清除制度残骸，例如限制多多的手工业行会、内部关税和农奴制度。这些都是数世纪掠夺性统治和寻租积累下来的。在1815年之后，欧洲大陆经过又一整代人的努力，才终于赶上英国，但显然英国的优势没有一个是特别深刻和持久的。虽然它们可以解释英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东方快车”的火车头，但无法很好地解释行进动力来自何处。“东方快车”在19世纪加速，将世界其他地区抛在了后面。那么英国是牵引其他欧洲国家前进的发动机，还是西欧及其旁支（offshoots）乘坐电力火车向前行驶，并且共同为列车提供行进动力呢？

法国大革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扫清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残骸，为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经济成功奠定了基础。到了本文讨论的时期结束之时，即1850年，欧洲大陆整体上仍未赶上英国。不过到了1914年，欧洲大陆终于赶上英国，英国也从“领袖”降格成为“普通一员”。这一陈述方式暗含着一个观念，那就是即使它未开始于英国，也有可能在西欧其他地方开始。尽管它可能来迟，而且确切的模式在许多细节上存在不同，但它终究会出现。在这一解读中，独一无二的实体是欧洲，而不是英国。不过，在欧洲内部，英国发挥着不容置疑的领袖作用。至于英国为什么能够成为领袖以及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二个同时也是略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最终需要在知识和制度领域寻找解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在地理领域。经济博弈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与自然的博弈（技术），二是涉及与其他人互动的博弈（制度）。说到底，与自然的博弈并不是社会博弈，尽管在任何现实历史环境中，它都掺杂着社会因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技术都是事关利用自然现象和规律，设法获取大自然不愿主动赋予的资源。生产活动则涉及利用这些规律，进一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原则上，即便是鲁滨逊·克鲁索也面临这种问题。在荒岛上，他需要解决衣食住行和药物问题。实际上，这种区分有其局限性。人们传播、分享和交流有用知识，信任和权威等社会关系是市场关系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在18世纪的英国，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技术在多个层面相互作用。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必须解答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英国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它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和19世纪繁荣的摇篮。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应避免落入“后视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又译为后视偏差）。后视之明偏误是指，当我们知道发生了某一事件时，我们会倾向于认定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重新解读所有先决条件，认为是它们推动结果的出现。要知道，即使一些先决条件不存在，许多事件仍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许多制度仍对经济发展抱有敌意。无论如何，这种敌意必须得到克服。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许多方面而言，英国仍然是一个存在保护主义和管制的经济。如果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表现更出色，这是因为当时它的地理位置更优越，且准备更充分。不过，英国和其他国家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并非固定不变。工业革命年代是英国技术霸权和它所造就的一切的黄金年代；但和其他经济领袖一样，英国的黄金年代也只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