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奥康奈尔桥上的乞丐
刊于《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
1960年6月14日
李懿 译
“傻瓜。”我说，“我真是傻瓜。”
“怎么了？”妻子问，“为什么这么说？”
我站在酒店三楼的窗边沉思。下方，都柏林的街道上，一个男子走过，他的脸被路灯照亮。
“就是他。”我喃喃道，“两天前……”
两天前，我快要走回酒店的时候，侧路小巷里有人压低了嗓子喊我。“先生，我有要事相求！先生！”
我转身走进背阴的巷子。面前的矮个儿男人用极为困窘的语气说道：“我在贝尔法斯特找了份工作，就差一英镑赶火车了！”
我有些犹豫。
“那是很重要的工作！”他快速地往下说，“工资很高的！我会——我会把钱给您寄回来！只要您留下名字和酒店地址就成。”
他知道我是游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的我已被他还钱的允诺打动，便拿出身上的现金，从中抽出一英镑，钞票发出嚓嚓的脆响。
那人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好似锐利的鹰目。
“要是有两英镑的话，啊呀，路上就不会挨饿了。”
我捻开两张纸币。
“三镑的话，就能带上老婆，不留她一个人在这儿。”
我取出第三张。
“啊，该死！”那人叫道，“五镑，只要区区五镑，就可以让我们在那个野蛮的城市找家旅馆住，也肯定更方便打工了！”
他简直是舞者与辩士的完美结合，足尖点地，轻盈地往来穿梭，手指敲打着节奏，眼神忽闪，双唇微笑，巧舌如簧。
“感谢您，愿主保佑您，先生！”
他揣着我的五英镑跑开了。
一只脚踏进酒店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信誓旦旦的他并未记下我的名字。
“该死！”我登时大叫一声。
“该死！”此时我不禁再次大叫，当着身后妻子的面，她与我一道站在窗边。
因为，现时正从楼下走过的那人，前天晚上就应该到贝尔法斯特了。
“哦，我认得他。”妻子说，“今天中午还拦我来着，问我要钱买火车票去戈尔韦。”
“你给了吗？”
“没。”妻子的回答很简洁。
然后，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远远走在下方人行道上的那个魔鬼突然抬头，看见了我们。该死，他招手干什么！
我尽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回应他的招手。一丝苍白的苦笑浮到我的唇边。
“像这种情况，我都讨厌出门了。”我说。
“外面很冷，没错。”妻子穿上大衣。
“不。”我说，“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们。”
于是我们再次看着窗外。
这是都柏林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夜风挟卷着黑沉沉的霾粒，沿途吹向这头的三一学院和那头的圣史蒂芬斯公园。两个男人如木乃伊般呆站在街对面糖果店的阴影里，另有一人独自窝在街角，手深深插进口袋，摸索他已经半截入土的老骨头。他脸上的胡须纠缠黏结，像个冰凌锥。更远处的门口躺着一沓旧报纸，会随你生风的步伐而扑棱棱翻动，祝你傍晚愉快，活像里头藏了一群老鼠。下方，酒店门口站着一个女人，额脸通红，像暖房里的玫瑰，怀里抱着神秘的布捆。
“啊，净是讨饭的。”妻子说。
“不，不是‘啊，净是讨饭的’那么简单，”我说，“而是‘啊，街上那些人，不知怎么的讨起饭来了’。”
“感觉像电影似的，他们全在黑暗里待着，等待英雄出现。”
“所谓英雄，”我说，“就是我，真见鬼。”
妻子凝视着我。“你不是怕他们吧？”
“怕，也不怕。该死，那个抱着襁褓的女人最难缠了。简直像自然灾害，像不可抗力，贫穷就是她的武器。至于其他人——嗯，现在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盘精密的棋局。咱们来都柏林多久了，八周了吧？八个星期，我就坐在这儿，打字机摆在手边，时不时观察他们。他们的茶歇时间一到，我也赶紧歇歇，跑去糖果铺、书店、奥林匹亚剧院。假如掐准了时间，就不会有人朝我伸手，我也不会为了甩掉他们朝理发店或厨房疯跑。酒店里所有暗门都让我发现了。”
“天哪。”妻子说，“听起来，你真是被逼无奈。”
“没错，逼我最狠的，要数奥康奈尔桥上那个乞丐！”
“哪一个？”
“问得好。他简直是奇迹，是恐怖的源头。我恨他，我也爱他。百闻不如一见，见了也不敢相信。跟我来。”
轿厢已经在这脏乱的电梯井里出没了百来年了，它颤巍巍地升了上来，拖着令人不忍直视的绞索和提心吊胆的乘客。门打开了，犹如出气一般，轿厢吱吱嘎嘎，活像被我们踩到了肚子。这只幽灵载上我们，要死不活地沉向地面。
乘梯途中，妻子对我说：“只要你脸上不露破绽，那些乞丐就不会来烦你。”
“我的脸就这样。”我耐着性子解释道，“它简直是威斯康星的苹果布丁，是缅因的洋菝契啤酒，‘善待生命’就写在我的眉毛上，任谁都看得见。愿街上空无一人，愿我踏出门时，那些寄生虫已争先恐后地离开藏身之处，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罢工游行。”
“或者，”妻子继续道，“你可以试着不看他们，或者视而不见，甚至与之对视，用眼神震慑他们。”她略一沉吟，“要看看我是怎么对付这些人的吗？”
“好，让我看看吧！咱们到了！”
我一把拉开电梯栅门，我们俩大步走过皇家爱尔兰酒店的大堂，眯眼望向外面漆黑的夜。
“耶稣，快来救我。”我嗫嚅道，“他们都在，昂首挺胸，眼神炽烈，他们已经闻到苹果派的味儿了。”
“两分钟后和我在书店会合。”妻子说，“看我的。”
“等等！”我大叫。
可她已经出了门，走下台阶，踏上人行道。
我凝神观望，鼻子贴上了玻璃门。
乞丐们纷纷朝我妻子的方向探过身来，酒店门口左角的、右角的、对面的、正中间的。他们双眼放光。
妻子冷静地看了他们很久。
乞丐们迟疑了，我敢肯定，他们的脚正在鞋里骚动。之后，他们放松了身子骨，耷拉下嘴角，眼神暗淡，脑袋低垂。
晚风阵阵。
妻子的鞋底敲打着地面，脚步声如小鼓，轻快地远去，渐不可闻。
下方的膳房里传来音乐与笑声。我该先跑下去，我想，猛灌几口酒，然后焕发勇气……
该死，我想着，猛拉开门。
其效果堪比敲了一记蒙古青铜大锣。
我想，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吸气声。
然后是皮鞋敲击鹅卵石地面的铿锵声音，仿佛迸溅出火星。四面八方的乞丐朝我跑来，鞋钉所及之处，街面的砖块周围有如萤光明灭。我看见丛丛手臂挥舞，看见微笑的唇齿，黑白相间，好似撑开的旧钢琴。
远远的街道那头，妻子正在书店等我。她背朝我的方向，但后脑勺上的第三只眼肯定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哥伦布受到印第安人热情地问候，圣方济各扛着一袋坚果，被他的松鼠朋友簇拥在中间。这个困窘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就像圣彼得教堂阳台上的教皇，正面临着下方的一场骚乱。
我走下台阶。还没走到一半，一个女人就冲上前来，将扯得半开的襁褓朝我面前一送。
“啊，瞧瞧这可怜的孩子！”她哀声大呼。
我盯着那个婴孩。
婴孩也盯着我。
天上的神啊，这狡猾的小东西是不是朝我眨巴了一下眼睛？
我想我是神智错乱了，孩子的眼睛紧闭着。她早给他喂饱了啤酒，既可保持暖和，又便于做戏。
我伸出双手，将硬币递到他们中间。眼前的一切模糊了。
“万分感激您！”
“容我代孩子感谢您，先生！”
“啊，谢谢，我们没剩几个人了！”
我冲出他们的包围，跑了很远仍没停下，挫败感顿生。信誓旦旦的决心那么轻易动摇，或许拖着步子慢慢走完余下的路才符合这场内心戏，可我到底没有，而是继续跑着，一路回想，那婴孩是真的，对吧？不是道具吧？不是。我常常听到他哭。那当妈的真该死，我想，只要面前来了个冤大头，就狠掐孩子一把。你总把别人想得那么自私，我默默朝自己喊，又自我纠正道，不——你是个懦夫。
妻子没有转身，她朝我映在书店橱窗上的影子点了点头。
我站在橱窗前凝视自己，一边平复呼吸，一边暗自思忖：看你这柔善的眼睛，热心的口唇，毫无招架之力。
“好吧，你骂我吧。”我叹了口气，“我脸皮就是这么薄。”
“我就喜欢你的薄脸皮。”她挽上我的手臂，“要是我也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回头望去，只见一个乞丐怀揣着我给的先令，在习习夜风中缓步离去。
“我们没剩几个人了。”我念出声，“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剩几个人了。”妻子凝视着黑暗，“他是这么说的？”
“这话挺值得玩味。‘我们’是什么人？哪儿的人？”
此时街道空空荡荡，天上开始下雨。
“嗯，”最后，我说，“让我带你去看一个比这更深的奥秘，有一个人，总是无端挑起我狂躁的怒火，又让我归于平静与愉悦。只要把他弄明白，古往今来所有的乞丐也就都不神秘了。”
“在奥康奈尔桥上？”妻子问。
“在奥康奈尔桥上。”我说。
于是我们往大桥走去，雨雾迷蒙，轻盈洒落。
行到半路，我们被一个橱窗里精致的爱尔兰水晶吸引，正仔细端详的时候，一个披肩裹头的妇女戳了戳我的手肘。
“完了！”妇人嘤嘤抽泣，“我可怜的姐姐，癌症，医生说，只有一个月的命了！可我还有好几口人要养活！啊，上帝呀，如果您能给哪怕一便士！”
我感觉妻子挽着我的手臂往里收了一下。
我看着妇人，脑子里分成两派掐架。一派说：“她只要一便士而已嘛！”另一派却质疑：“耍小聪明，她知道少要点儿你反而会多给！”我讨厌自己总是这样拿不定主意。
突然我倒吸一口气。“你就是……”
“我是什么，先生？”
哎呀，我想，你不就是刚刚在酒店门口，抱着襁褓的那个女人吗！
“我是哭丧鬼！”她躲到阴影里，“姐姐半死不活，我当然会变成哭丧鬼了！”
你肯定把孩子藏在了哪里，我想，然后把灰披肩换成绿披肩，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拦我们。
“癌症……”疾苦有如洪钟，在她的敲击下雄浑嘹亮，“癌症……”
妻子走到她面前。“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在酒店门口见到的那个女人，不就是你吗？”
如此蔑视演员权威，把那女人和我都惊了一下。她还没演完呢！
女人的脸皱成一团。我仔细端详，是啊，苍天在上，这张脸看起来真是大不一样，令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所知、所感、所学，完全是一个演员所应该了解、感知和把握的东西：在前一刻，手一送，嘴一嚷，火红嘴唇吐露的自傲，塑造出一个鲜明的角色；在此时，塌腰垂肩，示弱人前，嘴唇与双眼蹙成一团，我见犹怜的沮丧失意，又进入另一个角色。同一个女人，没错，但还是先前的脸和形象吗？很明显不是。
她朝我使出最后一击。“癌症。”
我败下阵来。
随后是短暂的肉体上的挣扎，活像是要离开一个女人，扑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妻子终于放开我的手臂，妇人得到了我的金钱。她像脚蹬旱冰鞋一般轻盈地转过街角，破涕为笑。
“主啊！”我望着她的背影，深深地为之折服，“她一定研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这位俄国戏剧家在一本书里谈到，眯一只眼，单唇朝一边抽动，就能完全变一个人。不知道等我们回酒店的时候她还敢不敢再来？”
“而我想知道，”妻子说，“我的丈夫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钦佩如此浮夸的演技，开始学着批评。”
“可是，她说的一切万一都是真的呢？她过了这么久的凄惨生活，早已哭不出来，为了活命只好真戏假做，万一是这样呢？”
“那些话不可能是真的。”妻子慢条斯理地说，“反正我就是不信。”
可是，那口疾苦之钟仍在黑如烟熏的暗夜某处敲响。
“现在，”妻子说，“从这里拐弯就能到奥康奈尔桥，对吧？”
“对。”
我们离去之后，大概许久都不会有人来这雨中的街角了。
利菲河翻滚着冰冷的苍灰色波涛，灰岩砌成的大桥承载着奥康奈尔的盛名跨立其上。远在一个街区之外我就听到了隐约的歌声，思绪猛地一跃，飞回到十二月。
“圣诞节，”我喃喃道，“是都柏林最美好的时节。”
我本意是想说，行乞最好的时节，可到底没讲出来。
因为，在圣诞节前的一周，都柏林街上挤满了孩子，他们由校长或修女带队，像一群群乌鸦，在家家户户的门口聚集，从剧院厅堂向外张望，在巷子里打闹，嘴上唱着《天赐欢乐》，眼里闪着《缅想当年时方夜半》，手握铃鼓，雪花在他们柔嫩的脖颈上积成典雅的衣领。这样的夜里，都柏林歌声萦绕，遍地唱响，我和妻子走过格拉夫顿街，没有哪晚不听到他们对着电影院外的长队高唱《马槽圣婴》，在四省酒吧门前欢歌《闪亮的圣诞节》。整个圣诞季，每晚总计有五十拨修道院学校的女生和公学的男生在寒冷的空气中踏歌穿行，从南往北，自西至东，让颂歌全方位遍布都柏林，从这头蔓延到那头。你不可能走在雪中而不沾一片雪花，对他们也是一样：我称之为“要糖的小叫花子”，你一路走，一路施以爱心，他们即以歌声作为回报。
既然有这样的榜样，在都柏林，就连最褴褛的乞丐也洗净双手，修补好破碎的微笑，借来班卓琴，或买把小提琴，专心表演，甚至合作献上四部和声。当这世上一半的人都在唱歌，而另一半的人信步在歌声悠扬的河上，愉快地为一支支合唱慷慨解囊之时，他们还怎能不有所行动呢？
所以，圣诞节是最美好的时节；乞丐们也辛勤工作起来——尽管确实有些跑调，但至少一年之中有这么一次忙碌。
而今，圣诞节早已远去，穿红戴绿的孩子们回到学校的牢笼，城里的乞丐为归复宁静而高兴，纷纷闭上嘴，回到不劳而获的状态——所有乞丐，只除了奥康奈尔桥上那些，他们大多一年到头都在尽力取悦路人。
“他们从不盲目跟风。”我领着妻子往前走，一面解释道，“我很高兴看到，这边第一个弹吉他，下一个拉小提琴。那边，哎呀，苍天在上，快看桥的正中间！”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就是他，拉六角手风琴那个。直视他也没关系的，至少我这么觉得。”
“你这话什么意思，‘至少你这么觉得’？他是盲人，对吧？”
如此直白的词语令我无比震惊，好像妻子的话多么不堪入耳似的。
细雨温柔洒落，绵绵地浸润都柏林的灰岩街面、灰岩河堤、熔岩般凝重的苍灰色河水。
“问题就在于，”我终于答道，“看不出来。”
随后，我们走过奥康奈尔桥，直视着站在大桥正中间的那人。
他个头不高，略有些驼背，仿佛从某座乡下花园里偷溜出来的精灵雕塑。他的衣服和多数爱尔兰人的服饰一样。经历过风雨的频繁洗礼，他的头发总是沾染了空气中的灰色烟尘，脸上冒着黑黑的胡碴，两只招风耳里各探出一绺别扭的耳发。他颊腮发红，就像在冷风中冻得太久，去酒馆暖身却又喝多了，只好继续站到冷风中久久挨冻。墨镜挡着他的眼睛，无从得知后面藏着什么。几周之前我便已开始思忖，究竟是他的盲眼如潜影随行，谴责我快步离去的罪疚，还是他的耳朵揪住了我不停自责的良心。每次经过，我心里总有难以抑止的感受，怕自己会冲上前去扯下他鼻梁上的墨镜。而更让我不敢想象的是，万一扯下之后直面空洞的深渊，我所有理智恐怕会被其吞噬，伴着恐怖的尖啸翻滚坠落。那灰蒙蒙的镜片背后到底是灵猫般的明眸还是黑洞洞的星际空间，终归是不去求证的为妙。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让我无法对他视而不见。
风吹雨打，霜雪交加，整整两个月，我每天见他光着头站在这里，没戴过一顶帽子。
整个都柏林唯有他一个人冒雨坚守。不论大雨滂沱还是细雨绵绵，他都独自站在桥上，任由雨水滴下耳朵，渗进灰红的头发，令发缕贴上他的脑袋，又聚成小股流过他的眉毛，如水帘覆盖状如昆虫眼的漆黑墨镜，然后挂到下方的鼻尖上。
雨水流过他枯槁的面容、嘴边的皱纹，流过他的下颌，犹如暴风雨戏弄岿然不动的滴水兽。汩汩的水流沿他的尖下巴落入半空，淌在他的花呢围巾和黑得像火车头的外套上。
“他怎么不戴帽子？”我突然发问。
“怎么了？”妻子说，“可能是没有帽子吧。”
“他肯定有。”我说。
“声音小点儿。”
“他肯定有的。”我说道，声音小多了。
“也许他买不起。”
“不会有那么穷的，即使在都柏林也不会。谁都至少有一顶帽子吧！”
“嗯，可能他日常开支太大，家里有人病了。”
“可是，一直在雨里站着，接连几周、几月，不哆嗦一下，也不转一下头，就当天上没下雨似的，简直不能理解。”我摇摇头，“我只能认为这是苦肉计。一定是。就跟其他人一样，这是他博取同情的计谋，让你走过的时候对他的寒冷与凄苦感同身受，就会多施舍一点。”
“我敢打赌，你心里已经在为这番话而自责了。”妻子说。
“没错，没错。”因为，雨水已经浸透我的帽子，正沿着鼻梁往下流，“天上仁慈的上帝啊，答案到底是什么？”
“你不如直接问问他？”
“不。”这个念头甚至更让我害怕。
随后，高潮出现了，将他光着头站在冷雨之中的行为推向顶峰。
先前我们远远站在一边议论他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而此时，雨水仿佛焕发了他的活力，他猛地一压六角手风琴，蛇皮风箱一叠一舒，奏出一系列干瘪的音符，呼呼地漏着音，完全匹配不上后续的表演。
只见他启唇发齿，开始放歌。
醇厚而清朗的男中音响彻奥康奈尔桥，稳健有力，美妙的发声张弛有度，从头到尾没有一处走调。那人只是张开嘴，全身上下所有的玄机秘门便随即打开。他歌唱，并非那种灵魂出窍式的扯嗓。
“啊。”妻子说，“真好听。”
“好听。”我点头。
我们听他在冬季月均降雨十二英寸的地方唱完整首讽刺的《美丽城市都柏林》，紧随其后的是《我钟情的凯瑟琳》和《马卡什拉》，皆如白葡萄酒一般澄澈。歌中所有历世弥久的“小子”“妞”“海子”“山包”，过去的辉煌，当今的困苦，全都莫名地鲜活了起来，以年轻的步履在如画的歌声中游走，而那冷雨也顿时剥掉了冬天的寒意，勃发出春天的气息。他肯定是将呼吸交由了耳朵接管，因为那声线如此平滑，一个接一个珠圆玉润的词语平稳地从嘴里吐出。
“哎呀，”妻子说，“他都够格上台表演啦。”
“说不定以前就是。”
“啊，唱得太好了，他不该埋没在这儿。”
“我经常这么想。”
妻子摸索着钱包。我扭头看着盲眼的歌者，雨点落在他毫无防护的脑袋上，流过他一绺一绺的头发，在他耳垂上颤动。妻子打开了钱夹。
随后，一股奇怪的倔劲涌上心头。妻子还没朝他迈开腿，我已一把拽住她的手肘，拉着她走向桥的另一端。她挣脱我的手，盯着我看了一阵，又跟了上来。
我们沿着利菲河堤岸离开，他又新唱起一首在爱尔兰时常听到的歌谣。我回望身后，看见他骄傲地昂着头，墨镜迎着倾盆的雨点，张嘴唱出美妙而清晰的歌声：
待你死了躺冷墓
我且开心做寡妇
老死鬼
待你死了躺冷墓
我且开心做寡妇
老死鬼
待你死了花满坟
我自开心守空门
觅得良人二度春……
只有到了后来，回忆往事之时，你才会发现，这辈子不论你在做什么：待在历经风雨的酒店里写一篇关于爱尔兰某地的文章、带妻子去吃饭、漫步在博物馆，你的一只眼睛都时时不忘去关注街上那些自生自灭、站等施舍的人。
都柏林的乞丐，谁会费心去了解他们，去看、去观察、去认识、去理解他们？然而，外在的肉眼始终看见，内在的心灵始终记得，而你的自我夹在中间，即使内外两者偶尔合为强烈的感知，也无暇顾及其意蕴。
所以，我对那些乞丐时而关心，时而漠然。所以，我忽而逃离他们，忽而主动迎上跟前。所以，我听而不闻，思而不虑：
“我们没剩几个人了！”
对于那个每天在奥康奈尔桥上边淋雨边唱爱尔兰歌谣的滴水兽石雕男，我今天信誓旦旦说他不是盲人，明天又觉得他的脑海里只有漆黑一片。
一天下午，我来到奥康奈尔桥边的一家帽店门口，不由自主地逗留了几步，望向橱窗里面，望见一摞摞精美而厚实的帽子。其实我不需要再买帽子，手提箱里装的帽子已经够戴一辈子了，但我还是走进去，付钱买了一顶暖和的棕色软呢帽，拿在手里翻来转去地看，莫名地看入了神。
“先生，”店员说，“那顶帽子是七码的。我看您的脑袋，先生，应该要戴七码半。”
“我戴合适。我戴合适。”我将帽子塞进口袋。
“我给您拿个袋子装一下，先生——”
“不用！”我脸颊发烫，突然意识到自己买这顶帽子的用意，慌忙逃走了。
桥在细雨中岿然屹立。现在我只需要走过去——
而此时在桥中间的，却不是我那盲眼的歌者。
一对老两口站在他平日所在之处，摇着一架外形如钢琴的大型手摇风琴，嘎啦嘎啦，吭哧吭哧，好似咖啡研磨机吞着玻璃和石块，铁胃里又消化不良，打着响亮的嗝，各种揪心的声音交织，曲不成曲，调不成调。
我等待这支无音无调的曲子结束。手摇风琴的噪声听得我心里一会儿发毛，一会儿发躁，一会儿发怵。我紧攥着新买的软呢帽，掌心里捏出了汗。
老两口在雨中奋力摇琴，那阴沉而苍白的面容，赤红的眼睛，无声的嘴唇，仿佛在说：“你这该死的！给钱呀！你想听，我们这儿可没有乐曲！想听自个儿弹去！”
我站在盲眼乞丐往常光着头唱歌的所立之处，暗自揣想，他们何不从每月讨得的钱里拿出五十分之一，给这东西调调音？如果摇琴的是我，肯定想要奏个什么曲子，至少让我自己听着也舒服！你来摇当然了，我自问自答，可惜不是。谁能责怪他们呢，他们显然厌恶以乞讨为生，无心向路人奉还一首熟悉的歌曲作为报偿。
与我那不戴帽子的朋友差距真大。
朋友？
我惊讶地眨眨眼，继续往前走去，默默朝自己点了个头。
“打扰一下，拉六角手风琴的那人……”
老太停止摇琴，瞪了我一眼。
“啊？”
“光着脑袋淋雨的那人。”
“啊，他呀！”老太尖声答道。“他今天没来吗？”
“你没长眼啊？”老太太大叫。
她又开始转动那魔鬼般的机器。
我往锡盅里放了一便士。
她定定地看着我，好像我朝盅子里吐了口痰。
我又放进一便士。她停了手。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问。
“病了。躺床上呢。该死，天太冷了！我们听到他一路咳着回去了。”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哎呀，谁会知道这些呀！”
我站在原地，想到那人孑然一身待在城里的某个角落，顿时失去了方向感。我傻傻地看着新帽子。
老两口不安地望着我。
我往钱盅里放了最后一先令。
“他会好起来的。”我说，不是说给他们听，而像是在劝解别人，但愿是宽慰我自己。
老太吃力地转动着摇柄。机器飞速运转，丑陋的琴体内部发出一阵玻璃相击的刺耳声响。
“这首曲子，”我呆呆地问，“叫什么？”
“你是聋子吗！”老太厉声吼道，“这是国歌！劳驾你把帽子拿开好吧？”
我把手里的新帽子拿开给她看。
她抬头瞪我一眼。“你的帽子，大兄弟，你头上的帽子！”
“啊！”我涨红了脸，从头上取下旧帽子。
现在两手各拿一顶。
老太继续摇动风琴，奏出“音乐”。雨点敲打着我的眉毛、眼睑、嘴唇。
来到桥的尽头，我停下脚步，思索一路来悬而未决的艰难抉择：该将哪顶帽子戴上我湿透的脑袋？
接下来的一周，我经常去桥上，却往往只遇到那对老两口摇着群魔乱吠的乐器，或者就根本没有人。
在我们逗留的最后一天，妻子开始收拾行李，打算把新买的软呢帽连同我其余的帽子一起打包收进手提箱。
“谢谢，亲爱的，不用装进去。”我从她手里拿过来，“请直接放在外面的壁炉架上吧。那儿。”
当晚，酒店经理带了瓶离别赠酒到我们的房间。我们相谈甚欢，聊至夜深。杯里斟着白兰地，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像一头鲜活的橘黄色巨狮。房间里突然沉寂下来，许是因为我们蓦然发现轻柔的雪花正静静飘过高窗。
经理手握酒杯，望着连绵的雪絮，低头看看午夜的石头街面，最后压低声音说道：“我们没剩几个人了。”
我与妻子互相对视一眼。
经理发现了我们的小动作。“这么说，你认识他啰？他也跟你说过？”
“是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经理望着下方阴影中站着的那一拨人影，小口呷酒。
“之前，我曾以为他是把自己比作在生活的艰辛中激流勇进的斗士，像他这样的勇士已所剩无几。但是不对。或者他可能是说，现在生活富裕了，乞讨人数正在消减。但是也不对。所以，可能，也许，他是说现在没剩几个‘人类’来关注他们，从他们的角度看世界，让收赠双方充分地理解彼此。大家都很忙，东奔西走，没有时间互相了解。可我又觉得这种解释没有意义，肤浅低级，无病呻吟，毫无价值。”
他站在窗前，侧过半个身子。
“这么说，你们认识那个口头禅是‘我们没剩几个人了’的乞丐，对吧？”
我和妻子点点头。
“那你们认识抱奶娃的那个女人吗？”
“见过。”我说。
“得癌症那个呢？”
“也见过。”妻子说。
“缺钱买火车票去科克那个呢？”
“贝尔法斯特。”我说。
“戈尔韦。”妻子说。
经理脸上挂着悲哀的笑容，转头对着窗外。
“还有成天摇着不成调的风琴曲那对老两口呢？”
“他们俩一直这样？”我问。
“打我小时候起就这样。”经理的面容突然布满忧虑，“你认识奥康奈尔桥上那个乞丐吗？”
“哪一个？”我问。其实我心里知道答案，因为我正不自觉地望着壁炉架上那顶帽子。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经理问。
“没有。”
“《爱尔兰时报》第五版下半页有篇报道，可能是厌倦了乞讨，他把六角手风琴丢进利菲河，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这么说，他回来过，就在昨天！而我偏巧没有去桥上！
“那个可怜虫。”经理笑了一下，出气的声音很空洞，“这样的死法多可笑，多恐怖。先是那台不得好死的六角手风琴——我讨厌它，你应该也是吧？——呜里哇啦地落水，像只病猫，然后那人便跟着跳下。我不禁发笑，笑过又觉得羞耻。唉。他们没找到尸体。现在还在找。”
“啊，天哪！”我起身叫道，“啊，该死！”
这时，经理仔细打量着我，为我的激烈反应感到吃惊。“这不是你所能左右的。”
“都怪我！我从没给过他一便士，一便士都没给过，从来没有！你呢？”
“现在想来，还真没有。”
“那你比我还过分！”我激动地斥责，“我见你去过城里各个地方，大把大把的便士掏出来四处分发。为什么，为什么偏偏不给他？”
“我想，我是觉得他做得太过了。”
“见鬼，没错！”现在我也站到了窗前，透过飞舞的雪花凝视下方的街道，“我以为他是故意光着头，诱骗我心生同情。该死，时间一长，你认为什么都是诡计花招！我曾经在冬夜路过，冷雨又细又密，他在那儿唱歌，更平添我的寒冷，让我讨厌他这么拼命。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卖力而更觉得冷，更加讨厌他？所以，他得不到钱，钱盅里总是空空如也。我向来觉得他和其他人是一路货色。可是，也许他才是真正的潦倒，从今年冬天开始家道衰败，第一次当乞丐，为了喂饱肚子只好当掉衣服，最后只能光着头站在雨里。”
现在雪下得很大，下方的街灯以及灯影中的雕塑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你是怎么区分他们的呢？”我问，“怎么判断哪一个是诚实的，哪一个是假装的？”
“事实上，”经理轻声说道，“分辨不出来。他们之间没有区别。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乞讨久了，变得精明，忘了很久以前刚开始时的样子：这个星期六有吃的，下个星期天饿肚子，再下个星期一赊东西，再下个星期二借第一根火柴，星期四借香烟。再过几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名叫皇家爱尔兰酒店的地方，天晓得是怎么来的，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有一件事非常肯定：他们都吊在生活的悬崖上，指尖紧扒着崖壁，艰难地挣扎。奥康奈尔桥上那人，可怜虫，一定是有人踩了一脚他扒在桥沿上的手，他只好绝望地放开。这证明了什么？你既不能无视他们，又不能用眼神逼走他们，也不能跑开躲着不见，只能给他们同等的施舍。一旦开始在他们之间画线，就会有人感觉受伤。我现在很后悔，每次经过那个盲眼的歌者身边，都没有给过一个先令。唉，唉，咱们姑且自我安慰安慰，希望逼他跳河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的家庭，或者他的过去。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报纸上没有透露他的名字。”
雪花无声地飘过我们的视野，黑暗的身影在下方等待。白雪轻柔地落上他们的肩膀、后背、帽子、披肩，将他们塑成一群绵羊，看不出那羊皮之下的究竟是狼还是羊。
片刻之后，我乘坐那幽灵般的电梯下楼，不知何时已把新买的软呢帽拿在了手里。
顾不上披大衣，我身着衬衫急急步入了夜色。
我将帽子给了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没去管他戴起来是否合适。兜里所有的钱很快就全部散尽了。
随后，身无分文的我无意间抬头望去。我瑟瑟发抖，定在原地，全身僵冷，眨眼望着那如云如絮默默飘落的雪花，它们洁白得煞眼。我看见酒店高高的窗户，看见明灯与暗影。
住那上面是什么感觉？我想，壁炉里有火吗？像呼出的气息那么温暖吗？里面住的都是什么人呢？他们在喝酒吧？他们很开心吧？
他们注意过我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