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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永京
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十九世纪的中国男人大多又矮又瘦，他也是。但他很整洁。他双手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江南的男人常常在小指上留一截恶心的长指甲，这是从古至今他们的集体习惯，那截发黄的长指甲用来剔牙缝，掏耳朵，抠鼻屎，搔头皮屑，挑指甲缝里藏的污垢，类似一把瑞士军刀的功用，而他不留指甲。
他有与瘦小的身躯不相称的声音：温和而低沉有力。他的声音温暖但是不暧昧，有力但是不强硬，这样的声音让人愿意听，愿意他对自己多说些什么，而且愿意信赖。也许这是他在俄亥俄州的建阳学院学来的声音和语调，并不是天生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当传教士，就得找到自己最完美的声音。他八岁到上海的第一个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王家码头创办的英文学校上学，那是上海的第一家英文学校。十六岁时被文惠廉送到美国纽约州上中学。接着上了大学，那是俄亥俄州最早的圣公会大学。从建阳学院毕业那年，因为成绩优异，他是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组织PHI BETA KAPPA接受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离开俄亥俄州时，他的声音已变成了这样。这声音曾在建阳学院里的教堂穹顶下回荡，温柔明亮，诚挚坚定，不愧为替上帝招呼人们心灵的声音。那座教堂是中西部最早的圣公会教堂，至今还在用。当年他买咖啡豆和面包的校园小店，至今也还沿用原来的名字，但变成了建阳学院的咖啡餐厅。在学生档案里还可查到他当年的成绩单，那是1862年的纪录。他的导师，教名彼得。在他离开后建立了“颜永京牧师援助团”，建阳学院的帮助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他回家那一年，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租界，码头上到处堆放着从印度来的鸦片包，锚地里停泊着越洋而来的飞剪船。他的祖国衰败耻辱，政治专制，洋人跋扈，社会腐坏，生活动荡，人民愚昧。所以，回到中国传教是他的理想。他乘坐的美国邮船越过整个太平洋，明澄的蓝水渐渐变黄，变脏，吴淞口到了。河岸上密密麻麻发黑的木屋，是洋行的仓库，沙船港里桅杆如林，船上有难民，河岸上有难民，到处因太平之战（注：指1862-1864年间的太平军苏南之战）涌向上海租界的江浙难民，从此，上海租界的种族藩篱被突破，变成华洋杂处之地。他的船驶向仍旧充满泥滩气味但彻夜赶工的外滩，他如同一颗急促的雨点，从万里之高，笔直落进泥沼里的水洼。
当年他爸爸将他带出自家的棉花铺，送进英文学校，打算让他学好英文，将来做买办，挣大钱。没想到他却随启蒙老师文惠廉信了基督教，还当了传教士。按照清廷的王法，信基督教就自动丢了中国人的身份。他爸爸没想到，当时从十九世纪的上海现实为孩子考虑，却将他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没像唐廷枢那样去洋行当大买办，也没像容闳那样留在耶鲁大学里当老师。容闳终老在哈特福德，他的墓地成了一百年来中国留学生会特意去祭扫的地方。
那个年代，会英文的人都做生意，当了买办的，同时自己也做些生意，或者干脆从洋行里出来自己做生意，办洋务的官员同时自己也做生意，即使不肯做买办的容闳也曾做过生意，甚至像他的挚友宋耀如，在美国学习神学，回中国来当传教士，也一边传教，一边兼做商人。只有他一心只做传教士。
也许这种对思想的热衷来自遗传。他家古老的血脉上溯到春秋战国年代，孔子最钟爱、也是最用功的学生颜回。也许来自于对中国的使命感。他以为自己可以追随使徒时代的圣者，将福音传达到中国大地。也许来自对文惠廉的爱戴。他其实是在这个美国牧师的影响下长大的，他住在文惠廉开辟的虹口美国租界，他的长子用文惠廉的名字做教名，他继承了文惠廉的职位，在虹口的圣公会主堂做牧师，他决定要做像文惠廉一样的人。颜回的血脉成了圣公会的传教士，如此巨变，不过，书生对精神的追求还是一脉相承下来。
1881年4月上午，他站在外滩公园门前，他笔直地望着人，微微张开双臂。他像那些充满温暖感情的传教士那样，很容易激起人心中的爱慕。但这种爱慕并不会真的泛滥，因为他身上还有一种凛冽的道义，它像出鞘的刀锋一样静静闪烁，制止了放肆。
越过他的一侧肩膀，能看到卡提萨克号快帆船正驶进上海港口。如今它停靠在格林威治旧港湾里，已成为伦敦海事博物馆的展品。它当年沉重的白帆大多数都已降下，桅杆上纵横的绳索在浩荡春风里摇动，如颜永京在外滩时看到的一样。它是一条来往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茶叶船，十九世纪时，它曾是世界上航行最远，风头最劲的远洋船，从英国出发，经过好望角到亚洲，再经过印度和太平洋，最后到上海港。它缓缓经过他的身后，船头女神雕像的嘴角用力向下拉着，面容阴沉。他回上海已经二十年了，从年轻的传道人成了上海租界有名的传教士，但黄浦江里繁忙的情景还与从前一样，鸦片包还是从南亚各地源源不断地运进港来，茶叶和丝绸还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洋行的房子比二十年前气派多了，租界更像一个西方的港口城市了。
越过他的另一侧肩膀，能看到公园树影里华尔纪念碑白色的石头。那是李鸿章出资，为常胜军战死者立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四十八个官兵的名字，长枪队队长华尔的名字刻在第一个。他是租界英雄。太平之战后，侨民里人心大定，中国人也佩服洋人的勇敢和技术，租界开始有了天长地久的迹象，妇女和孩子点缀出生活宁和而活泼的面貌，用最结实和昂贵的材料盖楼房成了外滩的风气。这时，历史的手将颜永京像一个棋子一样，放在公园大门前。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工部局文件里。华尔纪念碑在1942年被拆毁，而他留在工部局文件里的抗议信，却保留下来了。
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穿着那种十九世纪紧紧箍着胸前的西装。那种西装一点不服帖中国人的手臂，肩膀和背脊曲线，又硬又古板，在身上箍着，使身体看上去更瘦小。
清末的中国人穿西装，很有符号性。那不合身的西装标志着这个人已与传统决裂，而且此身甘与众人违，即使被骂作假洋鬼子，也要表达自己对西方的认同。而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傅兰雅主持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到中文。委员会的传教士中有韦廉臣，林乐知，傅兰雅，丁韪良，都是当时重要的传教士，他是里面唯一的华人。圣公会在中国办了两座重要的大学，学西方科学和语言，上体育课，上海圣约翰书院和武昌文华书院，他都是主要的创办人。他不像康有为和翁同龢那样对朝廷抱着某种愿望，所以有人请他去做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时，他回绝了，说自己不想给学生磕头。他年轻时只肯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生为妻，后来，当他的儿子们长到十六岁，到了他当年离开家，去美国求学的年龄，他就将他们送往美国接受教育，期望他们成为没有旧传统阴影的中国人，有能力为国家服务。日后，承用文惠廉名字的颜惠庆，成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参加巴黎和会的谈判。颜德庆成为中国第一代铁道工程师，与詹天佑一起建造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他收养的侄子颜福庆，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医学专家，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甚至，在上海地方志的记载中，这三个男孩还是中国最早骑脚踏车的少年。他家的幻灯机，也是上海最早的一台美国产的“电光画片机”。
他在当时的社会中如此先锋，应该是个穿西装的。
可他更可能穿长袍马褂。宋耀如刚回上海时，到王家码头的教堂去拜访颜永京，宋耀如不会说中文，他们俩只能用英语。颜永京劝告他，把美国藏到心里去，学说上海话，留辫子，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在外貌上完全靠拢中国人。颜永京说，只有这样才能亲近中国人，才能在中国人中传播福音。早年各国的传教士为了亲近中国人，都穿中国先生的长袍马褂，说中文。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其实颜永京的生活，也是那个时代在中国口岸城市的美国传教士们典型的生活。
1860年代，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中努力翻译西书。他翻译了心理学著作，美学著作，教育学著作。“美学”这个词，就是他创造的。
1870年代，他沿长江逆流而上，直到武昌。他艰苦生活和传教。这种艰苦对他来说，不光是孩子们丢石块打破了他的头，农民们一夜间拆光了他好不容易建起的小教堂，他只能接触到吃教的人，他们的冷酷挫伤他的心，不光这些，还有他的美国同事对他的猜忌和排挤，对他信仰的怀疑。他不光被中国人驱赶，也被美国人驱赶，始终是被中国人和美国人挤在中间的孤独者。
1880年代，他努力开办新学，向中国青年传播西方现代科学和世界观。在武昌他办了文华学院，在上海他办了圣约翰书院。在上海，他从英国商人手中买来地皮盖学校，自己教授数学、自然、哲学、神学和祈祷课。从前他们翻译的西书，此时大多成了新学用的第一批教科书和参考书，中国从孔子传下来的教育方式和四书五经，终于因此而走向式微。
当时，大买办也喜欢穿长袍马褂，对买办来说，它是一种身份的认证，而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却是一种融入与引领的姿态，是在中国排除万难的基督教先驱者的标志。这么说，他会穿长袍马褂。
一架马车经过，向英国领事馆驶去。1881年英国领事馆的大草坪后面，是带有拱廊和木头百叶窗的殖民式建筑。再后面，是伦敦会的联合教堂。那里是租界的心脏。传说那个教堂的牧师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国军队递送过不少情报。传教士丁韪良曾在那里发表过“以华制华”的演说，这个演说催生了中国区别于印度的租界模式，租界制度最大程度地减轻了英国管理印度殖民地造成的负担，又能保证通商和传教的便利，还保全了中国的主权。这是一次动机被人争论不休的演说。那个教堂还为欢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举行过晚会，赫德比丁韪良更同情中国的苦衷，因此，他也是个虽受尊敬但极孤独的人。颜永京能够体会这种站得太靠前的尴尬处境。这种理解已超过了殖民地居民特有的对种族的不信任，他们都是穿长袍马褂的人。
在武昌时，他的美国同事怀疑他用自己对美国的熟悉和英文能力，支持中国人反对他们。那两个美国传教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颜永京从武昌赶出去。最终，武昌数年恶斗的结果，美国传教士调任回国，颜永京调回上海。差会特地送颜永京去日本休养受创的身心，表示对他的安抚。但他通过这件事，已深深体会到那种身处夹缝之痛。从此以后，我想，要是他仍习惯穿长袍马褂，一样的长袍马褂，是他温暖莫名的盔甲。
这辆马车挡住了他，就像一本从徐家汇藏书楼的库房里调出的旧档案被合上了一样，完全挡住了他。
1881年这一年，他代替回国养病的施约瑟主持圣约翰书院，被人称为“有地位的颜永京先生”。他是站在东方和西方交汇最前锋的中国知识分子，先是时代将他的血肉之躯放进东西夹缝里，再是他自己努力将自己深深嵌进去，将自己的孩子们也嵌进去。这夹缝在他看来却是广阔新天地，可以不计伤痛。
这一年，外滩公园已经开放了十五年，从英国来的园艺师已经在公园里培育了一个漂亮的小花园，里面种着从英国带来的各种玫瑰。英国的玫瑰种其实来自中国，中国人叫它月季。月季到英国后受人热爱，渐渐变了种，成为玫瑰。此时再返上海，被人称为英国玫瑰。
旧档案里，工部局秘书向左倾斜的笔迹里出现了他的名字：Y.K. Yen。
颜永京和其他九位华人居民和纳税人来信，抗议捕房不让他们中的几个人进入花园，并询问有关中国人进入花园的章程。
董事会的答复是，由于花园地方有限，所以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进园的，但捕房已授权让所有正派的，穿戴体面的华人入园。总董说，他得知侨民一般都反对华人入园的情况后，已命彭福尔德先生不要更改捕房以前的有关不允许华人入园的有关规定。
接着与会者就有关该花园当时移交给工部局的条件进行了讨论，决定要弄清楚从法律上讲，华人是否能要求入园，同时大家一致同意写信给颜永京等人说，工部局不承认华人有使用该花园的任何权利。
1878年的时候，在上海的报纸上已经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写文章，对公园独禁华人的章程表示不满。“沪上工部局有园焉，”某人在1878年春末的《申报》上写道，“树木森然，百卉粲然，固热闹场中一清净境也。然华人独禁，不许一游，论者惜之。昨有西人某致书于晋源报馆云，工部局所造之花园，应使中西人一律进内游览云云。揣其意，大约因观在中国之衣冠中人，偶入其内，门者不遂，阻止，因请概弛其禁也。该报馆登之于报而论之曰：中国之下等人甚多，而花园又太小，设使此禁一弛，未免不便。又使仅任衣冠中人入内而下等人概屏门外，更多窒碍，不如仍照向章如是也。愚以为香港亦有公家花园，布置极佳，向例不准华人出入，自港督易任后，以此事殊属不公，遂裁去此令。中西人士互游于园，从无滋事之举。犹忆年时该处开园，张灯作乐，与本埠相同。斯时，士女如云，无分中外，雍雍然，交让于园，致足乐也。该花园创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签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又下等人之在中国者，皆佣工及执业者居多，料亦无暇而日为此娱目赏心之事。即使有游手好闲者，则有捕房之法令在，若辈亦断不敢逞也。”而外国人对园规的反感反而直截了当：“我觉得相当难受，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就杀死一些外国恶魔以求平等。”
颜永京自然不会没读到这些报纸。他早就知道上海总会不接受华人会员，外滩公园，皇宫饭店，汇丰银行和跑马场也都不接待华人。英国人可以与华人在一起工作，但不会与华人共享生活的乐趣。他很了解英国侨民对租界等级的热衷，了解侨民对印度式种族隔离的向往，了解欧洲人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优越感。他也早就知道封建帝国人民对人权的无知，臣民对自尊的漠视，这一切他都懂得。他约了相熟的基督徒们一起去公园，其中还有他小学的同学，仁济医院的创办者吴虹玉牧师，也是他的儿女亲家。所以，他是故意去闯门禁的。他就为了坐实外滩公园独禁华人入内，可以正式给工部局写一封抗议信。这是公园门禁之争的档案里最早的抗议信。
1886年7月的上午，他又站在外滩公园前了，这次和他一起来的，是五个从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归国的基督教华人传教士，包括他的挚友吴虹玉和宋耀如。他们带来了《圣经》。那年他四十八岁，仍在圣约翰书院主持校务，仍旧教祈祷课，他仍有温厚诚笃的牧师的嗓音。
自从1881年被拒绝入园，他开始在上海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发表文章，介绍什么是现代民主社会。介绍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可以拥有什么权利。介绍什么是公民的公权和私权。到1885年，他又联合当时上海有名的大洋行买办和华商给工部局写信，要求向华人开放公家花园。当时和他一起签名的八个人，其中就有唐廷枢。他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招商局总办，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做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还是北洋政府总理唐绍仪的叔叔。唐廷枢的弟弟唐茂枝也在信上签了名，他也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他们在信中宣告，一切剥夺我们权利的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他们还特别指出，园规偏袒日本人和韩国人，准许他们随意进入黄浦公园，而所有华人，包括高级官员和来自遥远省份的参观者都被严厉排斥在外。他们在信里建议准许华人在有某些限制之下进入公园，可以由工部局发票。
这次工部局终于采纳了1881年捕房的建议，开始为他们认为有资格进入公园的体面华人制定门票。体面的华人可以到工部局去申请一次性出入公园的门票。这仍旧是一项带有侮辱性的规定，工部局拥有判断谁是体面华人的权力，并规定必须穿西装，举止符合西方人在公众场合的礼仪才能进入公园。我以为他会拒绝，但他没有。他赞同了。
他只是立即写信给公园委员会指出，对华人的门票制度开始以后，并没有向华人公示，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到工部局申请门票。他建议，公园最好每周为衣着体面的华人免票开放一次，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西人和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但他的建议再次被董事会拒绝。工部局再次向他说明，门票制度只是出于容忍，而非承认华人有此权利。
他立即向工部局申请入园门票，入园参观。
从黄浦江和苏州河两边来的风使夏天的公园很凉爽，树和草在那时都长得很好，小玫瑰园里的各色玫瑰都开了，中国南方的栀子花也都开了，临水的潮湿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股花香。十九世纪末，这个小公园是整个外滩最美的地方，这里有整个上海都缺少的雅致，让人可以联想到欧洲的悠闲。
建立不久的工部局乐队正在音乐亭前的草坡上演奏，一个姓维拉的西班牙音乐家领导着这支萍水相逢的欧洲乐师和菲律宾乐师组成的乐队，他们演奏各种舞曲，波尔卡，对舞，轻舞曲和华尔兹，以及一些序曲和进行曲，虽然乐谱特意从伦敦订购，但乐队这时还是缺乏训练，错误百出。尽管如此，音乐声还是给公园带来轻松闲适的气氛。在中国通常看不到这样的轻松，它使这个公园变得迷人。妇女们撑着长柄的阳伞，打扮得郑重其事。孩子们在爬上爬下，男人们即使在夏天，也穿着亚麻布的成套西装，他们的裤子上不得不带着落座留下的许多皱褶。这个公园很容易让他想起了美国的公园。纽约下城最早的公园，也是这样小，这样轻松，带有殖民地时代艰难而抖擞的梦想气息。从那里眺望南港码头，也可以看到码头上停泊的快帆船高耸的桅杆。那也是来往于纽约与伦敦的远洋船。
他看到草坡上中国阿妈们穿着白色的大襟衣服，纷纷站着。她们是园规里注明可以随侨民子女进园的华人。但园规跟着注明，公园举行音乐会时，她们不可以单独占一个座位，要是小孩不肯坐，她们也不能坐。这就是她们都站在草坪上的原因。
他看到有人牵着狗在江边散步，那时，公园还没有规定不让带狗进公园。
他看到有人诧异地打量他，他们为公园里竟然有中国人散步而奇怪。他知道有些目光是厌恶和蔑视的，那是些对工部局此项改革投反对票的侨民。他知道，他们讨厌他竟然与他们一样，一样在公园里，一样穿着整齐的亚麻西装，甚至一样站在草坡外面听乐队的演奏，而没有到草坡上找张椅子坐下来。那天公园里人多，男人们大多将椅子让给了女士们。他的行为像一个无可挑剔的绅士。然而，他竟是一个中国人。他几乎在这种排斥中生活了一辈子，所以只需短短一瞥，他就明白。他们冷冷地瞪他，是告诉他，即使他在行为举止上无可挑剔，还是个不受欢迎的外人。
但他仍旧到处走着。别人看他是在散步，而他却是在行军。
然后，他来到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堤岸边，在那里可以看到两股水流交汇形成的旋涡。江对岸是古旧的礼查饭店，它高大的外廊像马来亚和香港的房子一样，它临水的花园里挂着些红色的中国灯笼，这种混杂的面貌就是典型的上海。堤岸上有一把椅子面向着黄浦江，他坐了下来，并闻到木条上被太阳晒暖的桐油气味。
他不由得喜欢上这公园刻意保持的宁静与矜持，喜欢上那里的树和花，还有干净的树间小道。在趣味上，我想他与西方更亲近。他与那个时代西化的中国人一样，由衷地追求现代性，由衷地改造自己。他们觉得那是中国唯一的逃生之路，西化便是自新。而趣味上的西化，则是最地道的自新。现代化就是新生。因此，咖啡，西餐，巴赫和脚踏车，对他来说，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争取进入公园，也绝不是为了简单的平等。在这里感觉到的舒服，也不可以说只是感官的舒服。这一切，都与新生的希望有关。
他从那里眺望江面，苏州河交汇口外面的码头和更远处的远洋船锚地，那里依旧桅杆如林，在桅杆的顶端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还有洋行自己的旗帜，小驳船像穿梭在鲨鱼嘴边的小鱼群那样成群地出没在码头和锚地之间。这平底灰色的小驳船，几乎像蚂蚁搬家一样在江面上连成一线，将印度鸦片从锚地转运到外滩的各家洋行码头。小船被堆得满满的，船舱被压得几乎接近水面。清朝政府吃了两次败仗后，鸦片贸易便在中国合法化，唯一的妥协是给印度鸦片换了一个名字，叫“洋药”。
1886年这一次，六个华人牧师带着《圣经》，要求免票进入公园宣传《圣经》。他们又被巡捕挡在了门外。这次，他们与巡捕打了起来。
要不是那些牧师里有一个青年是宋耀如，要不是在门口的混战中，有一个说法文的少女从围观的人群中高声制止巡捕打人（这对青年就这样开始相爱，共度一生），要不是他们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父母，这段故事出现在宋家的传记中，我在别的档案里找不到对它的记录。这公园门前的短暂混战，对宋家是一段逸事，而对颜永京，却是一个证明。证明他并不满足公园对体面华人有限开放的门票制度，他想要它向所有华人平等开放。
这次因为打的是基督徒，引来了英国领事馆的官员。英国人认出了其中的颜永京和吴虹玉，他们本来就是可以得到门票的华人，所以他们被放进了公园。中国牧师用英文向公园里的侨民们传教，让人觉得奇怪。然后，圣公会，伦敦会和监理会的大牧师也被通知到公园里来规劝华人牧师。林乐知来了，小文惠廉和慕维廉也来了。在他们看来，颜永京太固执，也太政治化了。而在颜永京看来，他们明知道公园的规则是不平等的，但从未试图纠正，是违背《圣经》的。林乐知是他翻译所的同事，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十七年，上午授课，下午翻译，晚上编辑，礼拜天传教，从无休息，直至在中国去世。他是个好传教士。小文惠廉是文惠廉的儿子，出生在中国，子承父业，是颜永京武昌文华学院的同事，他是个好传教士。慕维廉是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他将西方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印行出版。上海当时还没有发电，无法启动他带来的印刷机，他就找来耕牛拉磨发电，上海的第一批中文西书就是这样印出来的。他也是好传教士。他们都将中国当成可以奉献终生的地方，但他们从未和颜永京一起争取过华人在公园的公民权利。这时，他和他们在公园门口，彼此都感到尴尬和遗憾。
最后一次在旧档案里出现Y.K.Yen的名字，是1892年。那时，他准备离开上海，再回武昌发展文华学院。那是一所和颜永京在纽约州学习时一样的男童寄宿学校，他当年按照建阳学院教学楼的样子建造了它的教学楼。他终于不能忘怀年轻时的挫折，终于想要弥补和证实自己。临行前，他给工部局写信，再次建议公园应该免票向华人开放。他说，他能理解工部局的解释，公园太小，华人太多，不能接受无条件开放，他建议可以专门辟出一天来接待华人，或者应该告示公园的门票制度，让更多的华人能凭票使用公园。他终于还是不能忘记公园仍旧没有向全体华人开放。
公园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某一天向华人开放的可能性。但这个建议再次被工部局否决。
“复信通知科纳先生，工部局感谢公园委员会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并同意他们的想法，即华人凭票可以入园，还不如在每周中有一天让他们免费入园更能让华人接受。而这种凭票入园的做法是颜永京先生提出来的，未必为他所有的同胞接受。董事会认为现在对此事采取行动是不明智的，他们建议通知颜永京先生，工部局已知悉他来信的内容，但他们认为并不需要改变目前的做法。董事会批准了这一信稿，并令人缮就寄出。还要通知科纳先生，他在给颜永京先生的复信中，必须十分当心，不要承认华人有要求入园的任何权利。”
此时的工部局已对颜永京充满戒心。他参加建立的留美学人会，因为就在他家客厅活动，所以大家把它称为颜永京俱乐部。当工部局的商人们了解到那些应该是最亲近西人的留美学生们讨论的，是工部局的非法性和租界的非法性，他们的心立刻就凉了。当颜永京见到工部局扩充租界的地图后马上表示反对，他们就将他从自己人的阵营里剔除了。颜永京的所有建议都被他们滴水不漏地挡了回去。
1895年，他被差会派遣到英国和美国做巡回演讲，呼吁英美教徒支持在中国禁止鸦片。他演讲的题目是“爱人如己”。经过了鸦片战争，经过了火烧圆明园，经过那么多年和工部局的交涉，他要求向华人开放公园被他们拒绝，他要求工部局对中国青年开设免费英文学校，帮助更多华人青年学习英语被他们拒绝，他要求找出殴打小车车夫的巡捕被他们拒绝，他还真的相信可以劝说英国人要爱人如己，能放弃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帮助中国人在中国禁止鸦片。他还真的相信这世界上有超越种族的普世真理，而且这普世真理终有一天会被世人接受。他在美国做了一百多场演讲，在英国跑了五十多个市镇，又做了一百多场演讲，每一次他都告诉基督徒们，如果禁止了鸦片，中国就会新生。
他就这样保持着对人的信心。
三年之后，他生病去世。人们在虹口圣公会主堂为他举行追思。这是1898年，旧帝国正分崩离析，各国列强疯狂瓜分中国，俄国要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甘肃、新疆，《中俄密约》实际上已经丢掉了东北，继而，旅顺港被占。英国要长江流域和威海卫军港，德国要胶州湾和整个山东，法国要两广和云南，使自己在远东的殖民地一直可连通越南和柬埔寨。日本要台湾和福建。去世前，他发起了最后一次对工部局的书面抗议，反对工部局正在规划的租界扩张计划。在抗议信上签名的，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那些和他一起在公园门口与巡捕打架的华人牧师们，那些和他一起闯门禁的华人基督徒们，以及他小学的同学吴虹玉。
他做的最后的演讲，是在格致学院连讲四天《世界大势》，他带去了在美国演讲时带回来的幻灯机，让上海人了解，英国和美国正在快步迈进工业时代，那生机勃勃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理想。
1898年春，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上海租界的报纸上一派改良春色。那时他已不能起床了，读到变法维新的消息，他对人说，后悔当初没去做皇帝的英文老师。
他在此时，仍旧保持着对人的信心。
2002年上海渥热的6月中午，他再次站在黄浦公园门口。他是一个十九世纪古旧的鬼魂。他死去三十年后的1928年，进入工部局的第一批华人董事促使工部局董事会通过决议，向全体华人开放外滩公园。为阻止苦力和穷苦流民进入公园，公园开始收费。1942年废除租界，公园自然归属中国政府。1946年改称黄浦公园，华尔纪念碑随即被日本人拆除。现今，他一眼就看到门口赭红色的巨大雕塑《浦江潮》，一座斯拉夫式的雕塑，洋溢着复仇的勇猛与颠覆的快意。在它面前，他显得非常矮小。公园大门在1982年重建，1885年写明“本园为上海外侨社团专有”的园规牌子早已不见，但重建的大门保留了西式的铸铁栏杆和花岗岩石块。当年苗条的银杏树，现在树干上已遍布疤痕和树洞，不过，它仍活着，绿叶婆娑。1994年，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
门口有一辆大客车停着，一个瘦而高，满面烟色的门房正在验证它的停车证。那正是当年缠头巾的锡克巡捕站的地方。
2002年上海渥热的6月中午，吉迪的小学老师也站在大门边，像1975年的时候一样，声音又尖又亮地提醒吉迪，他之所以能轻松地跨过公园的门禁，是因为中国人民现在终于站起来了，赶走了帝国主义，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她热烈地看着他，期待他心中翻身做主人的自豪觉醒。
颜永京踏进公园。原先沿江的堤岸现在成了一个用褐色大理石砌起来的高台，高台下面是一些打烊的小商店，沾满雨痕的玻璃窗上还留着已经褪色的各色广告，售卖柯达或者富士胶卷的，经济盒饭的，以及劣质旅游纪念品的，凌乱而潦草。
原先外滩最美的一处堤岸消失了。公园由于不能面向江面，变得更像一处洼地。
颜永京绕到雕塑后面，雕塑后面是一小片灌木林，灌木林中有一个凉棚，凉棚中有一个干涸的圆形水池，和一些落满灰尘的太湖石。凉棚下的长凳上都是人，他们坐着，歪着，躺着，半躺着。
有人一面喋喋不休地说着，一面打扑克。也有人将随身的提包枕在头下，胳膊团抱在胸前，直挺挺地躺在石凳上睡着了。那些敢于在石凳上睡着的人，大都是满身汗酸气的外乡人，他们将灰尘蒙蒙的皮鞋脱下来，安放在石凳前。喜欢当众脱鞋的，大多是浙江人，他们也喜欢吃瓜子并随地吐瓜子壳，一到浙江境内，大小城镇古色古香的街头巷尾，随时能看到地上有一堆一丛的瓜子壳，软软的，细碎的，像蚯蚓在泥地里翻出的碎土堆。
还有人身上穿着有成千上万条大小皱褶的睡衣裤坐在凉棚下。那是许多上海人居家的衣服。潦倒的中年人常会穿这样的睡衣出门，他们好像从床上起来，直接就走到大街上来了。穿成套睡衣抛头露面的，大多是住在老式弄堂里的上海中年男女。
情人们腻在彼此身上，有人在为对方尽心尽力地掏着耳屎，有人在旁若无人地亲热着，手在情人的衣服下移动，使对方的衣服蠕动着隆起，让他想起蛇生吞一只活青蛙时蠕动着隆起的身体。
原先微微隆起的大草坪也消失了，草坪上白色的凉亭也消失了。
他想起工部局早年与他的争执，总董将华人归结到“不开化的民族”里，认为华人在公园里举止不端，会使侨民妇女和孩子陷入不雅观的环境。他历数苦力在公园里半裸而眠，华人流民和儿童任意毁坏公园花木，华人乱丢垃圾。还有一个总董认为他建议的门票制度对华人来说是不平等的，容易引发租界更多的矛盾。对园规的反对之声，大多出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高等华人，不能容忍工部局将他们与苦力等同起来。这才是他们向工部局建议让衣着体面的华人免票进入公园的真正原因。他想起自己写过的文章，介绍公民的公权和私权，介绍公民在公众场所应有的公德意识。想起在公园水池附近他手握《圣经》说过的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吉迪班上的孩子正在公园里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1975年的孩子有狗一样的嗅觉，能将与众不同的人从人群中辨别出来，并想象他们的不可告人的来历，迅速将他们从人群中剔除出去。用吉迪的左脚和右脚大做文章的孩子们与他擦肩而过，他的表情是如此温和，但在他们看来，那样温和的表情就有叵测的动机。于是他们在灌木丛中跟踪他，看他是不是想在什么地方埋炸弹，或者要在银杏树下挖出一把手枪。那是解放前埋下的。在他们的印象中，他是帝国主义最阴险的走狗，最神秘的帮凶和最可怕的怪物，他挖小孩眼睛吃，用照相机摄人魂魄，红头发绿眉毛。他是毛主席说的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中最可恶的那一座。一定要打倒他，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时，武昌的文华学院和上海的圣约翰书院都还是学校，校园里为纪念他而建造的思颜堂都还在使用，只是没有学生知道为什么叫思颜堂。
有人飞奔去通知警察了，而吉迪却飞奔过去对他说：“快逃。”飞奔的孩子们各自都认定自己是英雄。他们都认为，他不会无缘无故到公园里来散步，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一方要置他于死地，而另一方则想放他生路。吉迪从小就对旧人旧事有种油然而生的好奇，那时，他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还在心里嘀咕，怕自己闯祸，给小心翼翼做人的父母添麻烦。
“为什么要逃，孩子？”他问吉迪。
吉迪被他问住了，他竟然还光明正大的。
他已不认识这个公园了，但他的双脚带着他向当年坐过的堤岸边走去。在那里他曾看见过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经过凉棚，草坪中断，他来到了停车场上。阳光的热力被裹在潮湿的空气里，像一张湿毯子一样覆盖在停车场散发着柴油气味的地面上。
颜永京看到停车场上停着旅游车，旅游车上靠着一个导游，她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戴着有阿迪达斯商标的遮阳帽，穿了白色的网球短裙，却在裙子底下穿了尼龙连裤袜。她身上有种拼命追赶都市时尚的江南小城女子的兴致勃勃。她正在打电话，正愉快地在电话里和人谈着等一下她的购物计划，公园对面的友谊商店正在拆迁大甩卖，她要去买些便宜货，离停车的地方又近。她带来的客人已经离开旅游车去外滩了。旅游车的司机正在打盹，将穿着丝袜的厚实的双脚高高翘在方向盘前面的玻璃挡板上。
还有一辆车，司机和导游正在清扫客人留在车上的垃圾，一堆堆的瓜子壳，花生壳，糖纸和矿泉水的塑料瓶从车上直接扫到了停车场的地上。清洁工人远远地叫：“喂，喂喂，苏D71199，我们这里有‘七不’规范听到过
？第一条就是不要乱丢果皮纸屑，当心罚款。”司机师傅和导游小姐扬起脸，一迭声地解释：“还没扫完呐，不要紧张呀，我们还要扫干净的。”然后，他们草草将垃圾扫到垃圾箱附近的地上就了了事。
工人抄起扫把和长柄簸箕，慢慢走了过来。他软塌塌地走过发白的阳光，像所有这个闷热的梅雨季节打不起精神的上海人一样，垂着肩膀。他慢慢走过一辆又一辆大客车，绕过地上一摊摊客车滴下来的柴油污渍，不时将地上散落的垃圾扫进簸箕里，到垃圾箱边将自己簸箕里的垃圾倒了进去。
“哐哐，哐哐。”他在垃圾箱边上重重敲打着簸箕，一张冰激凌包装纸黏在他的簸箕上了。他不肯用手将那纸块拉下来，可怎么也敲不下来。于是，那“哐哐”的声音就像赌了气。已经回到车上的司机和导游将自己的头从车窗里伸出来，赔着笑脸，看着，仿佛为他加油。最后，那张纸终于被他手里的扫把扫了下去。“师傅辛苦，师傅辛苦。”车上的人也如释重负，一迭声地安慰原路退回的工人。他脸上已沁出一层油汗。司机从车上远远地伸出手来，要敬香烟，工人摇头拒绝：“这种天气，不吃。”不过，停车场的气氛，却因此而缓和下来。
停车场的一端有一个巨型公共厕所，另一端是高大的纪念塔，全是后来新修的。有很多花岗岩，在被雾气包裹的阳光里，散发着石头的闷热，公园到这里就算是到头了。小玫瑰园没有了，能看到两河交汇处的堤岸也没有了。
现在这里是人民英雄纪念塔，三条花岗岩的柱子直直地向天空高耸上去，这三条柱子分别象征着三个时代上海人为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做出的牺牲，一条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牺牲在反帝斗争中的上海人，一条象征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上海人，还有一条象征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上海牺牲的人。三杆枪的纪念碑是如此高大，与狭长的小公园如此不协调，它原先的幽静矜持已荡然无存。
他站在一座更高大的纪念碑前，哑口无言。这一年，上海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美国《福布斯》杂志揭晓了“2002年度中国大陆一百首富排行榜”，荣智健再次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首富”。他来自一个著名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家族，他的父亲曾是1950年代上海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上海国家赛车场有限公司与国际汽联副主席伯尼签署了上海承办F1世界锦标赛2004-2010年中国大奖赛的商业协议，标志着世界第二大运动F1比赛将正式登陆上海。上海卢浦大桥合龙成功，世界第一大拱桥在上海诞生。全球数学科学最高水平的学术大会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海实行了公民护照自由申领制度。神州三号飞船成功升入太空，又成功返回地面，表明中国已具备载人航天飞行的能力。他登上人民英雄纪念塔的石阶，小小的花岗岩半岛外，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礼查饭店大修的脚手架正在拆除，露出它褐色的外墙，现在它叫浦江饭店了。而且，黄浦江上没看到一条鸦片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