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红与黑》是根据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1827年末，司汤达在《法院公报》上看到安托万·贝尔泰的案件。贝尔泰是格勒诺布尔的神学院学生，他先后有两个情妇。他本是马蹄铁匠的儿子，20岁时当了公证人米舒家的家庭教师，成了女主人的情人。随后他进了贝莱的神学院，又来到德·科尔东家，与后者的女儿产生恋情，但他和米舒太太仍然通信，并指责她换了一个情人，后来发展到在教堂枪击她。

司汤达保留了贝尔泰与两个女人的爱情关系的基本线索。故事改在1825年弗朗什—孔泰省的维里耶尔小城。德·雷纳尔市长挑选了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于连·索雷尔做家庭教师。于连获得市长夫人的好感，她没有享受过爱情，逐渐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成了他的情妇。他们的关系终于隐瞒不住。在谢朗神父的安排下，于连来到贝藏松的神学院，很快获得院长皮拉尔神父的信任。院长为他谋得德·拉莫尔侯爵秘书的职务。他的高傲唤起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好奇心，他设法把她勾引到手。侯爵似乎无路可走，给了他称号、军阶并应允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这时，德·雷纳尔夫人在教士的唆使下揭露了于连。于连愤怒之极，回到维里耶尔，开枪打伤了她。于连被捕之后，万念俱灰，在法庭上怒斥统治阶级，被判处上了断头台。三天后，德·雷纳尔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红与黑》的第一个层面表现为爱情小说。司汤达从批判封建婚姻的角度去描写于连的两次爱情。德·雷纳尔夫人是个纯朴、真诚、不会做作的女子，她与市长之间并无爱情。德·雷纳尔先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在他眼里只有金钱、贵族门第，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他和妻子没有感情交流。德·雷纳尔夫人在于连身上发现了平民阶级的优异品质：具有进取心、自尊心强、不愿屈服于贵族之下、聪明能干、感情炽烈、一旦尝到了爱情便投身其中。她爱上于连是对封建婚姻的反叛。玛蒂尔德的情况有所不同，司汤达曾经解释过自己的创作意图：“作者敢于描绘巴黎妇女的性格，她之所以爱上别人，是自以为天天早上即将要失去他……她同德·雷纳尔真正的朴实的爱情形成出色的对比。”但不管怎样，玛蒂尔德是一个蔑视贵族婚姻观点的侯门小姐，她看不起德·克罗瓦兹努瓦侯爵和德·吕兹等有身份、有财产的贵族青年，厌倦了贵族圈子封闭的、保守的风气。别人越是对她低声下气，她越是不屑一顾。她欣赏于连之处，正是他没有奴颜媚骨、受到19世纪启蒙思想的熏陶而表现出自由思想，又有才识胆略。不可否认，她愿意放弃贵族门第与于连结合，不顾自己的名誉跑到维里耶尔四处活动，为搭救于连而不遗余力；即使她的行动中有着矫情的成分，但她的表现是违反贵族阶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至于于连，司汤达描写了他的平民反抗意识。他把自己的行动看作“战斗”，要完成自己的“责任”，以报复市长对他的蔑视。他受到德·雷纳尔夫人热烈纯真的爱情感染，产生了相应的爱情。他对平等的意识非常强烈：“如果关系到教育孩子，她可以对我说：照我的话去做，但是，对我的爱情做出反应时，她必须平等对待。没有平等就不能产生爱情。”因此，他十分警惕她的贵族意识的流露。于连对玛蒂尔德的爱情羼杂了较多的理智成分和目的，他企图对那些贵族青年挑战，并通过玛蒂尔德向上爬。他的内心对玛蒂尔德缺乏真正的爱情，因为他并不喜欢她的性格，然而他的野心支配了他的行动。

《红与黑》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它“从头至尾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最强烈的现实小说”。对于《红与黑》书名的含义，一向众说纷纭。红色最有可能是军服的象征，即对第一帝国的向往；而黑色代表教士黑袍，即教会及复辟时期的反动统治。于连就在这两种职业中作选择。红色也可以指于连所进入的教堂的窗帘，他在教堂里看到了路易·让雷尔（于连的名字打乱次序的拼写）的判决。他从窗帘的反光中看到血，这预示了小说的结尾。他不喜欢虚伪的黑色，而喜欢牺牲的红色。当然还有别的解释。

《红与黑》确实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小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作者揭露了复辟王朝时期的腐败、黑暗以及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德·雷纳尔市长这个新贵族是外省贵族的代表，兼有贵族的狂妄和资产者的贪婪。他因镇压革命有功，当上了市长。他意识到办实业的重要，在拿破仑时代就办起了工厂。他本想与夫人离异，但妻子是富有的女继承人，他便忍气吞声，甘愿戴绿帽子。司汤达通过对收容所和神学院的描写暴露当时各种机构的腐败、勾心斗角和金钱的罪恶。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贪污穷人的钱款，克扣囚犯的口粮。他的家散发出偷来的钱的气味和俗不可耐的奢华。他靠管理穷人的福利把财产增加了两三倍，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做到省长。人人都想着如何捞钱，卖官鬻爵；没有人不腐蚀别人，又被别人腐蚀。从法官到狱卒，莫不如此。钱能打通各种关节。于连的父亲深知这一点，他在同市长谈判时就精明得很，捞到了便宜；于连入狱后，他来探监，指责于连的行为；但当于连提起他攒了些钱时，老木匠马上改变了态度，他竟然要于连还给他预支的伙食费和教育费。于连不禁感叹这就是“父爱”。同样，教士也收受贿赂，教会权力极大，连治安法官也怕得罪年轻的副本堂神父；圣会可以随意指挥烟草局和拍卖、分配职位，代理主教势力很大，了解家庭的秘密，以颁发奖章的办法取得案件的胜诉。对神学院的描写是小说最有揭露性的篇章之一。于连是院长的宠儿，因此受到院长死对头的打击，考试中了圈套，居然落到第198名。学生之间勾心斗角，信奉金钱第一。他们知道教士有宽裕的收入，被培养成维护政权的工具。于连就认识到不能像在拿破化时代那样靠军功在30岁左右做到上校或将军，他看到40岁的主教有10万年薪，相当于拿破仑的著名将领的三倍收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异常尖锐。贵族总是害怕罗伯斯比尔会卷土重来，这种可能性主要出现在像于连这样的下层阶级人物身上。连德·雷纳尔夫人都觉得，如果发生革命，所有贵族会被平民绞死。司汤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您怎能不认为，遍布法国的二十万个于连，以贝吕纳的鼓手长、下级军官奥热罗、成为帝国参议员的伯爵的检察官办事员的升迁为榜样，推翻上述的傻瓜呢？”他认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于连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的死表现了贵族阶级与平民的尖锐对立。

其次，《红与黑》描绘了复辟王朝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党派斗争剑拔弩张：极端保王党不满于君主立宪，妄想把法国拉回到绝对君主时代；自由党中不少人成为百万富翁，渴望着权力；君主立宪派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教会各派联合各个党派，兴风作浪。在维里耶尔，德·雷纳尔、瓦勒诺和马斯龙形成三角势力，主宰着政治。瓦勒诺与德·雷纳尔明争暗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德·拉莫尔是个狡猾的政治家，与各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他和代理主教德·弗里莱为了一块地产斗了6年，只打了个平手。弗里莱、马斯龙和卡斯塔奈德都属于圣会。圣会在复辟王朝的返回中起过重要作用。它暗中支持右翼极端分子，德·雷纳尔夫人的信就是在圣会教士的唆使下写出来的。1830年初，查理十世到布雷—勒奥，向圣徒遗物祈祷，以扩大宗教影响。小说在《国王在维里耶尔》中描绘了这个浩大场面，对国王朝圣隐含辛辣的讽刺。当时的一个改革家阿佩尔曾受到极右分子的指责，说他在1827年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放跑了两个政治犯；小说描写他来到维里耶尔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活动。于连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听到法尔科兹和圣吉罗的对话，他们对复辟王朝怀着强烈的不满。前者对拿破仑的统治十分怀念，后者原是个印刷厂主，认为自己的厄运是拿破仑造成的。这是复辟王朝时期一般人矛盾心理的再现：他们既怀念拿破仑时期的辉煌战功，又觉得是他为复辟王朝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统治者则把有关拿破仑的一切视作洪水猛兽，连他的《回忆录》也不许阅读。正统派思想被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不容许表达真知灼见。德·拉莫尔侯爵的沙龙是一个典范的贵族聚会场所，人们不触及任何重大事件，只谈论罗西尼的音乐或贺拉斯的作品。另外，小说大量提到保王派报纸《日报》《法兰西报》和反对派报纸《宪政报》。当时报纸盛行，是党派活动的晴雨表。这一幅幅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图景，形象地反映了形势的混乱，预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第三，《红与黑》对现实抨击最尖锐的描写，是在第21至23章中对贵族政权企图依靠外国势力干预政局的揭露。《秘密记录》一章是对1818年“秘密备忘录”事件的影射。当局感到局面难以控制，便想向国外求援，考虑由英国出钱，召集外国军队入侵。极端保王党人商议，要求列强对路易十八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反对通过宪章。1818年夏天，极端保王党策划的“水边阴谋”，目的在于迫使国王改变内阁成员，或者强迫国王让位给阿尔都瓦伯爵——未来的查理十世。司汤达将历史事实融化到小说中，改变日期，放到1830年，使暴露的矛头更为尖锐。当时的内阁首相波利涅克在小说中成为与会者奈瓦尔。他们提出用暗杀或大屠杀的手段来维持政权。德·拉莫尔侯爵提出要在各省组织忠于王权的队伍，反对新闻自由；他认为新闻自由和贵族之间，是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他警告说，欧洲将只存在共和国总统而没有国王了，“随着国王这两个字的消失，僧侣和贵族也将消失”。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让神圣同盟进行军事干预。与会者面目可憎，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写出这些保王党分子的外强中干。这几章将复辟王朝狗急跳墙的卖国企图暴露无遗。

司汤达通过人物说出政治内容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但他把自己的主张让出版商来说，自己则提出反对的论据：“在想象的趣味中，政治是音乐会中的一下手枪声。这声音尖厉，但并不有力。它与任何乐器的声音不协调。这种政治会大大伤害一半读者，使另一半读者厌烦。”出版商反驳说：“如果您作品的人物不谈政治，他们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再像您所期待的成为一面镜子了。”出版商以现实主义的镜子说为根据，显然代表了司汤达的见解。司汤达的镜子说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主张，而又有所发展。他在小说中说：“小说是在大路上来回移动的一面镜子”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既是镜子，人物和他们所生活、在其中成长的社会便得到毋庸置疑的真实反映；“来回移动”表明作者不断的活动，为的是表现得鲜明，感觉要敏锐；“大路边”表明视野宽广，作者并不局限在室内，而是接触社会的实际活动。镜子说是司汤达反映政治内容的依据。

《红与黑》还是一部风俗小说。小说故事发生在三个地方：汝拉山区的小城维里耶尔、贝藏松的神学院和巴黎的德·拉莫尔侯爵府。这三个地方概括了当时法国的风貌。维里耶尔是外省城市的写照，它虽然位于偏僻山区，可是已经受到现代社会的熏染，兴起了小型工业：市长的钉子厂，他靠它赚到了一幢大宅。于连家的锯木厂是另一景观。随着工业的兴起，唯利是图也就成了人们的行动准则。乞丐收容所这个福利机构却成了瓦勒诺发财致富的工具。神学院是社会的另一个缩影。它像监狱一样阴森可怖，行李要经过仔细搜查，信件往往被扣压。神父、学生都互相倾轧，虚伪做作笼罩着一切。由于院长和副院长有矛盾，选择谁做自己的忏悔神父就成了重要抉择，关系到依附哪一派。德·拉莫尔侯爵府是上层社会的写照。这里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活动中心之一，也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侯爵是个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复辟王朝的红人。这个贵族府第在灯烛辉煌的外表下，不免露出了衰败的征兆。贵族们敌视自由思想，生怕再出现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式的人物，表现了他们的虚弱和反动。《红与黑》的风俗描写广泛而深入，提供了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的一幅真实画卷。

《红与黑》的突出成就也表现在塑造了于连这个形象。这个个人奋斗者是世界文学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于连的性格是多元多层次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则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出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于连个性刚强，充满激情，富有毅力。他虽然表面长得羸弱，但是“心里竟藏着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外表和内心的强烈反差，是于连形象的一大特点。但有毅力，敢于行动，是他的主导方面，犹豫不决是暂时的，最终要被他的决心所克服。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对贵族的趾高气扬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于连不堪忍受父兄的打骂，几次想离家出走，表现出对独立人格的渴求。他父亲让他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回答“我不愿意当仆人”“同仆人一起吃饭，我宁愿死掉”。当市长把他当仆人一样训斥时，于连眼里露出复仇的目光，愤然回答说：“没有您，我也可以活下去，先生。”为了报复市长，他在夜晚乘凉时，握住了市长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长夫人以及后来要征服玛蒂尔德的行动也有着这种报复和反抗意识。在于连看来，这是他应做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正是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受到压制后不满情绪的流露。拿破仑给予平民以飞黄腾达的机会，如今这种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像于连这样有才能的平民青年如同种子要发芽一样，仍然要寻找向上爬的机会。他看到主教的丰厚收入，便想到当教士，于是背诵《圣经》，愿到神学院去，忍气吞声地想适应那里的生活。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便甘心为他效劳，不再反抗了。个人野心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直到他发现贵族阶级对平民存在根本的敌视以后，又恢复了反抗精神，宁死也不肯妥协。于连的多变是复辟王朝时期谋求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于连的个人奋斗往往被看作是一个野心家所为。一方面，他要向上爬，像泰纳所说的“并非他想炫耀奢华和享受，而是他想摆脱屈辱和穷困带来的附属地位”；另一方面，既然是野心家，他是没有什么政治准则的。虚伪是他改变命运的手段：“虚伪是我争取面包的唯一武器”。为达目的，他可以给极端保王派充当秘密信使。这时，他与自己所反对的贵族阶级同流合污了。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惮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他既崇拜拿破仑，又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奋斗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热衷于向上爬，又愤然选择了死亡，不肯向卑污的现实让步。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这个形象的丰富性标志着司汤达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红与黑》的心理描写开创了现实主义内倾性的方向。司汤达的心理描写通常十分简短，却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作者是以客观的态度表现人物对环境压迫的直接反应。如于连受到市长的侮辱，德·雷纳尔夫人为了安慰他，对他特别照顾。他却想：“啊，这些有钱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了人，随后又以为假惺惺来几下，就可以通通弥补了！”于连的思索反映了他对贵族产生本能的反感。有时是作者的分析。如于连捏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以后，小说这样写道：“但这种激动是一种快感，而不是一种激情。”因为于连当时心中并没有产生爱情。有时人物在代表作者说话。如玛蒂尔德听到于连对皮拉尔神父说，他同侯爵一家吃饭实在难受，宁愿在一家小饭馆吃饭，她便对于连产生一点敬意。心想，这个人不是跪着求生的，像这个老神父那样。又如于连这样审视玛蒂尔德：“这件黑色连衣裙更能显示她身材的美。她有王后的仪态。”这句话其实是作者的看法。有时作者干脆现身说法，如小说这样写道：“‘伪善’这个词儿令您惊讶吗？发展到这个可怕的词儿之前，年轻农民的心灵经历了漫漫长路。”这是对于连内心的一种分析。又如于连同德·雷纳尔夫人初次见面时，他的内心活动与作者的议论交叉进行。小说一面描写于连想吻市长夫人的手，不想当懦夫；一面又分析他知道自己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感到气足胆壮起来。这种既深入到人物内心，又始终待在他们身边，是司汤达最拿手的笔法。它显示出惊人的客观性，与浪漫派作家强烈的主观性截然不同。左拉正确地指出：“必须看到他从一个思想出发，然后表现一连串思想的展开，彼此依附和纠缠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种连续的分析更精细、更深入、更令人意料不到的了。人物沉浸在其中，他的头脑时刻进行着思索，显现出最隐蔽的思想。没有人能这样好地掌握心灵的机制了。”司汤达的心理描写既不是全能的叙述者，也不是无动于衷的观察家。他与人物的眼睛一起观看，与人物一起感觉，即使不是与人物的想法完全一样，但他通过同人物身份一致，尽可能地表现出人物的思路发展过程。批评家斯塔罗班斯基在《活眼睛》中认为，司汤达的人物随着小说的发展在不断地自我认识，真正的自我显露要到最后才完成，如于连的虚伪心态就是这样；司汤达懂得“从内部观察到的心灵，抒情的心灵与现实的厚壁”相对照的艺术，正如黑格尔所说，现代小说的基础在于：“心灵的诗意与社会关系、外部环境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相对应的散文之间存在的冲突。”心理独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现代小说的基本技巧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大半采用了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心理描写，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不打引号，这种手法直到二十世纪才被许多作家所模仿，但在阅读时需要读者稍作分辨。译者想在这次重译中保留这种手法，以新的面貌呈献给读者。

《红与黑》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除了于连，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是一组相对照的女性形象。前者纯洁，热烈而不矫饰，虽充满母爱，又保存着少女般的天真，在产生爱情之后有过一番挣扎，但终究受到宗教的束缚而听人摆布；后者也敢于冲破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但她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既不能容忍别人驾驭，反复无常，又拜倒在“英雄”的脚下，是一个新型的贵族少女。此外，市长、瓦勒里、老索雷尔同是拜金主义者，市侩气十足；但市长多一分高傲和愚蠢，瓦勒里多一点飞扬跋扈，老索雷尔更显狡黠和锱铢必较。同类人物的个性显出不同，表现了司汤达的艺术功力不同寻常。

最后，《红与黑》从传统的封闭结构向现代开放结构过渡。作品继承了《汤姆·琼斯》的布局手法，以于连的爱情、仕途为发展线索，重点描写了他在小城、省城、巴黎和监狱4个场景；又克服了《汤姆·琼斯》拖沓的弊病，主干明显，疏密得当。《红与黑》摆脱了纯粹按照时间延续安排情节的格局，向着“空间”长篇小说过渡。作品表现的是1830年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空间的心灵变化，时间、地点的迅速变换，人物的忽隐忽现，呈现出现代因素。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的揭发信后，从巴黎赶到小城，至少三四天，甚至一周。亢奋情绪很难持续。这一情节形成的时空上多层化，使小说平添现代小说“心理结构”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