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篇第三：执礼贵诚
这一篇的主要内容是礼。礼亦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豊”是“禮”的本字。豊，甲骨文
=
（像许多打着绳结的玉串）+
（壴，有脚架的建鼓），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象形字典”网）。礼的本义是举行仪式，祭神求福，引申为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仪式，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类初期必须抱团成群才能对付老虎、狮子等猛兽，并得以生存下来。人组织在一起，从家庭到团队到民族、国家，必有规则和仪式。作为群体组合的人类社会，无论何时都离不开“礼”。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改变社会共守的规则，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生活不断改进的需要。
有时候，中国人会以“礼仪之邦”而自豪。同时，由于受到20世纪初反礼教思潮和六七十年代“文革”的影响，在一般人的意识里，中国古代的礼是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其实，孔子所讲的礼，是他那个时代的礼，有其合理性。至于后来帝王专制时代，统治者以礼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束缚、戕害人民，那是需要批判的。礼作为社会规则，应该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应该有不同的礼。对于中国古代的礼，超越其形式，提升到人格、品行的层面，其思想和价值仍然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中国古代社会一些过时的繁文缛节应该抛弃，但是其背后有益于人类共存的为人之道应该继承。
孔子讲礼不仅注重形式，更注重“礼之本”——人的诚意和仁心。本篇孔子讲礼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为对当时越礼的担忧；二为坚守礼的规范；三为礼之本即仁，执礼贵诚，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礼的外在形式应该与内在的仁心相统一。
壹 孔子的担忧——礼之违
“佾”，古代舞蹈的一行，8人为一佾；“八佾”，即8行，共64人。八佾是天子使用的舞蹈规格。季氏是鲁国的大夫，应该用四佾。孔子对这件事进行评论，说季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成语，表示对某种行为的愤慨和反感，令人无法容忍。一般的《论语》注释也将这句话解释为：“这样的事情能忍受、容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受、容忍呢？”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却不是这样。杨先生认为，这里的“忍”是忍心、狠心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季氏连“八佾舞于庭”这样的事都可以狠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
我认为杨先生的解释有道理。我是从句法上理解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接着“八佾舞于庭”，是对季氏行为及其行为后的心理叙述。其主语应该是季氏，而非孔子。因此，把其理解为“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较为妥当。如果解释为“这样的事情能忍受、容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受、容忍呢”，那么“忍受”“容忍”的主语应该是孔子，这句话就应该是这样——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这样说季氏，表达的并不是愤慨和不满，而是深深的担忧。他担忧季氏做出这样违礼的事，将来就会做出更加大逆不道的事。孔子所处时代，东周天子的统治力削弱了，诸侯间相互争霸，礼乐趋于崩坏。季氏这样的行为将会加快礼制的崩坏，导致社会的解体，甚至天下大乱。孔子担忧礼的崩溃，竭力维护周礼。可以理解为保守、落后，也可以理解为对天下百姓的担忧。他关注的是“天下有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实，规范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可惜，中国古代的礼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法制。
“三家”，指鲁国的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史称“三桓”，都是鲁桓公的后代，上一章的季氏即季孙氏。作为大夫，他们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到了孔子的时代，他们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国君，掌控了鲁国的国政。《雍》是《诗经·周颂》的一篇，由天子在祭祀活动结束，撤走（“彻”通“撤”）祭品时演唱。而“三家”在祭祀结束时也演唱《雍》，显然是越礼的行为。孔子看到这样的情形，不禁悲叹说：“《雍》诗中说‘帮助祭祀的是诸侯，周天子（武王）端庄肃穆’，这两句诗，为什么能在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唱呢？”显然，孔子对“三桓”的越礼行为非常反感。
“旅”，本意是旅行，这里是去祭泰山的意思。在当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境内山川。季氏作为鲁国的大夫竟然去祭祀天下名山泰山，不仅僭越了鲁侯，而且僭越了周天子。“三桓”一起操纵了鲁国，季氏在“三桓”中又是最强者。从第一章和本章可以看出季氏的骄横放纵，不仅对鲁侯不屑一顾，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中。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当时在季氏家做管家。孔子要他阻止季氏祭泰山，冉有回答做不到。面对如此情形，孔子是那样的无奈和痛心。我们可以想象出孔子仰天长叹的样子，从内心深处发出“呜呼”的感喟——“难道泰山之神没有林放懂礼吗？”其言外之意是，如果泰山神像林放一样知“礼之本”（参阅本篇第4章），就不会接受季氏的越礼行为。
这三章表现的是孔子对当时鲁国“三桓”越礼行为的强烈不满和深深担忧。
“禘”，是周天子祭祀祖先的隆重大礼。“灌”，祭祀时的第一次献酒，此酒用郁金香草和黑黍酿成，香味浓郁。鲁国是诸侯，也举行禘礼，在孔子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孔子说：“禘祭的时候，从第一次献酒往后，我就不想再看了。”这是孔子从内心对鲁国违礼行为的反对。
也许是听说了孔子对这一越礼行为的不认同，于是有人问孔子关于禘祭的说法。孔子说：“我不知道呀。若有知道禘祭说法的人，对天下来说正像摆在这里啊。”孔子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手掌。孔子的意思是，鲁国国君如果依礼行事的话，治理国家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容易。
孔子说自己不知禘礼，是正话反说。孔子作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老师，怎么可能不懂禘礼呢？面对礼崩乐坏的现状，他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只好知而不言。他自己知礼、守礼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国君要知礼、守礼，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古代称开国国君为太祖，祭太祖之庙称太庙。鲁国的太庙即祭周公之庙。“子入太庙，每事问”，一般用来说明孔子谦虚好学。由此，有人质疑：“谁说这位鄹邑人的儿子知礼啊？”（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为鄹邑大夫，古人常用地名称呼人。）从有人质疑可以看出，孔子的知礼在当时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听到有人质疑，孔子的解释是“是礼也”，这正是礼啊。孔子为什么把“每事问”说成是礼呢？“每事问”，不仅是懂不懂的问题，还是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行事和当事人的尊重。因此，在孔子看来，“每事问”本身就是礼。
钱穆先生认为“是礼也”的“也”通“邪”，表示疑问。“是礼也？”这些算礼吗？这是孔子委婉地指出太庙里很多地方是僭礼的。孔子之所以“每事问”，就是去了解太庙里的礼是否规范。
我认为钱穆先生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孔子对礼肯定是很懂的，这可以从前几章孔子对违礼行为的揭示看出来。孔子的“每事问”，不是为了表示谦虚，而是为了了解其中的礼是否规范。由此可见，这个故事反映的也是当时鲁国社会礼制已经遭到破坏，社会行为不符合礼的应有准则已是普遍现象。
管仲是春秋时期大有作为的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为齐国宰相。孔子认为管仲是个人才，肯定其历史功绩，也认同管仲不拘小节以成就大事的选择和行为。（参阅《宪问篇第十四》第17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里孔子评价管仲气量小，又批评管仲不知节俭、不守礼节。可见，孔子评价人，不因善隐恶，也不因恶隐善。
孔子说管仲不俭，是因为管仲有三处封地，各处各项管理人员不兼职，显得奢侈。说管仲不知礼，是因为诸侯在住处大门外立屏风，管仲也如此；诸侯之间相互接待，为了表示友好，设计了放酒杯的土墩，管仲亦如此。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管仲，如此放荡违礼，可见当时社会越礼、违礼、僭礼的现象已经不可遏制。这正是作为信礼、守礼、护礼的孔子心痛之所在。
孔子说：“居上的人，也就是统治者、领导，没有宽厚之心，进行礼仪的时候不敬重，参加丧礼不悲哀，让我怎么去看待你们呢？”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不守礼、不敬礼之人的不满。孔子始终强调一个人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和情感。他所说的“不宽”“不敬”“不哀”这些表现，都违背仁和礼的要求。“不宽”“不哀”，就是缺乏仁爱之心；“不敬”，就是对礼不尊重。
孔子要培养的是彬彬有礼的君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君子。因此，他对这样“不宽”“不敬”“不哀”的行为很着急，也很痛心。
贰 孔子的信念——礼之守
这里的“无所争”，并非墨守成规、无所作为和不思进取、不求上进，而是一种礼仪和境界。在孔子看来，君子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并孜孜以求，而不会在细枝末节等具体利益上和人争夺。如果一定要竞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享受生活的快乐，必须彬彬有礼、尊重对方、和融共乐。孔子以古代的射礼来说明君子间有礼貌、有情趣的竞争。比赛前双方相互作揖登场，比赛结束后下来饮酒聊天。竞争成为一种生活的愉悦和享受。这样的竞争礼仪，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既竭力释放个体潜能又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内在要求。
现在的体育竞赛正是这样：赛前双方友好地握手；赛中竭力对抗、各显神通；赛后失利者会祝贺获胜者，而获胜者也会安慰失利者。真正的体育精神，重视的不是比赛的结果，而是一起享受比赛的过程，享受生命运动和角力的乐趣。
杞国是夏禹的后代，宋国是商汤的后代。“文”，指历史典籍；“献”，指熟知史实的贤人。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做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做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我就可以引来做证了。”
《为政篇第二》第23章中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孔子对上古礼的追溯和变革的研究。这里孔子又强调了必须以事实为证据来确认不同朝代的礼，反映了他诚实的学术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表现了他对礼的真诚和尊重，不因为自己喜爱礼就去胡乱地编创。
孔子尊崇周礼，主张以礼维护社会的秩序。但是，孔子是尊重历史、重视实证的。夏礼、殷礼，孔子能说出来，可由于历史文献和当代的贤者不足以做证，孔子只能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能完全证明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孔子没有因为要维护古礼而忽略证据，而是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对文献不足的遗憾。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好学者、中国古代的“学圣”之一，孔子具有这样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也值得今人警戒。
孔子是看到礼乐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他对礼的遵从，并非一味守旧。在上一章孔子说到，夏商之礼他都知道，只是不能严密地论证。在这里孔子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借鉴夏商两代并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是那样的美盛。我主张遵从周礼。”
孔子遵从周礼，是对文化、历史积累发展的传承和尊崇。
“皮”，指箭靶子，古时的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做的。这句话说的是古时射礼的规则，意思是：比赛射箭不一定要穿透箭靶子（而是主要看有没有射中目标），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一样。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古代的礼仪是很了解的，而且对其细节及其背后的道理都很清楚。
“告”，古音读“gù”；“朔”，每月的第一天；“饩羊”，用于祭祀杀而不烹的羊。“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月的第一天诸侯国的国君用一只杀而不烹的羊到祖庙里祭祀，告诉国民这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祭庙结束后上朝听政。当时，鲁国的国君已经不执行这项礼制了，不仅不祭庙，也不上朝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虚应其事。所以，子贡建议干脆连羊也不要杀了。
针对子贡的想法，孔子说：“子贡啊，你可惜羊，我可惜的是这种礼不再举行了。”这并不是说孔子不可惜羊，孔子关心的不是礼的形式（祭羊），而是礼本身。他希望因为这个仪式的存在，使人们知道曾经有此勤政、助民的礼存在。
孔子说：“为君主做事遵循臣子的礼节，别人却以为是谄媚。”这大概是孔子的感慨和无奈吧。孔子曾有一段在鲁国从政的经历，在此期间，他竭力倡导君臣、同行间遵循应有的礼节，相互尊重，和合共美（参阅《乡党篇第十》）。而当时的鲁国，三家强势，国君已被架空，不少人依附于三家，不把鲁君放在眼里。他们看到孔子“事君尽礼”，便嘲笑他谄媚君主。尽管如此，孔子仍然依职尽礼，按章办事。
由此看出，孔子的守礼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上。这也呼应了第一篇孔子的学习哲学，学习不仅是获得知识，更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事，就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敏于事而慎于言”。后来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在孔子等先贤这里都可以找到源头。孔子的这句话，从世俗的角度看，则说明了做人之难：尊敬领导，有人会说你拍马屁；不尊敬领导，则有人会说你狂妄。
鲁定公问孔子：“君使用臣，臣事奉君，该怎么做？”孔子回答说：“君应该以礼使用臣，臣应该尽心竭力为君做事。”定公之问，君于臣称“使”，臣对君称“事”。显然，在定公的心里，君臣是上下级，是不平等的。其实，是否上下级并不重要，就是在现代社会，不管哪种体制，公职也好，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在管理上总有层级，关键是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尊重、人格平等、合作共赢。在孔子看来，君臣虽有等级关系，但并非是后者无条件地绝对服从，更不是愚忠。臣的忠与君的礼是相辅相成的。臣子尽心于君王的前提是，君王必须按照礼节对待臣子。
对于礼，不能只看到仪式，礼的后面是人，是人应有的品行。如果忽视了礼后面的人，礼就成了无聊的形式。孔子守礼，更关注礼后面的人。他说的“君使臣以礼”，即作为君主对臣子的尊重。这也就是下面孔子关注的“礼之本”。
后来的帝王专制时代，臣子对皇帝的愚忠并非早期儒家（孔子）的本意。孟子也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如实、客观地理解，不要把后来衍变出来的罪恶和陋习归罪于古人。我们需要做的是，继承优良，及时反省，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社”，是土神。古代祭祀土神，要为土神设立一个木制的牌位。哀公问宰我：“用什么树木为土神做牌位？”宰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历史上夏、商、周三朝分别是用什么木料做的，还解释了周朝用栗做土神牌位的用意——周人用栗树的木头做社神，为的是使民害怕（这个用意也许是当时人们的理解，也许是后来人的解释）。显然，这样解释不符合孔子的仁爱思想，而孔子又是赞同周朝礼制的，本篇第14章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孔子听了宰我的话后，说道：“已经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再议论了，完成了的事也不能再纠正了，过去的事不要再责怪了。”孔子是责备宰我在周人身上加上不爱民的罪名，也是为了维护他盛赞的周礼。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三句话在此语境中的意思相似。既往不咎已成为我们对待人和事常常采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有好的一面，以和为贵，不追究以往的过错，向前看，面向未来；也有负面的影响，会使人丧失警惕，忘记反省，不去及时修正错误，某些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屡错屡犯。许多观点都要视具体的情境、具体的人和事才能确定其效用，不可随意推而广之。
叁 孔子的理想，礼的普世价值——礼之本
这是孔子讲仁和礼、仁和乐的关系。冯友兰、李泽厚两位先生都认为，仁是对待人和事的一种心理情感和态度；钱穆先生认为，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怎样来对待礼和乐呢？”也就是说，没有仁爱之心，就没有真正的礼和乐；没有仁爱之心，礼和乐就失去了意义和本质。礼和乐只是外在的形式，而仁才是礼乐背后的“本”。由此可看出在孔子心中，礼之本即仁。
关于礼、乐和仁的辩证关系，钱穆先生作过具体阐释：“礼必随时而变，仁则亘古今而一贯更无可变。”“人心之仁，则蕴蓄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则吾心之仁亦无落实畅遂之所。”“孔子言礼必兼言乐，礼主敬，乐主和。礼不兼乐，偏近于拘束。乐不兼礼，偏近于流放。二者兼容，乃可表达人心之仁到一恰好处。”
林放，鲁国人，也有人说是孔子的弟子。他向孔子问“礼之本”，可见其喜欢追问，具有“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的学习品质。以这样的话题来问孔子，一来说明孔子知礼、懂礼，在当时很有影响；二来，此问正中孔子下怀。于是，孔子兴高采烈地回答——“大哉问！”可以想象出孔子的兴奋和激动。在很多人违礼、越礼、毁礼的情况下，孔子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此时有人来问礼，问礼之本，孔子怎能不喜出望外呢？接着，孔子说出了自己礼之本的观点：“礼仪，与其讲究表面的奢华，不如简朴；丧事，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悲哀。”
把第3、4两章结合起来，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孔子的礼之本即仁心、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思想。礼本于人心之仁，就像接待客人，如果条件不够，不必故意奢华，真诚相待即是可贵的礼，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为政篇第二》第7章中孔子讲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的外在行为里应该包含着仁。孔子讲孝，其根本就是一个“敬”字，即对长辈真诚的关爱、尊重之心。
古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夷狄”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诸夏”，即华夏，指古代中原的部族，经夏、商、周三代融合，建立统一稳定的周朝，周朝时称“华夏”，后世成为中国的称呼。“华”，美丽之义，即文化繁荣；“夏”，盛大之义，即国势强盛。这里的“亡”同“无”。
孔子这句话历来多解，主要有两说：文化落后的夷狄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呢（杨伯峻：《论语译注》）；夷狄亦有君，不像中国的君主已经名存实亡（李泽厚：《论语今读》）。
钱穆先生说：“社会可以无君，终不可以无礼。”意即如果诸夏无君，但人群相处有共同遵守的礼，其社会之道还会超过夷狄。从这个角度看，礼就像现代社会的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根本。
这是孔子和学生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姓卜，名商，小孔子44岁，是孔子后期的高才生，“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文学。
这段对话从《诗经·卫风·硕人》的两句诗说起，说的是本色与装饰的关系。“倩”，是笑起来有一对小酒窝的意思。这是基因，是本色，有人本来如此，有人再怎么笑也没有酒窝。这样的本色，一笑起来给人乖巧、玲珑的美感，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盼”，是眼睛黑白分明的意思，这也是本色，这本色让人觉得这眼睛是美的。查阅《诗经》，“素以为绚兮”原文上是没有的。“素”，是指没有染色的绢，引申为白色。素，是本色的；绚，是装饰的。“素以为绚兮”，装饰由本色而来，“素”经过绘画、装饰而有了花纹和色彩。这样来理解的话，“素以为绚兮”就是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解释。子夏问这两句诗的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使之有文采）是在素上进行的，也就是先有本色的素，后有绘画装饰使之绚丽起来。子夏接着问：“礼后乎？”那么，礼也是在什么（仁）之后吗？就是说，礼是有装饰美化作用的外在形式，它的里面应该有本色的东西，这本色的东西就是仁，即人的内心情感、态度等。子夏没有说出这么多具体的解释，但孔子似乎听懂了。这里呼应了前面的“礼之本”，就像无论多么美的人，都离不开天生丽质，一个天生斜眼的人绝不会“美目盼兮”；礼仪无论怎样繁华热闹，如果缺乏了仁爱、真情，只能是空中楼阁。
不难想象，最后孔子是有些激动地说：“启发我的，是你啊，卜商！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了。”这时，孔子已经忘记自己教师的身份，完全沉浸在和弟子同学共修的欢乐之中。这是远古的头脑风暴，这是师生智慧的对话，这样的教学相长令人心仪向往。从孔子对子夏的肯定和赞赏中，我们看不出他是在和小他44岁的学生说话，仿佛是朋友之间在讨论、交流学习心得，真可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第十二》第24章）。孔子的率性、好学、教学民主可见一斑。此章可与《学而篇第一》第15章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参读相益。
对此章“绘事后素”的解释，另外提供点信息供读者参考，有兴趣的读者可做深入了解和研究。
从古至今，对“素”的解释有两种：一般解释为“白色的底子”，“绘事后素”即先有白色的底子，再在上面绘画；另一种解释是，何晏《集解》引东汉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这里的“素”指白色的颜料。这两种解释，“绘事”和“素”的顺序相反，第一种解释“素”在“绘事”前，第二种解释“素”在“绘事”后。
在“互动百科”上，有一篇长文对“绘事后素”做了详细的溯源和解释。该篇文章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文献《考工记》为依据，对“绘事后素”做了解释。在那个时代，“素”指的是“底画”，即现在的“素描”，也就是加色彩前的黑白画。底画是需要绘画专业技能的，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就不可能有最后的彩画作品。有了底画，后面的涂色添彩即是“绘事”，只是机械的附加而已，无需专业技能，只要细心一些就行。古代的“画缋（绘）”，包括民间的“画缋”，仅限于美术的后半段工作即涂色添彩，不包含全过程。《考工记》的“画”专指笔涂五彩颜料成彩图，其“缋”是在制成的衣服等上面刺绣五色丝线成绚丽花纹，它们仅仅局限于涂色添彩操作部分。后来，“绘画”一词才引申为指整个的画画过程。
知道了“绘事后素”原本的意思，对“素”的价值才有深刻的理解。“绘事后素”的寓意显然是有良好的底子、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至于孔子说的“礼后乎”，其“礼”是质地，“乐”是锦上添花；或者，“仁”是质地，“礼”是锦上添花。诸位可以反复琢磨，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祭神，祭祖先，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是人类的一种宗教活动，也是人的心理、情感活动；同时，它也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一种心理、情感对话。对于祭，孔子强调的是诚，是内心的尊重。祭祀的对象是不在眼前的神，是已经逝去的祖先，似乎是缥缈的，但祭者对他们敬畏的情感却是真实的。祭的对象是神、始祖，祭的目的却在祭者本身。祭已经离世的不在场者，求得的是在场者的内心追求、向往、慰藉等。这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里没有指明其主体是谁。我们可以假设，这是弟子们对孔子祭祀时情态的回忆和记录。因为孔子一贯强调礼之本在仁，在内心的真诚和敬畏。
在行为后面，是孔子说的话。孔子说：“我不亲身参加祭祀，或者说我的心不放在祭祀上，那就等于没有祭祀。”这是孔子对祭礼的态度——人在，心在，情感在，才是真正的祭祀，才能表达对神、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祭礼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奥”，屋神，在屋内西南角，是家中的主神；“灶”，灶神。王孙贾出了个两难选择给孔子，说：“与其巴结屋神，不如巴结灶神，是什么意思？”这话类似于现在的“县官不如现管”。王孙贾是卫国的大臣，此时孔子应该在卫国。王孙贾用这句当时的俗语问孔子，可能是暗示，也可能是嘲讽。
孔子当时在卫国为了从政，他自己或他的弟子找过卫灵公或其他大臣，孔子还见过卫灵公夫人南子。但是，孔子的回答很有智慧：“不对，如果这样巴结神，就会得罪最高的神——上天。得罪了上天，祈祷什么也没有用。”在孔子看来，巴结屋神也好，巴结灶神也好，都是不对的。神不是用来巴结的，而是用来尊敬的。这还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即礼之本在仁，仁心乃人间正道。
肆 人间导师
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揪心、担忧，对礼的坚守和推行，被有些人理解为保守和落后，这里不妨做些解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看待孔子对礼的追求和践行。礼崩乐坏的背后，其实是人心丧失，天下无道，社会混乱，百姓遭殃，生灵涂炭。而孔子竭力维护、恢复礼，为的是天下太平，众生安宁。在当时有的人看来，孔子推崇仁义礼智，即是天下之导师。
这是孔子对《诗经》首篇《关雎》的评价。《关雎》讲述的是一君子思求一淑女为配偶的心理和感受。当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心中充满哀伤；等到求之既得，便“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满心欢快。孔子以此为案例，说：“如果有像《关雎》中求淑女而得之的快乐，则不可放荡过度；如有像《关雎》中求淑女暂时未得的哀伤，也不要过度伤心而不能自拔。”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乃人生活的常态。孔子在这里将哀乐并举合融，引导人们遵循人情之正道，体现了其“过犹不及”的辩证思想。
孔子告诉鲁国的乐官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语”，音yù，告诉；“大师”，即太师，古代乐官名。他说：“音乐是可以理解的。开始演奏，奔放而热烈；接着，和谐舒缓，清晰明亮；然后，连绵不断，余音绕梁；这样一曲便完成结束了。”
这是孔子对音乐的理解。音乐给人的往往是整体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孔子从音乐的开始到继续到完成，描述了音乐的全过程。从他的用词来看，孔子具有高深的音乐素养。他理解的音乐是整体和谐、前后融通的，且礼乐相通，表现出人心中和谐、自足的情意。
“仪”，地名；“封人”，守护边境的小官。这个小官，说出的话倒是不小。作为边境的官员，接触来往于各国的人比较多。孔子经过此地，该官员请求相见并很自信地说：“君子到这里，我没有不得见面的。”这话已暗示孔子是他心目中尊敬的君子。孔子的弟子领着他与孔子相见，出来后，他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怕失掉什么呢？”言下之意是，你们的得失不在眼前，也不在小利小惠，你们会获得长远的大成就。为什么呢？他接下去说：“天下乱糟糟的，已失去规矩很久了，上天要用孔子做天下人的导师呢。”“木铎”，铜质木舌的铃铛。古代君王发布政令，摇动木铎，召集众人。此处比喻传道者、施教者。仪封人的意思是：孔子做了天下的导师，你们这些弟子不是也跟着光荣吗？何必在意眼前的得失呢？
我猜想，当时孔子和弟子们正处于困境，有人评价孔子“累累如丧家之犬”。孔子被仪封人尊称为“天命之导师”，这是对孔子的敬佩和期待，也是对孔子弟子们的鼓励。
《韶》，舜时的乐曲名。《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非常善；《武》乐十分美，但不够善。”
尽善尽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里的“美”，指音乐旋律、节奏等外在美；“善”，指音乐含蕴的内在美。舜以其高贵的品行接受尧的禅让，内外兼美。武王以战争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在孔子看来，以武力得天下，非理想之“尽善”也。
对于乐，孔子追求的不仅是艺术形式的美，而且是教化的善，更是乐背后人的仁心。下面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学琴”的故事，从中我们能体会到孔子对音乐内涵的深刻理解及其音乐素养的非凡境界。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练习了十天仍没有更换新的曲子。师襄子对他说：“你已经弹得很熟了，可以更换新的内容了。”孔子说：“乐曲我已经弹得熟练了，但还没有掌握方法呢。”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的技巧，可以更换新的内容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旨呢。”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了曲子的意旨，可以更新学习内容了。”孔子说：“我还没明白曲子背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时而弹琴，时而默默坐着，神情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缓缓起身，怡然高望，仿佛心向远方。倏然间，孔子兴奋地说：“我知道曲子里是什么人了！那人皮肤深黑，身材高大，眼神深邃，像一统天下的王者。这个人如果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了，赶紧离开座位向孔子拜了两拜，说：“我的老师告诉过我，这首曲子就叫作《文王操》。”
孔子弹琴、学乐曲，不仅要弹得纯熟、掌握方法，还要体会乐曲背后的意旨，更要感受乐曲里蕴含的人的形象和品格。孔子弹琴，竟然“弹”出了背后藏着的“人”，这是何等高远深邃的境界！因此，孔子评价《韶》，不仅欣赏其乐曲本身的美，更赞美舜的至善；评价《武》，肯定乐曲的美，但以武王的未尽善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