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当·斯密
1778年1月的一个清晨，亚当·斯密离开了位于爱丁堡坎农盖特的家，沿着皇家大道走向交易广场的海关大楼。这是他担任海关专员的第一周。在办公室里，他的面前是一块大木板，上面列着所有的违禁品，现在他的责任是追捕并销毁这些违禁品。几个世纪以来，本国商人在外国竞争面前苦苦挣扎，他们现在成功地游说统治者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他们认为，如果不实施进口禁令、进口关税和出口奖励（即国家补贴），外国经济的繁荣将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海关专员们不仅征收关税，还起诉那些不顾这些禁令试图进口货物的人。
作为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斯密加入海关的想法有些蹊跷。斯密反对保护主义关税和税收，以及限制工人从一种贸易流向另一种贸易的行业公会和其他机构。他认为，如果能消除这些壁垒，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最适合的行业中，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鼓励创新，降低商品价格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种对人类如何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进行干预的力量，不仅是对天赋自由的一种侵犯，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智慧地使用这种力量。
如果需要证明贸易限制是无效的，斯密就不必看得太远了。站在海关大楼的那个早上，斯密从木板上往下，开始审视自己的衣橱。后来，斯密写信给国会议员兼贸易大亨威廉·伊登（William Eden），斯密发现“我的领结、领巾、衬衫褶边或是手帕几乎都是在英国被禁止使用和佩戴的”。“因为我希望树立一个榜样”，他继续写道，“所以把它们都烧掉了”，斯密戏谑地建议伊登不要去检查“自己或者太太的服装或家里的家具，以免陷入和我一样的境地中”。1
尽管本意是幽默地自嘲，但斯密还是从中吸取了教训：贸易禁令总是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这些外国商品比国内产品的价格更低，质量更好。被禁货物仍然会进入本国，尽管是走私者携带的违禁品，这种情况下海关无法对其收取关税。不仅如此，斯密的法国褶边最终使他花了更多钱，因为要补偿走私者避开海关视线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对新上任的专员斯密来说，起诉走私者肯定是一项特别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斯密认为走私者是诚实的人，是草率的立法将他们定罪。一项旨在提高英国羊毛产量的法规，使羊毛出口成为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就像德拉古（Draco）的法律一样，”斯密厉声指出，“这些法律可以说都是用血写的。”2保护主义认为国际贸易是一场以邻为壑的游戏。它鼓励欧洲国家对全球大部分地区提出排他性要求，以供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等无能的垄断贸易公司利用。
建立在保护主义关税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制度滋生了数不清的暴力、奴役和破坏。它反映了一种“商人和雇主们卑鄙的贪欲和垄断精神，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主宰”。3作为一个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者，斯密看到了像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这样的军事冲突使这些贪婪的商人得到了更多的“奖赏”。1776年，正当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斯密甚至敦促英国部长们不战而退，放弃北美殖民地。很明显，这场冲突是由对茶叶征收新关税引发的，这些关税旨在帮助苦苦挣扎的东印度公司。这使得斯密在波士顿的海关同事们的生活变得相当不愉快，他们被涂满焦油并裹以羽毛，生活得备受煎熬。
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该书共两卷，长达1000多页。而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如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写过一些关于贸易政策、税收、货币等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小册子或论文。尽管如此，斯密同时代的人立刻意识到《国富论》代表了一种新的流派。“你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规则而连贯的体系，这是政治学最复杂、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写道。同时，他预测这部著作“将彻底改变政策和财政方面的几项重要条款”。4
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尽管“经济性”（oeconomy）这个术语已经存在，但是“经济学”（economics）和“经济学家”（economist）这两个术语还不存在，“经济性”主要用来指对家庭进行高效、节俭的管理——“经济性”（oeconomy）一词的词源oikos在希腊语中是“家庭”的意思。该术语也有隐喻的作用，指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农牧业。“自然生态经济”是一种包罗万象、令人敬畏的自然现象，它向人类揭示了造物主的无限关怀和智慧。要确定资源（如人力资源、煤炭和小麦）分配和人类互动的模式，就必须了解造物主的本性和造物计划。
19世纪期间，“经济学”分立为一门学术学科，拥有自己的学术地位、研究团体和特定的术语。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而非自然科学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租金和效用等概念，这些概念无法在构思它们的人类思维之外独立存在。它的实践者将斯密的《国富论》奉为他们学科的基础，即使他们很少阅读前几章以外的内容。520世纪的经济学家也纷纷效仿，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们把斯密视为新古典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鼻祖。
他们声称，斯密正确地将市场描述为“一个道德虚无区”，在这里，所有主体都寻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他的“看不见的手”似乎表明，有必要将国家的角色限制在国防和维护法治上。6任何逾越斯密所描述范围的举动，都会通过阻碍自私的个体行为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而个体之间的互动揭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不再是上帝，而是“市场”的智慧发挥着作用，人们对后者表现出了同样的敬畏之情。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和规范不能也不应再适用，似乎“市场”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那些认为这种对比没有吸引力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成熟的、过于理想化的。正如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塑造的角色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在无情地抨击了竞争对手之后所说的那样：“生意就是生意，如果你需要朋友，那就养条狗吧。”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斯密理论的阐释开始出现分歧，杰里·埃文斯基（Jerry Evensky）将上述的对斯密的解读称为“芝加哥斯密（Chicago Smith）”7。其中包括重新考量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之间的关系。《道德情操论》对人类情感的讨论，尤其是对同情的核心作用的讨论，似乎很难与《国富论》对利益和市场的关注联系起来。许多人同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的观点，这位经济学家在1926年提出，任何试图解决“斯密悖论”的尝试，对这两本书来说都会有失公允——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是《国富论》是更为“成熟”的作品。8这种共识遭到了近年来很多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关系，斯密的人类行为模式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本能和习俗的网络上的，而不是（像斯蒂格勒说的）“建立在冷酷无情的自我利益上”。9
柯克沃尔海关
哲学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至少斯密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一个哲学家和“普通的街头搬运工”可能会表现出“最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性格、收入和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来自天性，不如说是来自习惯、习俗和教育”。10一个男孩不是因为他非凡的大脑而成为哲学家，另一个男孩也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有适合搬运东西的强壮肌肉而成为搬运工。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在斯密的时代，孩子未来的收入主要是由其父母的收入决定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智力或“天赋”。
但是，我们发现，承认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对效用最大化的渴望，鼓励我们把哲学家和搬运工看作是原本就“适合”他们各自位置和本性的身份。就斯密而言，“习惯、习俗和教育”似乎比“本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运气也同样发挥着作用，无论是封建农牧业向集约化农业的转变，还是家庭手工业向工厂化生产的转变。斯密出生的这个福斯湾的小镇，教会了这个观察力敏锐的年轻人很多东西。
今天，柯克沃尔有4.6万人，主要靠生产油毡为生。1644年，查理一世将该市定为皇家自治市，使其摆脱了当地封建地主邓弗姆林修道院的控制，获得了行政独立。然而，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中世纪的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高地部落中。这些氏族的统治是基于个人对氏族首领的忠诚，而不是契约。农民和牧羊人跟随他们的首领投入战斗——这是灾难性的1745年，当各部落纷纷支持主张英国王位的雅各宾派时，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却在卡洛登战役中被乔治二世的专业部队击败。
柯克沃尔一度摆脱了封建束缚，发展了混合经济。除了畜牧业、林业和农业外，还有原始工业（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将亚麻织成亚麻布）、工业（钉厂、造船厂）以及地方贸易和国际贸易。斯密的父亲观察到了这些经济活动。当然，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因为当时他是柯克沃尔的海关官员。老斯密是劳登第三伯爵的秘书，在劳登伯爵帮助下，他在海关找到了一个职位。这种恩惠使得斯密父子不得不服务于拥有土地的苏格兰贵族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些伯爵和公爵支持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君主政体的联合，由此建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尽管英格兰上流社会的精英们很快就开始用方格呢短裙和吟游诗人来浪漫化正在消失的苏格兰宗族世界，但是斯密意识到“联合是一种为这个国家带来无限好处的措施”。11
除了像伯爵的恩惠这样的“习惯和习俗”，教育对斯密的成长同样重要。1723年，柯克沃尔镇议会建造了一所只有两间教室的学校。苏格兰的教区学校体系以及优质的大学反映了其对于教育的普遍尊重，这足以使几乎所有的苏格兰父母付出必要的金钱及其他代价（包括损失了孩子的劳动，其本身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送孩子去上几年学。在学校里，斯密不仅学了阅读、写作和算术，还学了拉丁文和一些希腊语。
有一本18世纪版本的《释义手册》（Encheiridion），上面写着斯密的名字。这本由1世纪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斯多亚学派代表人物——编者注）的一个学生编写的《释义手册》或称《手册》教导我们，只有当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心状态时，才能摆脱我们对自己身体、财产或其他外部事物拥有权力的幻想。我们通过自我认识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安宁，抑制那些可能奴役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情绪。斯多亚学派和其他伟大的古代哲学家留下的思想伴随着斯密终生。
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深造。在大学期间，斯密深受其道德哲学教授阿尔斯特长老会教徒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影响。哈奇森参与了长老会所谓的“新光”运动，该运动试图使得苛刻的加尔文主义人性观变得温和。哈奇森的讲座鼓励斯密将人性视为值得研究的焦点，视为具有自身结构的、而不是注定要陷入无序的罪恶中的东西。人性是一个由“弹簧”、“零件”、“欲望”以及“奇妙的自然感染力”组成的网络，这种“奇妙的自然感染力”使我们与人类同胞分享我们的激情。
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后，斯密回到柯克沃尔，在爱丁堡附近发表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修辞学讲座。这些讲座对付费用户开放。哈奇森（他用英语授课，而不是平时说的拉丁语）在格拉斯哥大学推行的改革，迎合了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哲学思考的兴趣。投机，在过去似乎是危险的异端邪说，或者仅仅是枯燥无味的，但现在却成为男人甚至女人在茶桌和咖啡馆里的谈资。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继承了哈奇森的遗志，成功地说服了一些贵族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大学不再仅仅是为那些注定要从事法律或教会工作的人准备的了。
情感的“交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问世。这本书试图将人类的全部情感进行分类，并确定一种某类行为或某个人应该受到表扬还是责备的机制。斯密发现这种机制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存在于“自然”所建立的本能中，而不是存在于上帝“启示”给某些先知的一套神圣戒律中，就像摩西十诫一样。对于斯密来说，“自然”是否揭示了造物主的思想似乎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而当斯密的密友、哲学家大卫·休谟公开挑战宗教，并因此受到迫害时，斯密变得更为谨慎。
斯密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的，哈奇森注意到这种“感染力”，但并不认为它很重要。今天，同情本身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情感，是对他人遭受苦难所表达的一种悲伤。对于斯密来说，同情并不是一种情感，而是我们意识到其他所有情感的途径。同情地分享情感会带来快乐，哪怕在分享的似乎是不愉快的情绪，比如悲痛。然而，这种分享情感的渴望受到了挑战，因为很显然，一个人永远无法完全共情于另一个人的情感“高度”。因此，斯密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从年轻时就学会了将自己情感的“高度”“调节”到别人会同情或“赞同”的程度。
这种程度因情感的种类而异，以一种有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方式存在着。例如，来自身体本能的激情，如性欲和饥饿，不容易与他人分享。因此，我们不会过多地表达这些情感，我们知道不太可能有其他人会“附和”我们。在斯密对人类社会的描述中，这种对情感的“报价”与“提供”不断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这种讨价还价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情感的市场，但斯密更喜欢用音乐来比喻：虽然演员和观众永远无法达到“齐唱”，但“可能会有共鸣，这就是全部需要或要求之所在”。12
在思考了如何评价他人后，斯密继续阐述了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斯密认为，我们寻求自我认同，而对“自我认同”的爱就是对美德的爱。13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1714年，荷兰裔英国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发表了《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以下简称《寓言》），他认为所有的慈善行为都是自私的，虚荣（而不是节俭的美德）是通过鼓励支出、促进增长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恶习，公共利益”，简洁地总结了他的观点，这震惊了同时代的人，证明了当哲学思辨失去控制时必然会堕落。
曼德维尔的《寓言》一书恶名昭著，这使得哈奇森等人坚信，人类可以是仁慈的，不需要用慈善掩盖贪婪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独立于自己的利益行事，也就是说，无私地做事情。哈奇森在《论激情与情感的本质与行为》（Essay on the Nature and Conduct of the Passions and Affections，1728）一文中提出，人类有一种“道德感”，通过这种“道德感”能够感知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美德或罪恶”。14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指出，哈奇森和曼德维尔苛刻地要求人类只能遵循纯粹无私的动机，这也是同样有罪的。斯密指出，“仁慈，也许是神唯一的行为准则……他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是：
斯密认为，曼德维尔将希望被赞扬和希望变得值得称赞都视为恶习，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斯密承认，人的行为常常源于两者的结合，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但他认为，曼德维尔的做法是愚蠢的，他把“每一种应该归因于值得称赞的行为……都归因于对赞扬的热爱”。16“渴望去做值得尊敬或者高尚的事情，渴望成为值得尊敬和赞赏的对象，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视作虚荣。”17我们都谴责那些寻求赞扬却并不值得被赞扬的人（因为我们不能与他们共情）。
斯密承认，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赞扬，并试图避免指责。这类人就是“外人（the man without）”。只有“软弱的、虚荣的和轻浮的”人才对这个“外人”所看到的事物感到满意。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孩提时期就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团糟，人们常常对那些不值得的人表示赞赏和责备。因此，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法庭”，法官超越表象来考虑，我们是否赢得了赞赏、受到了责备，以及我们实际上是否值得赞扬、是否该受谴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建立一个自己和那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法官……一个相当坦率和公正的人……他既与我们没有特殊关系，也与那些利益受到我们行为影响的人没有特殊关系。”18斯密把这个法官称为“内心那个人”或是“公正的旁观者”。
交易场所
作为巴克鲁公爵（Duke of Buccleuch）之子的家庭教师，斯密在法国待了两年（1764—1766年），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出国旅行经历。之后，在朋友休谟的引荐下，斯密担任英国驻法大使的秘书，游走于启蒙运动的诸多沙龙活动中。基于历史的纽带、反复的战争和对彼此文学和时尚的迷恋，在这一时期英法两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斯密的作品很快被译成了法语。“我们无法与他相比，”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写道，“我为我亲爱的同胞们感到尴尬。”尽管我们无法确认斯密是否见过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肯定接触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5）。
卢梭认为农业是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所以他想象了第一个产权人是如何在一块曾经的公共土地周围筑起篱笆的。“第一个人在围好一块地后，想了想说‘这是我的’，发现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话，他就成了公民社会的真正创始人。”19
斯密对此并不认同。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脱离了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斯密认为，把人类进入社会描述为“每个人都开始观察他人，并渴望自己被观察”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没有这种相互的关注和情感的共鸣，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人类的意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孤立的环境中成长到成年（例如，被困在众所周知的一个荒岛上），那么这个不幸的人将无法想象自己。21斯密还正确地认识到，农业不是社会的第一阶段，而是第三阶段。“猎人时代”（我们称之为采集狩猎）和“牧羊人时代”（畜牧时代）先于农业时代。只有当先前游牧的部落定居下来后，部落首领将土地分给其追随者，土地才成为财产。
如果没有前社会的（pre-social）“自然状态”，就没有必要重建原始人类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思维过程。斯密超越了一大批政治思想家，他们试图从人类历史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原始契约”的角度来理解政府和主权的政治。人类从没有站在分隔“自然”和“文明”的门槛上过，人们并不是让渡了某些前社会的权利（“自然权利”）来换取统治者的保护（比如法律和秩序体系）。斯密对自然权利或不可剥夺权利的言论以及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由一致同意而达成社会契约的观点所表现出的漠视，使他在许多政治辩论中处于孤立地位。
在凡尔赛的法国宫廷里，斯密遇见了路易十五世的御医弗朗索瓦·魁奈。早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魁奈就开始写关于谷物贸易的文章，而斯密在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编辑的著名的百科全书中了解到魁奈对“农民”和“谷物”的解读。魁奈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农业的产出是超过投入的，而在贸易和制造业中，你只能得到与投入相等的东西。魁奈提供了一张图表，或称“经济表”，据说它反映了整个法国的经济，显示了资本如何在农业、制造业和贸易部门之间流动。这标志着经济模型的诞生。当魁奈遇见斯密时，他已经完善了这张图表，并准备出版一本书，书名是《重农主义》（Physiocratie），这赋予了他和他的门徒们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重农主义者。
斯密非常钦佩魁奈，如果魁奈还活着，斯密就会把《国富论》献给他。《国富论》对不同经济部门相对生产率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书中认为农业生产率最高，而国际贸易的生产率最低。而这种钦佩受到了抑制，因为斯密认为重农主义者过于依赖他们整洁的经济模型。这些新的政策（包含粮食贸易自由化），无论其执行手段出于何种善意和哲学目的，其本质都是专制的。正如他后来在1790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所指出的，“政府中掌权的人……似乎可以想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排好整个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在棋盘上安排不同的棋子一样。”但现实是这样的，“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颗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221789年法国大革命加速了法国君主制的瓦解，而当时粮食贸易自由化的尝试受到了广泛的误解，大众认为这是他们的皇室“父亲”为了增加新一代谷物投机商的利润而取消了对他们的保护。23
《国富论》
18世纪70年代，在柯克沃尔海滩上的漫步，以及在伦敦多次的短暂停留，让斯密有更多的机会来检验和发展他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思想。与之前的《道德情操论》不同的是，这本书是采用了像科学论文一样的清晰结构，开篇有“绪论及全书设计”，并且包含了大量的脚注和附录。《国富论》的正文共分为五卷，斯密在开篇以制针业为例重点描述了劳动分工：
这个段落很有名，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不认为这一特别的观察具有创新性。他指出，这种产量的提高“经常可以被观察到”。它的潜力不是由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而是由“人类本性中的某种……以货易货，互通有无的倾向”释放出来的。25这种交易本能是人类特有的，它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如果没有彼此的帮助，就无法生存。然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意识到，如果“他能使其他人的自爱对他自己有利”，他就更有可能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这种帮助。“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他们的自利之心。”26“芝加哥斯密”的支持者最信奉这句话。
然而，专业化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扣针销售市场的规模。斯密指出，在一个“偏远的国家”（即地理上孤立的，被山脉、沙漠或海洋等物理屏障隔绝于人口中心之外的国家），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家庭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因为一个小社区无法供养全职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专业化也受到了物物交换中另一个问题的限制：一个人不能确定总能找到一个愿意与之交换的人。比如屠夫宰了一头牛，有很多多余的肉，面包师想要吃。面包是面包师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屠夫现在不需要面包。屠夫下周需要面包，但是没有冰箱，到那时肉就会变质。这么一来，他们就“不能相互为对方提供帮助”。27
因此，货币作为“一种商业工具”、一种价值储存手段被发明了出来。货币的价值就是斯密所说的“交换价值”，这区别于“使用价值”。28交换价值反映了“商品的真实价格”，即“自然价格”，等于“它的所有者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因此，劳动是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然而，这个价格很难估计，因为很难衡量不同种类劳动的“艰辛”或“精巧”的程度。29在“原始状态下”，劳动者可以获得所有劳动成果，而在“土地使用和财富积累”之后，土地及投资于制造业的资本（斯密称之为“财富”stock）的所有者已经扣除了一部分，以确保自己在考虑到工资、原材料成本和管理费用后仍有利润。30
“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会产生一个“粗略”的价格，这个价格可能与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不完全一致，但是斯密描述，这个预期价格会慢慢被“引向”自然价格。这种引力能发挥作用是得益于“有效需求”的自我调节机制，即“那些愿意支付商品自然价格的人的需求”。31如果商品的供给低于这个水平，那么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市场价格上涨。这鼓励了这种商品的生产（包括工人本身，因为“对工人的需求……必然会调节他们的产量”），32这反过来又导致价格下降到“自然”水平。如果供给高于这一水平，那么劳动力和资本就会撤出，产量就会下降，至少在供给减少导致价格再次上涨之前是如此。
价格、工资、利润和租金都有其自然（今天的经济学家会说“实际”）利率，它会根据国家处于“进步、稳定还是衰退的状态”以及现行的法律和制度而变化，这在斯密对中国和荷兰的比较中有所体现。33尽管如此，斯密的理论提出了经济学家后来称之为一般均衡的假设，在这种均衡中，市场的自由交换使国民净收入最大化。从大卫·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斯密的地租概念和工资理论是混乱和不完善的。34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斯密逝世200周年之际指出，斯密的均衡理论存在许多问题。该理论提出了一个开放的市场，设定价格，然后完全出清。在现实世界，市场在出清（当然，市场也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出清）前，会不断地设定所谓的“现货”价格。35
斯密也没有考虑货币和储蓄对均衡理论的影响。货币供应或人们储蓄意愿的变化，将导致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偏离，而实际价格是由所消耗的劳动数量所决定的。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那样，名义价格和工资可能具有“黏性”，这导致价格无法恢复到实际价格水平。
我们应该记住，《国富论》是第一次尝试探索这些概念，其基础是对当时经济体的观察，其运作方式不同于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经济体。比如，批评斯密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存在似乎有些苛刻，因为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经济周期在19世纪之前是否存在。36显而易见的是，斯密将个人土地所有权的出现（卢梭将其描述得如此悲惨）和剩余“财富”（资本）的积累视为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国富论》第二卷更详细地讨论了资本，区分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人力资本。斯密认为纸币为资本提供了“空中车道”，使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然而，“纸币的代达勒斯之翼”（指的是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的故事）之所以被称为“代达勒斯之翼”，正是因为“银行业过度扩张”导致的危险。37在《银行条例1844》（Bank Charter Act of 1844）颁布之前，私人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是被允许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在讨论中，斯密表明自己是真实票据论的信徒，在他看来，“真实票据”（换句话说，就是针对商品和服务发行的票据，在18世纪的经济中广泛流通）和其他票据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他票据由商户之间相互开具（在没有进行实质的货物或服务交换的情况下，互相签发借据）。38
斯密引用了1772年道格拉斯与赫伦公司（埃尔银行）的倒闭作为一个警示案例，说明当这类银行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增加国家的资本”而不是“激发资本更大的活力和生产力”时会产生危害。斯密敦促政府限制纸币发行，虽然他承认，政府阻止个人接受纸币的行为“明显侵犯了个人自由”。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在银行业这样的领域中，“少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他们的自由，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39
在第三卷《论不同国家不同的富裕进程》（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中，斯密采用了一种更具历史意义的方法。这种进程见证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时代：首先是猎人的时代，之后是牧羊人的时代，然后是农民的时代，最后是制造者的时代。只有当从农业中获得足够多的剩余资本，并投资于制造业所提供的“便利”和“奢侈物品”时，制造业和城市才能实现增长。40但在“现代欧洲国家”中，斯密指出，这一秩序并未得到遵守。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的封建制度下，存在着倒错的激励。封建领主压迫佃户，威胁他们的安全，因此阻碍他们改善土地。对粮食流动的限制阻止了那些能够生产过剩粮食的人出售粮食。自然而然，更有进取心的人就逃到城市，人为地推动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当封建领主受到城市的工厂和外贸所生产的奢侈物品冲击时，这种倒错就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反之如果遵循自然秩序，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领主的周围住着一队家臣，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回报佃户付给他们的租金。虽然这些家臣在付不起房租的时候，会定期被减免租金，也可以享用免费的食物，但他们缺乏安全感，因为这样的赏赐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好兴致”，主人们拥有家臣的财产并能够控住他们。41当领主和其他邻近的领主发生战争时，他们的家臣也要去打仗，很可能战死沙场。
斯密指出，领主是“人类的主人”，因此他们遵循了通常的“卑鄙的准则”：“一切为了我们自己，不为他人。”但一旦外贸业和制造业为这些主人提供了奢侈物品，情况发生了改变。斯密对这些贵族达成的协议不屑一顾：“也许是为了买一对钻石纽扣，或者是其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为了满足最幼稚、最鄙俗、最肮脏的虚荣，他们渐渐地用他们所有的权力和权威来交换。”42对于被解雇的家臣来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影响深远。为了增加自己的租金收入，领主们愿意给他的佃户更长的、更安全的租期，来换取佃户们对土地的改善，使佃户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并向领主们支付更高的租金。
没有了臣服的侍从愿意为他们的领主冲锋陷阵，领主们破坏“定期的执行正义”和参与毫无意义的暴力争斗的能力就被削弱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都建立了一个正规的政府，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力来干扰它在这个城市中运作，而在另外的城市也一样。”虽然贵族的盛情款待已经减少了（大厅里再也没有免费的饭菜了），但人民现在享受着安全和安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因此，“革命”是由“根本不想为公众服务”的两类人引起的。43
第四卷中，斯密对统治者为了保持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顺差而限制贸易进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进行了抨击。比如，为了防止因购买瓷器而输出黄金，统治者向国内瓷器制造商提供补贴，同时征收高额进口税以抑制瓷器进口。贸易公司被赋予垄断权，阻止其他公司与殖民地进行贸易，殖民地本身的经济活动也受到其他限制。这些限制不可避免地促使了贸易伙伴也实施限制。贸易战由此拉开帷幕。
贸易的作用发生了偏离，从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转变为冲突的根源，而这只是统治者对贸易平衡的病态痴迷的结果之一：
这些限制损害了原本打算从这些措施中受益的国家，因为它们原本希望引导资本的流动，而不是让“看不见的手”将资本引向经济中生产率最高的领域。
“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只各出现过一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尽管如此，“芝加哥斯密”的信徒们还是把它看作是斯密整个思想的核心。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斯密想让这只手看起来既“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它暗示着存在着一种秩序井然的天意”，但同时“一点也不讽刺，它表明不需要设计也可以达到秩序井然；即使没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君主进行管理，这个社会也能够实现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这只手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策略，是“一种小手段”。45和效用一样，涉及塑造令人满意的经济或政治体系模型时，这只手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只手无法引起人们对促使人类行动的真正动力和本能的关注。
正如罗斯柴尔德所指出的，采用“看不见的手”解释的风险在于，可能会忽略对那些像重农主义者一样的人的讽刺意味，他们爱上了他们整洁的模型所展示的效用的外观。如果财产的建立、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了经济增长，同时将个人从束缚和不安全感中解脱出来，那么这要归功于“财富的增长”（progress of opulence），斯密用一张由本能和欲望交织而成的网来解释，而“看不见的手”却无法抓住这些本能和欲望。用斯密自己的一个比喻来说，这就像我们看着时钟表面上移动的指针去辨认时间，并把能够显示时间的原因归结于这些指针，而不是实际上导致指针移动的联锁弹簧和齿轮。46
除了“买卖，易货，交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推动这一“财富的增长”的另一股“力量”：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的“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斯密认为，对“财富和地位”的欲望诱使我们放弃触手可及的快乐，付出大量的“辛劳和焦虑”来达到一种并不会增加我们幸福感的状态。这是因为幸福不是来自拥有，而是来自“被爱”。然而，斯密的结论是“自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我们加以欺骗的”，因为“正是这种欺骗才激发并不断地维系着人类的勤奋精神”，将“原始森林”变成“肥沃的平原”。47因此，斯密认识到，商业创造了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源于新需求的产生，而获得越来越多“无关紧要的小玩意儿”的代价是新的焦虑。
《国富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五卷，探讨了税收和国家的作用。在这里，斯密认识到“财富的增长”带来的另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大多数非农业工人注定要从事重复的、机械的劳动。卡尔·马克思对他所称的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的核心思想是劳动分工会导致工人与其工作的“异化”或“疏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者并不拥有他所生产的东西，事实上，他是被“强迫”去生产的，所以他的劳动产品在他面前是一种“敌对的、陌生的东西”。48斯密写道：“一个人如果把他的一生全消磨于一些简单的操作……就没有机会去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样一来，他自然地就失去了发挥才智的习惯，逐渐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49工作的“机敏”似乎导致了“畸形”。
斯密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解决办法是国家资助的教育。“公立学校”应该在每个教区设立校舍，并支付教师工资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来自学费。50因此，声称斯密主张“最小国家”，这是不正确的：除了安全防卫和维护法治，国家还需要履行重要的管理职能（如我们所见，包括银行监管）和教育职能。然而，对“劳动力异化”问题的回应，教育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帕特丽夏·韦翰尼（Patricia Werhane）认为，斯密的用词混淆了工人的劳动（他们的“机敏”）和他们的生产力之间的重要区别。虽然前者是他们不可分割的财产，但由于劳动的专门化，后者成为工人可以以自身最佳条件进行自由交易的商品。如果这种商品在另一个行业的价值高于工人自己所在的行业，那么工人就可以自由地换工作。51斯密不喜欢行会的原因是行会对行业之间的这种流动施加了限制。
智慧、美德和“手”
斯密晚年受到一种不明原因的肠道疾病的困扰，这导致他搁置了法律和政府方面的著作草稿，专注于修正他的《道德情操论》。新增的第六部分是对“审慎”的强调，可以看作是斯密试图弱化《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对比的一个例子。斯密把审慎定义为“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52审慎的人不是通过投机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是先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培养“真正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再“刻苦和勤奋”地实践。然而，审慎的美德只博得“某种轻微的尊敬”，而不是“热烈的爱戴或赞美”。53
只有在超越这种审慎后，斯密才能开始谈到“智慧与美德并存的人”，这种美德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也能给他人带来幸福。与不善社交的审慎的人相比，心胸坦荡的人积极寻求他人的赞美，并渴望得到关注。这使他寻求荣耀，得到的是温暖而不是轻微的尊敬。为了赢得这种尊重，个人必须抑制那些偶尔在极度紧张的时刻爆发的情绪（恐惧和愤怒），以及那些不断试图引诱我们的情感（对快乐和赞美的爱）。他必须服从公正的旁观者的指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密非但没有鼓励“自私”，反而似乎否定了真正的“自我”。是一系列的表现塑造了我们，我们越善于接近其他个体的情绪状态，这些表现就越有说服力。这就是卢梭对商业社会抱怨的基础，他认为商业社会创造了一个基于伪装（即表演）的社会。54然而，斯密所说的智慧与美德并存的人似乎可以走出这个四面都是镜子的大厅，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达到了斯密所说的“卓越的审慎”的境界。
“卓越的审慎”表现出与审慎者相同的“智慧和明智的行为”，但“指向比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声誉更伟大和更崇高的目标”。它与勇敢、仁慈和自控联系在一起。斯密写道：“这是最有智慧的头脑与最美丽心灵的结合”，“这是最卓越的智慧与最完美的道德的结合”。55是否所有人都有能力获得这种“卓越的审慎”，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自然”赋予了所有人一种本能，不仅使他们认识到这种“审慎”的优越性，而且还促使他们朝着这种“审慎”迈进。
1784年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发表的著名论文《论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中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自我决定取代了对牧师、统治者及“规则和公式”指导的依赖。而斯密对本能和意外后果所发挥作用的强调，以及他对功利主义模型的怀疑，似乎使他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对他来说，“财富的增长”是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或掌握的。我们常常无意中为公众利益服务。
然而，斯密并不认为这是焦虑或失望的根源，相反，他认为这是大自然造福人类的证据。对人类的关注使大自然将“自动保险机制”纳入普遍秩序中，赋予人类一种超越其缺陷的适应力。仅仅因为我们未能塑造一个建立在“高度审慎”基础上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陷入混乱。另一种更为冷静、功利的审慎态度也准备发挥类似的作用：
斯密于1790年去世，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是为了鼓励那些只关心这个制度的“效用”的商人之间的“互惠交换”。由于人们对《道德情操论》重新产生了兴趣，我们开始认识到，事实上，斯密认为这个理性的世界是次优的。思考斯密的“手、智慧和美德”，我们可以把自己重新定位到一个“共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