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皇帝都养不起的鸟：鹦鹉

据说，语言是我们人类和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会模仿人类说话的鹦鹉自古以来也笼罩着一层神奇色彩。在唐朝人郑处诲撰写的《明皇杂录》中，就记载了一只灵性十足的白鹦鹉。它是从岭南进贡给唐明皇的，因为天资聪慧，学人类语言学得特别流畅，甚至还会背好多首唐诗，所以明皇和杨贵妃都非常喜欢它，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雪衣娘”。

唐明皇跟别人下棋的时候，如果眼看快要输了，只需要喊一声“雪衣娘”，这只鸟儿就会飞进来到棋盘上面调皮地跳舞，这样唐明皇就不会输了。可惜的是，后来这只可爱的鹦鹉竟然被老鹰给咬死了，杨贵妃难过了许久，并且将它厚葬在后花园。

1994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一座辽代古墓中，发现了一幅唐代风格的壁画，专家给它取名叫《杨贵妃教鹦鹉图》，画中的鹦鹉就是长了一身雪白的羽毛和鲜红的嘴巴，由此可见，故事里的白鹦鹉形象有多么深入人心了。

早期鹦鹉的记载

和猫头鹰一样，鹦鹉也不仅仅是一种鸟类，而且是整个鹦形目动物的总称。按照样子不同，又分成两个科：一个叫凤头鹦鹉科，另一个则直接叫鹦鹉科。不管是哪种鹦鹉，都喜欢生活在温暖炎热的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

我们知道，商周时期的气候跟现在相比要温暖很多，中原大地上生长着茂密的竹林，大象、犀牛等热带动物杂处其间，与人类为伴。羽毛鲜艳，叫声好听又乖巧可爱的鹦鹉当然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员。所以我国的先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这种鸟类，并且给了它崇高的地位。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中国人跟鹦鹉结缘，可能已经有三四千年了。1976年以来，考古学家在著名的商代王后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跟鸟类形象有关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当然是商朝人最热爱的鸮（猫头鹰），另一种就是鹦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对尾鹦鹉玉佩”，其精美绝伦让人叹为观止。可能这位历史上威名赫赫的女将军同时也兼职宠物鸟爱好者。

古人很早以前就知道了鹦鹉可以学人说话，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旷世奇书《山海经》中就记载说：“黄山，无草木，多竹箭。……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青绿色的羽翼，鲜红的鸟喙，外加学人说话的特征，跟现实中原产于我国的大绯胸鹦鹉完全吻合。

在古书中，“鹦鹉”有时也写作“鹦”，“婴”和“母”两个偏旁可能是这种鸟儿学人说话的象征，就像婴儿跟随母亲学说话一样，至于后来怎么演变成了“鹦鹉”，就是另一个复杂的语言变化过程了。

成书时间比《山海经》稍晚的西汉《礼记》中，同样提到了鹦鹉：“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可见，至少在当时，鹦鹉会像人说话这个概念已经在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了，甚至由此还带上了一点“人性”。东汉时候的大儒孔融就曾经放言说：“吃掉一个对社会没用的人，就跟蒸一只猩猩，煮一只鹦鹉差不多。”当然，他这种“朋克风”的言语后来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真实性辨析

必须注意的是，《礼记》中所说的“猩猩”（又写作“狌狌”）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毛猩猩、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而是一种古人想象中的动物。《山海经》说，它长着一张黑魆魆的人脸，还有一条长尾巴，既可以像狗一样趴着四脚走路，又能像人一样站立起来。而现实中的猩猩全都是没有尾巴的，而且它们也不会学人说话。有专家认为，这里说的可能是某种猿猴，甚至可能是神农架野人。宋代人编的《尔雅翼》中就说：“（猩猩）若妇人，被（披）发、但（袒）足、无膝、常群行，遇人则手掩其形……谓之‘野人’。”

《山海经》并不是一部多么靠谱的严谨著作，而《礼记》中的记载很可能因袭《山海经》。在《山海经》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怪兽，大多数都在现实中的中国找不到原型。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玄幻小说，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古人早就遍布全世界的铁证。

《山海经》并不是同一个作者写的，甚至不是同一个时期写的。大体上从战国到西汉，版本一直在变化，有点像不断更新的杂志，直到西汉刘向父子那里才编校成了一本书。里面保留了许多历史传说，也保留了一些先秦人士的观察记录。其中有一些东西能在现实中找到，比如说“犀”（苏门答腊犀）和“兕”（爪哇犀或者印度犀）。但就像通过《荷马史诗》研究迈锡尼历史一样，认为《山海经》记载的全都是事实，完全没有虚构和想象，也是很天真的。

比如说书中有一种动物叫“犰狳”，说它长得有点像兔子，却有鸟喙，眼睛像猫头鹰，却有一条蛇尾，一见到人就会蜷缩起来，吃各种小昆虫。按理说，这种动物又是古人用想象拼凑的一种东西，然而好巧不巧，在南美洲还真有一种动物和它的特征差不多。于是，在翻译成中文时，它就被叫成了犰狳。

有人据此说，这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到过南美洲大陆，这当然是天方夜谭了。不过确实也有很多《山海经》中的异兽后来成了动物名字，其中也包括主要产自非洲的黑猩猩、大猩猩，它们的情况和“犰狳”差不多，都是只看到了相似之处，而完全无视了现实中的它们跟书中所写的并不完全一样。

那么鹦鹉会不会也是凑巧和《山海经》中某种想象中的异鸟相似，而被名之为“鹦鹉”，也是一种“先射箭，后画箭靶”的行为呢？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书中所写的鹦鹉和现实中的大绯胸鹦鹉太相似了，如果古人不是亲眼见过，恐怕很难描述得如此之精确。同时，从商代到西周，有很多鹦鹉形状的文物出土也在不同程度上佐证了《山海经》的说法。

那么中国历史上关于鹦鹉最早的确切文字记载是什么时候呢？要到东汉末年汉献帝当政的时候了，《后汉书》记载，兴平元年的时候，益州（今四川）的蛮夷给朝廷进贡了三只鹦鹉，它们虽然很可爱，但是每天都要吃掉三升麻子（古代的一种粮食），连皇帝都养活不起了，只好拿去送人。

鹦鹉的文化

东汉末年的名士，《三国演义》中上演裸体行为艺术的祢衡也是见过鹦鹉的，也正是他写下了历史上第一篇和鹦鹉有关的文学作品——《鹦鹉赋》。在开篇的序中，祢衡说，他老板黄祖的儿子得到了一只名贵的鹦鹉，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可见，在东汉时期，鹦鹉主要是从西南方位的四川、云南等地区进贡的了。

祢衡的这篇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写鹦鹉，文中赞颂鹦鹉的词句“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所指的正是他自己。而这只鹦鹉被关闭在雕花的笼子里，翅羽也被剪去，又漂流到了万里之外，多么孤单寂寞冷！实际上也正是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遇。后来祢衡被黄祖杀害之后，葬在了一座江中小岛上，小岛就叫鹦鹉洲。没错，就是唐朝诗人崔颢写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那个鹦鹉洲。无独有偶，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一首和祢衡意趣差不多的《鹦鹉》诗：

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嘴渐红。

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

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

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

白居易将鹦鹉比作终日被人锁在牢房中的歌舞妓，大概因为鹦鹉会跟人一样说话，所以人类就往往会把自己代入它的视角中，觉得它这么聪明，却往往被困在小小的笼子里面，这样会很痛苦。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投射，事实上，鹦鹉是不是真的痛苦呢？那倒不一定。

另一方面，祢衡被杀是因为他喜欢大放厥词，讽喻时政，后代的诗人也把这种形象投射到了鹦鹉的身上，比如唐代诗人罗隐的《鹦鹉》诗就写道：“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规劝世人不要祸从口出。这正和某个苏联笑话异曲同工：

一位苏联公民丢了一只很会骂人的鹦鹉。天知道它会在外面乱说些什么呢？要是引起克格勃的注意，那就糟了！那位失主很是紧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特地在一家有声誉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么一则广告：“遗失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特此郑重声明：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当然，会说话的鹦鹉也不仅仅会招来祸患，有时候还是重要的“人证”。据说唐代开元年间，有户人家养了一只鹦鹉，后来女主人和人私通，同奸夫一起谋害了丈夫，整件事都被鹦鹉看到了，但是它并没有声张，而是一直隐忍不发。后来官府追查案情，鹦鹉突然跳出来大喊：“杀家主者，刘与李也。”二人当堂认罪，鹦鹉立下大功。后来这只忠义的鹦鹉也被唐明皇所收养，取名叫“绿衣使者”。不知它和“雪衣娘”相比，哪个更受宠。

女儿小时候，我曾经问她一个问题：“宝贝，什么动物会学人说话呀？”本来是想让她答“鹦鹉”，谁知过早接触智能手机的女儿回答说：“会说话的汤姆猫！”看起来，会说话的鹦鹉和手机里的汤姆猫游戏也没太大区别？

不过，其实鹦鹉是很聪明的，它学人说话不是完全的“复读机”。经过训练的非洲灰鹦鹉（Psittacus erithacus），可以说英文单词回答人类的问题（比如“这个木块是什么形状的？”），表现出相当强的认知能力，还可以要食物或表达不满。这么看来，还是鹦鹉要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