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野心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有一个野心膨胀的政治家,将贪婪的眼光投向了物产丰富、奇珍异宝众多又人烟稀少的岭南大地。
这个人就是秦始皇嬴政。
嬴政在统一六国,成为君临天下的始皇帝之前,就在盘算着如何将百越之地也纳入自家的势力版图。因此,打败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之后,他几乎没有给老百姓太多的喘息时间,就集合七国之力,组织了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向遥远的南方进发。
据说,那场战争非常惨烈,远比攻克六国更加困难。而百越之地可投入战争的人数极少,据专家估算,百越地在秦军入侵之前,不过五十万人,其中的青壮年很可能不超过五万人。但就是这五万人,让五十万秦军征战了九年,损失了数十万士兵,后来不得不从囚犯中组织士兵,支援前线的作战。
怪的是,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在史书中却少见提及。《史记》和《汉书》大多讲的是赵佗如何建立南越国,他的子孙后代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最后南越国又是如何被汉武帝刘彻出兵攻克,真正地归入大汉版图。
《淮南子·人间训》对秦越之战倒是有所记载,但也不算多么详细。刘安在书中说道:“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谪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可见,刘安的目的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借助历史说明一个道理:不能因为对未来的忧虑而忽略当下的局面,否则,远虑就会带来近忧。
刘安认为,秦始皇之所以劳民伤财修筑长城,将老百姓欺负到极致,是因为听说“灭秦者,胡也”,想要提前做好抵御匈奴的准备,稳固和维护秦王朝的统治。他明知老百姓已经疲惫到极致,没有力气战斗了,却仍然要不顾一切、一次一次地发动战争,同样是忌惮百越各族的力量,想要尽早消除百越对秦王朝的威胁。这些“远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忽略了眼前的一个事实:“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刘安的意思是,在征战百越之地的过程中,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全国各地的男子都不能在田里安心地耕作,妇女也无法在家中静静地削麻纺织,连老弱病者都要外出拉车运送军粮和军需品,官吏们却还明目张胆地搜刮钱财。老百姓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起义,无数的民间力量奋起响应,强大的秦王朝很快就被推翻了。假如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后,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体恤百姓,让百姓有喘息的机会,他的统治绝不会这么快就灭亡的。
刘安还说,这就是典型的“鸟雀之智”——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想要防止鸟巢被大风刮走,于是把巢筑在低矮的树枝上,让鸟巢有所遮挡,但它们忽略了眼前的危险:鸟巢筑得太低,人们一下就能看到,不怀好意的人类会随手掏走雏鸟,调皮的孩子也会顺手挑破鸟蛋。他认为,秦始皇所做的所有防备,本质上都是这样——以为自己能防患于未然,却因此引来了祸患。
耐人寻味的是,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得很好,自己却没有做到,他的大量行为,比如觊觎皇位、密谋造反等,都在否定他说过的那些道理。这让人在看他的书时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感心理,觉得他在明目张胆地说谎。这是东方哲学的特点。在东方哲学的领域,你说了什么,自己就要做到,如果你做不到,不能言行合一,就会被人视为骗子、伪君子,遭人诟病。
假如不论刘安的为人,只论书的价值本身,那么《淮南子》还是值得一看的。胡适对它的评价就很高,认为它“集道家的大成”。梁启超也说,它“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另外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刘安虽然是无心插柳,但确实保存了历史。很多史书中都没有关于秦越大战的记载,只有《淮南子》对其进行了简要描述——“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带领五十万大军分成五路向南进发。其一从今天的江西向东推进,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和福建);其二、三攻取南越(广东),前者进军今天的南昌,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后者进军长沙,沿骑田岭直抵番禺;其四、五攻取西瓯(广西),前者由萌渚岭进入贺县,后者经越城岭进入桂林。这五路大军中,只有第一路军取得了胜利,是年攻下闽浙,也就是东瓯和闽越,设置了闽中郡,另外四路秦军则久攻不下,甚至吃尽了苦头,死伤无数。
为什么秦军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却不能战胜不足五万人的百越土著军队?原因有很多,比如,百越地区山高路险、河道纵横,对不熟悉地形的秦军来说,行军作战和军粮运输都极为困难。相反,百越军队熟悉地形,在行动方面占尽优势,时不时就会发动奇袭,切断秦军的军粮供给。而且,秦军是侵略者,他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士气本来就不如拼死保卫家园的百越军队。再加上他们“三年不解甲驰弩”,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精神压力极大,“使监禄无以转饷”,又时不时就忍饥挨饿,当然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另外,秦军大多来自陕西、山西与河南等地,不习惯南方的湿热气候,很多人适应不了岭南的环境,军中瘟疫横行。各种困难叠加起来,给秦军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因此他们才会苦战三年仍然一无所获,甚至损失了大量兵力。
到了公元前217年,秦始皇终于想到了对策,他“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意思是,秦始皇命令监御史——一个叫禄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所以史书习惯称他为史禄,实际上他并不姓史,史只是他的职务而已——带兵在今天的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修建粮道。那灵渠只有三四十公里长,很快就修好了,但功能非常强大,既能翻岭,又能爬坡,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式运河,在水利史上有着一定地位。而且,它贯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将中原和岭南连接在一起,顺利解决了粮草运输的问题。于是秦军士气大振,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还在一次作战中杀死了西瓯部落的首领译吁宋。
译吁宋是整个百越抗秦联盟的盟主,也是本次战役的总指挥。按照汉人的惯例,主帅一旦阵亡,军心就会涣散,军队就有可能会投降,但越人不是这样,他们宁可躲进阴暗的丛林,与猛兽为伍,也不愿被秦军俘虏。所以,译吁宋虽然死了,双方的战斗却仍然在继续着。而且越人很快选出了新的主将,也就是刘安所说的“桀骏”。这个桀骏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擅长灵活作战,在他的带领下,越军与秦军不断周旋,还在某个晚上发动奇袭,成功杀死了秦军主将屠睢。战局进行到这一步时,秦军已经死了三十多万人,场面之血腥残酷,想必是惨不忍睹的。
其实,所有战争都很残酷,和平共处才是最好的。不过,古代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中国之所以有那么辽阔的疆域,就是无数次征战的成果。据说,成吉思汗曾经将中国的地盘开拓到黑海岸,但这样的胜利和荣誉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过不了多久,那块土地就会被其他国家所占领。
江山和版图就像小孩子手中的积木,总是在变化着。相对稳定的,是像现在的中国这样,在正当防御的同时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彻底抛弃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文化,允许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与自己共存。只有容忍与和谐,世界才可能安定、繁荣、和平。所以,想要维护自家政权的稳定,首先就要做到不去侵略别人。
在这一点上,刘邦比秦始皇聪明得多,他虽然也和匈奴打仗,但这是因为匈奴侵扰汉王朝的边境,欺负汉朝的老百姓。后来,刘邦发现自己打不过匈奴,就马上采取了另一种对策——和亲,兵不血刃地化解民族冲突,换来暂时的和平,让老百姓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也让国家能静静地、默默地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让亏空的国库渐渐充盈起来。
做人也是这样,与其损耗精力和别人斗来斗去,不如静静地学习,静静地升华,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才是最究竟的。可惜秦始皇一辈子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争天抢地,最后落得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令人遗憾,也令人叹息。
秦始皇那么聪明,那么高瞻远瞩,甚至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为什么他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不想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想知道如何胜利、如何占有更多,这个念想造就了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