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界定

2.1.1 社会资本的概念及高管社会资本的界定

“资本”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早期被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三要素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企业家的管理才能，但易于量化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主要“资本”，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却常被经济学家忽略并将其排除在资本的概念与经济模型之外。这些非经济因素包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这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的地方在于难以量化衡量，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忽略它们对企业乃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在1980年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逐渐被人们广泛采用，并且在当代西方的分析框架中也颇具影响力，不断出现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来收集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的大量文献。国内一些敏锐、前沿的学者不仅注意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可用性，还发现其对中国社会一些特殊现象解释的适用性，同样借此来分析中国特色国情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或企业行为也是适用的。那么，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知道其概念是什么，它具有哪些特征和功效，其分析框架又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的本质，需要辨析其与人力资本的联系与区别。首先必须明确两者的基本概念和特征：①概念定义方面。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自身可以被用以提供未来收益且以数量与质量的形式表示的资本，它主要是指劳动者投入企业中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创新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总和。具体来说，它的载体仅包括企业中的两类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而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概念，不过，它的内涵是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并在市场中得到回报，属于社会关系的一种投资。所以从概念上来看，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的补充。②特征方面，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都具有无形资本的特征，即其价值量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都无法模仿和转让等。但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①载体不同。伯特（1997）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即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征，依托于网络结构；而人力资本是个体特征，依托于个人。②性质不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资源，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是可以共享的，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人力资本却仅仅是单一个体的内在表现，具有显著个体特征和私人特性。③实现的条件不同。社会资本多发生在一个稳定和较为封闭的社会网络中，主要是随着人与人之间长期接触交往而形成的，由于它的存在，人们间的沟通更顺畅、更有效；而人力资本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有目的性地投资于自身，提高自身能力而创造出来的资本。比如可以通过学习并熟练掌握新的工作技能或培训学习。④内容不同。人力资本内容具有内在性，社会资本内容具有外在性。虽然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可通过不断投入实现不断增值，但其知识、能力、健康等的投入却无法直观地表现出来，而社会资本内容具有内在含义的外在化，它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也存在于组织中，它具有带给其载体收益的能力，能被载体感受到，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所以能够直接表现出来。一般而言，获取人力资本内容时给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铺垫。因此，人力资本可通过后天努力学习积累，是寄存于人体中的凝结和存量。而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会慢慢建立而形成，如继续教育或培训时建立的同学关系、加入各种协会的会员关系等，这些都将衍变为个人的社会资本。

资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能够被生产出且能够获取收益的储存（Solow, 2000）。而Burt（2001）提出社会资本在一定层面上可看作关系网更多，也可以看作是有能力做得更好。可见，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均需要跳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来定义社会资本。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女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当只用技术与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经济成长现象不足时，就需要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解释，即将社会、文化因素等纳入经济思考的范围之中。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88）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某种促进个人行动的社会结构，进一步通过列举法明确了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内容，即：责任和期待、信息渠道、规范以及促进个人行为的组织。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架构上的，并考虑到价值判断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从而不仅加深了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解释，而且更有力地阐述和分析了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随后他于1990年在其研究成果中把财务资本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同时视为组织所拥有的三种资本，他认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越高越利于这些机制的产生以及保持。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93）将社会资本理论纳入新制度主义方法的应用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内人与人之间的促进活动构成推动社会发展的资源，社会制度、社会凝聚力、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等要素均为社会资本。他特别强调了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在加深社会信任的同时生产着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因此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相互信赖、互惠互利、公民心与社会关系等方面。而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看，Lin（2001）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主要从社会资本的功效方面来界定社会资本，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的真实内涵。特别是在一些制度还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资本的存在能够使得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更为通畅，这是因为违约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现代社会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得到快速而又广泛的传播，这将会使得违约者损失或者失去其与其他交易者进行交易的机会，从而提升了违约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成本。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表2.1所示。

一般而言，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个人社会资本；一个是宏观的社会资本，比如一个地区的信任程度，常用献血量来替代。本书采用的是微观层面的定义，即把它作为个人的一种资源。从以上学者的定义来看，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功效主要有以下三点：

2.1.1.1 减少信息搜寻成本

在现代资本市场中，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投资企业，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才能搜寻到有效而准确的信息。而通过媒体获取各种信息，或通过与关键人物交往常常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信息搜寻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例如，在现实生活当中，求职者在寻找合适职业的过程中，很多有用的就业信息就是通过同学、朋友、亲人等途径获得的。

2.1.1.2 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度足够高，同时社会发展的各类基础状况良好，社会中各类中小企业均能诚实信用地履行其承诺，交易中按时还本付息，那么中小企业的贷款困难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好转，中小企业（包括创业板上市公司）也能够更好地健康发展；反过来，如果在一个信任水平很低的地区，如中小企业的违约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那么银行在审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时就会更加谨慎，结果将导致最需要资金支持来扩展规模的中小型企业面临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困难，那么社会经济发展就必定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类似的情形不只出现在金融业，在其他行业这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的存在。如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这些地区国际国内的调查数据的质量。

2.1.1.3 节约正规制度实施成本

正规制度一般意义上有法律和契约，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具有强制性。但是，若契约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互动也频繁，则他们之间更容易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借贷等活动，比如口头约定，更容易按约行事，这可以通过简化程序节约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从而大大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背景下，市场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相对较低，亟须建立人际网络和合作关系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然而国外研究中很少提到高管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使用的大多是企业家社会关系网（Social Network）。国外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着重强调社会资本网络特性的深入研究。Fafachamps（1998）通过对比分析非洲两个贫困国家的企业，发现当企业家拥有更多私人关系网络时，为企业营造了扩大再生产的有利环境，进而加快企业的规模效应。Barr（2000）研究发现，加纳生产商关系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个人与供应商的关系延伸到其对企业的信任。这说明该网络关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强度和数量，上市公司高管所在网络的位置也会影响其社会资本效用的发挥。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人们往往将社会资本视作个人的稀缺资源，跟西方国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表述不同的是，中国的学者更愿意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视角来进行研究。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然而它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引入管理学、经济学等经济研究领域，同时正逐步与财务学联系起来，这样的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解释清楚单一领域里不能够解释清楚的一些行为现象。但大多数学者对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集中于讨论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主要有企业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两类。而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尚属较为新兴的领域，随着相关的文献逐渐增多，学者对此的研究多采用将个人社会资本的概念延伸至企业的层面。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资本与个人社会资本在互相转化，如王丽娜（2006）研究发现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关键网络向企业社会资本转换。所以本书重点考察高管个人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而对于企业而言，其一系列决策行为主要由高级管理层决定，那么高管社会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级管理层的主要职能是界定公司目标、制定实施的战略决策并确定让这些决策最终落实。可见高级管理层的任务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就需要高级管理层具备多种技能帮助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根据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内部或者整体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已经越来越多，然而从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的社会资本视角来进行研究的还较少。石秀印（1998）在研究中细分了企业法人和公司高管这两个基本概念，他认为企业高管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同外界进行沟通，在沟通过程中高管的社会资本自然而然会产生，产生的社会资本将有助于企业获得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稀缺资源。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持这样的观点：公司法人在获取社会资本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资产的过程中，其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得到社会资本之后的对其的经营与保持，在日常的人际交往活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任、真诚都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惠朝旭（2004）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依附于企业家个体，具体是指以企业家个体为中心节点的网络体系、社会声望和信任的总和。他认为高管社会资本不同于其他组织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是属于个人社会资本范畴。王革等（2004）强调一个观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具有一定的资产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关系网络。许叶萍等（2007）认为企业家是搭建其与外界环境的桥梁，且具备为企业获取相应的资源的能力。

为了深刻理解高管社会资本的概念，需要将其与高管人力资本进行辨析。

前文已经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了辨析，这里再分析高管人力资本和高管社会资本的联系与区别。两者的联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高管社会资本的建立是受高管人力资本所影响的，二是两者都具有无法模仿和转让的无形资本特征。但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高管人力资本是依附于个人而存在，高管社会资本在人与人互动活动中的社会网络结构当中产生；高管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与外界组织建立的联系，是能够被与之联系的组织所观察到的，而高管人力资本具有内在性于高管本身，外界一般较难观察，由此可见获取高管人力资本的特征可以有助于高管社会资本的形成。

综上所述，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将高管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社会网络关系的互动活动中，基于信任合作而产生，由高管所能调动，用于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可惠及企业的社会资源的总和。

2.1.2 社会资本和高管社会资本的衡量

2.1.2.1 社会资本的衡量

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未达成一致，但他们都尽可能地构建了多样性的指标或问卷调查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却发现无法直接从概念出发而进行度量。随后学者们进而将难以衡量的合作、信任水平等核心内容转化为能直接测量的直观指标：网络组织的数量，这就叫作“普特南工具”（Putnam's Instruments）。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一工具变量的测量尤其困难，因为本想借助于从社会自发性组织的数量和成员个数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程度来间接地测量所研究的组织、社区等研究范围内成员间的信任水平，却发现难以对自发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商业协会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非常严格的区分，这将导致统计数据非常粗糙。另外，有时观测到的组织密度很大，但并不说明组织成员间的联系密切，因为后者难以用具体指标来统计。由于社会中的组织性质各异，好坏不一，从而以什么样的标准对不同的组织进行加权综合也是个现实的难题（Palda, 2000）。普特南工具的适用性低，有不少学者致力于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第一手数据，但要测量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整体信任水平，同时会面临新的问题：数据的可行性以及跨国的适用性将受到限制。

国外已有不少文献研究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对相关文献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进行了如下梳理，主要有：①量表测量法。量表测量法的社会资本维度和种类均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特点，从两个角度来测量社会资本使得结果更为可靠、准确。测量方式主要是指直接提问题和使用代理变量，但目前的困境是尚缺乏较为统一的社会资本测量量表（Shane &Cable, 2002; Batjargal &Liu, 2002）。它的测量范围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投资者与企业家在投资前的关系、第三方推荐和联系强度的测量。量表测量法的应用主要是根据对风险投资公司的社会资本测量而来。②网络测量法。它主要指对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网络规模、联系路径长度等不同维度的测量。但目前文献中主要采用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法（Ego-Centered network analysis）测量社会资本（Zhang, Souitaris and Wong, 2008），具体是对与受访者联系最为重要的五个人进行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测量。③关系测量法（交往频率、信任、社会相似度等）。这类社会资本的分类一般采用问卷直接提问，也可通过用代理变量替代来测量。Duffner Schmid和Zimmermann（2009）采用了关系测量中的问卷法来测量风险投资家对企业管理团队的信任程度，但直接提问的方式只能测得感知的信任，由于不同受访者的主观感知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测量结果缺乏客观性。由于关系的主观属性，这些测量方法虽能将社会资本具体量化，但测量结果的噪音较大，欠缺被测者之间的可比性。由于国内外文化差异，国外对高管社会资本没有进行重新定义，大多数对个人社会资本的衡量是基于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出发引申而来的。

2.1.2.2 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与衡量

根据以往社会资本构成理论的研究成果，按照关系的对象可以分为横向社会资本、纵向社会资本、社会联系等；按照社会资本的层次可以分为宏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从宏观层面上来说，着重研究企业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与政府、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竞争者、合作方之间的关系。而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员工与领导之间的长期交流、同事间彼此的信任感等，它可以改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为企业的财务目标提供新视角。本书主要是基于微观层面来研究个人社会资本，高管是企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应首先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的社会资本，将高管自身个人的社会资本作用于企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以往文献对“高管”的选取来看，常选用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这三类。而董事会秘书也是高管之一，在以往的文献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本书考虑到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高管，主要负责信息处理方面的事宜，会负责客户资信调查和评估以及防范信用风险等，这些职责对于融资决策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把“高管”选取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国内学者们对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构成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比如：李路路（1995）仅仅将与企业家联系较为紧密的亲戚和朋友作为研究对象，选用其职业地位和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的职务地位两个指标来测量。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设计出三个指标来测量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企业法人代表相关的背景特征，即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是否跨行业担任领导职务、是否有广泛社会关系等。以上这几种衡量方式存在过于笼统、界定不清等弊端。另外按照企业所需资源的类型将社会资本分成企业家政府社会资本、市场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等（周小虎，2002；杨鹏鹏等，2005, 2012）。然而这种构成方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不能有效、全面地评价高管的社会资本。

根据以上文献分析，本书借鉴林南（2002, 2005）、边燕杰（2004）、刘林平（2006）、游家兴（2011）等学者的观点，从嵌入自我的观点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认为将高管的社会资本构成按照关系的作用对象进行分类较为准确，即为横向高管社会资本、纵向高管社会资本、网络高管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考虑到只要高管任职于企业，他的社会资本就属于企业的资本，本书认为只有当高管离职时，其社会资本才不属于企业。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高管社会资本是能够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从性质上来看，企业社会资本属于组织资本范畴。一部分学者通过诸如定名法、定位法等对这些微观层次的关系网进行量化，并以此来代表企业的社会资本。本书根据这种衡量方式进行了延伸，从而对高管社会资本进行衡量。在之前定义的基础上，本书将高管社会资本定义为：高管在社会网络关系的互动活动中，基于信任合作而产生，由高管所能调动，用于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可惠及企业的社会资源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企业从社会网络中所能利用的大部分资源。本书构建包括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社会联系3项维度共8个子指标的高管社会资本评价体系（见表2.2）。其中，网络关系衡量的是高管在社会网络中的横向关系，是与企业有着平行关系的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构成的社会资本，侧重于反映高管关系网络的多样性，该维度由3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高管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其他企业的关系；网络地位衡量的是高管在社会网络中的纵向关系，侧重于反映高管关系网络的紧密性，该维度由4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高管的政治身份、经济身份、专业身份和其他身份；网络声誉衡量的是高管在社会联系中的声誉机制，侧重于反映高管在社会中所建立的信任度。网络高管社会资本主要反映了获得资源的广度和密度，除了专业身份单独赋值外，对于其他子指标，我们根据行政级别（中央、省、地市、区县）对各项子指标分别赋予4、3、2、1的权重后，再进行相加，从而获得了各个高管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及其各项维度子指数。

本书从三个维度来考察高管社会资本：

第一个维度是横向高管社会资本，表现为高管网络关系的多样性。通过高管曾在不同组织中任职的种类来衡量，体现了高管在社会网络中已进入不同组织的个数。当横向社会资本越多，说明高管进入组织的种类就更多，表现为从业经历越丰富，高管就获得更多的机会来为自己所用。多样性就提高了关系网络的质量，非重复的关系网络给高管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就能够很好地保证及时获悉趋利或避害的机会。

第二个维度是纵向高管社会资本，体现了高管关系网络的紧密度。由高管在不同组织中的身份地位来衡量，当高管在该组织中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时，他在组织中的影响力是较大的，从而也可以说明与该组织联系是较为紧密的。从资源依赖理论可以看出，高管会优先选择利用距离较近且更方便的资源。

第三个维度是网络高管社会资本，体现了高管关系网络的信任度。通过高管声誉来衡量，也是高管在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一个体现。网络高管社会资本越多，说明高管在社会中的正向关注度越多，即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声誉，声望较高，别人对他的信任度也较高，从而使得影响力较大。

总而言之，这三个维度很好地衡量了高管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能够给自身带来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三个维度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把高管社会资本比喻为一个立体网络，那么根据高管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与之联结的节点数将能体现高管社会资本的广度——横向高管社会资本；高管与不同节点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的距离或联结的线条粗细能够体现高管社会资本的紧密度——纵向高管社会资本；该节点所能反弹的作用，即该节点的张力能够体现高管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网络高管社会资本。即便是高管没有太强的能力，只要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位置，就享有这个位置所带来的资源。实际上，高管社会资本的整体体现是从网络中带来的回报，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即利润=投资×回报率，投资相当于对社会资本建设的投入，即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即生产问题；回报率则体现了从每个社会资本中获得的每一个机会，即机会问题。网络自身能够积累更多的关系，高管可以主动去建立关系，也可能由于自身特性和别人的偏好被人建立关系，当与之联系的节点变多时，当高管包含的网络关系越来越多时，这些联系就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很容易维持。但是这些容易积累起来的关系带来的是网络的庞大，而不能引起网络的扩张。随着冗余关系的增加，高管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关系的维护上，也使得关系的效用和影响力减弱了。由此可见，若想要优化高管社会资本，需要注意遵守效率原则，筛选出需要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关系进行建立和维护。若高管减少建立多一个节点的机会，可以转向增加两个节点之间的紧密度，将节约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更有用的关系建设上，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为了更好地衡量高管社会资本，本书选取的评价方法为突变级数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归一化方程从最下级指标逐一往上综合，最后综合成一个总的隶属函数，从而实现对所需指标体系的评价。突变级数法区别于以往的德菲评分法等主观评分，好处是不用赋予权重就可以综合考虑各指标的影响，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