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战略、资源与中国“关系”观点

2.3.1 战略管理

2.3.1.1 公司战略管理

（1）战略管理概要。

公司战略管理研究根植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战略管理理论自1960年创立以来，经历经典战略、竞争战略和资源基础观理论发展阶段，1980年，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的创刊标志战略管理学术共同体形成。战略管理是管理者对未来发展和环境因素的分析把握、选择匹配及战略制定、执行和评估。内部资源、能力因素与外部环境要素匹配体现了战略管理的基本逻辑（谭力文和丁靖坤，2014）。

从研究层面来看，自安索夫在1965年发表《公司战略》开始，公司层面战略管理依然是战略研究基础。随着全球市场开放，兼并收购到合作联盟、国际化市场战略选择、跨国知识转移和投资地创新成为新的关注点，战略管理的研究目前集中于动态能力、战略领导力、技术变革与创新方面；网络组织战略、虚拟组织联盟扩大到战略集群联盟的社会网络结构（谭力文和丁靖坤，2014）。

战略管理研究5类热点：公司层战略治理、知识转移的国际化战略、产业集群和联盟战略、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和地方性战略管理理论框架研究。随着21世纪全球技术创新信息时代的到来，战略管理研究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就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公司、“互联网+”、全面深改政策将产生重大改变。跨国公司战略研究包括全球合规与全球责任、全球化公司理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和物联网，将改变中国的传统商业和未来市场竞争结构（宋铁波，等，2014）。

（2）理论发展基础。

1980年之前，战略被引文献主要来自企业资源理论、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且大多都是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21世纪战略管理理论，吸收了管理学的知识基础、动态能力、认知学习，经济学的委托代理论、交易成本、演化创新、行为嵌入式思想等视角，推动了战略管理从静向动、组织稳定向多元网络组织扩展及公司治理和战略情境化。董事会、CEO和高管团队对战略管理影响将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涉及组织网络、创新创业、资源动态能力研究。全球化是经济、知识和文化价值全球化，历史原因促使战略管理理论具有深厚的美国文化元素，对其他国家缺乏解释性，因此需要全球开放性框架，结合不同国家知识文化进行补充（谭力文和丁靖坤，2014）。

（3）中国情境战略。

中国战略管理研究既有巨大的管理实践需求，也有贡献管理理论新知的可能。SMJ（2001—2012年）734篇战略管理论文中，中国学者发表了34篇论文，内容包括知识基础观、组织网络、“关系”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本、企业家政治关系等，其中，陆亚东发表了8篇关于中国情境制度环境对合作战略联盟影响的论文。东亚和南亚文化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促成了这些国家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谭力文和丁靖坤，2014）。

2.3.1.2 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

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戴维·巴伦提出“非市场”企业战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非市场来源包括：政府政策、相关利益者行为、慈善公益活动、新闻媒体和社区公众支持等（Brønn & Brønn, 2002）。我国的田志龙等学者通过问卷访谈方式（卫武，2008），也有学者通过查阅企业官方网站、报纸、专业网站和综合网站的专业版面获得研究数据（樊帅，2009）。

（1）非市场环境与战略。

企业的非市场环境是企业市场交易以外与其有紧密作用关系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安排，也就是企业与政府、公众、利益相关团体和个人间非市场调节关系（谢佩洪，等，2010）。巴伦（Baron, 1995）将非市场战略界定为“非市场环境中，企业以增加价值为目标试图改善企业整体行为而采取的一致性行动”。简言之，企业与政府、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等所建立非市场的关系策略（田志龙，等，2007），即企业与政府、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等组织互动过程中，积极应对影响非市场环境，以构建拓展企业生存空间的战略（谢佩洪，等，2008）；非市场战略研究内容有：企业为何从事非市场行为，如何从事，何时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样的企业（卫武，2008）。

（2）非市场战略的主要类型。

组织同时面临制度环境和技术（任务）环境两种生存环境：应对前者，采取的是“合法性机制”主导的非市场战略，以提高公司的社会地位和企业资源交换能力；应对后者，采取的是经济学完全竞争意义上的“独特性机制”支配的市场战略（谢佩洪、何晓光和阎海燕，2010）。

合法性是新制度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机制贡献，指嵌入信仰、价值、规范等意识体系的社会建构中，组织行为被认可为正当、适合与可取的假定感知，如组织积极保护环境、具有社会责任担当、制造高质量产品、提供优质服务等社会期待，不仅包括法律制度约束，还包括社会期待文化观念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有三种类型：企业利益相关者直接自利打算的实用合法性、组织活动规则一致的认知合法性、组织活动规范性肯定评价的道德合法性；制度环境有三种机制对组织产生影响，即强迫、模仿和社会规范机制（谢佩洪，等，2008；谢佩洪，等，2010），如图2-3所示。

依据企业对资源控制力与依赖度，祝爱民和姚凯（2010）将非市场战略分为四类：寻租战略、稳健战略、勤勉战略和自保战略。在管理实践中，非市场战略类型主要有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社会公众媒体战略以及企业政治战略，通过这些战略有效组合，在企业获得合法性和竞争优势基础上提高了企业整体绩效（谢佩洪，等，2010）。

（3）组织、市场与非市场战略整合。

谢佩洪等（2009）认为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差异源于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起到触发器和过滤器作用（见图2-4）。

谢佩洪等（2010）论述了市场与非市场战略内在主导机制的差异，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企业应对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进行协同整合，构建起“市场-非市场”的一体化整合战略。张鲁生（2011）提出两种战略的整合方式：企业许多市场战略是以成功的企业政治战略为基础，企业在市场战略行为中整合公众和媒体战略，企业在市场战略行为中整合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的市场战略、企业政治战略和社会责任战略相整合。

2.3.1.3 企业政治战略

企业政治战略是企业管理决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企业的一套旨在出台有利于该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的整合行动（Keim & Baysinger,1984）。希尔曼和希特（Hillman & Hitt, 1999）将企业积极响应、参与影响法规制定、政府政策的规则制定，以最终提高企业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义为企业政治战略。它由一系列具体行为策略组成，体现为直接参与、利益捆绑、缓冲策略和公关策略（田志龙，等，2007）。

企业通过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实施政治战略，获得优惠政策，就其实施目的是获得生存和实用合法性——免除麻烦或得到政府的保护。企业实施政治战略途径有：聘用退休或现任政府官员为企业顾问，企业家加入党和政府组织、官方协会，当选“两会”代表委员，以及结识政府官员以降低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达到政治上被支持和保护的目的（谢佩洪，等，2010）。企业政治战略实施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密切的政治互动行为通过市场选择过程的干扰，产生次优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Schuler, Rehbein & Cramer, 2002;Bonardi, Hillman & Keim, 2005; Chen, 2007; Farashahi & Hafsi, 2009）。吉尔玛（2010）等研究发现，政治参与增强企业的生存和增长前景，但政治中立的初创企业享受更快的生产率加速度；周（Zhou, 2015）对政府官员接受“组织调查”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官员调查之后所参与的地方国企有更高的财务成本和上级行政费用，省级官员进行调查后参与的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

2.3.2 资源观点

2.3.2.1 资源基础

（1）RBV理论框架。

企业资源指企业拥有异质和不完全流动的资产能力、组织流程、信息知识等创造价值的禀赋（Wernerfelt,1984）。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 1984）和巴尼（Barney, 1991）分别从潘罗斯（Penrose, 1959）的资源集合的企业性质及企业异质性假设受到启发，总结发展了RBV理论基本构架。考虑到定价困难、信息缺乏、合约的约束等原因，RBV假设资源供给流动受限、缺乏弹性，当企业拥有少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某种资源数量时，企业有可能存在竞争优势，这种假设比波特（Porter）的SCP范式更接近现实，当这种竞争性资源无法复制时，对企业而言，该资源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江术元和马春光，2009）。

战略性企业资源具有稀缺、价值、难替代和难模仿的特性。巴尼（Barney, 1991）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基于企业资源的稀缺和价值特性，而持续竞争优势除了资源稀缺和价值特性，还要基于企业资源的难替代和难模仿特性；资源战略不可替代特性指两种资源不能等同执行相同的战略；企业资源的社会复杂性、资源优势因果模糊性，资源产生的独特历史条件，都可能导致不可模仿性，因此资源理论需要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到组织学习和研发战略对竞争优势构建作用（江术元和马春光，2009）。

知识基础观和动态战略管理。当对现实问题解释，超越产业定位和资源基础观，实现知识获取、转移、共享和创造，企业创新、应变能力才会增强。在高速变化时代，我们通过准确的市场分析和垄断资源优势取得竞争优势更为困难，只有持续技术创新才能持久地获取竞争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核心竞争力、战略弹性和动态视角理解战略，不断调整改变，谋求长期竞争优势（谭力文，等，2014）。

（2）企业能力理论。

劳伦斯和洛尔施（Lawrence & Lorsch, 1967）运用整合能力概念研究复杂组织差异。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 & Hamel, 1990）将企业核心能力定义为企业活动中用来整合各种技术和协调生产技能的累积性知识；企业本质上是能力综合体，运用、保持和积累开拓市场的能力，决定其持续竞争优势、多元化的深度和广度（江术元和马春光，2009）。蒂斯和奥吉尔（Teece & Augier）等（1997, 2007）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快速适应环境变化企业建立、整合和重新配置内外部的不断自身更新的能力（江术元和马春光，2009）。企业竞争优势取决于其组织流程（process）、资产位势（position）及可选择路径（path）。企业雇员的技能、组织结构、激励系统及组织文化是动态能力的基石（Collis,1994）。研究发现，员工熟练化与激励系统、专门组织结构和特殊的文化的混合型组织设计、高层与中层的合理分工协作、特殊的文化和知识功能专业化的动态能力，导致企业资源异质性，使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Cillo, et al.,2007）。

2.3.2.2 资源依赖

组织为了生存与环境资源进行交换，现实中的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资源间总有某种差距，没有组织能自给，即没有一个企业能拥有所需的任何资源，这会导致依赖特定的组织资源，环境会给企业提供关键性资源，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企业就无法运作，资源稀缺性、异质性和重要性决定组织对环境依附程度（Emerson,1962）。

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中，组织通过考察环境、积极参与、识别威胁与机会，趋利避害。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有能力与环境交换，并有能力对环境做出反应，表现在管理人员对环境和组织的管理，特别是对环境的管理（Werner,2008）。借助资源依赖理论，佩弗和萨兰西克（Pfeffer & Salancik, 1978）认为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因不同立场一起追逐各自的生存利益，他们既相互制约，成为各自的外部控制者，又是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满足相关者需要，获得支持和合作（江术元和马春光，2009）。企业为了持续发展，会与控制影响其发展的关键资源的组织发生持续互动的组织行为，积极争取掌握这些资源或降低对关键资源的依赖程度（祝爱民和姚凯，2010）。

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eik, 1978）重视组织间关系与组织间权力研究，简单将组织视作目标实现系统是有问题的，这种观点是对工具理性的扬弃，认为能够为组织提供资源的成员更重要：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战略，来适应和选择环境，改变企业自身是该理论主要贡献所在；但它忽略了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过于强调权力控制，而企业实际是嵌入特定制度观念中的，这需要新制度等理论进行补充；因此，“研究组织问题时，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组织生存发展所赖的原有制度规范等历史情境、组织依赖与社会变迁的文化因素。中国正是组织与制度剧烈变迁时期，社会规范、国家角色和组织变革特征并不稳定，应随时看到西方组织理论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切合性，在实践和理论反思中寻找解释逻辑”（邓锁，2004）。

2.3.2.3 资源交换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奥特洛斯基和张（Piotroski & Zhang, 2014）研究发现，具有利益交换资格的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速度暂时增加，时间上提前于即将发生的政治宣传活动。对于国有企业，效果最好的省份官员更有可能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攫取利益；对于非国有企业，伴随着政治关联消失，IPO活动会更强。当地官员即将离职的激励机制会加速在给定政治环境下的IPO活动的步伐，官员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攫取利益，企业依赖政治关联，控股股东更可能在企业上市后转移资金后离开，导致企业无法实现最大化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目标。李维安等（2015）从债务融资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寻求金融资源而与政府互惠的一种战略行为。政府通过对信贷分配的干预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是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债务融资的关键。戴亦一（2014）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非国有产权性质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政府换届期间民营企业慈善行为与政府控制的投资补助、融资便利等存在互换效应。

2.3.3 关系资本

2.3.3.1 关系社会纽带

“在中国，大部分社会资源信息控制在政府手中。关系成为私人同政府部门人员打交道的手段。只用社会资本来理解关系很有可能不得要领，理论与现实脱节造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翟学伟，2009）。

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指“社会行动者之间，特殊的有情感色彩的，人情交换功能社会纽带”，它需要不断地进行时间与资源投入来建立、维系、发展或重建。中国人的“人情交换”超过了传递信息功能，社会行动者有义务向关系人提供人情帮助，相互回报。这种机制，虽然在西方也存在，但社会覆盖面较小（边燕杰和张磊，2013）。

2.3.3.2 中国关系社会

中国关系社会机理理论有：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家族亲情延伸论；林南等为代表的非对称性社会交换论，强调交换中人情共赢和地位认同，否定排斥赤裸裸的工具性交换，以美国学者魏昂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关系工具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工具性实惠交换是关系成立存在的原因，亲情化只是形式和手段（边燕杰，2010）。

韦伯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研究可归纳为四种路径：“特殊主义”和科层制、庇护主义、儒家理论与“关系”及社会网络研究。侧重特定政治经济背景的制度视角、伦理涵义的文化视角、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角三支脉络，研究者应将三者结合，解释政治与社会运行机制，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验现实（纪莺莺，2012）。

2.3.3.3 关系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指基于法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源；“关系社会资本”指中国制度和关系文化的情境中的社会资本，是一般社会资本的“同位素替换”（边燕杰和张磊，2013）。

关系社会资本绩效解释。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场域”中组织不断积累现实、道德和认知合法性，在中国具有关系因素，企业家与官员的人情交换获取商业成功正是“企业主寻求合法性的，不便明说的关键手段”；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在非对称权力结构中，企业调整商业策略获取资源——在中国大量依赖于关系，打开市场；交易成本理论中，关系制度安排并非效率最高，但却在当下法律法规体系下、不健全情境中确实可行（边燕杰和张磊，2013）。

2.3.3.4 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是网络纽带、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的机制总和，其关系基础是动态过程中的行动者有意而为的人际关系，通过人际纽带共享知识信息，建立维护企业间行为准则，影响企业绩效：网络纽带把企业联接起来，提供跨越企业边界获取信息、知识和技能、实体资源、道德规范的通道；网络结构，关系松散网络产生的“结构洞”，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获得信息、资源和支配权力，有更高的绩效。极端状态的关系紧密结构——网络闭合结构：成员间提供排他的及时信息机会，提升网络内企业绩效；这些潜在优势，只有通过实际网络资源，包括有形的技术、人才、财富，也包括无形的信息、影响力和权势、市场信号的企业地位和声望来实现（边燕杰和张磊，2013）。

2.3.4 观点运用

组织与环境的交互性质，是对传统管理理论将组织外部环境视为管理约束的理论挑战，互动更接近管理实践。运用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对组织和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即通过多学科继承融合，依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对有关组织理论模型进行解构，不但使组织研究更加系统深入，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会使管理组织分析更加符合现实情况（Barringer & Harrison,2000；陈扬和许晓明，2011）。

加强新兴市场、制度理论和战略管理整合以提高新兴经济企业管理研究水平。新兴市场环境特征为：资本市场、监管基础设施薄弱、快节奏的市场变化、漏洞大和投机猖獗、贿赂腐败；非透明的政治和监管；新兴的中产阶级对需求不断增长，消费品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中度至高度的政府干预商业，普遍存在的国有公司；中等程度的政治自由。制度化战略通过利用和塑造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来获得竞争优势，新兴市场的制度化策略战略，旨在塑造制度环境，有助于组织绩效和长期生存。对关系型策略、市场基础建设策略和社会文化塑造策略的识别利于研究新兴市场的前沿组织分析（Marquis & Raynard,2015）。

中国是“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面临市场化程度和政府管制程度发生一些变化；文化情境嵌入依赖依然存在，社会变迁缓慢进行，研究中国企业应重点关注文化认知、社会环境转型和企业制度。我们将中国与西方管理情境实际、主流管理理论相整合，通过整合维度分析，为后续中国管理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李垣和田龙伟，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