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各国都在寻找使本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调整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更是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暴露出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的严重性。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亟须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而且是我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条件。从理论角度出发，市场和政府都可以完成对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升级，但是，市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面临的未知风险也较多。而政府出台的财政政策却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政府可以快速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予以解决，有效的政策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理想的效果。在我国三大产业发展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出台的财政政策始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我国三大产业在结构和规模上都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革之中，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本书通过实证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差异性影响，为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及促进三大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从已有的文献可知，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一直都是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财政收支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国内对产业结构相关问题研究较多，但关于财政政策对产业效应则多是定性和统计分析，相关实证研究很少。据笔者所知，几乎没有相关的专著对此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因此，这部分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空间。为此本书就财政政策对产业效应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产业效应差异性实证研究，主要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进行讨论的；第二部分是对财政支出、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主要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就流转税和所得税对产业差异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第四部分主要研究税收对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6年全国各省级的相关数据，来实证分析所得税对三大产业就业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选用全国1953年至2011年共59年的数据，将所有的变量分为三个组（第一产业组：中央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组：中央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组：中央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并对三个产业组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然后对三个产业组分别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得出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地方政府对第一产业的财政支出结构比较合理，我国应该在保持这种挤入效应的同时，继续完善和推广这种投资结构模式；对于第一产业中的中央财政支出，不仅要适度地加大支出规模，而且要注意其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要切实用好中央政府对第一产业的财政支持，切实将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二，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正反应，在发展第二产业时，应特别关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投入，保持和完善这种较强的挤入效应，对于促进第二产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中央财政支出对第二产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说明我国中央政府在对第二产业的投入上相对地方政府的投入还存在一些内在问题。第三，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依存度，在发展第三产业时，应特别关注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改变这种较强的挤出效应，对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中央财政支出对第三产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入效应，说明我国中央财政在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上相对地方政府财政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更加合理有效。

在第二部分中，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出发，讨论了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在分析全国产业结构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从产业间资本与劳动要素积累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部分重点研究的是，利用2003—2012年我国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1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不论是通过资本、劳动要素积累还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三次产业产值产生影响，财政支出对我国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强，第二产业次之且影响系数与第三产业接近，第一产业最弱；第二，我国财政支出对第一产业资本积累影响较小，对第二产业资本积累影响较大，对第三产业资本积累影响最大，我国财政支出对三次产业的劳动要素积累影响均较小；第三，财政支出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产业产值的作用远远大于通过资本与劳动要素积累影响产业产值的作用。

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基于VAR模型，选用了1994—2011年的年度数据，对各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根据AIC、SC等原则对滞后阶数检验。然后，笔者对VAR模型内生变量的选择及识别条件进行研究分析。再通过本部分建立的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从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实证结果如下：第一，三大产业增加值对流转税和所得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图轨迹相似，只是响应的程度和力度不同，两者都会对三个产业增加值产生微弱负效应。流转税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同样，所得税也是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在总体来看，所得税对三个产业增加值的影响都要大于流转税所产生的影响。说明对产值影响方面，所得税调节功能优于流转税。第二，产业结构对流转税和所得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图轨迹仍然相似，只是响应强度不同，两者对产业结构都会产生微弱负效应。在短期来看，与所得税相比较流转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会强烈一些，但从长期来看，相比所得税，流转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更好。说明对结构影响方面，流转税调节功能好于所得税。第三，不论是对三个产业值的影响还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流转税和所得税的贡献度都不是很高，说明产业经济的发展因素是各方面作用的结果，税收政策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

在第四部分中，首先，我们主要阐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基本概念，进一步在宏观层面理论分析税收对就业的影响，然后，对所得税具体分税种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企业所得税对劳动力需求的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等相关理论。接着，在此基础上对所得税（主要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与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现状进行统计性描述，并对相关现状进一步小结。最后，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6年全国除海南、重庆和西藏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个人所得税对三大产业就业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主要是目前我国收入水平总体上并不高，个人所得税的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为了维持之前的收入水平，使得税收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起主导作用，劳动供给增加；同时我国实际就业压力大，个人并不会因为个人所得税而放弃工作。二是，企业所得税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对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企业所得税税源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相关企业影响较小，并且我国对第一产业就业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第一产业就业是正向的影响。然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企业受企业所得税影响较大，企业所得税使得第二、三产业的税负增加，企业缩小生产规模，减少劳动需求，对第二、三产业就业是负向的影响。

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机制都处于转变和改革的关键时期，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关配套基础机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尤其是财政体制这种复杂的事物，改革和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渐进地寻求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最优化的途径，来调整产业结构。根据本书的实证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财政支出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转变产业调控思路。政府应当转变原有的产业调控思路，即摒弃原有的盲目投资、上项目、给补贴的调控方式，应当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当果断出手，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如保护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动创新等。第二，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应当积极追求财政支出总量有限条件下的结构优化，进而实现以最小的支出规模和最优的支出结构达到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应当以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合理地安排财政支出。一是要提高政府运行效率，严格控制庞大的行政管理费等非生产性支出；二是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扩大对公共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三是扩大对教育、科技方面的支出，推动全社会创新能力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知识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第三，创造产业转移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解决户籍制度困境下劳动力流动性的问题，为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各项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民生政策，如社会保险账户异地转移、积分落户、逐步废除户籍二元制等，极大促进了我国区域间、产业间的人口流动，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税收政策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产值上所得税对总量调节比流转税更具优势。我们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企业所得税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未来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朝两个相互联系的目标努力：①在目前的税制调整中要逐步地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因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是建立在筹集收入总量的基础上的，若占税收收入比重不高是不足以承担起扭转税制累退性任务的。②要不断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结合”的税制改革，提高个税对收入来源多、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同时要加强差别化的费用扣除，从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第二，在结构调整上，长期来看流转税调节效果比所得税要好。在市场经济完全条件下，所得税调节理应强于流转税，流转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负转嫁机制会得到充分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流转税配合着价格调节生产与消费，对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重视流转税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良好效应，进一步完善流转税改革并且努力调整流转税的税负结构，减轻流转税税制的累退性。第三，无论是对三大产业产值还是对产业结构，税收政策的贡献度并不是很大，说明税收政策对于产业经济效应没想象的那么大，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制度和政策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需求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宏观调控的税收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确了税收政策对于产业经济的作用的机制。第四，在促进劳动就业上，首先，完善税收对不同群体就业优惠政策的形式，尤其需缓解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其次，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具有巨大的吸纳能力，因此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并完善促进第三产业就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最后，加大教育培训的税收优惠，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教育成本，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促进就业的增加。

在此，我对本书的作者做一个说明。本书是我研究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成果之一，在这一研究中我对研究选题、研究设计及谋篇布局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形成了四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最终撰写成本书的四部分内容。撰写第一部分的是王雷和王文甫，撰写第二部分的是汪海俊和王文甫，撰写第三部分的是李智敏和王文甫，撰写第四部分的是艾永锋和王文甫。在此基础上，我对以上四部分内容做了总体上的逻辑安排和认真的修改，从而形成本书，同时，我的博士生王德新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排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老师——何春梅老师和廖庆老师，在她们认真编校和督促下，我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克服了自己疏懒的弱点，认真对待书稿的修改工作。她们一丝不苟和认真工作的态度，使我在校对书稿中来不得半点马虎，并使我认识到，做学问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不忘做学问的“初心”！

王文甫

2019年10月28日

于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