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能源强度是反映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代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在2016年正式签署生效的《巴黎协定》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达到峰值，且将努力争取早日达到峰值。该承诺对化石能源消费占主导的中国来说，压力无疑是巨大的。目前，中国正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新四化”），在强调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同时，尤为重视缓解能源环境维度的约束，这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过去的实践中尚未充分落实。因此，绿色发展背景下，节能降耗是“新四化”的发展要求与内生任务。“新四化”进程中，降低能源强度对实现碳减排承诺和经济发展绿色化极为重要。

本研究将构建“新四化”作用于能源强度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使用计量模型检验“新四化”是否能够促进能源强度下降，以此来支撑理论分析。考虑到“新四化”内涵的多维特性，在已有研究中使用的城镇化率、工业化率、计算机普及率与农机总动力等单一指标难以满足“新四化”对经济增长、结构变化、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等多个维度的要求，本研究使用多元指标计算的“新四化”指数考察不同省（区、市）的“新四化”水平，并刻画“新四化”水平的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不同于传统“四化”进程（比如，侧重强调信息化支持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城镇化、工业化等单向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四化”应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这从实践上对“新四化”提出了“互动发展”的新要求。当前，“新四化”更注重信息化与其他三“化”融合、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在农村、农业支持城镇、工业的同时，尤其要强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这将使得“新四化”互动同样可能会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此影响是收敛还是发散、每一“化”对能源强度的最终弹性如何，这是前期相关研究没有关注的。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多元指标体系测算的新型城镇化指数、新型工业化指数、信息化指数和农业现代化指数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并考察省际“新四化”水平及其省域分布特征，控制粗放发展惯性所引致的能源强度累积滞后效应，识别“新四化”及其互动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判定“新四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从作用机制角度分析，“新四化”及其互动进程中的能源消费扩张机制有拉升能源强度的可能性，而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与效率改善等机制作用则会产生显著的增长效应，从而促进整体层面上能源强度的下降。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机制下，“新四化”及其互动对能源强度的综合影响结果（大小及方向）难以通过演绎推理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必将通过能源消费或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产生一定的关联性。本研究使用皮尔森（Pearson）、肯德尔（Kendall）和斯皮尔曼（Spearman）三种检验方法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指数、农业现代化指数与能源强度、新型工业化指数与能源强度、信息化指数与能源强度、农业现代化指数与能源强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指数、新型工业化指数、信息化指数与能源强度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支持了理论推导结论。

本研究在构建多元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了2011—2014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并直接借鉴了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测算的信息化指数。从整体上看，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与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表现出东部地区的“新四化”指数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的梯度特征。中国“新四化”的省际分布状况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的经济事实不仅佐证了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发展的格局》一书中提出的“标准结构”或“一般形式”，而且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内容。因为，在钱纳里、赛尔昆所处的时期，信息化或信息技术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并不显著，相较于城镇、工业，农村与农业处于从属地位，他们提出的“标准结构”或“一般形式”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对应关系。当然，中国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指数也表现出逆梯度的特征，即中西部个别省份的“新四化”指数优于东部省（区、市），西部地区某些省（区、市）的“新四化”指数也比大部分中部省（区、市）高。

为确定“新四化”及其互动对能源强度的最终影响，本研究以纳入能源因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构建了“新四化”影响能源强度的数理模型，进一步基于2011—2014年中国内地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30个省（区、市）的经济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使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OL-OLS）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不论是规模报酬递增假定，还是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基于计量回归结果均可得四条主要结论：第一，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随时间推移而逐步衰减的累积滞后效应。第二，“新四化”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具有边际递减特征，改善能源效率的效应趋于收敛。第三，“新四化”水平的提升能促进能源强度显著下降，但每一“化”的作用有较大差异。这表现为信息化对能源强度的弹性系数最大，农业现代化次之，新型城镇化居第三位，新型工业化最小。第四，在能源效率视角下，“新四化”的协调发展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互动的节能降耗红利正快速释放；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动能降低能源强度，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互动阻碍了能源强度的降低；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在互动发展初期，能够促进能源强度下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积极效应有所减弱，最终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当下正深度践行新发展理念，结合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着力稳步提升“新四化”质量的阶段背景，在“新四化”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时，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极为重要。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所得的结论，本研究认为，“新四化”进程中，在向落后地区倾斜配置资源、提升落后地区“新四化”水平的同时，应着力提升能源综合使用效率，发挥新型城镇化的降耗作用，释放新型工业化的结构节能红利，深挖信息化发展的节能潜力，加快现代农业的循环化进程，由多维度入手改善能源效率，加快促进能源强度降低。

从改善能源综合使用效率的角度看，应正确认识能源强度的累积滞后效应，即过去的能源强度对当期有影响；应积极转变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应促进能源部门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能源转化效率与终端使用效率。从发挥新型城镇化的降耗作用的视角分析，要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重视就业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增长效应；要完善城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勤效率，增加绿色出行比重，降低交通行为能耗；要推进集约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地均产出能力，要统筹空间规划，进一步优化并完善“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布局。从释放结构节能红利视角分析，新型工业化本质上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在这一进程中应合理布局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完善区域工业行业链条，提升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要努力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合理搭配高端产业，构筑高端化、现代化的工业行业体系；应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结构优化的同时提升服务业附加值和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应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能源消费政策，引导“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低产出（三高两低）”的工业粗放发展模式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高产出（三低两高）”的集约发展模式转变；要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使后半段创新与前半段创新并重，既要注重工业行业的基础创新，又要兼顾应用创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效应。从深挖信息化发展的节能潜力角度看，要以加强核心基础技术研发与塑造完善的价值链为导向，加快发展信息产业，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新动能与产业基础；应注重信息产业自身的节能，在信息产业发展进程中注重发挥信息技术的能源效率改善作用；应积极促进信息化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节能与增长的双重目标。从加快现代农业的循环化进程看，应提升现代农业的科学技术含量，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使用；应抓住乡村振兴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契机，积极构建横向产业链和纵向产业链条，促进农业联动发展和不同产业互动发展，以提高农业现代化的产出效率和产出能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能源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