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元朝以“大元”（简称“元”）为国号，立于公元1271年，在此之前，称为“大蒙古国”或“大朝”。大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在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建国号诏》中宣布改国号为“元”。
延续了近百年的元朝不但拥有空前广阔的疆域，更包纳了众多的人口和民族，但从人口数量上讲，蒙古族是绝对的少数，因此，如何有效地对被征服者加以统治并维护自身的地位，对蒙古族统治者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元朝政府实行了被后人总结为“四等人制”的民族政策，这种制度将元朝的属民按降附时间的先后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四等人制”不见于元代任何的典章文献，但是当时许多的法律制度都体现了它所包含的精神，到了忽必烈时代的后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制度。“四等人制”的核心，就是将元朝境内的民众划为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军事、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待遇都有所差别，这样充分保障了蒙古族征服者的优越地位和统治权，并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压制和分化。
这四个等级中，“色目”的称谓比较含糊，其实“色目”是个统称，就是“各色名目”的意思，色目人的字面含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汉人主要指淮河以北、原来金朝境内的居民，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云南、四川两地因为平定时间较早，也属于汉人；而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中之江北、淮南诸路的居民，则被划归于南人。(1)南人由于归附元廷最晚，因此地位最低。汉人和南人两个等级的主体本是同种同源，现在从制度上予以划分，固然有归顺时间先后的原因，同时也是蒙古统治者利用南宋以来南方人和北方人彼此间的对立情绪，对汉族进行分化的手段。
实行四等人制，最受打击的是汉族儒士，其中又以身处江南者为甚。这种制度不但降低了他们的身份，也让通过读书走向仕途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士地位之低，可见一斑。但是实际上，“九儒十丐”的说法多半也是南宋遗民们哀叹读书人丧失地位的过激之辞，元朝儒士的地位并没有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不过和两宋时期儒士所受的优厚待遇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族群统治全境的朝代。不同文化的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冲击，使汉族人有过“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思想震撼，如何和新政权相安无事地共处，成为当时南人尤其是文人的最大困惑。
元朝平定天下之初，除了极少部分的“南方文士”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外，大多数人保持观望态度，随着元朝政权频频伸出橄榄枝，他们也逐渐开始热衷于寻找一条入仕之路。但是，除极少数幸运儿以外，大多数的汉族文人入仕后，都免不了被蒙古人、色目人歧视、猜忌和压制，所以元中期的文人多是挣扎、动摇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但仍不失天真地寄希望于一代又一代的蒙古帝王。由于科举屡废，终身不得志者比比皆是，加之农民战争爆发，到了元末期，文人们又大多陷于绝望与虚无。
由于元代汉族文人地位的特殊性，当时的文人群体也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当天下甫定之初，惊魂未定的文人需要抱团取暖；当南人北进入仕之风兴起，为了减轻为新政权服务而引起的内心矛盾感，他们也需要彼此安慰和互相激励。此刻，在朝为官者要面对异族的排挤，隐居不仕者要承受逆反潮流的孤独，单独一人自然不如融入一个群体中安全而温暖；又由于科举制度屡废，考取功名远远没有举荐入仕现实而有效，文人群体的形成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因此，元代的文人群体也蕴含了较其他朝代更为复杂的意味。
与文人群体几乎重合的元代书家（包括画家）群体，也是这种群体性活动的受益者。书画乃文人余事，文人群体形成，必然会带来以诗文书画为主题的唱和雅集，这种群体活动成为促进元代书风的形成、推进元代书法发展的有力因素。比如书家群体，在创作风气上会彼此影响。以赵孟
为例，赵孟在中晚年所结交的朋友的书风基本上都受到赵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一些以鉴赏书画为主题的雅集，如元初的著名藏家郭天锡、乔篑成、鲜于枢，元中期的柯九思、祥哥剌吉，元末的顾瑛等人发起的多次鉴藏雅集，为众多参与者提高眼界、开阔视野、增加取法对象的选择等，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元代书法的开局并不理想，南方在南宋政权时期，由于皇室资源已被金国掠夺殆尽，加之战乱连年，已经失去了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南宋书法“尚理”“尚意”，表现在书家对时人的推崇及对魏晋传统的漠视，这直接导致了南宋书法相对于唐及北宋的倒退，所以自“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之后，南宋书法日趋衰弱。而统治北方的辽、金，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异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与汉族文化发生冲突，虽然最后总是被汉文化同化，但汉文化同时也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感染，而最能代表汉文化传统的书法，也表现出了粗犷和豪放的特点。
所以说，元代初期的书坛是一片混乱与迷茫，不循古法成为元代书法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元初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直至赵孟出，复古才成为元代书法发展的主流。
元代书法的复古观并非源自赵孟，元初的郝经论书法云：“钟王变篆隶也，颜变钟王用篆也，苏变颜柳用隶也。……故古文则学先秦，篆则学李斯，隶则学钟繇，楷则学钟王颜苏，行与草则学张芝、索靖、二王、张旭耳。”(2)郝经的书论已经指明了书法复古的正确方向，但是倡导者未必就是有力的执行者，元代书法能够一举扭转南宋的靡弱及辽金的粗放，改而遵从魏晋古法，赵孟实功不可没。
元代书法的复古潮流，是元代书法思潮的主流。元代书法复古的中心思想是向魏晋古法回归、向二王笔法回归。在元前期，这种潮流重新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取法中的典范地位，这是元代复古观的第一变。之后，这种推崇在实践中又逐渐转变为对公认得到王羲之笔法的赵孟的推崇，这是复古观的第二变，赵孟书风笼罩了元代中期。到元末，书家们意识到单纯学赵导致取法对象的单一与书风的雷同，元末书家在继承复古思想的同时，取法对象扩大化、书法面貌个性化，这是复古观的第三变。
如果元代的书法没有经过赵孟对复古观念的倡导，那么元代书法史将要重新书写，所以研究元代书法，首先应该重视赵孟的复古观。对元代的书法而言，复古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打破旧有的书坛格局，用古典的魏晋书风来纠正北方书法的粗鄙和南方书法的萎靡。其次需要重视的就是元代书家群体在这场复古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在重新向古典学习的过程中，赵孟是天才的示范者、出色的领导者，但是时代书风的形成，必然还是群体共同推进的结果。
如上文所述，元代书家群体的形成比其他朝代更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更具研究价值，因为在等级之间待遇差别极大、汉族人尤其南人备受歧视的元代，文人书家的集群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抱团取暖，群体成员彼此给对方的心理慰藉，是刺激和支撑他们创作的重要力量源泉。
元代书家群体的划分，除地域（南北之别）和族群（蒙汉之别）的因素外，还包括生活状况、观念、师承对象等因素。书家群体性的活动多以雅集为主要形式，雅集的内容包括宴饮、酬答、品鉴、题赞、唱和、共游、送行等，这些群体的核心人物是相对固定的，他们彼此的创作观与书法实践互相影响，最终对元代书风的形成、书法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正是从群体的角度，对元代书法复古思潮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研究。
按照这个思路，以时间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本书将元代的书法家归纳为如下群体，并分别阐述这些群体对元代复古书法思潮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南宋遗民书家群与元初期复古思潮的初步兴起。元初期书家群以“武林胜集”为代表，参与者有鲜于枢、邓文原、仇远、白珽、张楧等，他们是生活在钱塘（又称武林，今浙江杭州）附近的南宋遗民群体。“武林胜集”成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正是蒙古统治者以“大元”为国号之后的十数年，这个书家群从对南宋政治、文化的反思延伸到对当下书法的反思，表现出对时人取法宋人、忽略法度的不满，已显示出复古的初步倾向，但是此时也存在着复古思想认识尚不一致的问题。
以赵孟为核心的南方书家群与元中期复古风气的形成。赵孟是元代第一大书家，也是复古观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以赵孟为核心的文人群体是元中期最主要的书家群体，也是形成元代书风的中坚力量。赵孟赴大都之前已有书名，在大都又获得帝王的认可，这为他奠定了书坛盟主的地位，而因为地理与人文的关系，他的书法实践首先影响的是江浙书家群，并由江浙书家群为之推广。赵孟的示范效应导致江浙一带赵氏书风群体的形成，而这些群体将赵孟作为魏晋、“二王”书风的现实典范，复古观已演变为崇赵观。这个时期也是复古观念的形成期。
以奎章阁书家群为代表的北方书家群体与复古观念的成熟。北方书家群体主要由生活、供职于大都的朝廷文人构成，以奎章阁（以及之后的宣文阁）书家群为代表。奎章阁书家群形成之前，赵孟已返回南方；奎章阁书家群建立之时，赵孟已去世六年。然而奎章阁书家多源于南方文人的北移，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在大都或在杭州曾受教于赵孟，所以他们思想中乃至笔下都有赵孟的身影。奎章阁书家群体对赵孟的继承，意味着复古观已经从南向北影响到了全国。
元末书坛对赵孟书风的反叛与复古观念的变革。赵孟的行楷书风在元代中期风靡天下，到元末，书家群体开始有意识地脱离赵氏书风，这也是对赵孟所提倡的复古书风的反叛，这种变化在南北方是一致的：元末同时也是宣文阁活动的末期，朝廷书家已经不再以赵氏书风作为取法的重要典范；而变革最大的还是在南方，南方书坛以“玉山雅集”为依托，出现了一批个性特征极为鲜明的书家。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复古观念在元末的成功变革，这种变革也为明代书坛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按时间将书家群体予以纵向划分的同时，本书又辅以横向划分，即以关键性的重大事件为依据，对复古观念进行专门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研究书画鉴藏对复古观的影响；其二，研究复古观所带来的篆隶书体的复兴；其三，研究复古观对元人收藏碑拓与镌刻法帖的影响。
元代的私家收藏日益繁盛，私家收藏区别于内府收藏，主要包括文人收藏和宗室收藏。宗室及文人对书画的收藏，是元代私家书画收藏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两部分收藏，书家群体都有机会参与鉴赏品评。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元代书画收藏史，研究他们的收藏对象、品题内容，可以了解复古思潮对私家收藏选题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发现鉴藏雅集对于个体书风的影响。
篆隶书在宋代已式微，虽然仍有一部分书家坚持书写，但其艺术水准较前代有了大幅下降。而元人对篆隶的热爱程度出乎人的意料，在元代百余年的历史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篆隶书家。赵孟倡导的全面复古，包括对篆隶等古体书法的全面学习，是篆隶书体复兴的理论依据；而实用功能在元代的扩展，则是篆隶书体复兴的实践依据。书家群体对篆隶的热衷，意味着复古观念全面波及各种书体。
元人对法帖收藏的兴趣远远超过碑拓，其原因是晋人书法流传至元，墨迹已颇为珍罕，为了满足学习的需要，元人转而求诸石刻。刻于石上的晋人书法主要形式就是法帖，单刻帖如《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丛帖如《淳化阁帖》《绛帖》《宝晋斋帖》等，碑刻除《保母砖》外，以温润的唐碑如《化度寺碑》《孔子庙堂记》等最受欢迎，元人的这种偏好，显然是受复古观影响。
赵孟所倡导的复古，是向晋人书风靠拢，学习晋人书法，对笔和纸都有相应的要求，当时最受欢迎的毛笔的共同点就是硬毫、锐锋，硬毫以兔毫、鼠毫为主，在宋代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羊毫笔到了元代止步不前；而元人用纸，则要求坚韧光滑，这当然是一种熟纸，这种纸与笔锋锐利的硬毫搭配，成为重现晋人书风的最佳组合。元代制笔制墨工匠众多，文人也与笔工墨工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达成了一种双方共赢的关系。
综上所述，元代的书家群体，对元代书法复古观念的形成、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所以研究书家群体，有助于还原完整的元代书法史、书法思想史，其意义极为重大。本书以按时期、地域、目的、核心人物等条件划分出的元代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书家群体性的活动，抽出群体在书法方面的共性特征，如书学观念、书法实践等，将之与整个元代书法观念和风格进行比对，从而归纳出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复古观念发展过程中的推进作用。
对元代书家的研究，需要书法作品作为材料支撑。由于元代的书法作品存世相对较少，而且单独成篇的更少，多是以题跋的形式附在其他作品后面，资料分散、整理不易，这是造成研究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仍有一批学者筚路蓝缕，对元代书画史进行不懈研究。目前学术价值高、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如傅申先生《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1981）、姜一涵先生《奎章阁与奎章人物》（1981）、黄惇先生《从杭州到大都——赵孟书法评传》（2003）、《中国书法全集·赵孟》（2002）、楚墨先生《中国书法全集·元代名家》（2001）、邱江宁先生《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2013）等，特别是傅申与姜一涵两位先生的著作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资料并不完备的阶段就有如此的立论眼光，尤为难能可贵；专题系列论文如马明达先生对元代笔工、墨工的研究，王力春、赵利光先生对奎章阁及宣文阁鉴书博士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顾工先生对杨维桢的变法历程、书写工具及交游雅集的研究等。这些著作与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其资料的整理方式，对本书写作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参考作用。
当下比从前更为有利的研究条件，是博物馆藏品的逐步公开与新资料的不断披露。如近年所出《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绘画编》（2008—2013）、《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2012—2016），这两套丛书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优秀书画藏品从正文至题跋全部印出，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北京匡时2011年秋季征集到的拍品《元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此煌煌巨制翔实地展示了元初期南方书家群体的书法风貌。《中国书法》2014年第8期披露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沈右送医师沈伯新序》及诸家跋文，它集中展示了元末参与“玉山雅集”前期活动的书家群的整体面貌。专题性的展览，有2016年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鉴藏文化特展”，这是对元代最重要的书画雅集“天庆寺雅集”的一次实物再现；又有2017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孟书画特展”，展出了赵孟一生中经典的书法绘画作品107件，以及同年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赵孟书画全集》，它们对赵孟研究意义重大；2017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元代石刻拓本目录》，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代石刻拓本802种，列出所在地、尺寸、撰文、书丹、刻石者姓名，并以完整图版全部印出，为元代书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这些资料的公开，不但可以丰富对已有观点的论证，更有利于新问题的提出与新观点的建立。相信随着出版业与媒体的发达，更多的新资料将被逐步公布出来，从而不断完善对元代书法史体系的建构。
(1)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 郝经：《叙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