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魔幻现实主义先驱及其反独裁小说《总统先生》

2017年10月，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很快被网友“刷屏”，其作品如《被掩埋的巨人》在当当网等电商平台一度断货，只能“预订”购买。译林出版社曾推出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上海孤儿》等小说，但《被掩埋的巨人》《无可慰藉》《浮世画家》的中文简体字版版权已归于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外国文学作品引介出版方面“重振雄风”，除了拥有石黑一雄等人作品的版权外，还包括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资源。与石黑一雄类似，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创作也带有“流散写作”的特点。

许多作家、学者谈到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往往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奉为圭臬。事实上，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才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凭借《危地马拉传说》（1930）、《总统先生》（1946）、《玉米人》（1949）等小说，阿斯图里亚斯于196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称其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当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因刚出版了《百年孤独》，在世界文坛声誉日隆，但距他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15年之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拉美“文学爆炸”席卷而来时，阿斯图里亚斯却断言拉美小说家“纯粹是广告的产物”[78]，借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识。

一、创作《危地马拉传说》崭露头角

阿斯图里亚斯1899年生于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同年诞生。阿斯图里亚斯的父亲原是危地马拉城的一名法官，在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当权时期，肩负治安之责，因拒绝遵命镇压学生示威活动被解职。在小学担任教员的母亲同样遭到学校解聘。全家于是迁居内地小镇萨拉马，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才搬回首都。祖父为萨拉马的地主，常常骑马带着童年时期的阿斯图里亚斯到处闲逛，后者由此得以亲近危地马拉乡村生活，尤其是印第安人的风土民情，为其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尽管其父后来没有从事法官职业，转而经商贩卖砂糖、面粉等日用物资，阿斯图里亚斯还是“子承父业”，在圣卡洛斯大学学习法律，以硕士论文《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毕业后，取得律师头衔。他还是圣卡洛斯大学校歌《驳船》的创作者之一。其间，阿斯图里亚斯参与过推翻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独裁统治的活动。1920年4月，危地马拉发生暴动，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在国民议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有法律专业背景的阿斯图里亚斯在法庭担任书记官，他所在的法庭恰好受命承办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叛国”案件。阿斯图里亚斯“因此每天都能接近这位囚牢中的独裁者，听他吹嘘自己的梦话和那些天花乱坠的巫术”[79]。经过这段时期的观察了解，他渐渐有了塑造独裁人物形象的构思。

阿斯图里亚斯早年参加了“联合主义派学生协会”，与友人创办《新时代周刊》，抨击军政势力，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安排他去伦敦学习经济。在大英博物馆，阿斯图里亚斯参观了玛雅文物。1923年在巴黎度假时，他结识了索邦大学知名玛雅文化研究专家乔治·雷诺教授。此后几年，阿斯图里亚斯师从对方潜心研究古印第安文化和人类学。他将玛雅神话与历史故事经典《波波尔·乌》翻译为法文，并与人合作将其译为西班牙文，同时兼任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通讯记者。这一时期，阿斯图里亚斯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安德烈·布勒东等人建立了友谊，连同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一道创办《磁石》杂志，宣扬超现实主义的主张。后来，他结合超现实主义的“神奇”美学观，融入印第安神话和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诗集《星光灿烂》和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危地马拉传说》往往被视为拉丁美洲第一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集，在西班牙出版后为他赢得了声誉，该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二、从《政治乞丐》到《总统先生》

奠定阿斯图里亚斯作为世界知名小说家地位的，当属他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小说《总统先生》和《玉米人》。《总统先生》的创作和首版历时20余年。早在危地马拉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垮台后，阿斯图里亚斯已开始着手《总统先生》的创作，他最初打算以这位独裁者为原型写一部名为《政治乞丐》的短篇小说。在法国学习期间，阿斯图里亚斯与秘鲁作家塞萨尔·巴列霍、委内瑞拉小说家阿图罗·乌斯拉尔探讨时发现，“独裁”在拉丁美洲是一种普遍现象，为此决定将《政治乞丐》扩展为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作者先后修改19遍，全书于1932年年底在巴黎完成修订。

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认为阿斯图里亚斯作品中的所有形象都是由新大陆的整个神话体系和宇宙观产生灵感的。[80]《危地马拉传说》中的魔幻现实创作风格在《总统先生》一书中得到延续，如作者写道：“风仿佛也在太阳穴上挨了两枪，惶恐不安地颤动着，它们已经无力吹掉树梢上的叶子，就像难以去掉它们头脑里的固执念头一样。”[81]在阿斯图里亚斯看来，梦幻是独裁者统治下人们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而吞服的一剂鸦片，是那些破碎心灵的避难所。他也善于运用比喻强化魔幻效果，比如晚霞中的城市犹如血色伤痕，苍穹则像坟茔。[82]但《总统先生》直到1946年才得以在墨西哥出版，“原因是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另一个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反动统治时期（1931—1944），而且当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猖獗，出版《总统先生》这样的书无疑会使作者付出生命的代价”[83]。阿斯图里亚斯之所以于1946年在阿根廷出版《总统先生》，得益于危地马拉豪尔赫·乌维科政权已被推翻，他受新政府委派，在墨西哥担任外交使节。或许为了揭示拉丁美洲“独裁统治”的共性，小说中的主人公被泛称为“总统先生”，作者没有另取其他具体的姓名。阿斯图里亚斯后奉调阿根廷，完成《玉米人》创作，并于1949年出版。

危地马拉先锋派诗人弗朗西斯科·门德斯认为，阿斯图里亚斯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过程，进行了“但丁式”的旅行：写《危地马拉的传说》时，他站在天堂门口；写《总统先生》时，他站在地狱门口；而写《玉米人》时，他站在赎罪所的门口。[84]继阿斯图里亚斯之后，不少拉丁美洲作家试图通过创作来刻画独裁者的形象及其暴政，由此客观上形成拉丁美洲独特的“反独裁小说”谱系，其中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等等。

三、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总统先生》的“偏见”

阿斯图里亚斯其后的系列作品，特别是“香蕉园三部曲”（1950年出版的《疾风》、1954年出版的《绿色教皇》和1960年出版的《死不瞑目》），批判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压榨危地马拉民众的情形，作者由此赢得了“政治评论家”之名。但是，危地马拉政局动荡、更迭，阿斯图里亚斯因《总统先生》等作品涉及揭露危地马拉内政外交黑幕，他一度被当局剥夺国籍，流亡海外数年。

1966年，阿斯图里亚斯被危地马拉新政府任命为驻法大使。这次任职使他左右不讨好，左派认为他变节，右派则经常拿他“反政府”的过往说事。1967年10月19日，阿斯图里亚斯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正在一家酒吧里庆祝自己68岁的生日。面对记者“在拉丁美洲作家中是否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获奖”的问题时，他一开始拒绝回答，随后表示乐意看到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获奖。巴勃罗·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后来同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均是获奖热门人选。阿斯图里亚斯获奖前曾受邀赴瑞典的大学讲学，停留期间，他修订了“香蕉园三部曲”的瑞典文版译本。此外，瑞典学院选聘一位精通西班牙文的批评家谢尔·约翰逊，委托他撰写一篇有关阿斯图里亚斯文学成就的报告书。约翰逊认为，阿斯图里亚斯为“当前拉丁美洲文坛最多产、最生动的作家之一”，“在融合拉丁美洲神话与现实的艺术上，无人能与他匹敌”，“将奖金给《总统先生》一书的作者最为完美”。[85]阿斯图里亚斯最终成为继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丁美洲作家，两者获奖间隔的时间长达22年。阿斯图里亚斯给危地马拉带来了荣誉，他的形象被印在了邮票和纪念章上，有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斯图里亚斯以小说家身份尤其是依托《总统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些五味杂陈。阿斯图里亚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关系微妙，他曾指责后者在《百年孤独》中抄袭了巴尔扎克作品《对于绝对的探索》中的内容。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接受上面提到的那一点，更不会同意阿斯图里亚斯是魔幻现实主义先驱的说法”[86]。“阿斯图里亚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魔幻现实’作家有太多相似之处，很快开始厌恶对方。得到迟来荣耀的阿斯图里亚斯害怕这位年轻的竞争者，后来戴上桂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被视为执意违背伦常。”[87]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一位作家和一部作品生来就是一对，“阿斯图里亚斯因他的《总统先生》出名，这部小说很烂，还不如《危地马拉传说》”[88]。《总统先生》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小说《族长的秋天》，后者颇有几分一较高下的意思。纯粹就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成就而言，《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等作品不比《总统先生》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言论，也暗含意气成分。此外，阿斯图里亚斯曾获得了列宁和平奖，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从政治上讲他“并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89]。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阿斯图里亚斯依然陆续有作品发表，如小说《多罗莱斯的星期五》等。1974年，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去世，其遗体后来安葬于巴黎著名的拉雪兹公墓。

四、《总统先生》主要中文译本

时至今日，阿斯图里亚斯远不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国人所熟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阿斯图里亚斯与中国人士多有互动。1952年，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阿斯图里亚斯为拉丁美洲的响应作家之一。1956年，阿斯图里亚斯应邀来华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12月，亚洲作家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茅盾、阿斯图里亚斯等中国、朝鲜、越南和拉丁美洲作家参加。会议期间，阿斯图里亚斯提议，通过通信和出版彼此文艺著作的方法来强化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译文》（现《世界文学》前身）1957年2月号上选刊了阿斯图里亚斯的诗作《死去的父母》（孟复译）：“……种子用秘密的钥匙把坟墓打开。/我的父母永远活在/风、雨和飞鸟的心中。”[90]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关注更多的是其“反美斗士”和“中拉友好使者”形象，如抗议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号召捍卫古巴革命等。[91]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阿斯图里亚斯描写美国武装干涉危地马拉的小说，即繁体版《危地马拉的周末》，译者署名为“南开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组集体翻译”，收入“文学小丛书”。这与当时中美关系冷淡的时局不无关联，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正好可以用来宣传反击“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出版方的初衷不仅限于此，其扉页写道：“‘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92]

《总统先生》被介绍到中国，主要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之际。1979年第6期《世界文学》选刊了《总统先生》部分章节，译者为黄志良、刘静言夫妇。外国文学出版社翌年即推出了黄志良、刘静言合译的《总统先生》，印数达50000册。黄志良、刘静言均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曾系统学习过西班牙语，长期在拉丁美洲古巴、智利、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担任外交官，两人合著有《出使拉美的岁月》一书，另出版了多部专著、译著。此外，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于1981年出版了《总统先生》（刘启分译），并与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刘大任、邱刚健译）合编为一册，收录于“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系列中，其后又两次重印，具体印数未在版权页标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统先生》其他中译本陆续出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总统先生》，与《百年孤独》等作品一道，收录于“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四辑）”，但印数仅为1500册。2001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译者署名为“刘玲”的《总统先生》中文版，为“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版权页标注的印数更少，只有500册。从印数变迁来看，《总统先生》似乎并未像《百年孤独》等拉丁美洲作品一样，取得动辄加印乃至盗版横行的市场效应。

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总统先生》译者董燕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西班牙语教学、翻译相关工作，他编写的教材《西班牙语》《现代西班牙语》、译作《堂吉诃德》等影响至今，曾把莫言的《红高粱》翻译为西班牙语。翻译《总统先生》一书时，董燕生对作者写作的语言和文风印象颇深，将其特点归纳为“贯穿全书的口语格调”，“夸张、荒诞的修辞方式”，“搜索枯肠的遣词造句”三方面。“阿斯图里亚斯似乎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夸张譬喻，他更多地追求一种荒诞效果，于是处心积虑地搜寻冷僻、古怪、奇诡的表达方式”，如第十四章联觉式的描写，“发出各种气味的声响，打出五颜六色的喷嚏”；因书中充满谚语、童谣、双关语、绕口令、隐语黑话、人名绰号等文字游戏，以致译者不得不“舍形而传神”，在“整个译书过程中，一直像鲁迅先生描述得那样：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还得经常请教别人，为的是冲破自己狭小的语言樊笼，至少近似地反映出原著那样气象万千的面貌，既有阳春白雪般的诗情画意，又有下里巴人式的陋巷俗语”。[93]略为奇怪的是，董燕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统先生》译出后倒是付了稿费，但我始终没见到成书。”[94]董燕生译本《总统先生》2009年被台北南方家园出版社再版，出版方将该书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就在《总统先生》被引介出版之际，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同样有了中文简体版。商务印书馆曾选编阿斯图里亚斯的短篇小说《文身女的传说》，连同胡安·鲁尔福等人的作品，汇集为《文身女的传说——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短篇小说集》（倪华迪译注、孙家孟校订），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西班牙语与中文双语对照。20世纪90年代初，在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漓江出版社版刘习良、笋季英等译本）获一等奖。同时获得一等奖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还包括《泰戈尔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吴岩译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上海译文出版社程中瑞、程彼得译，王永年校本）、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漓江出版社李文俊、陶洁、王义国等译本）、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漓江出版社桂裕芳、林凡译本），此外，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纳吉布三部曲》（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朱凯译本）获二等奖。[95]

五、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作品系列

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得了阿斯图里亚斯代表作《总统先生》（黄志良、刘静言译本）、《玉米人》（刘习良、笋季英译本）、《危地马拉传说》（梅莹译本）的版权，从内文、导读到附文、装帧均做了修订，均采用精装32开本的样式和色彩鲜明的绘画作为书衣，品相较好。如《总统先生》一书，“为不辜负出版社与广大读者的厚望，我们依据危地马拉F&G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最新版原著，对原译文做了必要的增删和认真修改，并就疑难之处再次请教了多位拉美专家”[96]，译风颇为严谨。

参与翻译阿斯图里亚斯作品的中国译者，普遍感到难度很大，这与作者运用“形象语言”进行创作有很大关联。阿斯图里亚斯把诗化语言之于小说创作的意义比作呼吸器官之于人的价值，“拉美小说最能吸引非美洲读者的地方正在于它通过五彩斑斓（又不失之矫揉造作）、拟声性强的语言所达到的效果”[97]。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玉米人》等作品，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比喻，单凭字典很难查证或准确把握原文旨趣，译者往往多方求助。译者刘习良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拉丁美洲部翻译、播音员、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代理台长等职，最初在接受同窗好友陈光孚建议翻译《玉米人》时，就将这一任务视为“苦果”。刘习良的妻子笋季英也是西班牙语翻译家，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1984年她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乘机向来宾就翻译《玉米人》提出了一两百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98]

译事不易，甘苦自知，上海译文出版社最终选择了黄志良、刘习良等人的译本重装再版，也较为审慎。但就《总统先生》而论，董燕生译本的许多口语化译文，同样颇具特色，如将第四十章节名译为“藏猫猫”，就比“捉迷藏”更通俗。读者如果时间精力许可，不妨将几个译本参照阅读。为了扩大传播效果，在《总统先生》制作后期，上海译文出版社给国内一些知名译者、研究者寄送了样书约写书评刊登，如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等等，并在北京举办了“阿斯图里亚斯文学研讨会”[99]。

阿斯图里亚斯在中国的出版反馈，虽然未能像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广受“追捧”，但他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奠基者的地位自然不容忽视。在已经有较好译本的基础上，出版方后续对于其作品的推广，或许需借助更多方式，如通过微信、微博、知乎等媒体矩阵联合推送等，也有待于学者深化对其作品艺术成就的研究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