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历史

魏国与吴国首先通过撰写历史进行政治正统与文化强力的竞争。东晋南渡之后，东晋皇帝的一个首要举措就是应宰相王导（267―339）的请求设立史官。在奏章中，王导把撰写朝代历史形容为“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61]从王导的话中可知，撰写王朝历史，尤其是本朝开国的历史，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

在三国之中，似乎只有魏、吴二国设置了史官。《隋书·经籍志·史部》曰：“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 ^[62]华覈云：

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63]

虽然据华覈的形容，丁孚与项峻似乎缺乏史才，但他们起草的吴史对后来的作者显然很有帮助，甚至有可能独立保存到了四世纪。^[64]“末年”究竟是指孙权统治的最后一年即公元252年，还是泛指其晚年，这个不得而知；但少帝孙亮252年继位之后不久，诸葛恪就上奏请求委任韦昭为太史。于是，诸葛恪、华覈、薛莹、周昭、梁广五人被任命撰写《吴书》。^[65]273年，孙皓监禁韦昭之后，华覈曾试图用这项任务为借口来营救韦昭，使他免于杀身之祸：

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66]

华覈尽力帮助朋友逃脱灾祸，但此时《吴书》似乎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虽然现在无法看到其全貌，但裴松之《三国志》注对之大量引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引文都体现了《三国志》原文中所缺乏的吴人视角。^[67]

公元255年，在吴国君主下诏著国史之后不久，魏任命王沈（？―266）、荀以及著名诗人阮籍撰写《魏书》。此举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魏对吴国创举的回应。此书据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68]但是，它依然被作为魏国历史的重要材料而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多有引用，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它给历史事件提供的独特视角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客观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吴国作家远比魏国大臣更热衷于撰写东汉史。吴国以继承汉朝正统自命，因而撰写东汉史这一举措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孙权的内弟谢承（182―254）著有《后汉书》。韦昭的《洞纪》则是一部颇有雄心的通史，从中国历史伊始一直写到222年吴国建国。^[69]吴国作家还写过很多地方先贤传，如谢承的《会稽先贤传》。此外，他们还撰写过有关极南地域的风俗物产、地理环境等，也记录了吴国的殖民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应与康泰记录他们出使东南亚的著作。^[70]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细评述吴国诸多的修史活动，这里的简要介绍只是为了体现吴国作家在历史撰写方面的活跃。他们对王朝历史的兴趣，特别是他们对南方地理、风俗、物产的特殊兴趣，和建立南方帝国的努力紧密相关。^[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