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演变

汉字既已产生，其后便是汉字在形、音和义等方面的发展演变问题，尽管这种发展演变过程是漫长的、渐进的。仅以标志相对成熟的汉字体系形成的甲骨文时代算起，距今也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了。那么，人们不禁会问：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过程？各阶段的字形特征及时间跨度如何？演进的动因有哪些？与之相伴的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以及使用场合有何变化？汉字的性质是什么？汉字有没有随着形音义的改变而改变，以及怎样改变？与汉字的起源一样，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要予以科学正确地回答，却又十分困难，需要借助足量的文献资料、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方能做到。本节着重就汉字形体的演变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和介绍。

首先，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汉字的形体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革命式变化的，而是与音义的变化情形相同（但并不同步），即渐变的。可以想见，如果仅从某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着眼，往往根本看不出这种变化。但是，如果把考察的历史时期适度拉长，这种变化往往就能够浮现出来，而且，有的历史时期表现得还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可以肯定，汉字的形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一点，从已有的文献资料能够得到有力印证。其次，至于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或者说汉字形体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先贤时哲们亦曾加以探讨。如陈梦家认为，“渐变是自然而然的，骤变是人力强制的”“一因时代不同而变异，二因地域不同而变异，三因书写的方法材料和工具不同而变异，四因书写者的身份不同而变异”。⁽⁵⁾何九盈等学者则指出，“引起汉字形体演变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应用范围的扩大，一是书写工具的改变。文字应用范围的扩大，要求书写速度加快，从而引起字体的变化；书写工具的改变（由刻刀和甲骨改为毛笔和纸），为字体的改变提供了方便。”⁽⁶⁾

宏观来看，汉字形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复向简易发展，即线条化、笔画化增强；由象形性突出到象形性弱化，即符号化加强；由不稳定不规范到固化规范化，即定形定体。伴随着这一总趋势，汉字在字体和字形两方面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轨迹和特征。

一、汉字字体的变化

这里所谓汉字字体的变化，主要指的是汉字在字形特征和书写风格上的那些相对明显的表现，也就是由微小量变的长期积聚衍生而形成的巨大量变形态，“是笔势和体态的变化，一般称为形体的演变”。⁽⁷⁾许慎所言“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说文解字叙》），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当然，必须要清楚，是巨大量变形态，而非质变形态。

整体来看，汉字字体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者指的是秦代小篆以前的文字阶段，时间跨度很大，包括古文、大篆和小篆；后者指的是自汉代始至今的文字阶段，是以隶书和楷书为主要标志的阶段。换句话说，秦汉时期是汉字字体变化相对明显的时期。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汉字字体的演变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革命式的，它能且只能是渐变式的，通过长期累积而慢慢实现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的始终。所不同的仅仅是有些时期的变化很小很慢，而有些时期的变化则相对很大很快而已。

象形性是人类早期文字的共同特点，但这一特点应该主要体现在文字的早期阶段，并且持续的时间理应不会太久长。就汉字而言，象形性主要体现在古文字阶段，即小篆以前的文字阶段。此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文字的象形性在不断弱化，线条化、笔画化不断增强。所谓“线条化”，指的是古人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如书写、识记的方便，把古文字所使用的象形性较强的图形，改为由较为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明显降低的符号。所谓“笔画化”，指的是把线条化后的字符进一步符号化，使其完全失去象形性，而变为由横、折、撇、点、捺等笔画构成的符号，“隶变”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表现。

二、汉字字形的变化

这里所谓汉字字形的变化，目前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构形”或“结构”，指的是组成汉字的各个构件及其相互间的组合关系，“是笔画组合的变化，一般称为字形的发展”。⁽⁸⁾

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字体的变化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某些内外部环境共生的、并存的，字形的变化就往往与其相伴进行。不过，与字体由繁复到简易的变化不同，字形的变化既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又有由简到繁的变化，也就是说，简化和繁化并存。简化，是为了方便书写和识记，而繁化则与汉字的性质密切相关。汉字是意音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既有一定的表意成分，往往还有一定的标音成分，是表意和标音的融合体。而字形的繁化——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增加表意构件或标音构件，就更加有利于揭示汉字的特性。

首先，在字体尚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字形的简化就已发生。甲骨文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其次，汉字楷化以后，尽管对隶书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字形的简化仍在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在50年代全面展开。即便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产生的网络语言，其字形的简化仍是主流，所不同的只是简化的方式和路径。

与此同时，汉字字形的发展也存在繁化的情形，这与汉字的表意性质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外形繁化，一类是字形结构导致的繁化。前者仅占汉字总量很小的一部分，且繁化的程度也很低，是在遵循汉字孳乳的经济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增加个别字的笔画，以尽量避免另造新字。这种变化大致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出于书写习惯的变化。例如“辛”“角”“示”“天”“正”等字均出现过增加笔画的繁化现象。一是为了避免字形混淆而进行的。例如“上”和“下”，本来都分别写作“-”和“二”，为了避免这两个文字之间的混淆，以及与数字“二”的混淆，才改写为“上”和“下”。后者最常见的是增加偏旁。例如为“凤”加注音符“凡”，为“韭”加注形符“艸”。不过，虽然汉字中存在大量增加偏旁的字，但是其中大部分跟没有加偏旁的原字分化成了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大部分通过增加偏旁繁化的现象，更应看作是汉字的分化或孳乳。仅当我们以词本位来考察和分析汉字时，加偏旁的分化字才宜看作是字形的繁化。如“师”加“犬”旁而变为“狮”。

需要指出的是，字形的繁化并不是对于汉字简化总趋势的违背，恰恰相反，它是对于汉字简化总趋势的一种变相补充。换言之，即使是增加了偏旁的字，就其所增加的偏旁来看，字形变化的主流仍然是简化。这是由于构成汉字的偏旁，其自身在形体演变过程中遵循由繁而简的规律，有些偏旁的简化甚至比一般的字形演变更剧烈。例如作为偏旁的“水”变为“氵”，“言”变为“讠”。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就汉字的单个符号来看，并不存在繁化的趋向。”⁽⁹⁾这种说法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汉字的主要字体

“汉字字体的演变可以分成古文字和隶楷两个大阶段，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后一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¹⁰⁾汉字有着长达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它的字形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说来，主要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脉络。下面就每种字体的使用概况以及各自特点进行简单梳理与绍介。

（一）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契文”“卜辞”等，对其得名理据，有学者指出：“因为它是契刻的，出于殷墟，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殷墟书契，简称殷契。也有人从书写内容上考虑，认为它是殷人的占卜遗物，所以把它称为殷代贞卜文字。然而，它最通行的名称是甲骨文，这是就书契材料而言的。”⁽¹¹⁾不管名何，众所周知的是，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事项，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相对成熟的汉字样品，由王懿荣于十九世纪末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偶然发现。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有字甲骨文共有十余万片，约有5千多个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被学者们识认的约为1000多字。这部分已被识认的早期汉字，其造字意图、造字理据和引申轨迹大都较为明显，文化内涵也比较易于揭示。例如“萬”（万）字，甲骨文字形本为蝎子的象形，之所以后来用以表示数目万，以言其多，是由于蝎子为胎生，母蝎每胎所产之子数目不等，其多者可达数百。幼蝎出生后，就攀附于母蝎的身体之上，尤以背部为多，看似多不胜数。又如“龜”（龟）字，甲骨文字形即为龟的侧面形状，有头、尾、背甲和四只脚。古人之所以常用龟甲作为问卜吉凶的物象，龟长寿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龟也因此被称作“灵龟”“神龟”。古人在占卜时，先是对天祷告，而后用火烘烤龟甲。龟甲受热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开裂，占卜者就根据裂纹（也称“兆纹”，“爻”“兆”即这种裂纹的象形）判定吉凶。最后，负责记录者就把占卜所问的事项内容刻写在龟甲上，这就是卜辞。再如“兒”（儿），甲骨文字形象孩童头顶梳两个羊角式发辫之形，这两个发辫就是古代所谓的“总角”。“总角”一词始见于《礼记·内则》：“拂髻，总角。”郑玄注：“总角，收髻结之。”如《诗经·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也因此，古代把人的幼年时期称作“总角之年”，把幼年时结识的朋友称作“总角之交”。

因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汉字体系，所以它的象形意味还是很浓的，并且字形不太稳定，书写形式也相对随意些。陈梦家认为，“用刀笔契字于甲骨，甲骨性脆易裂，又不便作圜体和实体，所以甲骨文多是细线条的、方的、不实体的。”⁽¹²⁾裘锡圭认为，“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¹³⁾刘钊认为，“古文字中有许多字，尤其是一些本像动物形的字，在造字之初可能都是横写的，而到甲骨文时大都写成竖的，是为了适应汉字由上到下的书写习惯，求得书写上的连贯和线条化，以达到行款的整齐和连贯的笔势。”⁽¹⁴⁾

综之，由于甲骨文以刀作为书写工具、以龟甲和兽骨作为载体材料，因此需要改圆形为方形，变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甲骨文的笔划线条细瘦，直画居多，折笔常刻成两刀，弯转极少；字形瘦长；形体结构灵活多变，大小不一；异体字较多，尤其是象形字；部分偏旁的位置可以互换。

（二）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时期的冶炼业较发达，铜的铸造工艺先进。因为周代以前，人们称铜为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故又以“钟鼎”作为青铜器的代名词，“钟鼎文”的称谓便由此而来。

金文应用的历史约为1200多年，贯穿了商周秦三代。具体详细地划分，包括四种，即殷金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秦金文。据容庚《金文编》记载，迄今所发现的金文字数共计3722个，其中约三分之二已被辨识出来，为2420个。

由于金文的出现晚于甲骨文，所以金文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如图画成分减少，偏旁意识增强。又因金文使用的书写工具、书写方式以及书写载体材料均异于甲骨文，因此在形体结构和笔划等方面，金文就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对此，陈梦家指出，“金文因为先刻于土范母或石范母，可以修改，可作圜体实体，所以金文较甲骨文的线条要粗实、填满、圆圜。”⁽¹⁵⁾刘志基认为，金文的字体特点与其书写载体——青铜器的庄严肃穆紧密相关，所谓“郑重其事乃至神圣其事”，如此一来，“殷商的铜器铭文，无疑更真实地显现了甲骨文时代汉字体态的实际面貌。”⁽¹⁶⁾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笔划粗壮丰满，笔势圆转，出现了连贯的折笔；字形接近长圆，大小差距缩小，渐趋整齐；笔划粗细和结构布局较为匀称；字数比甲骨文少，但其中的形声字明显多于甲骨文。

（三）篆书

可以说，篆书是十分特殊的字体，这种特殊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形体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其所受到的政治干预最为突出最为强烈上。姜亮夫认为，“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¹⁷⁾

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大篆因著录于《史籀篇》，故又称籀文，是通行于西周后期的一种书体，而一般所说的大篆则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的书体之一。广义的大篆还包括六国文字。大篆的代表为公元前770年左右的石鼓文。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因刻石的形状似鼓而得名。所发现的石鼓共计十枚，每枚径约三尺，高约二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状如馒头，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但石鼓刻石的文字大多残损，现存完整的文字约为三百多个。

因大篆采用在石头表面点击、凿刻的方法，因此可以避免甲骨文刀刻或者金文铸造的“书写”限制，基本反映了当时实际使用的汉字形体特点。王国维就此曾指出：“《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¹⁸⁾《史篇》即《史籀篇》，其字体为大篆。王国维在这里既指出了大篆的特点，又说明了其与小篆的关系。

从文献记载及少数遗存，可大致得出大篆的总体特点，即字形遒劲凝重；笔划粗细均匀；字体接近方正，形体相对统一；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结构相对工整；异体字大幅减少。

小篆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为加强集权统治，从根本上改变此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在“书同文，车同轨”的思想主导下而强制推行的一种规范字体，和大篆并称“秦篆”，现存的拓本主要有《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和《会稽刻石》，以《泰山刻石》为代表字样。这些石刻均用小篆字体刻写于石上，记载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巡查全国的状况。与大篆不同，小篆的书体由丞相李斯奉命在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简化，废除其中的异体，加以规范，并在全国推行。

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字形更趋简化，线条更加匀圆流畅，在汉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和非凡价值。一方面，由于小篆以毛笔为书写工具，这也就使其笔势舒展流畅；另一方面，因小篆是由秦始皇以政令形式强制推行的，因此，其结构成分和书写方式达到空前统一，异体字已基本不复存在。虽然小篆的出现是统治者主观上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但是客观上对于汉字形体的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首次成功的政府倡导的规范化字体。

（四）隶书

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盛于两汉，东汉既是隶书的鼎盛期，也是其衰落期。标准的不同，立足点的差异，观照视角的悬殊，均会使得对隶书的划分存在差异。从字形角度划分的，如马瑞认为，“古隶发展到西汉中期武帝到昭帝时期己经成熟，开始孕育八分；八分隶书从宣帝时期趋于成熟，到东汉中晚期达到鼎盛时期，此后逐渐走向楷书。”⁽¹⁹⁾这是目前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划分方法。王振璞则将隶书分为三阶段：战国至秦代是隶书的萌芽期，简化篆体，字形转为方扁；秦代到西汉初期是篆隶嬗变期，也称“古隶”阶段，篆书痕迹减少而隶体成分增加；西汉武帝时期至东汉末年为隶书的成熟定型期，也称“汉隶”（即八分）阶段，其中西汉末的隶书形态趋向取横势，波挑显著，但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东汉则流派纷呈，达到极盛时期；汉末八分结构板滞，千篇一律，缺乏生气。⁽²⁰⁾有的以朝代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如汪国镇就将隶书划分为秦、汉二体，秦代的叫秦隶，汉代的叫汉隶。因为汉人以隶书为今文，所以汉隶又叫今隶，而秦隶就别称为古隶。古隶过于方整，无点画俯仰之姿势；今隶则有点画俯仰，与正书同。⁽²¹⁾还有的按照年代和书风的不同，如喻燕姣将马王堆帛书字体大致分为篆隶、古隶、汉隶三种。篆隶是指是以隶书的笔法书写篆书结构的字体；古隶间于篆、隶之间，结构上隶变的痕迹非常明显，章法上攲斜错落；汉隶即指八分隶，构型规范、用笔规律、字形呈方扁、波磔强烈。⁽²²⁾

隶书又称“隶字”“古书”，通常认为是在此前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流行于秦汉之际、追求书写快捷、字体庄重的一种书体，分为“秦隶”（亦称“古隶”）和“汉隶”（亦称“今隶”）。前者是由小篆走向今隶的过渡字体，亦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字体，又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的桥梁。其特点是把小篆粗细相等的均匀线条变成平直有棱角的横、竖、撇、捺、挑、勾等笔划。后者则是由汉隶发展演变而成。

因篆书的书写不仅费时，而且费力，所以秦朝的徒隶们迫于繁忙的公务文书而对篆书进行应急变通，其目的就是使其更便捷。当然，在这一目的促使下，隶书客观上也就更具特色。《汉书·艺文志》载：“秦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这是迄今对“隶书”得名理据的最早解释。关于“隶书”之“隶”的释义主要有二：一是徒隶之“隶”。这是针对该书体的使用者身份而言的。“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郑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²³⁾二是隶属、附属。这是就“正体”与“俗体”相对而言的，即认为隶书是辅助正体篆书的俗体字，从属于篆书。

尽管不同时期的隶书，其字形特点往往存在细微差别，但总的来看，隶书的总体特点还是比较显豁的，主要表现为：笔划舒展平直，确立了汉字横、竖、撇、点、折的笔划系统；字形变长圆为扁方；形体结构出现了隶变。所谓“隶变”，主要指汉字由篆书变为隶书后，字的形体所发生的“隶分”和“隶合”的变化，这是汉字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革，由此使得隶书成为古今文字演变的分水岭。“隶分”是指篆书中的同一个偏旁部首，在隶书中有些分化为不同的形体。如“河、益、泰”等都含有“水”；“奉、承、手”都含有“手”，但在隶书中的形体却各不相同，前一组分别是左部的“氵”、上部横写的水和下部的“氺”；后一组分别是下部象双手之形的“廾”和“手”。“隶合”是指篆书中不同的偏旁部首，在隶书中因位置的缘故而同化为相同的形体。例如“春、秦、奉、奏、泰”等字上部看似相同的构件，其实分别有不同的来源；“魚、燕、鳥、馬、热”等字下部看似相同的四点在篆书中也各有不同的来源。

此外，隶书结构多取横势，字形以宽扁为主，横划较为突出，有典型的“蚕头雁尾”之势，结构呈左右相背分张等均是该书体的常见形态。

隶书彻底摆脱了古汉字的象形性，一方面宣告了汉字发展进程中延续数千年的古文字阶段的终结，另一方面奠定了近两千年的今文字的格局，是楷书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进而开启了崭新的今文字阶段；同时，隶书将汉字的符号性以线条、笔画甚至艺术的形式充分展示出来，这无疑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

（五）楷书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正楷”，是在隶书基础上产生的，始于汉末，迄今已流行1800余年的一种规范书体。一般认为三国吴国的《葛府君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楷书字体。《辞海》对“楷书”的得名作如下解释：“形体方正，笔划平直，可作楷模。”可见楷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这种横平竖直的字体也就是现在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由于楷书是汉字五大书体中出现最晚的一种，所以该书体较多地借鉴、继承并发扬了此前的四种书体，这也是其流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魏锺繇的小楷造诣十分深厚，是当时最重要的代表，被誉为“正书之祖”，与晋王羲之并称“锺王”。锺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将隶书的波磔大为减少，字距拉近，行距加大，布局宽松，并改变了隶书的扁平体势，透出空灵之韵，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宣示表》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书法史上素有“楷书四大家”之称，指的是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元代的赵孟頫等四人的书法。他们的楷书书法各具特色，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柳体和赵体，并因各自的卓越建树而为后世称颂。

因楷书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所以在“横平竖直”的基础上，大大改变了隶书的笔划波折，自成一体，独具特点，从而确立了汉字的形体规范，迄今基本保持不变。主要有：笔形平直，没有波折；笔势伸展大方；字形变扁方为方正，大小均匀工整。

（六）草书

相对于汉字书体的规范写法，草书“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可见，草书在注重书体艺术美的同时，更加追求简捷快速。不过，需注意的是，“草书”并非“潦草之书体”，而是“草创之书体”。因为草书求快，所以笔划连亘，部件减省，正如《草诀》所言：“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需完。”

从历时和书写相似度的角度划分，草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早期草书一般称为隶草；“章草”因其主要用于奏章而得名，它沿袭隶书笔势，但是笔划之间出现相互连贯，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特点，且字与字之间仍然不相连贯；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字内的相近点画连成一气，字际笔势牵连相通，似离若连，牵接不断，浑然一体，从而进入今草阶段。

（七）行书

《书断》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清宋曹云：“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秾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可见，行书书体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是在楷书的基础上，简化笔划，再适当加入草书简洁流畅的书写特点而成。它既不像楷书那样书写缓慢、字体端庄，又不像草书那样书写潦草，难以辨识。它既便于书写又便于识别，因此较为流行。

行书包括两类：行楷和行草。前者与楷书形体近似、保留楷书特点相对较多；后者则与草书形体近似、保留草书特点相对较多。

注释

(1)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页。

(2)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7页。

(3) 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5)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2、123页。

(6) 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7) 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8) 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9) 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修订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10)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页。

(11) 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2)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4页。

(1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2页。

(14)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页。

(16) 刘志基：甲骨契刻与汉字形态的规整化［A］.成都：巴蜀书社，载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8年版，第79页。

(17) 姜亮夫：古文字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8)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序。

(19) 马瑞：西北屯戍汉简文字研宄［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6页。

(20) 王振撲：中国古代书法史稿［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3页。

(21) 汪国镇：文字学概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5页。

(22) 喻燕姣：浅谈马王堆帛书书法特征［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23) 庚肩吾：书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载《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