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关于“克隆人”的问题开始从伦理学、哲学、生命科学等专题研究转向文本阐释、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但是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国外的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基于小说文本，结合了科幻理论、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哲学研究、后现代文化研究、心理学与女性主义等众多研究方法与视角。由于西方研究起步较早，专著和论文数量较多，本书无法逐一介绍，以下将择取部分代表性的论著加以分析，考察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希冀从中有所启发。
首先以专著为例，截至2019年3月31日，至少有82本主题关于“克隆”“基因”及“后人类”科幻小说的研究专著。从西方科幻界的“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和“赛博朋克”三大运动来看，早期的“硬科幻”已逐渐转向关注新型人类形态、意识存在及人性描写的“软科幻”，“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随之进入读者视野。而克隆人作为后人类的一员，这一概念出现在至少50本以基因编辑为题材的小说的研究专著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后”学理论的流布，后人类科幻小说研究的多元性使它超出了单一学科或维度的限定，文化与身份的研究视角逐渐流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1987）在《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一书中研究了后人类主义的新文化思潮与哲学。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黑尔丝（Katherine Hayles）将“后人类”理论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哈拉维认为克隆人是“不合时宜的他者”（inappropriate/d others），她指出“科幻小说主要围绕不确定的自我与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跨国界的科技语境之下可能出现的世界”(21)。在哈拉维最具影响力的论文《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者的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她论述了“赛博格”（Cyborg）的哲学思考，反思高科技给人类个体和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她将这个词融入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中，世界出现“电子人”“机器人”“克隆人”等拥有长寿、情感和思维的“后人类”后，人类社会秩序是否需要重构。黑尔丝在其著作《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中指出，高科技时代的科幻叙事“组成了多层的隐喻和实质性的转述系统，里面的生命、本质及人类正在被重新定义”(22)。后人类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人的身体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并且强调观念与意识，而非身体的具体形式，换言之，脱离载体的信息与思想的人类都是后人类。在她的新书《非思考》（Unthought, 2017）中，她再次强调了“非意识认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即“认知超越了生物学上的生命体，而存在于其他生命形态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中”(23)，克隆人、仿生人等后人类对信息的高效处理能力击垮了以意识为傲的人类，去具身化的“后人类”也能具有移情能力，从而彰显人性。另外，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中提出了生物技术充斥着的“后人类”时代种种关于“人”的问题和忧虑，包括人权、人性、行为和尊严，并对控制基因技术的政策给出了建议(24)。
然而，尽管哈维拉、黑尔丝和福山在“后人类”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但是他们的专著都缺乏足够的小说文本细读，这也是众多克隆人或后人类研究的普遍问题，多数专著呈现出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文化的倾向，缺少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读。
因此，如果将范围缩小至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研究，大致有29本专著，而从内容来看，目前视角较广、理论较全的当属玛利亚·费丽拉（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的《我是他者：克隆人的文学商谈》（I Am The Other: 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 2005）。书中以“后人类”“他者”“拉康镜像”“身份”“女性”等关键词，将多部小说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研究。从柏拉图的类像演变到鲍德里亚的类像，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索克隆叙事中的男性霸权，从克隆人的性别政治谈及乌托邦，涵盖了克隆人研究的多重视角。
当代世界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在其专著《科幻小说面面观》（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2011）中专门就克隆人提出了科幻小说的创作观点，即“突变、克隆作为认知的寓言”。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之一，苏恩文的中心论点是“科幻小说是依据其呈现一种新认知（cognitive novum）时所使用的间离性创作技巧而得以界定的”(25)，即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基础上得出的“认知疏离”特征。在其专著中，他从早期的《弗兰肯斯坦》到颠覆进化论的《美妙的新世界》逐层深入，举例探讨。比如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的《最后的人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an, 1930）就是对乌托邦共产主义和人道唯心主义的隐喻。在多部英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分析基础上，苏恩文继而指出克隆是对身份的隐喻和对世界的认知，他围绕“自我”“美国大众文化与个性缺失”“灾难警告”“人性”“帝国主义”等问题，指出应在陌生化的克隆叙事中发掘克隆人社会与人类社会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的类比。在另一本专著中苏恩文指出，科幻文学人物不一定是人类，甚至外形都不是人，科幻文学尤其乌托邦基本上通过认知逻辑才能使叙事或虚拟生效，将其上升为社会政治价值层面，以此证明他的“认知疏离”理论，即作品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必须由读者去发现与人类有何相似或不同，才能产生意义(26)。虽然苏恩文过于注重科幻的政治寓言，但是他的理论为本书提供了解读、阐释与认知的方法。
其次，除了以上学理性较强的科研专著，笔者发现西方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将文学与伦理学、后现代文化、社会政治、心理学、叙事学等领域融合。英国科普作家、理论家强·特尼（Jon Turney）博士的著作《弗兰肯斯坦的脚步：科学、基因与大众文化》（Frankenstein's Footstep: Science, 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1998）从《弗兰肯斯坦》小说文本分析入手，探讨了基因工程对人类带来的伦理问题。他重点论述了一战后科技发展背景，结合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浮士德》《莫罗博士岛》、R.U.R.等“人造人”问题展开论述。这部专著阐述了“生物时代炸弹”（Biological Time Bomb）将给人类后代、身体、身份等方面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特尼指出，“一批名声显赫的英国作家和科学家共同开发了一个新兴趣，即生物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27)，这也是他首次梳理了那个时代几个重要作家之间的关系：霍尔丹在剑桥生化系工作，他的妹妹是著名科幻作家、克隆人小说《三号解决方案》的作者娜奥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他们共同的好友就是赫胥黎兄弟，而阿道司·赫胥黎正是“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霍尔丹（J.B.S.Haldane）是英国著名遗传学家，他享誉世界的专著《代达罗斯》（Daedalus,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1924）对生命科学的未来发展做了许多大胆预言，开启了科学应用与伦理的探讨(28)。这本专著于1923年首次作为演讲出现，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如合成食物、生态灾难、优生控制与体外胚胎在当时显得骇人听闻因而招致责难，但是他的多数预言后来都成为现实。霍尔丹认为克隆人技术会导致“人类的统一”（unification of mankind），使之成为欲望目标，但是由于缺乏多样性，世界会变成“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当然，这个“共同体”是基于生物多样性缺失后的伦理判断及生物前景，这种未来人类生活状态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密歇森的《三号解决方案》中所构建的、具有批判意识的乌托邦。
在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中，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针对克隆人的相似性（sameness）和身份问题对“克隆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著作《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对后工业社会的真实写照，知识成为可操作运转的资料，大规模的复制使人找不到原本和摹本，只剩“类像”（simulacra）。其中还有一篇专门研究克隆人的论文《克隆故事》（“Clone Story”）(29)，认为克隆人就是技术复制时代的类像。另外，在《相同性的地狱》（“The Hell of the Same”, 1993）一文中，他探讨了克隆人对人类意义的消解，指出人类身体中储存所有信息的DNA分子终将成为假体（prosthesis），而个人只是抽象的基因公式(30)。传统两性结合的家庭伦理被颠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不复存在，克隆人对人的问题提出挑战，重复了西方人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在其专著《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和论文《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中就科幻小说的乌托邦研究进行了分析。詹姆逊指出，乌托邦带给人类恐惧，并且成为消费社会的写照。他特别以美国著名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作品为例，“乌托邦社会中的人没有性别。上瘾以及性，正是人类文化的象征，也是用于表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31)。“乌托邦并非虚构，虽然它们不是存在之物……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向我们发出关于未来的警示：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现在，未来将永远不会形成存在”(32)。詹姆逊的文论为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因为许多克隆人的乌托邦叙事正是基于人类现实，对商品经济、消费社会进行批判、对未来科技的理性运用进行警示的。
近年来心理分析的术语也逐渐被运用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中，比如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33)。“暗恐”的词义本身就很独特，它包含了自己的反义，即在熟悉的事物中产生陌生感，或者在陌生事物中产生熟悉的感觉。它虽然最早是心理分析的术语，关键词是“重复”（repetition）、“复影”（double）和“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某些忘记或压抑的事情却在无意识间再次上演，令人产生恐惧或怪异之感。西方学界将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哥特式文学的解读，包括恐怖、黑暗、神秘、超自然、闹鬼、分身、诅咒、厄运、死亡等主题，以探讨小说中的神秘气氛与恐惧心理。笔者认为“暗恐”中的“暗”字旨在突出词义中“隐秘的”“压抑的”“秘密的”意思，但“uncanny”绝非仅表示“恐惧”。如今它已不只局限于心理学，而是被运用于文学、艺术、建筑、文化等其他领域，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它不仅能让人对似曾相识的人和事产生恐怖感，更重要的是似是而非、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进入二十世纪后，“暗恐”也完成了后现代转向，成为“非概念”（unconcept）的术语。安妮林·马塞林（Anneleen Masschelein）的《非概念：二十世纪后期理论中的弗洛伊德暗恐》论述了二十世纪后“暗恐”的非概念特征，指出它不再局限于心理学，而与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具有相似性，对应了科幻叙事的“认知疏离”特征，同时，人造人、机器人、赛博格、器官移植、变性人等“后人类”叙事都是“暗恐”(34)。《想象中的科幻：从科幻中解读科学》就将“暗恐”理论用于分析高科技语境下的新型人类，探讨了科幻小说中克隆人的怪异的家庭（uncanny families）、克隆人母亲身份、赛博格人性与克隆人的“复制”身份等(35)。而“克隆”一词本身就包含“重复”之意，克隆人的基因复制体现了暗恐中的“双重性”或“复影”现象，可以说，这个“复制品”就是暗恐现象。
从叙事学视角来看，自2009年以来，作为后经典叙事学流派，西方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对科幻小说的解读之中。科幻小说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陌生化书写，营造出“不可能的世界”，即物理上、逻辑上、人力上不可能的情境与事件，挑战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其本质呈现出违背传统现实主义的“反模仿”（anti-mimetic），正如理查德森所言：“非自然叙事包含着重要的反模仿事件、角色、背景及框架。”(36)理查德森进而也指出传统经典科幻不全是非自然叙事，尤其那种建构未来可能发生的现实主义叙事。但后现代作品中，诸如勒奎恩这些作家创造了反现实主义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情节与事件，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自然叙述，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走向了非自然叙事(37)。尽管我们对于克隆人是否真实存在不得而知，但是就科幻小说的非自然性而言，克隆人体现了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时空等特征，因为克隆人的身份首先就不能确定是人类，其异化、物化的特点成为小说中特殊的、不自然的叙事者（narrator），而母体原作如同时空穿越般看见了新生的、年轻的自己，这又成为怪异的非自然情境。
2017年出版的《编辑灵魂：基因时代的科学与小说》（Hamner, 2017）是以“跨学科”研究视角对克隆人科幻小说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解读，该书发掘基因工程如何转变人类本体作为核心的叙事的传统，尤其对基因克隆等技术对女性的影响进行反讽。另一本专著《黑色孤儿中的科学》针对加拿大克隆人题材电视剧《黑色孤儿》（Orphan Black），对科技伦理和人类身份进行了解读，剧中女性克隆人莎拉·曼宁（Sarah Manning）无意中发现自己是克隆人，同时她还有许多“姐妹”分布在北美各地。作者围绕克隆人身份、自我、性格和主体性等问题提出观点：“基因本身并不能确定你是谁——它们只是个体身份的组成部分而已。”(3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生物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曾针对克隆技术提出过伦理困境与解决方案，但这些专著更倾向于纯粹的伦理学研究。比如潘斯教授（Gregory E. Pence） 在著作《美妙的新生物伦理学》（Brave New Bioethics, 1998）中提出，小说中的生物伦理必须探讨为何人类在面对死亡、制造生命时会出现道德两难，我们如何重视、如何行动，而不仅仅是创造简单的规则、平等性和口号(39)。“多莉之父”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在专著《多莉之后：克隆人的运用与滥用》（After Dolly: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uman Cloning, 2006）中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明确禁止克隆婴儿，探讨了人类基本的伦理问题。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伯纳德·罗林（Bernard Rollin）出版过多部专著，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The Frankenstein Syndrome, 1995）和《科学与伦理》（Science and Ethics, 2006）中，他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bioethics）对克隆技术进行了探讨，指出这种非人道的、不道德的技术会使自然选择退化。
最后以论文为例，通过对Jstor、Gale、Web of Science、EBSCO、Proquest Academic Librar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Van Pelt Library等主要西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截至2019年3月31日，国外约有12000篇论文涉及“克隆人”问题研究，纯粹的文学研究约4000篇，其中博士论文62篇，硕士论文至少5篇，多数研究又将“克隆人”与“生物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纯科学”“健康科学”和“应用科学”等领域相结合，比如，有学者以威尔顿的小说《克隆乔安娜·梅》（Fay Weldon，The Cloning of Joanna May， 1989） 为研究对象，指出“生物伦理与科幻小说在道德表达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40)。同时，笔者发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两部克隆人科幻小说。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的深度、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笔者也注意到，2010年是一个关于克隆人主题研究的分水岭。2010年之前关于克隆人的纯粹的伦理学专著较多，只有少数文学研究，而论文却在2010年之后逐年增多。毋庸置疑，随着刘慈欣的《三体》以及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相继获得相当于科幻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后，中国科幻研究日益崛起，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研究的新篇章，由这部短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不仅震惊了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产业巨头，更是让世界大开眼界，这可谓中国科幻里程碑的象征。
首先就专著而言，从1996年克隆羊诞生之际至2009年，国内的不少专著主要集中于比较纯粹的技术伦理研究。比如，《从“夏娃”到克隆人：生物克隆技术》（王晨编著，2002）一书由古至今、由浅及深，从远古人类的克隆情结谈到基因的发现，从克隆羊谈到治疗性克隆与生育性克隆，从克隆术发展谈到各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和态度，以及人类因此面临的问题。但是，这本专著甚少谈及科幻，因而更倾向于科普性读物。高兆明和孙慕义合著的《自由与善：克隆人伦理研究》（2004）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主要从遗传学、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克隆人技术应用的社会风险、道德风险、技术与道德来进行论述，并且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维度证明克隆人具有人格唯一性。
较有代表性和文学性的专著的当属科幻作家韩松的《人造人：克隆术改变世界》（1997），这应当被认为是克隆羊多莉问世以来国内最早的回应(41)。他首先介绍了克隆术时代的到来对世界的影响，其中的“卡夫卡式的问题”“上帝死后人也死了”等章节叙述了现代主义文学对荒诞性、人的本体论及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他借鉴鲍德里亚的“复制”与“类像”理论指出，多莉的问题重复了西方人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在第二章“造人神话”中，他简单地介绍并分析了《人的复制》《无性人》《巴西来的男孩》、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等小说，指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恐惧症”和克隆术的“现代性神话”。其他章节围绕“克隆人权利”“生物基因工程”“新技术的道德两难”等伦理方面进行探讨，但是其散文式的阐述并不属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系统的文学研究。
除此之外，由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的论文集《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2006）汇编了不少科幻小说研究论文，探讨了科技对人类的影响，贯穿了对他者、人的社会化、后人类和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等方面的思考。其中，王建元的论文《科幻·后现代·后人类》分析了从《弗兰肯斯坦》以来的科技发展以及未来科技对伦理和社会的潜在威胁。林荣基的论文《人类有机机器人后人类的互动草图》和《〈未来战士3：歼灭者〉：科幻片的社会意涵》通过智能机器人的身份诉求探讨了人本主义，并将反乌托邦式的科技恐慌作为资本主义弊病的隐喻。这部论文集是最早的以“后人类”这一理论进行的科幻小说研究，而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不断以“后人类科幻小说研究”进行学术会议，可见，克隆人作为后人类子题又呈现出全新的研究趋势。2017年6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共同举办的华文及比较文学协会双年会（ACCL）上，青年学者及科幻作家王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及作家陈楸帆作为主要发言人，以各自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解读了包括勒奎恩、刘慈欣、王晋康等国内外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提出了颠覆性及批判性的审问，以人文主义危机思考人与科技、未来的关系。
其次就论文而言，2010年后中国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克隆人”这一科幻小说分支。根据中国知网期刊库查询的结果，迄今为止，只有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研究。20篇涉及《美妙的新世界》的硕博论文，其中4篇博士论文分析到该文本；有122篇学术论文涉及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其中，35篇硕士论文，研究视角包括创伤叙事、空间叙事、拉康心理分析、科技伦理、艺术隐喻、生命主体、乌托邦等。比如，硕士论文《〈别让我走〉中无法逃离的全景监狱》（缪云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从福柯全景监狱理论的视角探讨小说中克隆人的无处可逃的状态；《石黑一雄〈别让我离开〉中的文化创伤和愈合》（张雅芳，郑州大学，2018）从文化创伤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试图发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小说的社会意义。方幸福教授发表的《被过滤的克隆人——〈千万别丢下我〉人物性格及命运解析》（《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主要从埃里克·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来解析克隆人的性格与悲惨命运。朱云的《〈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以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为理论框架，研究了读者移情及伦理回应（《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后人类”科幻研究为视角的学术论文共26篇，信慧敏在《当代外国文学》（2012.10.15）上发表的《〈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论文从“身份诉求”角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泛滥，研究引用了“暗恐”和“后人类”等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自2018年以来，后人类叙事研究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比如：在王一平的《从“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瞻望——以〈他,她和它〉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是对人造智能体这一题材进行文学研究，探讨了性别、种族等主体性问题，视角新颖。《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对C.S.路易斯科幻小说〈黑暗之劫〉的一种阐述》（潘一禾、郑旭颖，《浙江社会科学》，2018.6.13）、《后人类视域中的人性反思——刘宇昆科幻小说论》（肖画，《文学研究》，2018.11.30）、《科幻电影创意:后人类视野中的身体美学》（黄鸣奋，《东南学术》，2019.1.1）、《“后人类”语境下科幻电影对“主体性”的探讨——以〈她〉与〈机械姬〉为例》（陈希洋，《艺苑》，2019.2.20）等论文都对科幻作品中的人文思想进行了思考。可见，“后人类”理论已运用于科幻解读，但这种研究方法仍存在更广的学术空间。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研究缺乏文学性。专著即使提到克隆人小说，也都不是系统的文学研究，而是更倾向于哲学、道德、生命伦理等的专题研究。尽管它们为本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料，但是其“文学性”都明显欠缺。其二，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单部作品。被研究最多的莫过于《美丽新世界》和《千万别丢下我》，其他经典或畅销作品从而被忽略了。而且非学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借鉴西方文论，使研究视角受到了局限，缺乏特色和系统的理论指导。其三，研究存在盲点。比如克隆人的身份、克隆人与自然人的矛盾、克隆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克隆人的反乌托邦，它们都是小说中值得探讨的重要部分，却尚未被纳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范围。本书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方法，结合心理学、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多重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将科幻、文学、科技、伦理四大要素相融合，探索浸淫于文本之中的伦理启示与人文思想。另外，基于已有的国外理论，笔者进一步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科学选择”这一术语，将“后人类”的概念提升为“科学人”，突出科技接入后使人兼具伦理属性与科学属性，即一切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创造的人都是科学人。这一观念更能彰显高科技语境下人类身份的变化与科学选择的伦理维度：“科学时代，人类则要经历或者已经正在经历一个科学选择的阶段，使人变成科学的伦理人。”(42)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仅增加了国内外克隆人科幻小说，还将扩大上述研究范围、补充研究视角，从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环境加以分类研究。
(1) 世界上法律禁止代孕行为的国家有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法律允许代孕行为的国家有美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希腊等。而在印度，商业性代孕的合法化使代孕成了一个产业。详情参见http://focus.chinavalue.net/Finance/2011-12-23/378534.html。
(2) 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 I Am The Other: 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5, p.1.
(3) Jan Alber,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 p.43.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5)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5—274页。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0页。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19页。
(8)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页。
(9)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htm。
(10) J.B.S. Haldane, "Biolog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Human Species in the Next Ten Thousand Years," in Man and His Future, ed. Gordon Wolstenholme,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p.372.
(11) Darko Suvin, "Estrangement and Cognition," 1979. in Speculations on Speculation: Theories of Science Fiction, eds.by James Gunn and Matthew Candelaria, Lanham,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2005: 23-35, p.25.
(12) Ibid, p.27.
(13) 参见王建元、陈洁诗：《科幻后现代后人类》，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14) Turney Jon, Frankenstein's Footsteps: Science, 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p.145.
(15) 参见Ursula K.Le Guin, "On Theme," in Those Who Can, A Science Fiction Read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6: 203-209, p.204。以及Pamela Sargent, ed, "Introduction," in Bio-Future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about Biological Metamorphosis, New York: Vintage, 1976, xxxv。
(16) Lee M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p.97.
(17) （Never Let Me Go）也译作《莫失莫忘》《别让我走》《别让我离开》等。——编者注
(18) N. Katherine Hayles,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pp.265-95.
(19) 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and Colin Tudge, The Second Creation: The Age of Biological Control, London: Headline, 2000, p.298.
(20) 参见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F. Glase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1-27。
(21) Donna Haraway, "The Promise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3-124, p.70.
(22) N. Katherin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224.
(23) N. Katherin Hayles,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9.
(24) 参见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Saint Martin's Press Inc., 2002。
(25) 达科·苏恩文：《科学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26) Darko Suvin, Defined by A Hollow: Essays on Utopia, Science Fiction and Political Epistemology, Bern: Peter Lang AG, 2010, pp.41-43.
(27) Jon Turney, Frankenstein's Footstep: Science, 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9.
(28) J.B.S. Haldane,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a paper read to the Heretics, Cambridge, on February 4th,1923,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4.
(29) 参见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F.Glase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30) Jean Baudrillard, "The Hell of the Same,"in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 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3, pp.117-118.
(3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3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33) 详见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3, pp.123-134。弗洛伊德提出的“暗恐”也译作“恐惑”“非家幻觉”“怪怖”，本书目前主要引用国内通用译法，即童明教授翻译的“暗恐”。另外，关于“双重性”（double）的翻译还参考了童明教授的译法“复影”，参见童明：《外国文学研究》，“暗恐/非家幻觉”，2011年，第106—116页。
(34) 参见Anneleen Masschelein, The Unconcept: the Freudian Uncanny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1, pp.7-148。
(35) 参见SciFi in the Mind's Eye: Reading Science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Margret Grebowicz, Chicago: Open Court, 2007, pp.101-113。
(36)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5, p.3.
(37) 参见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5, p.10。
(38) 参见Griffin, Casey and Nina Nesseth, The Science of Orphan Black: The Official Companion, Toronto, Ontario, Canada : ECW Press, 2017, p.8。
(39) 参见Gregory E. Pence, Brave New Bioethic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8, pp.57-77。
(40) Hansen, Solveig L, "Family Resemblances: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as an Example for Reconsidering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ethics and Science Fiction," in 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 New York: Springer. 2018（2）: 231.
(41) 参见韩松：《人造人——克隆术改变世界》，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
(4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