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原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剩余价值理论既是打开资本主义生产迷宫的“金钥匙”，也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更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利，较之简单粗放、“技术”含量不高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种更具隐蔽性、残酷性的剥削手段。循此路径，剩余价值便与剥削等同起来，旨在阐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一般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理论迷雾和实践误区均由此生发。回归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和阐释，就是要深度探寻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本真意蕴，不以熟知为真知，不以已知为全知，致力将马克思、恩格斯未予明示且后继研究者挖掘尚不充分的理论内涵凸显出来，以期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些许参考。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时，主要着眼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旨在为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特别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深入剖析，着力揭露和直观呈现资本家（资本）残酷压榨工人（劳动力）的新手段。研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从来都离不开价值判断和利益趋向，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以自然科学的精准性研究相对剩余价值，实现了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诚如恩格斯所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5]。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诸多科技创新成果跻身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之一[6]，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充分发掘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并对其当代在场进行深入探究。这项研究理论性实践性兼备，既要深耕理论土壤，又要紧扣发展实践，在深化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延着螺旋式上升的轨迹慎思明辨笃行。
一、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隐意
资本具有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贪婪本性，与生俱来地竭力裹挟一切自然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汇聚到资本扩张的滚滚洪流中。就连资本家本身，也不过是资本的化身和代言人。根据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述说，个别资本家源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力和迫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强制压力，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即为超额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借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然，这种状况不会一成不变，该企业短暂的领先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随着这种先进技术被广泛采用，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生活资料价值从而劳动力价值降低，必要劳动时间随之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由此剩余价值相对地增加。可见，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到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核心就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可见，在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诸要素中，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紧密关联。毫不停歇地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主线，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资本家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抑或维系生存不被淘汰，必须对新技术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既要注重率先引进成熟适用的技术，更要立足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抢占市场先机。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周期缩短、更新换代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到市场的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从很大程度上说，谁能率先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在行业中拥有话语权、占据引领优势。
创新总与风险相伴而生，没有风险就无所谓创新，创新愈大风险就愈大。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之初，无法通过生产和市场来检验成效，新技术尚未转化为新生产力，也没有同类产品相关数据参照，其价值认定只有凭借既往经验判断。技术创新与风险利益紧密关联，既可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增进，也会使企业蒙受损失。尽管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不确定等显著特征，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来看，正如从来没有什么能真正束缚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来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挡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渴求与脚步。企业技术创新既要拥有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和激励机制，更离不开雄厚的资本投入。如果仅靠企业自身资本积累，远不能满足技术创新需求，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商业银行作为一种重要的间接融资途径，素来注重信贷风险评估与控制，倾向于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短平快项目。而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协作关系，那些耗时长、见效慢、风险大的技术创新项目更是难以进入商业银行信贷的视野。诸多企业技术创新备受融资难、融资贵的掣肘，创新活动难以为继，进而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企业融资难题已成为研发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生命链中的瓶颈问题。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深刻揭示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追逐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更内在蕴含着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机制、路径和动能。就本研究的主旨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确立并系统阐释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成就既涵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也深刻论述了技术创新的追逐与实现这两个逻辑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实现技术创新的最优融资平台和机制便是资本市场，即股份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高度关注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动向，潜心研究信用制度、资本集中、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伴随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以及分工协作日益复杂，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迫切要求突破单个资本的限制，迅速集中大量货币资本。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极大地迎合了加速资本周转、加快资本集中的发展需求，更直接促成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正是凭借信用，单个资本获得在一定界限内撬动、支配其他资本的权力，从而为开展技术创新、进行风险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有力的杠杆作用。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及其他证券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经营，形成高度契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运作方式，生产规模从此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能够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的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所有权证书，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虚拟资本运动的平台或载体就是资本市场，随着资本市场的交易更加集中、品种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的直接融资平台，有力支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壮大，为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创造愈加丰厚的现实条件。
二、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内在蕴含着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与人的解放的辩证关系，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实现途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根本任务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注重发挥资本的历史的文明作用，推动全社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将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居于首位的创新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积极适应和引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必须坚决摒弃高消耗、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根除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等弊病，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牢固确立创新驱动战略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既要从宏观上强化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环境塑造和文化涵养，更要从微观上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中之重，通过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包括：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为应用建设平台，充分发挥其技术、数据资源等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技术为纽带的产业价值链。上述四家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把握科技时代脉搏、勇立创新发展潮头，国家规划引领和市场高度认同兼备，必将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然而，绝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却只能望其项背、无法企及，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大量资金往往难以筹集，中小企业融资的“麦克米伦缺口”[9]仍在周而复始地上演。尤为突出的是，许多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均差强人意，更多依靠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技术落地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实现技术的吸收与转化，加上一些国家热衷设置名目繁多的新贸易壁垒，导致我国诸多企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高端技术竞争力不强。
破解创新发展中的难题亟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科学指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蕴含的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逻辑理路在当代中国仍然熠熠生辉，既要旗帜鲜明支持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逐，大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更要遵循新技术从导入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各个阶段发展规律、契合技术进步轨迹的融资需求，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供最优融资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加速功能和倍数效应日益凸显，成功对接资本市场预示企业创新发展跨上新台阶。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做好技术创新的融资文章，谁就有望占据行业制高点，从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来看，关键要依靠资本市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但凡成功跨进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皆遵循一条重要经验，即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融合共生的经济运行机制，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就是科技创新源泉与创新创业动力的融合发展典范。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尽享人口红利。伴随中国经济悄然遭遇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的“刘易斯拐点”，曾经极大展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的优势日趋弱化，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尚未形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远远不够。如何充分释放资本市场功能，最大限度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这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评析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多数国企经济效益不高甚至有些持续亏损的状况，邱家洪提出要重视和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积极发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对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推动国企摆脱经营困境、实现扭亏为盈。柳昌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10]，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依赖于生产部门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1]。剩余价值不仅是剥削的源泉也是积累的源泉，社会主义企业也应以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为目标，根本途径就是采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来实现。杨维、刘苍劲认为，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劳动过程的组织管理对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合理的劳动组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能够节约社会劳动，提高产品质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与科学技术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生产力（生产成果）=[（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12]。刘冠军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不仅仅是身处企业现场的生产工人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在实质上是科学价值库的价值伴随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的不断进行而在经济系统中的再现，归根到底来源于科学人员的创新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13]。
关于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樊纲认为，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中国金融体系所缺乏的首先就是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14]赵亚明等认为，金融业结构失衡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是导致我国中小微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结构合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既有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还能够为中小微企业的快速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15]苏峻等认为，揭示资本流向与资本原理反向的“卢卡斯悖论”也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资本之所以未按照扩张逐利的原理流向报酬率高的中小企业，就是“因为金融支持体系的滞后而使得中小企业自身无法有效改善公司运营和治理结构，以致信息不对称变得愈发严重，有效需求仍然有可能得不到有效供给”[16]。因此，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尤其是创业板的灯塔效应，形成浓厚的企业自主创新氛围，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吴元波认为，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同质化的制度安排难以有效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和风险管理要求，必须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使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祁斌提出，资本市场从三个方面为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支撑：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接力棒式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企业激励机制；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并购平台、投行专业服务、市场信号导向等多方面社会资源。要从积极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壮大和发展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规范发展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快推动公司债市场发展等方面着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化解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困局[17]。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关系的研究。吕炜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下既有企业组织技术创新效率的分析，揭示企业内源性技术创新在解决现代高科技成果商业化开发的诸多方面存在机制障碍，进而深入探讨了风险投资机制的技术创新原理。风险投资企业的新的合约方式从外部组织资源，其组织结构和投资机制能有效突破技术创新障碍。任何一项无形资产或准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交易时总以潜在价值的形态存在，直接交易的双方难以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最佳解决路径就是交易双方共同承担延时估价和间接评估所无法避免的交易成本，即买卖双方共同组建一个创业体，在未来潜在价值赋形于新产品和新服务市场销售的真实价值确定时，计算出双方的“产权剩余收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在微观上有助于实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在宏观上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获得持续的技术创新动力。[18]王亮认为，风险投资在既有企业组织外部形成符合风险企业成长要求的资源支持系统，推动技术创新系统由慢变快，进而使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19]龙勇等认为，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形式，不仅能为高新技术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还能提供一系列非资本增值服务，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等方式，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20]李俊江等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对美国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认为风险资本注重企业竞争潜力、甘于承担风险，是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和做优做强的重要融资渠道，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应积极借鉴美国小企业自主创新与风险投资的互动共荣，优化风险投资的运行和退出机制。[21]姚丰桥等针对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企业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二者的行为选择，明确提出技术创新企业的实力是双方合作的决定性因素。[22]邓俊荣等利用1994—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额、R&D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申请量作为指标建立实证模型，进行二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期间国内技术创新大部分归功于R&D投入，风险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作用甚微，中国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支持远小于发达国家。[23]司颖洁等以中国高技术产业2005—2014年数据为样本，运用DEA模型考察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结论是风险投资相对于R&D来说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大。[24]隋振婥等认为，风险投资活动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作用，风险投资的正外部性会使得投资的对象、区域、阶段等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审时度势对风险投资市场进行必要、积极、有效的干预。[25]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相对剩余价值、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就相对剩余价值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来说，绝大多数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重视采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可谓资本扩张增殖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主线就是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分工协作、优化管理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关于相对剩余价值创造主体不仅包括生产一线的工人更应包括相关科技管理人员的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又结合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予以丰富发展，做出了新的判断和概括。就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资本市场关系而言，学界普遍认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加快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建设，是破解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乃至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资本市场不仅能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状况，为企业“供血输氧”；更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激励机制等，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资源与环境支持。就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关系而言，国内学界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实证分析，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开展定量研究，以期使理论观点具有坚实有力的数据支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并日益积极地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量化分析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对深化理论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目前更多地从以创新产出为因变量与以资本投入等为自变量的直线性关系予以考虑，得出的结论往往差别较大甚至大相径庭。这一过程一方面反映出，撷取不同机构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往往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集合性、相关性等鲜明特征，总是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难以确定具体的投入产出关系。有的学者另辟蹊径，着力探究风险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有的学者提出，风险投资是一种新的合约方式、新的组织方式，买卖双方以创业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在合约范围内共担技术创新风险，当技术成果得以实现时依照约定分享收益。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视域审读，该观点实质上将风险投资视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深度契合企业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组织方式和实现机制，无异于将马克思曾赞誉有加的分工协作从企业内部延伸至外，从优化企业资源扩展为利用市场资源、社会资源。不仅如此，风险投资的组织方式还顺应了单个企业实现超额剩余价值，进展为该行业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直至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逻辑理路和发展趋向。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评析
（一）关于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Hicks（1969）率先提出，金融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必要前提，新技术诞生不足以催生产业革命，新技术的持续研发及其广泛应用需要接连不断、大规模投资，这种投资离不开恰当的金融安排。他还予以详细例证，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端于英国，正是因为18世纪早期英国金融市场已有较快发展，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将流动性的金融证券转化为长期资本投资，从而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密集资本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兴起。[26]Saint-Paul（1992）强调资本市场对于分散企业技术投入风险的重要功能，认为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层次具有显著影响。当资本市场欠发达时，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量，自然会偏向对短平快、风险小的技术项目投入，这样就在低端技术投资领域形成均衡，制约技术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当资本市场较发达时，能有效分散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风险，企业也会倾向于选择风险值较高、更具创新性、潜在收益更大的技术项目，从而推动高端技术投资领域形成均衡。[27]Allen（199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论证美国金融体系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并且美国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大大优于银行体系，因为股票投资者“用脚投票”，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公众的判断力，而银行融资只能倚赖少数银行家和贷款审批者的态度及专业水准。[28]Perez（2002）指出，尽管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的后继者可能承认重大创新的扩散必定是个投资问题，新技术若无金融燃料无法成为推动经济的引擎，却一直忽略金融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而她的研究聚焦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侧重于金融资本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中的作用。她认为，金融资本起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继而加剧了可能引发冲突的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互不协调。当上述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时，金融资本又成为展开期的推动力；当一场技术革命行将结束，它又有助于催生下一场革命。[29]Brown、Fazzari和Petersen（2009）采用高科技企业的动态R&D模型，对1990年—2004年美国七个高科技产业的1347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年轻的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几乎全部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股权融资，发行股票是其最后的资金来源。股权融资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融资手段，促进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繁荣，也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30]
（二）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
Kortum和Lerner（2000）以美国1965年—1992年间20个产业数据为样本，选取专利申请量、研发支出、风险资本投资额度为变量，采用专利产出函数进行多次不同的回归分析，并将结果平均起来，结论是风险投资对专利申请有促进作用，其效应是R&D投入的3.1倍。[31]Hellmann and Puri（2000）以美国硅谷173家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和非风险投资公司）为样本，综合公司初始产品市场策略、后续融资模式、公司将其产品推向市场花费的时间等方面的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和Probit模型（Probit Model）分析后发现，创新型公司比模仿型公司更容易也更快地获得了风险投资，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特别是创新型公司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更快且更容易上市发行股票。他们进而指出，风险资本不但为企业创新提供“货币形式”的资本，也为企业管理决策带来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本”[32]。Ueda和Hirukawa（2003）指出专利作为创新指标的弊端，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技术创新，通过对1968年—2001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面板自回归分析和产业时间序列分析，使用Granger检验，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随后的风险投资有明显促进作用，而风险投资增长却没有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结论还因行业而异，技术创新和风险投资在计算机行业、通信行业呈正相关的关系，在医疗行业却是负相关的。[33]Keuschnigg（2004）从一般均衡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富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为创业者提供风险资本、管理服务等，创业者负责提供关键技术，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合约关系，能够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率和均衡状态下的技术创新率。[34]
（三）关于从金融投机史视角看待技术创新的研究
熊彼特认为，在新技术或新产业出现之初，社会上极易发生投机狂热，人们容易高估技术创新所蕴含的收益，从而一拥而上、过度投资。James Buchan（1997）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者的愿景毁于他们靠不住的时间观念，“股市中的大多头试图把未来浓缩成短短几天，把漫长的历史进程打折，把整个未来折成现值收割”[35]。Edward Chancellor（1999）生动而透彻地记述了17世纪以来的金融投机史，从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到日本股市的疯狂，从南海泡沫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牛市，“发明和新奇的东西总是让投机者兴奋不已。17世纪90年代的潜水设备、消防车和防盗警铃，1720年的机枪和‘永动轮’，这些都是投机者热衷于科技进步的早期例证。不过，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能够吸引投机者关注的创新要么用途有限，要么就是狂热期间匆匆抛出的骗局。然而从18世纪末期开始，交通和通信领域出现了很多真正的创新，对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运河，接着是铁路、汽车、无线电、飞机、电脑以及最近的互联网。投机者对这些创新给予了热情关注，而且对它们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36]。Perez（2002）指出，在技术革命的狂热阶段，“人们开始探索由技术革命开辟的所有可能的道路。为了创造新市场和重振旧产业，通过大量多种多样的试错性投资，人们充分挖掘了正在扩散的新范式的潜力，同时它也在整个经济和投资者的思维地图中牢牢扎下了根。因而，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影响到越来越多的活动，引发了生产领域中的重构过程，在这里新的或得到更新的活动繁荣起来，而旧的却是枯萎凋零。……大量多余的资金倾注到技术革命的深化进程中去，尤其是其基础设施（运河热、铁路热、互联网热），这常常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过度投资”[37]。伴随一些金融人才的股市资产呈几何级增长，钱生钱的造富神话激发愈演愈烈的投机狂热，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投身其中，金融泡沫日益膨胀、难以遏抑并最终迸裂。
可见，国外学者普遍认同资本市场推动与支撑技术创新的重要功能。技术研发的试错纠错、成熟适用直至应用于生产过程均离不开持续有力的资本投入，资本市场作为各类资本融通、汇聚的主要场所之一，提供了由投资者直接承担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风险的市场化融资途径。投资者热衷发掘和追踪技术创新潜在的丰厚收益，从而有效分散企业技术投入风险，激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攀登行业高峰的动力和活力。有的学者运用规范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论证了美国资本市场对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强调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实际效用远超银行体系。有学者认为资本市场助力技术革命之际，必将引发技术—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协调，当这种失谐和冲突在更高层次上逐步得以化解，资本市场又将推动接踵而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就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而言，许多学者认为风险投资比传统融资方式更有效，风险投资内在契合技术创新的特点和需要，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获得的专利量远超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风险投资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大优于研究开发投入。他们采用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经验数据，从专利申请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一般均衡分析等多重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尽管有些具体结论存有差异，但这些研究总体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是否完全匹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状况？R&D投入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否在技术创新各阶段均弱于风险投资？照搬照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政策是否会带来潜在风险甚至造成损害？不同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技术创新融资方式的侧重和依托有很大差异，这要求我们因时因势做出具体分析，既要注重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又要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视野中，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深入探究风险投资、R&D投入等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机理及实施成效，真正使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从金融投机史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认为金融投机与技术创新相伴相生，广大投资者对技术创新的关注、追逐直至狂热，在金融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一定意义上说，整部金融投机史记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疯狂追求财富、形成羊群效应直至金融泡沫最终破灭的事件，尽管造成了诸多破坏性的后果，还是在客观上促进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和直接融资功能的实现，大大推动了技术创新进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时代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必须从系统和全局视角优化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坚持抑泡沫、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导向，坚决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促进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第三节 创新之处
回归马克思创立和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初语境，攫取超额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实现资本扩张增殖是资本家热衷采用先进技术的内在驱力，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在理论层面集中呈现，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高高擎起理论旗帜。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主要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更隐蔽、更残酷的手段，对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挖掘、彰显、运用尚不充分，仍处在被“遮蔽”的状态。须臾不懈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理路，也是微观主体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模式旧业态的颠覆与重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投资量大、时间跨度长、风险指数高，离不开持续有力的融资支撑。马克思高度关注当时蓬勃兴盛的新的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系统探讨了信用制度、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重要问题，深刻揭示资本市场作为股份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价值发现功能和风险定价机制，连接投融资需求，高效筛选评价技术创新，为孵化和推广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新技术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存在场域。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自觉地运用和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发展规律和运行特点的认识，进一步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战略依托、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互动互促的经济运行机制，增强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的能力，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通过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解蔽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
从认识论来讲，遮蔽反映主体对客体某种不真实的认识关系。本研究所称“遮蔽”，是指马克思未予以明示、蕴藏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之中的内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由于早期追随者在解读时失之全面准确，而诸多后继者并未紧扣马克思文本本身，对早期追随者已有论说承继有余、批判不足，没有真正做到与马克思对话，在阐释之路上渐行渐远，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遮蔽愈加难以祛除。正因如此，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一直停留在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上，没有彰显蕴含其中的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隐意。个别资本家热衷于引进先进适用技术，旨在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随着此项技术在该生产部门普及开来，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继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伊始，文本之中并没有专门就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展开系统阐述，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本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蔽和澄明，通过系统梳理古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诠释，使被遮蔽的内容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证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仅仅揭露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更为灵巧的方式，更深刻洞明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力与实现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8]，正是缘于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机器的广泛使用，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根源在于资本逐利本性和市场竞争机制。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在运动中无休止地追求价值增殖，社会需要、市场需求就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指向，这实际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马克思强调，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是资本乐此不疲的追求，科学本身成为致富的手段，发明因而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统统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扩张中，其规模超越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想象。为实现资本增殖扩张，资本家必然积极采用新机器、新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最大限度缩短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取得相对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剩余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新行业、新产品层出不穷，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仅靠被动适应、跟踪模仿难以契合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唯有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才能引领市场甚至创造需求，才能获得其他竞争者一时难以企及的超额剩余价值。风险是创新的副产品，创新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资本市场通过评估技术创新价值、增加资本有效供给、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分散和降低创新风险，堪称最有效率的直接融资平台乃至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最具活力的环节。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开始勃兴，在经济社会生活担负日益重要的角色，迅速跃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枢地位。马克思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中出现的这个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不仅深入考察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历史沿革、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还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9]、“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40]的恢宏视域，揭示了股份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凡价值；他不仅尖锐批判当时证券交易领域欺诈与掠夺丛生的弊端，也深刻阐明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推动和支撑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
二、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规律
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的出现，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纺纱机为主要标志的机器大工业迅猛发展，企业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资本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个别资本有限性与生产规模扩张、新技术新产业成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41]仅靠单个资本滚动发展的资本积聚方式远不能满足资本积累要求，资本集中作为资本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开始走向前台、担负重任，通过汇聚不同来源的资本，迅速实现巨大的资本规模，广泛用于修建铁路、开凿运河、建造船舶等大规模工程。恩格斯对此深以为然，“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42]，“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繁荣混为一谈）”[4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集中既是技术创新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反过来也对技术创新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他强调，“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44]。为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要求，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现代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45]。其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加快汇聚闲置资本，有效克服资本积聚有限性的缺陷，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其二，不同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对应不同程度的融资需求，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通常对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要求更高，资本市场通过择优筛选和价格发现，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有效的融资供给。有鉴于此，美国经济学家谢勒声称，“马克思不同于19世纪中期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察觉到资本主义基本的天才在于它能够把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46]。
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从金融体系安排的视角就是要建设一个能够担负与技术创新相伴而生的风险、对技术创新进行估值和定价、使技术创新的成功者获得相应收益的资本市场。换言之，完善的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关键在于其功能高度契合技术创新特点，也就是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追求收益最大化，自然会竞相追捧蕴含丰富潜力的新蓝海。由于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刚刚被垦殖出来，发展前景广阔，预期利润丰厚，在资本市场上极易受到各方青睐，有利于企业融集长期资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使技术创新活动以更大规模进行。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由于市场上存在大量投资者，只要流动性具备，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的价值总能被发现。因此，资本市场能高效甄别和处理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信息。资本市场正是通过“无形的手”筛选和发现那些真正富有价值、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使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企业好项目脱颖而出，充分展现市场竞争力，带来高额投资回报，从而形成投融资良性互动。这种筛选机制即便不尽完美却是卓有成效的，被淘汰出局的企业或项目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或退市等方式被市场消化。不仅如此，资本市场有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资本市场的约束力保证企业管理者实施技术创新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市场深层次的功能在于厚植创新沃土、弘扬创新文化、激发创新潜力，激励企业家、工程师等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探索试错，真正使创新创造蔚然成风。
三、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当代在场样态
马克思明确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47]剩余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既然剩余劳动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而延长的劳动，剩余价值又是剩余劳动的凝结，那么剩余价值范畴就不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名词，而必然具有一般属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8]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根本超越和积极扬弃，是全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就是要为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场域中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时，指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强制压力以及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撇开制度因素，马克思的论述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迪，技术创新仍是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如恩格斯在谈论“竞争”范畴时所说，“它正是市场的规律、交换的调料、劳动的食盐”[4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无须讳言剩余价值，而应深刻认识相对剩余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
从世界历次技术革命来看，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的公司股份制，到钢铁、石化、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时代的投资银行和制度化的金融资本融资，再到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时代的风险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的涌现，引领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无一不是借助资本市场这个核心载体的，并且，每次技术革命的更替也是借力于资本市场的创新”[50]。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相连，实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以来，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持续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迸发活力，努力使社会创富源泉充分涌流，对于推动技术进步、释放创新动能、优化经济结构乃至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功绩卓著。但也要清醒看到，较之国外成熟市场数百年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新兴加转轨”仍是阶段性显著特征，还存在市场的包容度和覆盖面不够、风险投资体系尚不健全、法治和诚信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企业未能充分有效对接，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技术创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实际水平仍较低，特别是研发投入的强度和效益有待提高，加上一些国家采取战略性技术贸易壁垒，科技创新领域竞争愈发激烈。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靠创新驱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创新驱动的最佳平台、最优途径就是资本市场，打造完善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确保我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促进资本市场与科技资源有效对接互动，深化资本与科技融合，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释放更强增长动力，实现更佳质量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