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时代：进步与追求
……进步，是人类独有的标志，不是上帝的，也不是野兽的。1
——罗伯特·布朗宁，《沙漠之死》（“A Death in the Desert”，1864）
我们生活在成就的阴影下。
我们这个引人注目、技术丰富、动力强劲的世界，诞生于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地球上的人口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多，而同期全球经济产出增长了近8倍。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导致了物质产品和市场选择的大量增加，在美国消费社会中尤为明显。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商业和经济领袖之一。
“现代世界”这一发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资本市场和欧洲启蒙运动精神，而美国则已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实验品。我们现在所享有的物质成就，证实了启蒙运动关于个人自由的原则，证实了实现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佳途径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驾驭人类的理性。这种对人类状况的宏大重构，即我们努力控制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并将经济增长最大化作为个人福祉的源泉，2我们现在将其描述为“进步”。
从大约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代以来，地球的气候一直特别稳定——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这种稳定，帮助人类成功“上位”，成为地球的主宰。然而，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事实上，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目睹了一场文化的革命，它比历史上任何事物都更迅速、更深刻地推动了人类的这种主导地位。在贪得无厌的好奇心的催化下，我们运用高超的智商，设法释放出化石燃料的能量，3以暂时摆脱生物世界以有机物为基础的能源循环，从而收获对我们有利的地球上巨大的自然资源。
在这个能源丰富的“现代世界”，健康和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我们的寿命更长，后代绝大多数都能安然度过童年时光，我们大都受过教育。在发达的经济社会中，许多人享受着几个世纪以来连国王都无法企及的物质财富。这还不是全部，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4以及贫困人口减少，当代美国物质进步的理想也正好塑造了人们对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期望。5正如特勒斯研究所（Tellus Institute）的约翰·斯图茨（John Stutz）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处于富裕边缘的全球消费社会”。
也许我们正在招致灾难？在这种轻率的物质追求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物质文明在个人和环境方面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使地球的地质环境和生物圈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我们一些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的痕迹，现在很容易被距地球表面200英里[1]的轨道卫星侦测到——正在消失的咸海，以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北部的阿萨巴斯卡油砂的大面积挖掘仅是其中的两个例子，6这证明我们的发展热忱可能适得其反。然而，鉴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欲望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如今，卡特里娜飓风和桑迪等“超级风暴”更是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一个全球化的商业世界里，人类的干预突然变得无处不在。为了我们人类独有的福祉，我们垄断了生态系统，扰乱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今天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是一个新的星球（Eaarth），8正如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描述的，其与养育人类物种的原始环境大相径庭。著名生物学家E. O.威尔逊（E. O. Wilson）计算出，9目前地球上生活着约70亿人，地球必须维持的人类生物量大约是以往所有大型动物物种生物量的100倍。事实上，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人类活动之外的“自然”世界。在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的带领下，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更确切地说，是人类世，这是人类的时代。10
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在这个人类时代，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就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当我们推行一项致力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时，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的物种，我们打算如何生存？如果我们坚持最大限度地消耗资源，我们如何有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脆弱而有限的生物圈内？这些问题，不仅挑战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持续扩张的框架内人类“进步”的可持续性，而且也表明，我们否认了我们作为进化生物的基本生命机理——仰仗地球栖息地而生存。
我们的集体行为无视生命机理和人类价值，缺乏理性。因此，虽然偶尔关注碳排放管理及其潜在的生态陷阱，但我们尚未认真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我们不愿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期待从中能找到一种“灵丹妙药”，药到病除。我们已经开始探索其他能源替代地球上有限的化石燃料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恐惧同样促进了“绿色环保”建筑规范的制定和更清洁的运输系统。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短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过去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之谈。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我们已习惯了一种物质利己主义的、消费主义的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商业精神，而几乎忽略了这些政策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在这个世界，个人和企业鼠目寸光，将奖励集中在竞争和短期利益上，很少考虑健康的生态和社会基本机制，而这些才是市场赖以生存的长期基础。
显而易见，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同样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因此，面对充足的食物，我们暴饮暴食，而且大多是不健康的东西，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事实，而是求助于医学，希望能迅速缓解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忽视了推动肥胖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我们觉得自己被石油公司剥削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少个人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当数以百万计的“理性的”公民背负着无法承受的债务，去购买他们买不起的房子，然后用这些“理性头脑”假想出来的资产抵押贷款，以维持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消费时，我们首先指责的是银行家和监管机构，而不是我们的挥霍无度和驱动这种消费方式的文化环境。
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而是由政府、大企业或他人的轻率行动造成的。11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让我们的智力判断以及我们对人类行为的了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要认真思考我们的责任并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样既能避免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又能构建一种平衡的人类命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努力来更好地了解自己。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们的痛苦根源就在那里。
这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愿意理性地解决问题，进行前瞻性规划，但首先，我们必须接纳自己。我调查的主要文化焦点是美国——这个养育了我30年的国家，但本质上，我的论据范围更广、含义更深。我认为是时候反思我们从西方大众市场物质主义的兴起中了解到的关于人类的东西了，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方面。通过将我们现在从神经行为科学中对大脑的了解与我们遗忘的作为社会文化动物的自我相结合，我们可以重新构想人类进步的概念，使日常生活更加和谐。然而，重要的是，我们所采取的步骤必须是明智的，并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陷阱既有思想上的，也有生理上的。如果我们坚持走现在选择的道路，我们就有可能把自己变成没有头脑的消费者，从而沉迷于追求一种“市场”意识形态，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利润是最大的奖赏，社会资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栖息地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在实践中，为了重塑未来，我们需要先更好地理解并重塑自己。
当前，我们的许多行为方式都已表明了我们的困惑。对许多普通美国人来说，2008年的银行倒闭潮将世界带到了金融崩溃的边缘，这让人们对主流的神话产生了怀疑。这种神话认为，只有持续的物质增长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活力，并带来个人的幸福。然而，经过几个月对银行业道德规范的愤怒抗议，以及对物质至上的美好生活痛苦的自我反省后，我们很快又回归到过去的习惯。我们惊慌失措，盲目地退回到短视的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助长社会不平等，自己害自己，并伤害其他物种，甚至可能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
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衍生出两个简单的神经行为问题。第一，为什么人类生活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会过度消费？第二，为什么尽管我们越来越能够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但我们还是很难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12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对人类自我毁灭行为的解释，都可以在三个最基本的因素——寻求短期回报的古人类原始本能、习惯驱动的高效的大脑，以及追求物质富裕的当代市场文化，与当代社会的错位中找到。简而言之，人类的大脑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现代环境。
首先，谈谈我们的本能。过度消费的倾向是从个体生存依赖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基本的生物模式并没有随着物质富足而改变。事实上，我们所取得的物质上的丰足，以及我们对建立在竞争和经济扩张最大化基础上的进步模式的坚持，只会暴露和加强这种古老的倾向。因此，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尤为明显的追求短期回报的倾向，其根源在于哺乳动物的生理机能。我们对贪婪的狂热及其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在一个物质富足的时代，这种古老的本能努力不再为其最初的目的服务。追求更多的食物、性和安全感的倾向曾经受到机会稀缺的制约。在诱惑和机遇占主导地位的消费社会，情况发生了逆转：我们人类曾经最大的优点正变成致命的瑕疵。
其次，我们是有习惯的生物，这削弱了我们的本能努力。做出改变并用长远的目光看待问题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对于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决定，我们处于“全意识控制”的错觉中：我们相信开明、理性的自我在人类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然而，事实是，我们从脑科学中知道，我们对自我以及日常世界的大部分感觉和感知，都是在前意识中获得和起作用的。换句话说，许多复杂的大脑模式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决策，并驱动着我们的行为习惯，它们的功能平行或独立于有意识的知觉。“习惯”这个词最常被用来描述这样的日常行为：大脑用来处理重复性情况的行为，后来变得十分熟练，以至于不需要有意识的注意，它们几乎就能被自动执行。
没有习惯，日常生活难以维系。习惯是大脑以快速高效的方式处理熟悉事件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自动驾驶仪”，当提供适当的环境暗示时，它知晓日常事务并接手完成必要的杂务。一旦你在早上拿起牙刷，有效地使用牙刷来成功清洁牙齿所需的复杂肌肉活动就会自然而然进行，而且是不假思索完成的。穿衣服的程序也是自动化的，开车沿着熟悉的路线去上班也一样。我们“不去想它”，直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如一个行人意外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正是通过习惯，大脑“调节”自己，以便最佳地融入世界。有些习惯是我们有意识地去培养的，比如打好一场网球或打一场更好的高尔夫球，而有些习惯则是无意识地养成的，比如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吃甜甜圈，喝更多的咖啡。因此，习惯有好有坏，甚至是强迫性的，任何一种习惯都很难改掉。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为习惯所带来的高效率而欢呼时，我们甚至会吹嘘自己有能力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但我们也会担心“糟糕”的习惯，它们可能会让人上瘾，比如喝太多汽水或反复查看电子邮件。
但是，除了这些司空见惯的例子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其他的习惯，这些习惯我们很少觉察到，但对于避免让人上瘾的消费主义的潜在束缚，理解这些习惯至关重要。这些由本能决定并通过个人经验调整的思维习惯、思维模式、观点和社会行为，通常被称为直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意识的水平上起作用，并补充理性的选择，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事物、他人和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说，直觉有自己独特的大脑网络，是大脑进行高效率思考的基本操作系统。事实上，我们80%的行为可能都是由前意识的直觉思维控制的。
第三个错位的因素是文化改变。直觉思维的习惯是由我们出生于其中的文化熏陶而成并赋予意义的。反过来，个人的习惯共同塑造了文化。我们早期的文化经历不仅对我们所说的语言产生持续而强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对我们成年后的典型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包括我们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和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直觉过程想成一种被置于大脑的前意识库中的叙事——一种个人的故事。在一生中，我们从日常经验中成千上万的文化和社会线索中，小心翼翼地拼凑出故事的各个章节，形成我们个人的直觉思维模式。我们构建的故事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并代代相传，通过这些共同的与集体经验相协调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文化信仰得以延续。简而言之，直觉性的个人叙事及其个人表达不仅塑造了文化，而且也是维系社会的黏合剂。
今天，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流的文化叙事，即我们习惯性地思考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以市场的语言书写的。我们每天都在工作、家庭生活和娱乐中确认这些市场叙事。繁荣、竞争和财富创造已经成为国家叙事周而复始的主旋律。尽管市场交换远非人类社会价值的完全体现，但市场增长最大化的驱动力如今已根深蒂固，并占据着主导人生意义的重要地位。商业产品（我们购买的品牌、我们选择的娱乐）使个人叙事日益普及。结果，我们发现，作为关心社会的公民，我们得到的回报不如作为自私自利的消费者多。通过习惯，我们已经变得对市场范围以外的人类文化漠不关心。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59年写道：“幸福在于平静和享受。”13在美国，人们一直追求的是幸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伟大的美国实验”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已经抛弃了平静，转而追求眼前的满足，并被我们自己制造的种种诱惑所迷惑。这就是驱动我们生命机制的文化变迁。我们祖先对短期回报的渴望，既满足了全球市场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也满足了一种持久的希望，即随着“进步”，“美国梦”14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对消费和创造财富的执念并未能向普通美国家庭提供承诺的福利——平等的机会、通向上层阶级的社会流动、安全和个人幸福，这里只是略举几例而已，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跳脱物质幸福的陷阱15却如此之难。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要想保持健康和文化的完整，需要的不仅仅是刺激消费、大肆购物，日常生活中频繁的购物所带来的快感使我们不能进行理性选择。我们自欺欺人，但就目前而言，诱惑起作用了。正如我将解释的那样，这是一种很容易养成的习惯。然而，被本能驱动着寻求即时回报，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沉浸在幸福的享受中，而是处在对其物质替代品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我们已经和自己的真实身份脱节了，因此这种错位将持续下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内容相辅相成。在第一部分“你认为你是谁”中，我回顾了我们从大众市场物质主义实验中得到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训。首先，我将调查肥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并以此作为我刚才概述的错位的一个例子。我以这一流行病为例，探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因素（生物、行为、经济和文化）是如何合谋造成这一公共灾祸的，而这一公共灾祸目前正使我们在生理和经济上失去平衡。作为一名医生，我将从情感和社会行为的专业角度，就我所知的这些因素在疾病和残障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明由需求驱动的消费文化所产生的个人压力，如何作用于正常的人体生理机能，助长难以打破的自我毁灭的习惯的形成。这些习惯是如何在大脑中形成的，以及有关习惯的神经科学对理解我们的直觉思维有何启示，这是第二章的重点。
利己主义是消费社会的引擎，但支撑着它的却是习惯以及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迷恋。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我在第三章中回顾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那个时代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催生了工业革命，为今天的西方社会提供了哲学基础。毫不奇怪，那是一个非常尊重科学和制造业的时代。正是在那里，在两个多世纪前的辩论中，我们发现了“理性”自我的起源，这一概念在西方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建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将特别着重研究亚当·斯密的作品，不仅包括他关于自由市场社会的概念（一种平衡的、自我调节的经济秩序），而且包括他关于道德发展的著作，该著作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提供了深刻见解。
这让我联想到大脑是如何做出选择的。我从行为神经科学的角度概述了自由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奖励、惩罚和风险评估如何在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中得以反映。正是通过这样的大脑机制，我们感知世界、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并从这些行动产生的结果中学习，以改进未来的行为。这种活动映射了大脑自身的“内部市场”，即通过与复杂多变的世界不断互动来寻求平衡。因此，我想问，是大脑的这种倾向使得外部市场的交易如此普遍地不可抗拒吗？这难道就是易货贸易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原因吗，从3500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到今天全球化的巨型公司均是如此？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我探查了这种可能性，并分析了另一个历史案例，将青铜时代地中海帝国的瓦解与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比较。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导致了惨不忍睹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我认为，对于导致这两种情况的原因，通过理解大脑“内部市场”如何被急功近利的短期关注和对持续增长的执着追求所扭曲，我们可能会找到蛛丝马迹。根据我们当代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肥胖症流行和环境恶化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根源，那就是在富裕的诱惑下，大脑的自我调节能力被削弱了。
这么看来，物质上的富足只是“幸福”处方中的一剂药物而已。在美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国家，在我们的后工业化实验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对构成人类进步的要素进行明智的反思是可取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我们发现，富裕和贫穷一样，能够颠覆人类行为的生理机能平衡，并可能滋长一种“文化健忘症”，这种健忘症会损害性格发展，助长自我毁灭，让人们漠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从这个前提出发，本书的第二部分“如何生活”，再次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但不局限于诊断分析，而是直接概述了我们在构建未来道路方面的优势。我们如何才能控制短期的本能渴望，更好地专注于长期的来自环境和个人的挑战？在社会中，我们应如何及早培养年轻人的性格习惯，让他们凭直觉做出独立选择并引导他们自律，从而帮助他们驾驭诱人的、债务驱动的消费文化？在喧嚣慌乱的现代生活中，关于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什么是我们已经淡忘而需要再次学习的？我们该如何重新在过去对我们大有裨益的社交技能上投资？总之，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人类时代？
有很多阻碍理性反思的因素。今天的商业建立在个人拥有的物质越多越好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这仅仅是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物质匮乏。但现在，在富裕国家和经济崛起的国度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人类历史上，西方社会的许多人第一次挣扎在信息、物质、食物的洪流中，实际上，除了时间，其他一切都过剩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匮乏，而是富足，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包括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
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是彼此脱节的。现代性的悖论是，随着市场选择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健康、教育成就和个人满意度反而到达了一个停滞期。启蒙思想曾认为科学和理性会带来稳定的社会进步和幸福，但这一令人信服的观点如今已被蒙上阴影。在美国，尽管经济取得了非凡的增长，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却停滞不前，而贫富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却呈指数级增长。美国，作为一个机会均等的国家的传奇正在褪色。
同样受损害的还有社会结构。因为在消费社会中，既给自己带来快乐又给他人带来幸福的、体现人类基本关爱的直觉行为，如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等等，正日益脱离了原来的初衷而被置于市场经济中。这些行为被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如今更被视为衡量经济财富增长的指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指标反映的不是新的财富，而是人类将自然关怀转化为商品、将关系转化为服务的过程。我们现在为曾经出于爱或感激而彼此付出的东西付出金钱，这样不仅剥夺了个人幸福的重要来源，而且削弱了社会结构的经纬，而这种结构对平衡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就这些隐藏在我们成功的阴影下的挑战，我做了些许调查和研究。在这部分的一系列章节里，我从常识和行为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并据此探索了健康行为的发展模式，这些行为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个人成长。同时，我也探索了它们为什么对我们的子女教育、建设充满活力的地球家园、我们所吃的食物、创造性的过程以及维持人类友好的地球生态16至关重要。显而易见，只有当这些元素和谐地编织在一起，支撑起个人机遇、福祉、同理心和责任时，社会和生态结构才会蓬勃发展。它提醒我们，人类的进步主要不是来自简单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来自自我意识，来自明智地利用我们的成就和资源，造福我们自己、他人、后代和地球。
最后，在结束这篇导言之前，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书名The Well-Tuned Brain。该书名改编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键盘音乐合集《平均律钢琴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17 1722年，巴赫在37岁的时候，向莱比锡的托马斯教堂申请了颇有声望的合唱指挥家的职位，他在那里任职27年，直到1750年去世。合唱指挥家的职责之一是教一群喧闹的学生音乐，而《平均律钢琴曲集》基本上就是巴赫为履行这一职责而编写的教材。巴赫在扉页上描述他的作品是“为渴望学习音乐的青年而作，特别是为那些已经擅长音乐的人的消遣而作”。
那么“良好的调音”（well-tempered）是什么意思呢？“调音”（temper）这个动词的意思是“适度、混合、调节”和“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在今天的语言中是“调整”（tune）。因此，良好的调音就是要达到最佳的平衡，就像调整键盘乐器的琴键以实现不同琴键之间的和谐一样。考虑到现代家庭钢琴，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现代家庭钢琴每年调一次音，调到所谓的“等音侓”（equal temperament），即所有键盘上的音符在音高上的间距是相同的。但正如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很久以前所断定的那样，这是一种人工发明，因为在现实中，音阶音符之间的间距并不能完美地叠加在一起，自然界的数学是不同的。从弦乐器上的C调开始，通过八度音程前进，当你进入下一个C调时，音符已经超出了音程，听起来走调了。
这在巴赫的时代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早期的大键琴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需要不断调整。室温的变化或骤雨引起的湿度变化都会扰乱乐器的微妙平衡。要实现美妙的演奏，音乐家和键盘是一体的，相互依赖。因此，巴赫以其精湛的技巧，不仅传授了键盘上的表达艺术，还传授了大键琴这一乐器的保养和调音方法，这种乐器因其微妙的敏感性而备受尊敬和喜爱。等音律被认为是一种实用的调音方法，但它不是标准的调音方法。当时的许多音乐家更喜欢调音至不规则的音律。在不规则音律中，八度音阶的音程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乐器的所有键都可以演奏，不需要重新调音。巴赫就在这个阵营里，全心投入到键盘乐器灵敏的演奏中。这就是他的曲谱《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内容。
在思考人类大脑的互动敏感性和心灵的微妙之美时，这个故事只是提供了一个粗略的类比，但我认为它很有用，也很有说服力。至于巴赫是如何调整他的键盘的，专家们仍有不同意见，但从他同时代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只花了十几分钟。当然，在这里我用它与大脑类比很不准确。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大脑的保养和调节，以及对正在思考的大脑这部“音乐”的理解，是需要毕生投入精力的。正如我们将会说到的，当涉及人类大脑时，这种类似于把家庭钢琴调音到等音律的快速的调节，是无济于事的。调节大脑需要知识、注意力和努力。然而，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投资了：努力与自己和谐相处，既符合常识，又有利于共同利益。大脑的良好平衡为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集体事业提供了和谐和希望。
[1] 1 英里约为1.609 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