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女真人
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北京和大同地区的幻想仍萦绕在中国人头脑中。徽宗皇帝（1101—1125年）是宋朝皇帝中最杰出者，他爱好艺术，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他犯了“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错误。这项策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策略，在中国实践中是常常取胜的，特别是在唐初，唐太宗对该策略的应用。这一次，它是一个错误。契丹人当时已经是一支文明、温和和相当中国化的蒙古族人，已经成了宋朝的友好邻邦。契丹人的后方，即在乌苏里森林和中国东北部，以及今天的俄属沿海地区内，住着一支称之为女真的通古斯人（女真是汉名；阿拉伯-波斯语称Jurche）。 [334] 1124至1125年，中国使者许亢宗把女真人描写成十足的野蛮人 [335] ，因为在可汗大本营周围是牧地和牧群。在居住集中地，无街道，甚至无小巷，除王族的帐篷或兵营有墙围住外，无防卫的围墙。可汗坐在用12张虎皮铺着的王位上。女真人有很多野蛮的娱乐：痛饮、音乐狂舞、摹拟狩猎和战争场面的表演，还有一种森林居民最大的娱乐，即由化了装的妇女们手持镜子，不断用镜子将阳光反射到观众身上（这种游戏称之为“霹雷女神”，类似日本的天照大神，是其中女英雄的那种情景）。中国正是与这些被宋朝宫廷中的高丽使者们比喻成比豺狼虎豹更凶恶的蛮族联盟，以消灭那些使宋朝免受更偏远地区的蛮族入侵的防护者契丹人。
正值此时，女真王室完颜部 [336] 中一位名叫阿骨打的能干的首领正在加紧把女真人组织起来（1113—1123年）。阿骨打已觉察到契丹统治者们潜在的虚弱，他们过多地吸收了中国的生活方式。1114年，阿骨打反叛契丹的宗主权，率领他的部落征服契丹领土。9年之内，夺取了契丹的一切重镇，从北向南地占领了下列中心地：1114年，宁江州（今哈尔滨南，在松花江的支流上）；1116年，辽阳，辽阳的占领使今天称之中国东北的全部地区尽入女真人之手；1120年，临潢府，即契丹的上京（北京，今热河北的沙拉木伦河畔）；1122年，大定，即契丹的中京（热河北部，赤峰附近）；同年，山西北部大同。宋徽宗匆忙与女真人签订联盟条约，条约中规定在瓜分契丹国时，北京应归还给宋朝。然而，事实证明，宋朝没有能力收复北京，1122年，是女真人夺取了北京。此后，女真人傲慢地把北京归还给中国（1123年）。最后一位契丹国王耶律延禧朝库库河屯逃亡，企图在武州（朔平附近）落脚（1124年），直到女真骑兵把他俘虏（1125年）。
女真征服契丹国后，在完颜部王室的精明统治下，努力建立了一个貌似中国的正规的国家，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时，他们给完颜部王朝冠以“金”（通古斯语为Alchun；汉名为金）一名，从此以后，这一王朝将以中国史学家们的方式被称为金朝。 [337]
蒙古族契丹人这支逐渐走向文明、以和约的方式来确保其安全的民族，被凶猛的通古斯族女真人取代了。未驯服的女真野蛮性很快就反过来对付那些草率讨好他们的中国人。金国的统治者阿骨打在他达到胜利顶峰时去世（1123年）。其弟吴乞买继位。吴乞买是一个更有野心的人，他从1123年统治到1135年。宋朝愚蠢地为北京北部一些边境城镇的所有权与金国争吵不休，以致发展到暗中支持反金起义。这就导致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几个月之内，金大将粘没喝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北京和河北平原；然后又占领太原和陕西中部地区（1125、1126年）。金国的另一员大将斡离不，在粘没喝的联合下，渡过黄河，出现在宋都开封城下。开封城的保卫者们，即可悲的徽宗皇帝和其子钦宗，投降金国（1126年底）。这两个不幸的统治者及其侍从们连同朝廷舆服和财宝一起被送往金国都城（1127年初）， [338] 即中国东北部的内地，哈尔滨以南的宁江。
一位宋朝王室成员，即宋高宗逃脱了这一灾难。凭借长江天堑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1127年）。与此同时，金国归并了当时仍在宋朝手中的华北地区最后的一些重镇：河北的河间和大名；山东的济南；河南的彰德；山西西南角的河中（蒲州），更不用说开封了。宋军曾经趁金国驻军不在时收复了开封，但随即又被金军占领（我们将看到，在成吉思汗时期，这种拉锯战在这一地区更加普遍）。
华北被归并之后轮到了华中地区。1129年，金军在粘没喝的率领下，征服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地区。稍息之后，他们又兵分两路进攻长江下游沿岸。西路军在湖北黄州处渡江，袭击了鄱阳湖北的江州（江西九江）和该湖南岸的洪州（即南昌），从南昌他们武力入侵虔州（江西南部的赣州），赣州是该军挺进的极限。金军飞速地横穿了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甚至13世纪的蒙古军也没有如此神速。在长江下游活动的另一支金军在太平附近渡江，迫使南京投降。宋高宗逃亡宁波（当时称明州），以后又逃往浙江南部的温州港。金大将兀术从南京出发，紧追不舍，占领了杭州和宁波（1129年底至1130年初）。
然而，完全由骑兵组成的金军一直冒险深入到中国南部，这里有洪泛区、纵横交错的河流、稻田、运河和密集的人口，这些都困扰着金军。金军将领兀术企图返回北方，然而又被长江所阻，长江宽阔如海，江面有中国的小舰队巡逻。最后，由一位叛贼引路，他才得以从南京以东的镇江附近渡江而逃（1130年）。南方摆脱了金军之后，宋高宗于1130年返回，定居杭州，直到蒙古人征服中国前，杭州一直是宋朝都城。
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皇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1138年，当他正在向开封进军时，被战争吓破了胆的懦弱的统治者宋高宗与金国签订了和约。当时合剌（1135—1149年）刚继承其堂兄吴乞买成为金王，又由于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也很想与宋朝议和。蒙古人（至少是在历史上所知道的“蒙古人”这一名称之下）这时已登上了舞台，他们在其可汗合不勒的统率下刚形成了部落联盟，正在东戈壁地区从后方攻金（1135，1139年）。1147年，金人被迫把边境的许多地区割让给他们。 [339]
在这种局势下，宋、金之间迅速签订了和约（1138年）。边境线是以淮河，以及黄河（及渭河）流域与汉水上游流域之间的高地为界，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仍归金，汉水流域归中国人。于是，金国拥有河北、山东、山西、几乎整个陕西和河南、安徽和江苏以北的许多地区，这样，他们在中国占领的地盘比以前的契丹人在中国的占地大得多。
至此，中国已分裂为二，南方是以杭州为都的中国人的宋朝，北方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金国。金初定其北都（汉文称北京）于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附近的会宁，到1153年以前，它一直是金统治者们的主要驻地。今天的北京只是他们的第二都，即南都（汉文称南京），他们还设中都（中京）于大定，位于热河北。1153年，金王迭古乃把北京城作为他的主要驻地。从此，热河省的大定被看成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今天的北京作为中京，开封是南京。
注意到一位王室王子在金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趣的，他名叫完颜希尹（无疑是女真人的通古斯语Goshi），是位能干的政治家。他把他的势力部分地归结于他所担任的萨满职务。 [340] 正是他用中国字来标通古斯语音，发明了女真人的“大字”。他的威望使合剌对他产生了猜疑，并于1139年将他处死。
迭古乃杀前王合剌和部分王室成员之后，登上了金国王位（1149年）。文明使迭古乃堕落，他是一位耽于肉欲和凶残的人。他的凶猛使人回想起古代女真人的野性。他贪图享乐使他放弃了金初的中国东北驻地（他土生土长的森林地）迁到北京宫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鞑靼人和蒙古人已表现出加紧对中国东北进攻的趋势时，他的迁移等于就是放弃上述地区。但迭古乃的野心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皇帝，以及最终从宋朝手中夺取南部中国。因此，1161年，他进攻宋朝，窜入长江下游，企图在正对扬州的江湾口，即在金山岛附近，今天的镇江城渡江。但是，他遭难了，他的部队因其暴虐统治而狂怒，杀死了他。另一位王乌禄在辽阳被宣布为金王（1161年）。
新金王立即与宋朝议和，1163至1165年间的谈判结果是以维持现状而结束。编年史描述的乌禄王是一位识时务的贤明君主，在北京宫廷里，他怀念中国东北部的森林故地。他年岁很高才去世，王位由其孙子麻达葛继承（1189年）。
据中国编年史记载，麻达葛（1189—1208年）放松了女真人的军纪，其结果，在蒙古人入侵时期，即在他的后继者统治之下变得很明显。在此期间，1206年，当宋朝轻率地对金国又公开表示敌对时，金军越过标明两国交界的淮河，进军至长江。麻达葛声称要取中国主战派大臣的首级，然而，在1208年，金国同意退至原来的边境线，条件是宋朝每年增加给金国的银和丝的数量，这些银和丝不过是宋朝略加掩饰的给金国的贡赋。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统治时期（1209—1213年），蒙古大入侵开始了。
蒙古历史不但涉及到远东地区的历史，还与穆斯林突厥社会有同样频繁的联系，在继续探讨蒙古历史之前，最好是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自11世纪以来居住在伊斯兰境内的突厥各族的历史。
[1] 希腊、罗马人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中国史书名粟特或粟弋。——译者
[2] 阿拉瓌的叔叔婆罗门的三个妹妹都嫁给了哒可汗。——译者
[3] 参看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的起源》，载《通报》1915年，页687。汤姆森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78，1924年，页122上的文章。缪勒《回鹘学》II，页67，97。马迦特的著作（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con Eran） II，1905年，252。巴托尔德《百科全书》“Türks”条目，页948。
[4] 突厥人的祖先是由母狼哺育长大。当他成人后，与母狼交配，在母狼的洞穴中生下十子。见《周书·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5]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1页。史料选自《北史》、《周书》和《梁书》。
[6] 这一点已经得到拜占庭历史学家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证实。他认为阿瓦尔残余逃到桃花石人的国家避难，也就是说，逃到拓跋人的后裔中。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以下简称《史料》），页246。
[7] 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的文章（Changanus magnus，despota seplium et dominus septen mondi climatum） VII，7。他指出可汗和汗的称号来自柔然，因此，这些称号是蒙古语的称号。就目前所知，突厥是首先使用可汗称号的突厥语民族。
[8] 儒连将有关突厥的中国史料（《隋书》、《唐书》等）译成法文，特别是有关东突厥的部分（《亚洲杂志》1884年）。沙畹继续他的工作，将西突厥的史料译成法文（《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和《史料补》载《通报》1904年，第1—110页）。
[9] “叶护”称号似乎是由古代贵霜人或印度-塞人传给了突厥语各族。贵霜统治者卡德菲斯一世曾将该称号铸于钱币上。参看富歇：《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II，299。马迦特：《伊兰考》204页。W.邦在《匈牙利年鉴》VI，102上的文章。
[10] 按西克《波斯史》（页455），库思老娶的是木杆可汗之女，并非室点密之女。作者持此观点主要是受法国史学家沙畹的影响。沙畹认为：“第木杆为东突厥可汗，又为西突厥之最高可汗，则得以其在位时之胜利属之，而不必为木杆本人。”（《史料》）据此，作者将西突厥初期的一切活动归于室点密名下，故说是娶室点密之女。——译者
[11] 因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科奇卡里出土的带状物与匈牙利出土的阿瓦尔青铜制品相似。参看费蒂奇（Metallkunst）（载《匈牙利考古》1937，页211和274。）
[12] 突厥人最初是与拓跋人的中国北部接触，他们仍用族名拓跋来称呼其国。即Tabgath或Toba，希腊语Taugast。塞俄菲拉克特斯这些拜占庭作家们正是通过Taugaust一名开始知道中国北部的。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载《芬兰-乌戈尔学会纪要》赫尔辛基，1896年，V.26）。
[13] 关于叶护的各种写法，参看马迦特（Historiche Gloss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185）。马迦特：《伊兰考》，216。沙畹：《史料》226页以下。
[14] 此处不是天山，应是白山。参看沙畹《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211页的讨论。——译者
[15] 关于突厥人的文化和宗教，参看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n.s.Vol.3 第二部分，1924年，页131。）
[16] 拜占庭史料（弥南和塞俄菲拉克特斯）和中国史料是沙畹《史料》一书（页233—252）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课题。
[17] 亚美尼亚史家塞贝奥斯记述，在597—598年间，波斯人在亚美尼亚将军森帕德·巴格拉德尼的率领下，向突厥领土发起进攻，一直打到巴里黑。参看马迦特：《伊兰考》65—66页。沙畹：《史料》251。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8] 摘自岑仲勉的《突厥集史》下册，879—880页。——译者
[19] 汤姆森：《蒙古古突厥碑文》（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1924年，130页。）
[20] “Tangri”腾格里表示天和上帝。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载《通报》4—5，1929年，第215—216页）。
[21] 乌迈（Umai），肯定是指一种大地女神。是於都斤山山神的人格化，在13世纪的蒙古人中是地之女神，参看伯希和《古突厥之於都斤山》上引书，212—219。
[22] yer-sub，突厥文yär-su，指地与水。——译者
[23] 以下作者引用的是《周书》卷50《突厥传》，但最后三句：“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是引自《隋书》卷84《突厥传》。《周书》《隋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而不是581年。——译者
[24] 暾欲谷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某些指责是无根据的。（作者在此的含义是暾欲谷年迈仍受重视。——译者）
[25] 摘自儒连《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331页。）（摘自《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译者）
[26]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8—99页。转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27] 从575年到585年，佗钵可汗善待他从中国带到东突厥的犍陀罗三藏法师阇那崛多，并在他的劝导下皈依佛教。参看沙畹（《通报》1905，页334，346）。（关于佗钵皈依佛教，《隋书·突厥传》记道：“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译者）
[28] 在沙畹《史料》页48，注①和241页中有关于达头生平的论述。
[29] 沙钵略是突厥名（Ishpara）的汉文转写形式？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211页）。
[30] 大约正是在此时期，达头于598年派遣使臣带了一封信给君士坦丁堡的毛里斯皇帝，信中明确地自称是“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参看沙畹书，246页中摘录的塞俄菲拉克斯的记载。）
[31] 关于隋臣裴矩暗中唆使射匮反处罗，《隋书·突厥传》记：“帝将西狩，六年（610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舆车驾会于大升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佗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於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译者
[32] 参看伯希和：《吐谷浑与鲜卑研究集》（载《通报》1920年，323页）。
[33] 中国史书以优美的史诗般的形式记录了此事。儒连《突厥史料》（载《亚洲杂志》1864年，213—219页）。
参看《册府元龟》卷一九。——译者
[34] 参看《旧唐书》卷二《本纪》。
[35] 参看《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薛延陀传》。
[36] 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99页。
引自《突厥集史》下册，880页。——译者
[3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38] 摘自（唐）慧立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39] 见《续高僧传》卷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以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籍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辗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626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分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勒征入，乃与高平王同来谒帝，以其年（626年）十二月达京。”——译者
[40] 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1983年版，28页。
[41]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乙毘射匮可汗立，乃发弩失毕兵就白水击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译者
[42] 参看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1934年，I，52）。不必深入钻研语言学，我们也能随意举出库车语中的具有印欧语特征的许多词：st和nessi=to be（是）；ste=he is（他是）；pater=father（父）、màter=mother（母）；pracer （frater）=brother（兄弟）；se=son（儿子）；tkacer=daughter（女儿）；okso=ox（公牛）；yakwe （equus）=horse（马）；ñem=name（名字）；knan=to know（知道）；klautke，kaklau=circle（圆圈）；salyi=salt（盐）；malkwe=milk（奶）；wek=voice（声音）；ek=eye（眼睛）；trai=three（三）；okt=eight（八）；ikem=twenty（20）；kante=hundred（百）；meñe=moon（月亮）；pest=after（在…之后）。
[43] 伯希和的文章（Le cha-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u Lob-nor） （载《亚洲杂志》I，1916年，120页）。
[44] 哈辛：《中亚的印度艺术和伊朗艺术》253页和《中亚的佛教艺术》12页。
[45] 哈辛：《中亚考古研究》（载《亚洲艺术评论》1936年）。
[46] 参看伯希和：《有关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名称的注释》（《通报》1923年，127页）和《库车语和吐火罗语》（《亚洲杂志》1934年，86—87页）。参看H.吕德斯的文章（Weiter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ürkistan） （Sitz. der. preuss Akad.der Wissenschaften；柏林，1930年，17页）。在所谓的吐火罗语A写本中，威格认为他识别出的árçi是表示一支吐火罗人，Asioi（阿速）、Wu-Sun（乌孙）、Alans（阿兰人）等名与此有关。但贝利证明了这是错误的翻译，árçi只是古印度方言árça的吐火罗形式，指梵文arya一词。参看贝利《吐火罗》（《亚洲研究院院刊》VIII，4，1936年，912）。
[47] 唐朝时期吐鲁番国的都城并不在今吐鲁番地区，而是在其东的亦都护沙里，即原哈剌火州，因此，并不完全与今高昌一致。参看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和哈剌火州考》（载《亚洲杂志》I，1912年，579页）。
[48] kara-shahr的吐火罗语和粟特语名（Arg和Ak？）在梵文中是Agni，参看伯希和《谈吐火罗语》（载《通报》265页）。亨利《焉耆与吐火罗人》（载《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564页）。沙畹将有关焉耆的汉文史料译成法语，载入《西突厥史料》110—114页。列维《高昌写本残卷》中有摘录，参看8—15页。把梵文Agni与Kara-shahr等同起来的文章，参看吕德斯的文章（Weitere Beiträge，20页）。
[49] 沙畹将《唐书》中有关库车的史料译成法文，收入《西突厥史料》114—121页，列维在《库车语、吐火罗语书》一文中有摘录（《亚洲杂志》II，1913年）。
[50] 儒连：《玄奘传及其印度之游》43页。
[51] 库车语的花是pyapyo，参看列维《库车写本残卷》140页。
[52] 《新唐书·于阗传》。S.科诺《和田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年，339页）。列维的文章（Les rois Fou-tou de khotan）（上引书，1020页）。汤姆森：《古于阗语》（《大亚细亚》II，2，1925年，251）。
[53] 摘自《李白诗选》。——译者
[54] 《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译者
[55]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
[56] 参看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藏文写本（Bibliothéque Nationale，Pelliot Fund）。J.巴科的研究证明，吐蕃人全体皈依佛教是以后的事，这要归结于七世纪的吐蕃诸王（《古代社会交通》1937年）。
[57] 引自《突厥集史》下册，881页。——译者
[58] 骨利幹（Quriqan），人们认为是生活在贝加尔湖西岸的一支民族。
[59] 汤姆森：《鄂尔浑突厥碑文》101—102页。
[60] 默棘连碑文说：“汗国的政府所在地是于都斤山林。”（上引书，页116）。汤姆森对其位置作了推测（《德国东方学会杂志》Vol.78，1924年）。
[61] 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II。（拉德洛夫：《暾欲谷碑》，希尔特：《暾欲谷碑跋》，巴托尔德：《古突厥碑与阿拉伯的征服》）。
[62] 拉德洛夫《古突厥碑文》II，31。
[63] 灵丘应该在大同东南。——译者
[64] 希尔特《暾欲谷碑跋》56—58页。
[65] 《唐书》。
[66] 突骑施（Türgish）一名以回鹘文出现。参看哥本《玄奘传之回鹘译文》（《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柏林，1935年，24）。
[67] 《唐书》，沙畹（《史料》页43，74），提到突骑施的两驻地，即大牙在托克玛克流域，小牙在伊犁水北的弓月城（上引书，283）。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记：“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犁水为小牙。”——译者
[68] 伯希和：《中亚问题札记九则》（《通报》4—5，1929，206—207）。
[69] 儒连《突厥史料》（《亚洲杂志》1864年，页413—458）。关于默啜和Bäk-chor，参看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450）。
[70] 儒连《突厥史料》420页。
[71] 此处是按《突厥集史》（下册，页884）中所译的意思。按英译文应该是：他穿上甲胄，用箭射中了一百多个敌人。
[72]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09和105页。
[73] 同上。
[74]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页109。
转引自《突厥集史》。——译者
[75] 马迦特《古碑文的编年史》（莱比锡，1898年，页17，53）。沙畹《史料》283页。关于娑葛，伯希和认为是突厥语Sagal。参看沙畹《史料》43—44，79—81页。
[76] 《突厥集史》下册，885页。——译者
[77] 伯希和《通报》1912年，301页。
[78] 默棘连在早些时候已经被其叔叔默啜任命为科布多地区的另一支突厥部落（Syr Tardush）的可汗。
[79] 三十姓鞑靼在稍远的地方。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40页。
[80] 回纥，或古铁勒，可能游牧于蒙古人的阿尔泰山西南、塔尔巴哈台；葛逻禄人肯定是在巴尔喀什湖东部一带游牧，回纥首领与葛逻禄首领一样，取颉利发称号。参看上引书，127、128页。
[81]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12页，125—126页，摘《突厥集史》下册，883页。
[82]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
[83] 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17—118页。（转自《突厥集史》下册。——译者）
[84] 默棘连死时，玄宗对他与中国的友好和睦和真诚的友谊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这些参看伯希和《毗伽可汗的中国碑》（载《通报》4—5，1929年238）。
[85] 参看伯希和《毗伽可汗的中国碑》246页。
[86] 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记：“（左杀）勒兵攻登利，杀之，自立，号乌苏米施可汗。”《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记：“国人奉判阙特勒（即左杀）子为乌苏米施可汗。”《资治通鉴专异》十三上说，判阙特勒（勤）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天宝初立。《唐会要》九四说：“左杀判阙特勒（勤）攻杀登利。”又说：“余众共立判阙特勒（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从各种记载来看，《旧唐书》将父子之事，混为一谈。此处是采用《旧书》之说，误。——译者
[87] 伯希和：《毗伽可汗中国碑》（载《通报》4—5，1929年，229—246）。
[88] 在突厥学上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回纥是否等同于乌古斯。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论战是以以下几点为基础的：
把回纥与乌古斯等同起来的论证得到了汤姆森和马迦特的支持（参看汤姆森《鄂尔浑碑文》137页和马迦特《古碑文的编年史》23页和《东欧东亚之间的往来交涉》91页）。巴托尔德反对这种理论（《九姓乌古斯》和《百科全书》中“Toghuz-ghuz”条目，848页；“Vorlesurgen”条目，53页）。争论较多的问题还有，8世纪的突厥碑文和9世纪的回鹘碑文中提到的九姓乌古斯人的准确位置。巴托尔德带着极大猜测性地将他们定在于都斤山（杭爱山？）以北，另一些专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阿尔伯特·赫尔曼把他们的位置定在克鲁伦河中游（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35、39图）。主张回纥与乌古斯是同族的学者们提出了以下理由：（1） 在Orgötü碑中，回纥可汗默延啜称其民为“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虽然这里可以指两个不同部落的联盟）。（2） 在Oghuz-name中，与乌古斯人同名的英雄乌古斯可汗说：“我是回纥人的可汗。”（伯希和摘录（Sur la légende d’Ogho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载《通报》4—5，1930年，351。）但是，伯希和认为Oghuz-name一书是约1300年用吐鲁番的回纥文写成。因此，引用的章节只不过是地区文体上的附加语，是以后形成的。（3）马苏第、迦尔迪齐和雅库比记道，当时九姓乌古斯是摩尼教徒，这似乎可以把乌古斯与回纥等同起来，回纥人在763至840年间成了摩尼教徒。问题是这三位作者是否因为Ouigur与Oghouz在拼音上的类似，而弄混淆了。巴托尔德支持相反的论点，即九姓乌古斯并非回纥，而是古突厥人。实际上，突厥可汗默棘连在和硕·柴达木碑中称九姓乌古斯为“我的同族”。然而，同一块鄂尔浑碑表明九姓乌古斯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独立，因为碑中提到由默棘连和阙特勤领导的、平息乌古斯叛乱的战争。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相信回纥与九姓乌古斯是同一族。我们甚至不知道8和9世纪的鄂尔浑碑文中提到的、蒙古地区的九姓乌古斯是否与10世纪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上提到的九姓古兹（Toquz-Ghouz）和古兹（Ghouzz）等同。据此书记，被称为九姓古兹的突厥当时确实是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在今谢米列契耶、伊犁河、察里恩河、特克斯河和穆扎尔特河地区（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263—279页，地图279页）；另一些被称为古兹的突厥人分布在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占据的地区：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以北，在萨雷苏河、图尔盖和恩巴河地区（上引书，311页，307页图）。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古兹人似乎是谢米列契耶地区的九姓古兹人的一支，同样，可以肯定，11世纪在南俄出现的乌泽人和在波斯的塞尔柱人与今天的土库曼人都是来自古兹人，但我们所肯定的仅只这些。
[89]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正如马迦特的论述，莫贺达干在塔巴里的书中写作Koùrçoùl（Koùrçoùl=kul-chur），见《古突厥碑文编年》38页，注1。巴托尔德《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页27。
[90]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91]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92]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
[93] 《新唐书·西突厥传》。
[9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于阗传》。
[95] 《唐书》中称伊嗣俟，即位于632年。——译者
[96] 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伦敦，1928年，184—196页）。
[97] 同上书，184—185页，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录。
[98] 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编年》，8页。这一论点遭到巴托尔德的反对，他认为可汗的侄儿未必就是阙特勤。参看《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10页。
[99] 关于阿拉伯征服喀什地区说，参看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载《亚洲研究院院刊》II，1923年）。巴托尔德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载，在《突厥斯坦》（185—188页）中，对有关事实进行了编制。
[100] 费尔干纳在《唐书》中名宁远。
[101] 719年，称作帝赊的吐火罗地区总督派通晓天文学的摩尼教徒到中国宫廷。（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关于中国给予吐火罗地区叶护的保护权，参看《唐书》和《资治通鉴》。
[102]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页189—192，根据塔巴里的记载。
[103]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罽宾传》。
[10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小勃律传》。
[105] 吐屯，突厥官名，又名吐屯发。是可汗派往臣属国，负责监督行政和赋税。——译者
[106]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195—196页，沙畹《史料》页142，297。
[107] 参看巴托尔德《百科全书》948—949页中“Türk”条目。
[108] 于阗王尉迟胜（尉迟王朝的）也引援兵来支持唐朝平定叛军。
[109] 汉名默延啜 ，施勒格尔假定其突厥名是Moyun-chor；然而，正如伯希和考证，对应名应是Bayan-chor。参看《库曼考》（载《亚洲杂志》1920年，153页）。其回鹘语称号是Tängrida qut bulmysh il ytmish bilgä qaghan。在鄂尔浑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奥古土河谷发现了他的墓，墓前有古突厥文（或称鲁尼文）碑。参看拉姆斯泰特《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鲁尼文碑铭及其校译》（赫尔辛基，1913，XXX和沙畹文《通报》1913年，页789）。
[110] 在摩尼教残卷中，以及在约821年的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该可汗名下有一组赞誉之词：乌鲁古·伊利克（Ulug ilig，意大汗），Tängrida qut bulmysh（意从天国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ärdämin il tutmysh（意为由功而治国的），alp（是英雄的），qut lugh （是至高无上的），külüg（是光荣的），bilgä（是明智的）。参看缪勒的《回鹘志》II，95。
[111] 指药之昂。——译者
[112] 参看沙畹和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亚洲杂志》I，1913年，190，195—196）。
[113]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76页。当时中国急需回鹘援助以抗吐蕃人。约787年，吐蕃从最后一批唐朝驻军手中夺取库车绿洲，但随后被回纥人赶走。791年，吐蕃又攻甘肃宁夏附近的灵武据点，再次被回纥打败。从783至849年间，甚至到860年，他们保住了甘肃西北的西宁和灵州地区。
[114] 中国称怀信可汗。——译者
[115] 中国称保义可汗。——译者
[116] 参看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圣·彼得堡，1892—1899年）图XXXI—XXXV；拉德洛夫《鄂尔浑古迹》（赫尔辛基，1892年）50—60页；缪勒《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柏林，1909年，276页）。
[117] 可以看到，这些禁食奶和牛肉等的摩尼教禁令（在放牧牲畜和酿制马奶之地很难实行的）肯定是随着改食蔬饭而制定的。回鹘人已经从游牧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参看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68页。）
[118] 英译文上误为河北。——译者
[119] 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请唐改回纥为回鹘。故788年后，回纥译为回鹘。
[120] 由哈喇巴喇哈森、别失八里、吐鲁番和焉耆的粟特语碑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四塔沟里”在大约800年已经被回鹘人征服。亨利的《焉耆与吐火罗》（载《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550页）。
[121] 参看勒柯《中亚晚古佛教》II，《摩尼教文献》（柏林，1923年）和《高昌》（柏林，1913年）图1—6。
[122] 勒柯《高昌》图30—32。《中亚晚古佛教》IV，图17。瓦尔德切米特《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图16—21。
[123] 瓦尔德切米特，前引书，图18。
[124] 伯子克力克壁画中，有一幅画代表10世纪吐鲁番的回鹘王子博格拉·萨利·吐吐克。
[125] 勒柯的著作（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uigurische schrift kunde）（柏林，1919年）93—109页。
[126] 参看A.V.哥本的《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柏林，1935年）。
[127] 后期的一位回鹘可汗乌介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位冒险者，他企图通过发动对黠戛斯人和中国人的战争维持他在戈壁的统治。847年在阿尔泰山，他在某种未弄清楚原委的行动中被杀。
[128]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Beshbalik”条，746页。
[129] 甘州回鹘诸王自称可汗（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79页）。
[130] 由于敦煌千佛洞中的许多佛教题材的群画中提到甘州回鹘的“天可汗”，这一点似乎更加得到证实。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203。
[131]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ürks”条目，952页。拔悉密部，在回鹘人来到之前，在7世纪分布在古城地区（原别失八里），他们除了说突厥语外，还说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
[132] 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玄奘传》的回鹘译本，时间是10世纪25—50年，最近由哥本夫人译成法文，收载入《回鹘译文》中。
[133] 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条目，848页。和“Türks”条目，949页。还有沙畹摘录的汉文史料，在强调处月与沙陀的密切关系时，他提到了两者的区别，即7世纪时，沙陀在巴里坤湖以东游牧，处月在该湖以西。
[134] 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和“Türks”条目，848和948页。参看米诺尔斯基的《世界境域志》，266页。沙畹认为沙陀属西突厥种，特别是来自7—8世纪在古城和巴里坤之间作季节性迁徙的突厥部落处月，参看《史料》96页。
[135] 关于契丹，参看冯·加布伦茨的《大辽国史》（圣·彼得堡，1877年）。布列什奈德的《中世纪研究》（伦敦，1888年）I，209。沙畹的《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5—6月刊，377）。缪勒《通报》，1922年，页105。在蒙古语中契丹的单数是Kitan，复数是Kitat。
[136] 伯希和《库曼考》（载《亚洲杂志》页146—147）。拉施特记述：“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密切。”参看W.巴鲁克的《西夏和契丹的语言与文字》载沙尔莫尼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年）24页。以及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Lwow，1925年）248页。老莫斯特尔特认为契丹是蒙古字Khitai的复数（《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第9期，1934年，40页）。
[137] 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65。
[138] 回鹘对契丹的文化影响显然很大。两件契丹文手稿之一，好像是来自回鹘文，另一件是来自中文。马迦特的著作（Guu’ainis Bericht über die Bekchrunq der Uiguren），500—501页。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377。
[139] 汉名为述律氏。
[140] 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537—1538。
[141] 缪勒《巴林的辽代古城》（载《通报》，1922年，105页）。从1044年起，大同成为西部都城，即西京。
[142] “歧沟位于涿州西南30里处。唐末，在此设关。据胡三省，该关在拒马河北，拒马河源于涞源县，从易州偏南处流过。”（据德罗图记述）
[143] 德罗图指出，梅拉和考狄尔所认定的shenchow所在地是相当混乱的。梅拉（VIII，147）说契丹在澶渊以北扎营。德罗图认为梅拉把shenyüan误读成Tanyüan，shenyüan是宋朝时shenchow的另一名。考狄尔把shenchow看成是与梅拉的Tanyüan不同的另一个城市，使该问题更加混乱，他认为“契丹扎营于Tanyüan或Taichow（今开州）以北，在chenchow周围。”（参看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a巴黎，1777—1785，II，87）。
事实上，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城市，正像德罗图更正梅拉和考狄尔的那样，宋代称为澶州、澶渊或chenchow的城市，在17、18、19世纪时称开州，中华民国时称濮阳县。
[144] 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页414。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09。赫尔曼《中国地图集》43、44页。
[145] 马迦特的著作（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54页。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Khitai”条目，782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279页。
[146] 伯希和《科兹洛夫使团所获汉文文书》（载《亚洲杂志》1914，5—6月，页503和《通报》1925年，6，399页）。伊瓦诺夫的文章（Les monuments de I’ecriture tangout）（《亚洲杂志》I，1920年，107）。巴鲁克《西夏和契丹的文字与语言》（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关于西夏艺术，看A.伯恩哈蒂的文章（Buddhist.Bilder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东亚杂志》，1917年10月）。
[147] 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 khitai”782页。
[148] 伯希和和L.凯尔的《辽道宗墓和契丹文字碑铭》（载《通报》1923年，10月，292页）。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载《东方学年报》1925年，页248）。
[149] 伯希和认为“Djürtchät”是女真的最初形式。参看《通报》（1930）297—336页；“事实上，Joutchen（Ju-chen）是Djürtchät的讹用形式。”
[150] 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78）。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621年。
[151] 来自王室的完颜一名可能只是汉文“王”字的通古斯语译音，意思是“王”或“王公”。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页467）。
[152] 伯希和《通报》1922年5—6月刊，223页。哈勒兹《满文“金史”》1887年。
[153] 这次战争的一个枝节与基督教史有关。金人在入侵过程中俘虏了汪古部的一些成员，（该部落后来定居在山西北部的托克托地区，但是，部落中的许多氏族朝甘肃南部的临洮方向迁徙）。金人把这些俘虏流放到满洲南部地区。这些汪古特人是景教徒，由于吴乞买王的预见和对他们的一个偶像作出了解释，遂使他们获得了自由，金人重新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的青州。伯希和《中亚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630页）。
[154] 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81页。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146页。
[155] 伯希和的《萨满教》（载《亚洲杂志》1913年，3—4月刊，468页）。W.格律伯的文章（Note préliminaire sur la Langue et L’écriture des Jou-tchen）（载《通报》1894年，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