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拓跋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与这些昙花一现的游牧部落（他们的王国在短期内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同时兴起的有一个拓跋部，它的力量不断增强，由于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它成功地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较持久的统治。在这方面，他们很像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比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存在的时间更长，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该帝国注定要把罗马的过去与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联系起来。拓跋人的成就与之类似；因为当他们统一了中国北部的其他突厥-蒙古族国家以后，他们中国化的程度很深，使他们能够把拓跋人及其王朝与中国主体融合在一起。此外，他们对佛教事业的热忱也使我们想起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人们对基督教的狂热。最后，正像法兰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罗马传统的保卫者以反对日耳曼人的新的入侵浪潮一样，拓跋人也像“注视莱茵河”一样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如上所述，在公元3世纪末，可能属于突厥种的拓跋人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区。拓跋珪（386—409年在位）是一位有魄力的首领。他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先后夺取了晋阳（396年，今太原）、中山（397年，今保定南部的定州），最后夺取邺城，今彰德（398年，安阳），由此给其部落带来了好运。 ^[153] 后来他为其家族采用中国王朝名称“魏”，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代）为他的固定都城。于是，拓跋氏的魏国形成，其疆域囊括了山西和河北，一直抵达黄河边。

拓跋突厥人的中国受到新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威胁，即柔然，或是中国人带有蔑视的双关语称谓“蠕蠕”，意为“令人生厌的蠕动的昆虫”。根据语言学家们的意见，这些柔然人像古代鲜卑人一样是一支真正的蒙古种游牧部落，有些人认为他们与鲜卑人之间有过联系。约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由于征服了敌对部落高车而确定了该族的命运，有人认为高车地处科布多和乌伦古河附近，并被推测是铁勒和回鹘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统治着整个北戈壁，其疆域东起高丽边境上的辽河，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焉耆附近地区。正是在这些柔然统治者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汗（khan），或可汗（khagan）的称号；因此，这些称号必定是蒙古语的称号，它取代了原匈奴的“单于”称号，因而“单于”可以被假定是突厥语称号 ^[154] 。

面对这个新游牧帝国的威胁，中国北部的拓跋，或者说北魏的统治者们决心采取攻势，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拓跋珪（386—409年在位）通过一次胜仗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逐出（402年）。当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夺取东晋王朝的大城市洛阳（423年），以及隶属于洛阳的河南全部地区，由此增加了他在南方的势力。拓跋焘（423—452年在位）继承其父拓跋嗣，他刚一继位就受到柔然的威胁，他击溃了柔然（424年）。425年他对柔然发起反击，反击过程中，他率骑兵由南向北穿过戈壁（因为柔然可汗的司令部肯定是设在鄂尔浑附近）。然后他转向另一个蛮族王国，即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拓跋焘对他们的都城（或者称王庭）、陕北保安（志丹县）附近的统万城发起了突然袭击（427年）。而此时他的将军们正在掠夺长安城（426年）。到431年时，赫连部被灭，陕西归并入拓跋领土。436年，拓跋焘军对慕容氏最后残存的领地北燕（今热河）进行了类似的入侵，并夺取该地。439年，拓跋焘继续征服甘肃的北凉国（从姑臧或甘州夺取）。北凉王室——自397年后定居于此的一支匈奴家族，保持其父姓沮渠——逃到吐鲁番，占据其地，统治时间是442至460年。

随着北凉领土的归并，拓跋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境内所有突厥-蒙古人建立的王国的征服 ^[155] 。现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构成了大拓跋国，即中国人称呼的魏国的一部分，除了以南京为拜占庭的中国南朝外，它是惟一留下来的王国。实际上，8世纪的罗马世界也类似地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被瓜分了； 前者因灭了其他蛮族王国而征服了西欧，后者仍是欧洲的东方君主。

这些征服对中亚诸民族的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在他们中间中国北部被称为拓跋国。甚至拜占庭人也用同样的名字，即突厥语 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j，中世纪希腊语 Taugast〔桃花石〕，来称呼中国北部 ^[156] 。

拓跋焘统一中国北部以后，对柔然发动了一次深入戈壁的大规模骑兵远征，杀了大批柔然人（429年）。443年他再战再胜。445年，拓跋军对鄯善（罗布泊）采取了报复行为，因为鄯善曾阻断了他们从西方归来的道路。448年，拓跋将军万度归向焉耆和库车定期征收贡赋。449年拓跋焘为追赶柔然，进行了深入戈壁的第三次远征。

公元5世纪统治着中国北部的拓跋突厥人（或桃花石）的历史特别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半中国化的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完美例子——它完全保留着优于中国人的独有的军事优势，同时，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优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429年，当“桃花石”王拓跋焘决定在东戈壁组织反蒙古族柔然人的反攻时，他的几员辅臣指出，南朝（南京）的中国人可能会趁此作出牵制我们的行动。他回答的要点是：“中国人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兵。初生牛犊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至于柔然，他们夏季在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我们只有夏季在他们的牧场上攻击他们。此时，他们的马是无用的，雄马忙于与雌马交配，母马正忙于产小马驹。如果我们在那儿袭击他们，使他们与牧场和水源分离，在数日之内，他们就会被捉住或消灭”。

这种双重的优势后来使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能够成功地对付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地对付最后一批中国人的反抗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敌对行为。但是，这种双重优势只是短时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时候总会到来。那时，他们会被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消灭或同化。这就是中国-蒙古人历史的基本规律。

在这支能干的突厥家族中（该家族勇敢地保卫古代中国文化不受他们那些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们的侵害）拓跋焘是最有个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并使柔然人胆战心惊。如果拓跋人受到来自中国腐朽王朝的反对，这些柔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他结束了大举入侵，正像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那样 ^[157] 。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是不愿十分深入地中国化，以免会使他的部落的性格变得松散起来。因此，他拒绝把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迁到他已用武力夺取的原中国历史都城洛阳和长安去。他还保留着突厥-蒙古族的一种深谋远虑的风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亲要被处死，以消除今后她以王太后的身份而产生的野心、嫉妒和贪婪。抱有这些思想，不用说拓跋焘是深深地厌恶佛教的，在这一方面，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们的怨恨而加剧了。他于438年下令佛教僧侣还俗，并于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然而，随着他的孙子拓跋𣿰的继位，对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拓跋𣿰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位时间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从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为魏国艺术赢得名声的作品都属于拓跋𣿰统治时期。 ^[158] 拓跋人的宗教热情使他们从传统的希腊-佛教形式（它是从犍陀罗沿着塔里木各道传来）中创造出如此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以致它们几乎就像是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确实，很可能真正的中国人的王朝由于民族偏见和儒家学说的强烈干扰而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这种激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在云冈和龙门创造出与夏尔特尔和兰斯一样的石窟，他们把他们的才能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蛮族起源，这也许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后所产生的最令人惊奇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欧洲的大入侵（此时蛮族社会已经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将分娩出中世纪光辉的几百年。4世纪亚洲的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尽管更加迅速，因为在不到一百年以后，魏朝的中国就完全接受了佛教，产生出伟大的云岗和龙门石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国的影响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在拓跋𣿰统治时期（452—465年），拓跋人占领了哈密绿洲（456年），并对戈壁地区的柔然发动了一次反击（458年）。柔然自己则占领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而以一个臣属王室（460年）取代之。在拓跋弘的统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又取得了许多胜利。466年占领彭城（今江苏），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占领山东。470年拓跋人惩罚了一支鲜卑部落（即蒙古种吐谷浑），吐谷浑自5世纪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区。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样的虔诚以至他于471年让位给他尚年幼的儿子而出家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后对佛教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采用了一部较人道的法规。494年，他把都城从热河的平城迁到洛阳 ^[159] ，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他的发起下洛阳南部著名的龙门佛教石窟开始动工。这些石窟里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间的不同时期内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无保留地采用中国文化和佛教信仰时，失去了他们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坚韧和英勇的品质。他们的打算是通过征服南部中国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果失败了。拓跋恪（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他们的将军们未能攻克标明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在防线后的钟离（安徽凤阳）要塞挡住了拓跋人的各次进攻（507年）。

拓跋恪于515年死后，其遗孀胡后统治着魏国直到528年止。古拓跋人的这位后裔是能够表现古突厥人力量的魏朝的最后一位人物。她是具有特殊活力的女人，在必要时采取血腥手段，权欲熏心，然而，崇尚佛教。她使龙门石窟的圣殿增色不少，她派遣佛教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西北，宋云对这一时期中亚的情况留下了有趣的报导。宋云取道鄯善国（罗布泊）、于阗 、帕米尔，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访问了住在巴达克山的哒匈奴人的可汗。然后，抵达乌阇衍那和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他从该地为他的君主带回了使她感兴趣的佛经（518-521年） ^[160] 。

拓跋人至此已完全中国化，免不了在他们自己的宫中爆发宫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内战。534年，他们分裂成两支：东魏和西魏。东魏拥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今天的彰德为都城（534—550年）；西魏拥有陕西、甘肃，以长安为都城（534—557年）。东、西魏后来都被他们的大臣们推翻，于是，在彰德建立了北齐王朝（550—577年）以取代东魏；而在长安的北周王朝（557—581年）取代了西魏。但是，这些王室已经是中国人的，他们的历史不再是草原历史的组成部分。然而，对草原历史有影响的事是突厥活力（在第一批拓跋统治者中这种活力是如此明显）逐渐被削弱、淡化和淹没于中国主体之中。这是在几个世纪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正是佛教的这种影响，在拓跋人柔弱化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后来的喀尔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沙门们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至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