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如是我说，这部书以本人所创立的“语言漂移说”的思想来阐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谓阐释，其实不过是在广袤无际的心田中种植辞藻、拯救辞藻，或无数次地以初心帮助辞藻芝标形象、破壁而飞，让辞藻那锃亮的、摇曳不止的蹉跎诗意风春过冈、漂移迁流。

从语言和符号生成、使用的角度看，我以为在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概念、观念的生产和复制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其对个人或集体的心灵结构的遮蔽和钳制已经让我无法容忍。我一直想在心灵结构中重整山河，激活心灵结构中赋有尊严的诗意自由。

是的，种植辞藻和拯救辞藻即是呼唤心灵中的万物，因为万物在心灵结构中以辞藻显现其音声形色，恰似星宿以光辉闪烁如歌；每一个辞藻的唤醒，都是事物复活的一条或无数条道路，辞藻总是与它的陌生事物和合为一，犹如旋律在琴弦上蹦跳不已。

辞藻在种植和拯救过程中处于漂移迁流的动态时刻。如果事物与辞藻的磨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诗意神性的浸润、凝聚和自在绵延。因之，所有被激活或自我激活的辞藻都是富有诗意神性的动词，好比“思想”被激活时是高蹈自觉的“思-想”1，“存在”被激活时是风浪天宇的“存-在”。因此，“语言漂移说”（简称“漂移说”），是一种关于哲学、艺术与文学的诗学“方法论”。或许你能使辞藻和事物漂移向某个本质范畴、某种价值系统，但这些被迁就的本质和被趋同的价值，在语言生成中也处于被裹挟、被刺痛的漂移状态，如高山倾注流觞以化心阙块垒，苍穹风释云团以霁长天虹霓。是故，诗性的创造既不源于任何古旧而又日新的本质，也不摹于承载着诗意重荷的世间现象，而成于语言或符号在漂移时刻的诗意神性的吟咏反顾、如去如来。此学说或可超越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表现与再现、艺术与生活等诸多二元对观的诗学框套。

《心经》是佛陀思-想最完美的体现，这一伟大的东方思-想被小心翼翼地控制在概念、观念和逻辑（知识）生发之前。佛陀指出了人的感觉系统与世界对观交流的诸如五蕴、六根、六尘、四谛、十二因缘等途径，但又以“空蕴”将其消解、唤回在般若之境，让其漂移迁流（般若波罗蜜多），在忘我（弃执）与唤醒（觉悟）的时刻绽开。

当佛陀的思-想与“语言漂移说”相遇，西方思想体统中的那些强硬的概念和观念将被善意地赋予语言运动的落花流水，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形相”、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黑格尔的“精神”等无一例外地被席卷。这不是对某种文明的刻意背离，而是在个人被人自身制造的世界埋葬的前夜，一种无助地复兴东方古老文明的渴望。

历代注释《心经》的高蹈之士颇多，知识性兼体悟性的注释可谓汗牛充栋。本人参修各家要义，不揣浅陋，尝试以“漂移说”思-想笺识，如风一波聊赋湖山，借一铎自消愁肠。

近年来，常想起曾在滇西佛教名山鸡足山出家的担当和尚。书中插图选用担当画作，以表达对这位方外高僧的深切景仰。担当（1593—1673），云南晋宁县人，俗名唐泰，字大来，法名普荷、通荷，号担当。清初诗书画巨匠，“五僧”之一。其画作与另“四僧”（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当比肩而立，却一直被美术史忽视长达三百余年之久。高山流水弦断当续，流芳音声魂兮归来。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即赤松［Red Pine］）、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弘一法师、明旸法师和著名学者赖永海、陈秋平等之于佛陀、佛法和《心经》的研究与创见。尤其是赤松的《心经解读》（叶南译）一书以及弘一法师的《心经》讲解对我的嘉惠是无与伦比的。古今中外学者、作家的芝兰诗思、高古法蕴犹如振铎回响，一直伴我修行。

二〇一七年元旦燕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