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
1925年3月，春天的脚步轻盈地来到了伯阳嘴。朵朵桃花在枝头绽放着笑脸，嫩嫩的绿芽挤满了枝枝杈杈，彩色的粉蝶和勤快的蜜蜂在花草间翻飞、忙碌着，布谷鸟在呼唤着播种，赵一曼的心情也和这春天的脚步一样欢快。她跟本家一位婶娘结伴到距伯阳嘴最近的石宝寺赶庙会。看着婶娘颤颤巍巍地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赵一曼边走边思考着：在男权社会里，以合理合法的残忍手段，将妇女的天然权利剥夺殆尽，使她们最终沦为男人的性资源和私有财产。妇女一旦裹成小脚，从此举步维艰，丧失掉奔跑和跳跃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与外界接触、出门远行和独立生活的难度。她们除了老老实实地待字闺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为人妻，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别无其他选择。男权社会上演着众多的悲剧，“三寸金莲”既是病态审美的产物，也是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自己没有裹小脚，保住了这双天足，实在是大有益处的。她决心一定要组织起妇女，打破这万恶的封建制度。
石宝寺距伯阳嘴不过五里多路，娘儿俩漫步在崎岖的山路上，竟走了两个多小时。当赵一曼二人来到石宝寺时，寺院的钟声早已敲响了，来敬香许愿的多数是妇女，这些人里面找不到几个不缠足的，更谈不上有几个识字的，像赵一曼这样读过书又有思想，保留天性本真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因此，赵一曼在众姐妹心目中无疑是个怪人，再用媒婆的嘴一传，赵一曼的“幺疯子”形象就更神乎其神了。那些没有见过赵一曼的人都想看看她是个啥模样，一些熟悉的人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想知道她们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的事情，赵一曼是怎样想的。“李幺姐，好久不见了，听人说你躲在闺房里绣花，绣了几箱子了？”
“啥呀，人家李幺姐是躲在闺房里读书，写文章，知道吗？写的文章报上都给登了！”
“读的啥子书，难道还要当女状元吗？”
“李幺姐，给我们摆谈摆谈，书上说的啥子道理，和我们妇道人家过日子有啥子关系？”
这七嘴八舌的问话，让赵一曼明白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赵一曼接受了以前的教训，她没有直接去讲革命道理，更没有去谈什么共产主义，而是由近及远，深入浅出，指着姐妹们的小脚说道：“瞧瞧我们姐妹中有几个不缠足不穿耳，有几个在家不受哥嫂、公婆压迫的。我们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想想我们自己，有哪一个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七出八出’的残害之苦？”
经她这么一说，姐妹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哪个人不是一腔苦水无处倒。她们都把寻求、企盼的目光投向了赵一曼。“李幺姐，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赵一曼进一步引导大家：“我们不能再受这千年的封建压迫了，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总理孙中山先生要开国民会议，我们妇女要团结起来，准备实行解放。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组织一个团体，以后谁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大家都来帮助你。”
这时，庙里的钟声响起，佛事已经结束了。赵一曼对大家说：“今天不早了，我们回去都想想。下次赶庙会上香时，我们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姐妹们看看要得要不得？”姐妹们齐声说：“要得！”一时间，拜佛、烧香、赶庙会成了赵一曼宣传组织妇女的一种特定形式，庙堂成了妇女们的活动场所，初一、十五、二十八，是她们不约而同前来聚集的固定时间。
此时，郑佑之也不断从成都给赵一曼写信，对她进行鼓励和指导。在1925年2月22日的一封来信中说：“读书会是千急要成立的，并且这个会可以不必择人，只要她有心来，就可以入会，入会以后果真有觉悟了，才介绍她入青年团。”1925年2月29日，郑佑之在一封信中做了具体的指导：
你们结团体一事，可以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入了会以后，再来慢慢训练，专选那青年的（穷苦的可以不拘定要年轻）同志入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所以你们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妇女解放同盟会”，你看要得么？“妇女解放同盟会”的简章，我已拟订了，不过现在没有下叙府，一时还印不赢，一转我就把简章和宣言誊好，与你们寄一份来，你们要开会可以先开着，随后我到叙府去把简章和宣言印好，再来分送各报馆及各同志处。
按照郑佑之的指导，赵一曼积极进行发动妇女的工作。1925年5月，赵一曼介绍二姐李坤杰和四姐李坤能加入青年团。为了壮大斗争力量，赵一曼把大嫂也动员起来，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并确定由二姐李坤杰、大嫂周邦翰、四姐李坤能与自己四人为妇女解放同盟会发起人。
李坤杰在《回忆我的妹妹赵一曼》一文中说：
在家里，只有我们几姊妹和小弟弟绍堂，她是能说说心里话的人。一天晚上，妹妹跑来坐我屋子里她便对我说：“二姐！你晓得不？上海呀！北京呀！都成立了妇女会和自治会。”随后便给我说了很多妇女们要行动起来谋求解放的道理。我很惊奇，也感到高兴，便同意在乡里发起组织妇女解放同盟的事。其实，这时妹妹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组织让她来跟大家宣传、倡导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
我同妹妹首先进行宣传联络。这件事立刻得到了很多妇女的支持，便决定在1924年（笔者注：应是1925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开成立大会。妹妹预先跑到我家来，连夜背着人写了通知书。不料这时白花场正过反动军队，到我们乡间来，妹忙对我说：“姐姐，我躲一下。”我想了想，当时的反动军队很糟糕，便决定让她躲在仓里，外面用锁锁了，等反动军队走了，她才出来。这次会没有开成。
由于军阀混战，妇女解放同盟会只好推迟了成立时间。赵一曼对此非常气愤，并于5月20日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怎样扩大革命运动》的文章，发表在6月9日重庆出版的《合力周报》上，文中说：
最近孙中山先生之死，我们本该开一个追悼大会，籍（笔者注：应为借）此机会，向民众宣传三民！尤其是民权主义；使血性的青年，齐集于革命旗帜之下，然而处宗法社会极反动底男性专横下面的我们，竟无勇气为此“破天荒”之举，徘徊，徘徊，面军事发生，连我们的妇女解放同盟，也不敢在军队如林的白花场开成立大会了；还说什么宣传？追悼！？
图3-2 赵一曼发表在《合力周报》上的文章
四、破天荒之举
“妇女解放同盟会”虽暂时没有宣布成立，大会也没有召开，但组织妇女的活动仍在进行，赵一曼和二姐李坤杰一起，联系了30多名妇女，有几位是吃长斋抱独身主义的，还有长期守寡苦大仇深的，经常是借朝山、拜佛、赶庙会之机开展活动。
这时，上级党团组织更加关心基层组织的建立。赵一曼根据郑佑之关于“你同二姐若能再邀一两个同志入团，你们就可以成立支部了。你们找同志，可以专在妇女中间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将来女同志多了的时候，可以特别替你们成立个妇女部”的指示，同二姐李坤杰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几名团员。多年后，李坤杰回忆：
记得那年正是菜籽开花的时候，坤泰通知我说，郑佑之同志要来中伯阳嘴，准备成立党团混合的支部。我们都丢下家里的事情，我要把较大的七岁小孩和坤能的小孩留在家里看屋和照料小猪，把小的用背篼背了到中伯阳嘴去开会。预定的只是一夜，但是我们到时佑之因事到别处去了，要隔一夜才回来，这就只好再多留一两天，这次一共住了三夜，才把支部成立起来。到会的人有郑佑之、李坤泰、李坤能、肖简青、李绍堂和我共六人，郑佑之是由上面派来参加的，以外就只有五个人。当时选出李坤泰为支部书记，在会上决定，首先组织群众团体，指定在白花场搞一个妇女解放同盟会。由坤泰起草简章，我同坤能去联络各处妇女。
三天后回去，我的小猪都死了一半，七岁的幼青扑在猪圈墙边哭我“还不回来”。坤能到我家后才又转回她的婆家白花场去。
同年10月26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担任团支部书记。关于赵一曼加入青年团及白花场团支部的成立，现存中央档案馆的《通字第一号——仪平复曾延兄的信》（“仪平”是中共宜宾特支的代号，“曾延”是中央的谐音，为团中央的代号）中有清楚的记载。此信全文如下：
曾延兄：
一月二十一日信收到，所问白花场李坤泰各节，兹特一一答复如下：
“此数人由何人介绍、经何种手续、在何地加入?”查李坤泰、李绍唐系于十二年经何必（笔者注：应为珌）珲、郑佑之介绍，在成都地方加入者，调查表亦已填讫。萧（笔者注：应为肖。下同）简青、李坤杰、李坤伦（笔者注：应为李坤能。下同）系十四年五月郑佑之、李坤泰向成都地方介绍者，当由刘亚雄等发给团刊四份、议决案二册，委托佑之回普岗寺组织分校，同学有郑佑之、李坤泰、李少（笔者注：应为绍）唐、谢耿藩、萧（肖）简青、李坤杰、李坤伦（能）等。成立后即向成都报告，且得转可，但此时成都已自行解散，及渝张辅到成都，又由佑之将组织情形向渠报告，请渠代转我兄，不诚渠曾转报否?十四年五月，因佑之被匪团压迫逃来宜，遂普校遂无形停顿。及则龙、敦哲二同学回宜时，与佑之在城组织分校，教务敦哲病后，在佑（笔者注：指郑佑之）代理期间，曾于十四年十月十四报告中将李坤泰等履历略为道及，后佑之因查学到乡，遂经教务会决议，派渠在白花场召集坤泰同学等复行组织，于十月二十六正式成立，本应由我校将组织情形详为转报，因疏忽故以致迟到今年一月二十一报告中及乃略为提述，希原谅!
仪平复
二月十九日
1926年2月，团中央来信询问李坤泰等人入团及团支部成立的情况，这封信是中共宜宾特支于2月19日给团中央的答复信。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赵一曼是1923年由何珌珲、郑佑之介绍入团，1925年4月，赵一曼又介绍肖简青、李坤杰、李坤能、谢耿藩入团。而白花场团支部是1925年10月26日成立的。
白花场团支部成立后，为提高团员的政治素质，加强基层组织的工作，郑佑之又指示赵一曼、李坤杰要加紧“训练”同志。郑佑之在给李坤杰的信中指出：
图3-3 中共宜宾特支给团中央的信
同志既有十多人，尤其好！但成立支部之后，先要做内部功夫，不忙向外发展！怎么叫内部功夫呢？就是训练同志，使人人了解主义，服从纪律。训练之法：
（一）每周开会一次（至多半月开一回），开会时多讨论问题，多研究主义，使同志习惯了开会的规则。
（二）成立一个读书会，大家凑起钱来买书，大家换来掉去地扯。你看完了说给我听，我看完了说给你听，懂不起的大家去讲。如果大家都讲不得之时，可拿来问我——我的通讯处是宜宾境内观音镇邮寄代办所转。
（三）认不得字的人，由认得字的讲给他听。
怎么叫不忙向外发展呢？就是不忙去干预外事，不忙去得罪人。就是同志们遭了事，也当用平和的方法去解决，奈不何的事，自己认个晦气，吃点亏，留待二回再举，至于不大靠实的人，也不必急于邀他入团，尽可缓一下。
在开展团的工作的同时，赵一曼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28日，妇女解放同盟的评议委员会筹备会在曾家湾李坤杰家的坎子上召开，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简章，并推举出评议委员会，李坤能为主任委员，甘白清任副主任委员，李坤杰、曾贵儒、陈世仙、陈泽玉任委员，李坤泰任文书，负责内外联络和日常事务，实际上是全面负责工作。这次会议还商讨决定要在白花场的禹王宫召开妇女解放同盟的正式成立大会。
图3-4 评议委员会筹备会在曾家湾召开
同年12月13日，事先联络好的姐妹从伯阳嘴、石宝寺、曾家湾等地来到川南古镇白花场。禹王宫会场上，除了来开会的30多人外，还有许多围观的妇女姐妹们。这在白花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独立组织召开成立团体的大会。当时，李坤杰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布“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了。会上，赵一曼第一次在众多姐妹面前讲话，她激动地把事先准备好的讲演词全忘了，却把发自内心的千言万语吐露了出来，她喊出了妇女们共同的心声：
姐妹们：
我们妇女自古代以来还是有许多有能为的人的，古代有梁红玉，现代有秋瑾，都是因为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才要求得到解放……她们已为姐妹们做出了榜样。
什么“三从四德”呀，分明是给我们戴的封建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应该互相尊重，互助互爱，为什么女的就要从男的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他们还把我们当人看待吗？
图3-5 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告女界同胞书
赵一曼越说越激动，举起拳头高喊：“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
大会推选李坤杰为正会长，曾贵儒为副会长，桂代芝、李坤能、甘白清、杨惠如、邓淑清、胡玉贞、罗广位等为委员，赵一曼为文书，负责全面工作。
会上宣读、张贴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宣言和简章。
当时还有许多妇女报名要参加妇女解放同盟会，她们都非常兴奋，长时间地鼓掌，会后纷纷围着赵一曼说：“李幺姐，你真行，你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了！”“李幺姐，你使我睁开了眼睛，从前我只怨自己命苦，恨父母无情，现在才明白是这个社会不平等。”曾贵儒大姐说：“我虽然万念俱灰，可我愿意为姐妹们多做些事，让别人少受些痛苦。”赵一曼激动地说：“我们是人，就要有做人的权利。我们妇女要扬眉吐气，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图3-6 白花场禹王宫
“我们要做人，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时间成了白花场女性的口头语。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以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帮助她们解除痛苦。谁家婆媳不和，妇女会就会出面调解，谁家儿女受后娘虐待，妇女会也会出面评理。白花场的一名贫苦妇女会会员肖桂花，五岁时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婚，她的未婚夫长大成了不良少年，好逸恶劳，还吸上鸦片。肖桂花不满意这桩亲事，心里很苦闷，想退婚，无奈父母又不同意，她就请妇女会帮助解决。赵一曼非常理解肖桂花的痛苦，于是，她派年长有威望的妇女会干部去劝说肖桂花的父母，最后终于退了婚。白花场还有一个姑娘叫陈启明，她经常受后娘的虐待。有一天夜里，后娘把她吊在树上打，被长工听到了告诉她祖父，才被解救下来。妇女解放同盟会知道此事后，由会长李坤杰和曾贵儒去同她家长说理，不许再虐待女儿。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陈启明还被关起来，不准走出家门。
赵一曼得知后，特意来到白花场约陈启明见面。赵一曼亲切地引导帮助这个小妹妹，她说：“看你，虽然生在地主家庭里，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赵一曼一句话就切中了陈启明的痛处。
“是呀，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姨妈的奶妈都不能得罪，父亲又只听姨妈的话，动不动就拿打狗棍打我……”陈启明讲着，想着，不由得掉下泪来，哽咽着说，“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痛苦，要自己求解放！你愿意离开这个家庭吗？”赵一曼试探地问。
“愿意！”陈启明抹掉泪水，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芒，她靠近一曼，坚定地说，“只要你们肯帮助我，就是去帮人扫地我也愿意！”
不久，妇女同盟会的桂三姐按赵一曼出的主意，帮助陈启明逃离了家，奔向叙府城。这个苦孩子的面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生活之路。
图3-7 李坤杰（左一）、曾贵儒（右一）与陈红在曾家湾合影
妇女解放同盟会真正为妇女解决了实际问题，受到了妇女群众的拥护。同盟会很快就发展到180余人。
妇女们的活动触犯了当地地主豪绅们的封建意识，遭到他们的疯狂反对。李坤能的大伯哥胡丹楹和地主武装团总王文藻勾结起来，极力破坏妇女会的活动。他们收买了十几个流氓恶棍，在妇女会开会的时候，把几桶大粪抬到了会场门口，扬言要用大粪泼参加活动的妇女。
赵一曼和妇女会会员丝毫没有胆怯，她们一直坚持把会开完。会后，她们还把揭露胡丹楹、王文藻的漫画和传单张贴到白花场的大街上。
为了能使妇女争得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妇女们的文化素质，妇女解放同盟会还破天荒地在白花场开办了一所义务女校，由李坤杰的丈夫肖简青担任义务教员。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都可以上女校读书识字。此外，她们在积极开展妇女同盟会活动的同时，还成立了更引人注目的农民会。农民会的成立更加触怒了顽固的封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