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政权
脱离人民、同外国金融资本的联系比同本国劳动人民的联系要紧密得多、敌视业已获胜的革命，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法以自己的名义找到任何一个要求得到政权的理由。而理由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革命不仅使继承权利，而且使新的僭望受到了严厉的审查。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绝无可能拿出令群众信服的理由，尽管他在革命发生后最初的日子里就成了革命国家的首脑人物。
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的宫廷少年侍卫、近卫军重骑兵团的军官、省里的首席贵族、尼古拉二世的宫廷高级侍从、彻头彻尾的保皇主义者、家道富足的地主和地方自治会的活动家、十月党的成员、国家杜马代表罗将柯后来当选为杜马主席。这事发生在古契柯夫辞去自己的职权以后，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古契柯夫是宫廷中人人痛恨的对象。杜马希望通过宫廷高级侍从这么一个中介找到通向国君内心的入口。罗将柯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真心使沙皇深信他对专制王朝的忠诚，努力得到了如此宠信，以至被推荐给了沙皇的继承人，并且向后者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俄国最高大和最肥胖的人”。尽管做出了所有拜占庭宫廷优伶行径，宫廷高级侍从还是没有争取到沙皇同意立宪，而皇后在信中则干脆把罗将柯称为恶棍。战争期间，杜马主席无疑让沙皇享用了不少不愉快的时光，在一系列亲自呈送的报告中，他用大肆渲染的劝诫、爱国主义的批评以及阴沉悲观的预言把沙皇弄得万般无奈。拉斯普京认为罗将柯是他个人私敌。靠近宫廷贼党的库尔洛夫谈到了罗将柯固有的“带有显而易见的目光短浅的厚颜无耻”。维特对杜马主席的评论要显得宽容一些，不过也好不了多少：“他不是一个愚笨的人，而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不过罗将柯的基本素质终归不在于他的头脑，而在于他的嗓音——他有一副与众不同的男低音。”罗将柯企图一开始就借助消防水龙带战胜革命，当他得知戈利岑公爵的政府逃离了岗位时流下了眼泪，他心怀恐惧地拒绝社会主义者要交给他的政权；然后他又接受了政权，不过是作为一个忠臣接受的，以便一有机会就把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归还给国君。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机会的话，那罗将柯也没有什么罪过。但是，正是在那班社会主义者协助下，革命给宫廷高级侍从提供了在起义团队面前展示男低音的广泛机会。早在2月27日，退役的近卫军重骑兵大尉罗将柯对来到塔夫里达宫的近卫军重骑兵团说过：“信奉正教的战士们，请你们听听我的劝告吧。我是一个老人，不会欺骗你们。听军官的话吧，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他们完全遵照国家杜马的命令。神圣的罗斯万岁！”全体近卫军官愿意接受这样的革命。但是到底为什么需要进行革命呢？士兵们对此感到大惑不解。罗将柯害怕士兵，害怕工人，认为齐赫泽和其他左翼人士是德国代理人，于是在领导革命的同时，他时刻都在四面张望，看苏维埃会不会逮捕他。
罗将柯的形象确实有点儿滑稽可笑，但也不出人意料。有着与众不同男低音的宫廷高级侍从使自己成了俄国两个权势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与依附它们的进步宗教界的联盟的化身。罗将柯本人对宗教非常虔诚，而且是唱教会赞美诗的高手。不管自己对东正教持何种态度，自由派资产阶级都认为，与教会结盟如同与专制王朝结盟一样，对维持秩序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那些天，从阴谋家、叛乱者和弑君者那里得到政权的这位可敬的保皇主义者面如土色。杜马临时委员会其他成员觉得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形势还不太确定，因此从来就没有来过塔夫里达宫。最明智的人在踮起脚围着革命的篝火转圈，被烟熏得咳嗽不止，他们自言自语地说，让它烧成灰烬吧，到时候让我们试着来随便烤点什么。同意接受政权以后，委员会没有立即决定组建内阁。正如米留科夫所说的，“等待组建政府的时刻来临”。委员会限定从杜马成员中任命人员进入政府高级机关：这仍然是留出退却的机会。
被派往内务部去任职的是无足轻重的，可与其他人相比又不那么胆小怕事的杜马代表卡拉乌洛夫。3月1日他下令逮捕外勤警察和秘密警察部门以及宪兵团的全部官员，这个胆大得惊人的革命姿态具有纯粹空幻的性质，因为在所有命令发布之前，警察们已经被捕了，因而监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逃避惩罚的避难所。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反动派把卡拉乌洛夫的示威举动看作以后一切灾难的开端。
被任命为彼得格勒警备司令的是近卫团的军官、拥有大批良种马厩的所有者和大地主恩格尔哈特上校。恩格尔哈特没有逮捕为了平息首都骚乱从前线领兵回来的“独裁者” 伊万诺夫，而是派了一个反动军官作为参谋长去听他指挥，说到底都是自己人。
派往司法部上任的是莫斯科自由主义律师界的明星、能言善辩但又废话连篇的马克拉科夫，他一开始就让反动官僚们明白了，他不愿当蒙革命恩典的部长，因为“回头一看进来的副手——是个信差”，又用法语说了一句：“le danger est a gauche”（危险来自左边）。
工人和士兵无须懂得法语，就能感觉到所有这些先生都是自己凶恶的敌人。
可是罗将柯在杜马委员会首脑位置上没有喧嚣多久。他的革命政府主席候选人资格自动丧失了：这位有产者与君主制之间的中间人实在是太不适合做有产者与革命之间的中间人。不过他并没有从舞台上走下来，而是顽固地试图使杜马复活成为抗衡苏维埃的机构，始终滞留在为团结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分子而进行的各种尝试的中心位置。后面我们还将听到他的消息。
3月1日，杜马临时委员会着手组建内阁，它提出的内阁人选就是杜马从1915年起多次向沙皇推荐过的所谓享有全国信任的那些人：他们是大地主和工业家、杜马的反对派代表、进步联盟的领导人。工人和士兵发动的革命在革命政府的组成人员上面根本没有得到反映，事实就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克伦斯基。罗将柯—克伦斯基摆动的幅度就是二月革命官方摆动的幅度。
克伦斯基似乎是作为革命的全权大使进入政府的。其实他对待革命的态度就是一个曾为政治案件出庭辩护的外省律师的态度。克伦斯基不是革命者，他仅仅是偎依在革命身旁。首次进入第四届杜马以后，由于自己的合法身份，克伦斯基成了平淡乏味和毫无个性的劳动派党团主席，该党团是一个自由主义跟民粹主义进行政治杂交而生出来的羸弱胎儿。不论理论训练，还是政治阅历，也不论综合思维能力，还是政治意志，克伦斯基统统都不具备。取代上述这些品质的是快速的敏感、易动肝火的性格，以及不是激发思维与意志而是刺激神经的如簧巧舌。在杜马满怀从不接受证据贫乏检验的挂在嘴上的激进主义情绪发表的演说即使不能给克伦斯基带来多少声望，也为他创造了知名度。战争时期，身为爱国主义者的克伦斯基同自由主义者一起把革命思想视为十分有害的东西。不过当能给他带来声望从而能轻易把他推上高位的革命到来时，克伦斯基还是承认它的。在他看来，革命本身与新的政权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了。但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断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权应该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公式把他面前的内阁大门给关上了，因此克伦斯基认为它是错误的。克伦斯基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他的社会主义并不妨碍资产阶级革命，就如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会给他的社会主义造成损害一样。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心尽量尝试让这位激进代表离开苏维埃，结果在决定由他出任司法部长一职（马克拉科夫已经拒绝担任此职）以后，没费多大力就做到了这一点。克伦斯基在走廊里拉住朋友，问他们是不是该接受这个职位？可朋友们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已经决定接受。据苏哈诺夫后来回忆说，那时对克伦斯基完全抱有好感的苏哈诺夫从他身上确实看出了“对自己负有某种使命的信念……以及面对所有还没有领悟到这一使命的人表现出来的异常激动”。最终朋友们也包括苏哈诺夫在内都建议克伦斯基接受部长职务。这样毕竟能够通过自己的人更可靠地了解那些狡猾的自由主义者到底在做些什么。但是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私下低声怂恿克伦斯基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时（其实他自己在竭尽全力地这样做），又不正式表态同意他当部长。苏哈诺夫提醒克伦斯基说，鉴于执行委员会已经发了话，故而要在苏维埃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无风险”，因为苏维埃可能毫不客气地回答：“政权应当属于苏维埃民主派。”苏哈诺夫本人逐字逐句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幼稚天真跟恬不知耻难以置信的结合。政权的整个秘密入会仪式的怂恿者公开承认，到3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也赞成形式上取得从2月27日晚上起事实上就属于它的政权，也承认只有在背着工人和士兵，在他们不知情和违背他们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才能为资产阶级而夺取政权。在苏哈诺夫的故事里面，民主派人士与自由主义者的勾结具备了反对革命的罪行的全部法律特征，也完全是反对人民及其权利的密谋的全部法律特征。
由于克伦斯基急不可耐，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交头接耳，他们议论，对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言，从杜马成员那里正式拿走他们刚从社会主义者手里得到的整个政权中的一小块感到不太方便。最好是让克伦斯基个人为此承担责任。果真如此，这些先生凭借某种好像不会出错的本能从整个形势中找到了尽可能混乱与虚伪的出路。但是，克伦斯基不愿穿着激进代表的上衣进入政府，他需要的是一件已经胜利的革命特派代表的外套。为了避免遇到阻力，他既不向那个他郑重宣布自己是其成员的政党，也不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也算被认为是主席的同志）提出批准的要求。在苏维埃全体会议（最初几天它还是一种混乱的集会）上，他在没有预先告知领导人的情况下，要求就议程以外的声明发言，在有些人称为杂乱无章，而另一些人称为歇斯底里的发言（其实两者并不矛盾）中，他要求大家信任自己，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献身，还更加直率地说愿意接受司法部长职务。只要说到必须全面大赦政治犯和审判沙皇高官，就足以赢得缺乏经验和无人领导的会议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施里亚普尼柯夫回忆说：“这种无耻的把戏引起许多人对克伦斯基的极大愤慨与厌恶。”但是谁也没有反驳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已经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避免在群众面前提起这个问题，也没有为此举行投票。克伦斯基决定把掌声解释为信任委托书。他自有他的道理。苏维埃无疑是赞成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的，因为它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废除它一刻也不想与之和解的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个步骤。不管怎样，在颠覆了有关政权的官方理论以后，克伦斯基于3月2日表示同意出任司法部长职务。十月党人希德洛夫斯基讲述说：“他很满意对自己的任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杜马临时委员会办公场所，斜卧在安乐椅上的他是怎样眉飞色舞地高谈要在俄国把司法置于怎样高不可攀的地位。”说得不错，在几个月以后对布尔什维克提起的诉讼程序中，他展示出了这一点。
在困难时刻，自由主义者基于过分简单的推测和按照国际主义的传统打算把劳动部长一职硬塞给孟什维克齐赫泽，结果被他坚决拒绝了。齐赫泽还是留在苏维埃主席岗位上。不如克伦斯基那样光彩照人的齐赫泽毕竟是用庄重材料做成的。
立宪民主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米留科夫尽管形式上不是临时政府的首脑，实际上他是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跟米留科夫断绝关系以后写道：“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理性力量，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几乎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和才智的人，米留科夫是内阁中其他同事无法与之相比的。”把俄国自由主义覆灭归咎于米留科夫的苏哈诺夫同时又写道：“米留科夫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圈子里的中心人物，是它的灵魂与大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没有他也就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政策。”所有这些评论本身言过其实，但它们还是指出了米留科夫相对俄国其他资产阶级政治家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他的力量之所在也正是他的弱点之所在：他比其他人更完整和更系统地用政治语言表述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是表述出了它在历史上毫无出路的处境。如果说孟什维克抱怨米留科夫危害了自由主义，那么我们可以更有理由说是自由主义毁灭了米留科夫。
撇开被他出于帝国主义目的煽动起来的新斯拉夫主义，米留科夫其实始终都是一个资产阶级西欧主义者。他把在俄国成功实现欧式文明化作为自己这个政党的目的。然而朝这个方向走得越远，他就越害怕西欧人民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因此，他的西欧主义最终归结为对西欧无能为力的羡慕了。
英国与法国的资产阶级依照自己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德国的资产阶级来得迟一些，因此它在漫长时期内也只得熬煮哲学的燕麦汤。德国人想出了无论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都没有的“世界观”这么一个词汇，虽然西方的民族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而德国人只是在观察它。可是在政治行动中显得衰弱不堪的德国资产阶级创立了古典哲学——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俄国资产阶级来得更迟一些。它固然把德语词汇“世界观”翻译成了俄语，并且有好几种译法，可是这只不过让它更为明显地暴露出跟政治上的阳痿相伴的哲学方面的极端贫乏。俄国资产阶级输入了思想，也输入了技术，不过是在给技术设置了很高的关税，给思想设置了恐惧防疫站以后。米留科夫负有从政治上阐明本阶级这些特征的使命。
莫斯科大学前历史学教授、多种大部头学术著作的作者、后来自由派地主联盟和左翼知识分子联盟合流而成的立宪民主党奠基人米留科夫，根本没有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家所固有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政治上一知半解的半贵族半知识分子特点。米留科夫对待自己的职业十分严肃，这一点使他特别引人注目。
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通常因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感到难为情。长期以来，民粹主义的，嗣后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色调成了它必不可少的保护色。在包括一大批年轻工业家在内的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队伍中，这种羞怯的，实质上很浅薄的向社会主义投降的行为里面，这个阶级信心不足的状况暴露出来了。这个阶级把亿万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是适逢其时的，然而要成为民族领头人就为时已晚了。那些大胡子父辈，即发了财的庄稼汉和小店主想的就是如何积蓄财富，从不去考虑自己的社会作用。在革命前思想纷扰时期大学毕业的那些子辈，既然力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就不会急于站到已经被先进国家用破了的，连补丁都完全褪了色的自由主义旗帜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把自己的部分心灵甚至很少一部分收入奉献给了革命者。这在更大程度上与其自由职业所代表的身份有关。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凭着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不过米留科夫教授从来没有出过社会主义麻疹。他生来就是资产阶级，也不为此感到羞愧。
确实，早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米留科夫就根本没有放弃通过顺从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利用革命群众的希望。维特说到，1905年10月他在组建自己的立宪内阁时向立宪民主党提出了如下要求：“割掉革命的尾巴。”那班人回答他说，他们不能放弃革命的武装力量，就像他维特不能放弃军队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立宪民主党人拿他们自己也害怕的民众来吓唬维特，依据事情的实质来看，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勒索行为了。正是依据1905年的经验，米留科夫深信，无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团体对自由主义者的好感有多么强烈，革命的真正力量——群众任何时候都不会把自己的武器交给资产阶级。结果是他们武装得越好，对资产阶级也就越危险。米留科夫公开宣称红旗就是红抹布以后，十分轻松地结束了这段实际上他从未认真开始过的罗曼史。
所谓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隔绝状态成了俄国新闻界传统话题之一，而且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相反，自由主义者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全部“有教养的”，即有产的阶级。第一次革命时期，这种隔绝状态在自由主义者面前极其可怕地扩展开以后，“有教养的”阶级的思想家仿佛一直生活在对末日审判的等待之中。有一位与政治家陈规旧俗不沾边的自由主义作家和哲学家，表达了面对那种狂暴力量的民众时的恐惧，这种极端的恐惧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性反应。“无论如何，我们不仅不能幻想同人民合流；相反，我们害怕人民应当甚于害怕当局给判的各种极刑。我们必须感谢当局，是它独自用自己的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狂暴之害。”既然政治上有这样的自我感觉，自由主义者能奢望得到革命国家的领导权吗？米留科夫的全部政策都打上了绝望的印记。在国家危机的关头，他领导的政党所考虑的是如何避开打击，而不是主动出击。
身为一个作家，米留科夫的作品是晦涩难懂、冗长累赘和令人厌倦的。作为演说家的他也是如此。辞藻修饰不是他所擅长的。假如米留科夫的吝啬政策不是如此明显地需要贴上标签，或者假如他至少有以伟大传统为形式的客观幌子来遮掩，那么这也能算是他的一大长处，可是他没有或者说很少有。法国的官方政策，即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背信弃义的精华有两股强大的辅助力量：传统与雄辩术。它们互相加倍地起作用，同时用保护性外层把每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像普恩加莱这样的大私有者庸庸碌碌的业务员包裹起来。如果米留科夫原来就没有热情迸发的先辈，如果他是迫于无奈才在欧洲和亚洲接壤的地方推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政策，那也不能怪罪于他。
我们在社会革命党人索科洛夫关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读到了这样的话：“从最初开始，对米留科夫毫不掩饰的和本身就是离奇古怪的强烈反感，就跟对克伦斯基的好感一并存在。我以前不明白，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位很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为什么如此地不受欢迎。”如果庸人们明白了自己喜欢克伦斯基和不喜欢米留科夫的原因，那他们就不成其为庸人了。资产阶级的凡夫俗子之所以不喜欢米留科夫，是因为他过于平实和冷静地、不加夸张地道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本质。资产阶级在米留科夫这面镜子中注视自己时，看见了他们自己的阴沉、贪婪和怯懦的形象。这就像常出现的情形那样,迁怒起镜子来了。
米留科夫从自己的角度看出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满意的怪相，他相当平静而颇有信心地说道：“凡夫俗子何谈高明。”他说这话时并没有半点怒气，而且差不多是带着一些抚慰。他内心想说的是，如果凡夫俗子们今天还不能理解他，这也不要紧，以后他们会理解的。在米留科夫心里，藏着一个基本的信心，那就是资产阶级不会出卖他，而且将顺从形势的逻辑，追随他米留科夫，因为除此之外它别无出路。事实的确如此，二月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就连其右翼也紧跟在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后面，尽管不时骂他甚至诅咒他几句。
在染上了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派政治家，比如随便一个苏哈诺夫那里，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不是一些简单的凡夫俗子；相反，在自己无关紧要的这一行里，他们是足够敏锐精明的职业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不能算是“聪明的”政治家，因为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与他们能达到的目的之间的永久性矛盾显得太突出了。但是他们自作聪明，纠缠不休，令人生厌。为了引领他们跟随自己就必须蒙骗他们，不仅要承认他们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甚至要责备他们过于喜好发号施令，独断专行。这将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使他们安于充当仆役的角色。正是在同这些社会主义聪明人进行讨论的过程中，米留科夫抛出了自己那句话：“凡夫俗子何谈高明。”这是一种精明机巧的奉承：“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才显得是聪明的。”实际上米留科夫也正是在此时给民主派朋友们的鼻子穿孔装了一个环。后来，他们就带着这个环被人家丢弃了。
个人声望不佳使米留科夫没有当上政府首脑，他主管的是外交事务，在杜马里面这正是他的专长。
革命政府的陆海军部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莫斯科大工业家古契柯夫，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具有冒险气质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当第一次革命失败之际，在斯托雷平手下的他成了大资产阶级所信赖的人物。解散被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头两届杜马导致了1907年6月3日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目的是修改选举法使之有利于古契柯夫的党，后来这个党主导了最后两届杜马直至革命爆发。1911年在基辅出席为被恐怖分子刺死的斯托雷平的纪念雕像揭幕仪式上，古契柯夫敬献花圈时默默地俯身弯腰，头快要触到了地面，这是代表自己那个阶级做出的姿态。在杜马，古契柯夫主要致力于解决“军事实力”问题，他和米留科夫联手为战争做准备。作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席，古契柯夫把一批工业家团结在爱国主义反对派的旗帜之下，那时他根本没有阻止包括罗将柯在内的进步联盟的头目们利用军用物资供应大发不义之财。关于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准神话是用古契柯夫身上具有的为革命可取的品质和他的名字编织而成的。此外，一个前警察局的长官证实，古契柯夫“在私下谈论国君时，胆敢给他取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外号”。这看来完全是可信的。不过古契柯夫在这一方面也不是例外。笃信宗教的皇后痛恨古契柯夫，她在信中用粗话大肆咒骂他，并且表露出要把他吊死在“高高的树上”的愿望。其实在皇后看来，有很多理由吊死他。可是不管怎样，那个向第一次革命的刽子手鞠躬到地面的人结果当上了第二次革命的陆海军部长。
外省医生出身，后来当选为杜马代表的申加廖夫被任命为农业部长。党内最亲近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却没有多大才干的人，或者如纳博科夫所说的，他是一个“考虑问题时不会想到全国，而局限在一省或一县范围内的外省知识分子”。青年时代不确定的激进主义早就消失殆尽了，因此申加廖夫关心的主要是开始向有产阶级展示自己在国务活动方面的成熟性。尽管立宪民主党原先的纲领提到了“按照公道的价格把地主的土地强制收归国有”，可是没有一个私有者把这个纲领当回事，在眼下战争导致通货膨胀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于是申加廖夫在让农民对立宪民主党本来不愿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海市蜃楼抱有希望的同时，把阻挠土地问题的解决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与战争问题上，二月革命面临着把自己的脖子拧断的窘境。在这一点上，申加廖夫倒是尽其所能帮了二月革命的忙。
一个姓捷列申柯的年轻人得到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他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呢？塔夫里达宫里面的人好奇地相互打听。消息灵通人士说清楚了：这是一个拥有多座制糖工厂、大片森林和实在是数不清的财产，价值8000万金卢布的富翁。他是基辅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席，能操一口流利的标准法语，此外他还是一个芭蕾舞鉴赏家。他们还补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作为古契柯夫的亲信，捷列申柯差点儿卷入了那场本拟推翻尼古拉二世的大阴谋，而革命的实现阻止了阴谋，也帮了捷列申柯的大忙。
在2月首都寒冷街道上革命战斗紧张激烈的5天时间里，出身于显贵家庭的自由主义者和前沙皇政府大臣的儿子纳博科夫的身影好几次在我们眼前闪过。他差不多是自鸣得意的言行得体和利己主义的冷酷无情的象征。纳博科夫是在办公室和家中四堵墙壁内以及“在无奈与焦虑的等待中”度过起义的决定性时光的。现在他成了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没有部长头衔的事实上的部长。后来流亡柏林期间，他被白卫军的流弹击中身亡。在柏林他留下了关于临时政府的并非毫无意义的回忆录。我们要把这一点归功于他。
可是到现在我们还忘了说出政府首脑的名字，实际上在他担任政府首脑短暂期间最重要的时刻，大家也都忘记了他。3月2日，米留科夫在向塔夫里达宫里举行的会议介绍新政府时，他把李沃夫公爵称为“受沙皇制度压制的俄国社会舆论的化身”。后来，米留科夫在自己的革命史著作当中小心地指出，“杜马临时委员会多数成员个人并不怎么了解的”李沃夫被安排在政府首脑的位置上。在此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企图替政治家米留科夫撇清挑选李沃夫的责任。事实上，公爵早就是立宪民主党的一员了，属于该党右翼。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李沃夫公爵出席了在维堡举行的那次著名代表会议，会议呼吁民众响应遭受冤屈的自由主义发出的颇讲礼节的号召：拒绝纳税。不过公爵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据纳博科夫回忆，刚到维堡公爵就病倒了，而且他的病“被认为是由搅扰他的焦虑心情引起的”。看来公爵并不是为革命的震荡而创造出来的。由于政治上抱着类似目光远大的冷淡态度，李沃夫公爵成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他领导的所有组织机构当中容忍了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过去的革命者、逃避上前线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者。他们工作起来不比官吏们差，而且手脚干净，因此在当时也给公爵树立了相应的声望。公爵身为富翁和自由主义者——这令中等资产阶级十分景仰。因此，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有人把李沃夫公爵预定为政府首脑的人选。如果把上面所说的归结为一点，那么必须承认二月革命的政府首脑尽管是由一位爵爷占据的，然而分明又是一个空闲的位子。因此在任何场合，罗将柯都要更惹人注目一些。
俄罗斯国家传说的历史是从编年史中下面这个故事开始的：当初各斯拉夫部落的代表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公爵们那里，并且提出请求：“你们来统治我们，做我们的大公吧。”倒霉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把历史传说变成了真实事件，这不是在9世纪，而是在20世纪，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不是向外国公爵，而是向本国公爵提出这种请求。于是工人和士兵实现的胜利起义结果却让一批最富有的地主和工业家掌握了政权，以不喜欢波动的公爵为首的这些人是毫无出众之处的、没有纲领的半桶水政治人物。
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在盟国使馆、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沙龙以及更广泛的中等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当中受到了令人满意的欢迎。李沃夫公爵、十月党人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这些名字听起来叫人放心。克伦斯基的名字可能令盟友皱紧眉头，却不叫人感到害怕。眼光更为远大的人士懂得，国家仍然在进行革命，有像米留科夫这么可靠的辕马，一匹疾奔的边套马应该只会是有利无弊的。喜好俄国隐喻的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一定是这样谈论此事的。
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在工人和士兵中间马上引起了敌对情绪，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说出来的疑虑。米留科夫或者古契柯夫的名字不仅在工厂而且在兵营都不能引起丝毫欢迎的声音。在这个方面，为数不少的证据保留下来了。军官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转述了政权由沙皇转给公爵在士兵中间引起的抑郁的担忧：流血就为了这个值得吗？属于克伦斯基最亲密圈子的斯坦凯维奇3月3日巡视了工兵营，逐一向每个连队介绍了新政府，说他本人认为这个政府是所有可能产生的政府中最好的，并且非常兴奋地大讲新政府的情况。“但是在听众中间可以感觉到反应冷淡。”只是在说到克伦斯基的名字时，士兵们才“迸发出真正满意的表情”。到这个时候，首都市侩社会的舆论已经把克伦斯基塑造成了革命的中心英雄人物。士兵比工人更强烈得多地宁愿把克伦斯基看作与资产阶级政府对抗的人物，他们只是迷惑不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待在那里面。然而克伦斯基不是政府的对抗物，而是它的补充物、遮羞布和点缀品。他捍卫的是米留科夫同样捍卫的利益，只不过是在镁光灯之下罢了。
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它的真实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保皇派反动分子钻进缝隙里去了。第一轮大洪水刚刚退去，各种类型和派别的私有者就在立宪民主党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该党马上成了唯一的非社会主义政党，而且是当时公开舞台上的极右政党。
群众普遍向社会主义者靠拢，在他们的意识里，后者和苏维埃是合为一体的。不仅工人和后方庞大的卫戍部队的士兵，而且全部各色人等的小市民包括手工业者、街头商贩、小吏员、马车夫、院子管事、各种仆人都在回避临时政府以及它的办公厅，他们在就近寻找比较易于接近的政权。越来越多的农民步行来到塔夫里达宫。群众是把苏维埃当作革命的凯旋门涌进去的。所有处于苏维埃范围之外的事物仿佛就是脱离了革命，看上去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情况就是这样的：私有者的世界处于苏维埃范围之外，在那个世界里，一切色调现在都掺和在一种带浅灰的粉红保护色中去了。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群众都选择了苏维埃，也不是所有的劳动群众都在同一时刻觉醒过来了，也不是所有的被压迫者都敢立刻相信革命与他们息息相关。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中，只有模糊不清的希望在艰难地辗转反侧。群众中间的所有积极分子都集中到苏维埃里面了。在革命时期，积极性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取得胜利。正因为群众的积极性与日俱增，所以苏维埃的基础也在连续不断地壮大。这也是革命唯一实在的基础。
塔夫里达宫里面被分成两半：杜马和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起初挤在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那里经常有川流不息的人通过。杜马代表力图觉得自己是那些阔绰房间的主人。但是隔墙很快被革命的春汛冲破了。苏维埃不顾领导人的动摇，不可抗拒地扩展着地盘，而杜马逐渐被挤到了后院。新的力量对比到处都在替自己开辟道路。
塔夫里达宫里的代表、团里的军官、司令部里的指挥人员，工厂、铁路、电报局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庄园里的地主和管家，所有这些人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处于民众不怀好意与不知疲倦的监视之下。在这些民众心目中，苏维埃是他们对所有压迫他们的人的不信任在组织上的表现。排字工人尽心尽责地检查所排印文章的字句，铁路工人紧张而警觉地监视着军队的调动，电报员用新的眼光仔细阅读电文，士兵密切注视着军官每一个可疑的举动，工人把黑帮分子工长从工厂开除出去，把自由主义经理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杜马从最初几个小时，临时政府从最初几天起就开始成了蓄水池，流进来的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抱怨和委屈，是他们对“破坏秩序行为”的抗议，以及他们观察到的伤心景况跟悲观预感。
“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就不能掌握国家机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如是说。他们胆战心惊地打量着官方的大楼，而陈旧国家的骷髅则用空眼眶从那里朝外看。出路找到了，那就是把自由主义的头颅勉强安装在被革命斩首了的机构上。新的部长进入了沙皇政府的各部，掌管了打字机、电话机、信差、速记员和小吏员的部门以后，他们日渐深信不疑的是国家机器一直在空转。
克伦斯基后来回忆说，临时政府 “在全俄国陷于混乱的第三天把政权拿到了手中，那时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不仅不存在任何政权，而且实在连一个警士都没有”。领导着数百万民众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却没有算在其中：要知道它仅仅是个破坏因素。国家无人照管状况的表征是警士不见了。在这位左翼部长的这种信仰里面藏有理解政府全部政策的钥匙。
遵照李沃夫公爵的命令，各省地方自治局主席占据了省长的位置，这些人跟他们的前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往往是农奴主—地主，他们原先甚至认为省长就是雅各宾党人。县自治局主席则当上了县里的行政长官。透过特派委员这个新名称，居民们认出了他们旧日的敌人。“同样是旧时代的牧师，只不过有了堂皇好听的名字。”弥尔顿昔日曾经对长老会胆怯畏缩的改革说过这样的话。省里和县里的特派委员接管了打字机、誊写员以及省长与警察局长的属吏，却确信前任长官没有把任何权力遗留给他们。省里和县里的社会生活集中环绕在苏维埃周围。于是，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从上面一直延伸到了下面。不过在地方上，同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领导人虽然比较宽宏，却又远非一定把由整个形势塞给他们的政权予以抛弃。结果，抱怨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权力成了各省委员们的主要活动。
自由主义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资产阶级觉得自己并没有掌握政权，而是相反失去了政权。革命前，尽管拉斯普京集团的专横跋扈达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不过其真实的权力是有限的。资产阶级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是巨大的。俄国参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君主制度的事，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事。不过主要还是沙皇政权给有产者的工厂、土地、银行、房产、报纸提供了保障，因此从最切身的问题来看，沙皇政权就是他们的政权。二月革命在两个对立的方面改变了情况：它把政权的外部表征郑重地交给了资产阶级，但是同时又从他们手里剥夺了直到革命前他们一直拥有的那部分实际统治权。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以古契柯夫为首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昨日的职员今天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名义作为左右国家、前线、城市和乡村局势的主人，他们任命李沃夫和古契柯夫为部长，同时向他们提出了条件，准确地说是雇用他们做听差。
另一方面，在创建了资产阶级政府以后，类似于圣经中上帝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绝对没有决心宣布自己的创造物是如何的好。相反，执行委员会现在就赶紧扩大自己与其亲手做出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宣称只有在新政权确实为民主派服务的限度内才会支持它。临时政府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没有官方民主派的支持，它一个小时也维持不下去。而且，只有作为对它的良好行为，亦即作为对它完成了本不属于它的、也是民主派自己刚刚回避解决的任务的奖赏，这种支持才会答应给予它。临时政府无论何时都不知道到底在多大范围里它可以显示自己半走私性质的权力。执行委员会的头头们并非总是能够事先对临时政府说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很难预料到，作为群众不满反映的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不满究竟会在哪一点上爆发出来。资产阶级装出一副他们受到社会主义者欺骗的样子。同样地，社会主义者也害怕自由主义者提出自己过早的要求，因为这只能惊动群众和恶化其实本来就不轻松的局势。“在……限度内”——这个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成为塞进二月革命混血制度内部的虚伪法理公式以后，便在整个十月革命之前的阶段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为了影响临时政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选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谦恭客气却又叫人发笑地给它取名为“联络委员会”。革命政权的组织机构就是这样在相互约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了。颇有点名气的神秘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只能在旧约里面找到这种制度的先例：先知在以色列国王下面任职。但是圣经里的先知就像最后一位罗曼诺夫的先知一样，至少直接从上天得到了训诫，因此国王们不敢违拗，就靠这保证了政权的统一。苏维埃的先知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们仅仅是依据私有者目光短浅的训诫做出武断的预言。自由主义的部长们于是认为，不论什么良好的东西一概不可能来自苏维埃。齐赫泽、斯科别列夫、苏哈诺夫等人多次去政府那里，不厌其烦地劝说政府退让。部长们则予以反驳，随后代表们便返回到执行委员会。他们用政府的威信向后者施加压力，然后再次跟部长们进行联络——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这种复杂的研磨过程就是不让人把东西磨成粉。
特别委员会里人人都在诉苦。尤其是古契柯夫在民主派人士面前为因苏维埃纵容而引起的军队纪律荡然无存哭了起来。有时这位革命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在直接和真正意义上……流泪，至少是用手帕不停地擦着双眼”。他认为替涂过油的君主们擦干眼泪乃是先知的直接职能，这倒不是没有理由的。
3月9日，位居大本营首脑之职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致电陆海军部长说：“德国的重轭快要压过来了，如果我们一味姑息苏维埃的话。”古契柯夫复电给他哀诉说，可惜政府并不拥有真实的权力，军队、铁路、邮政局、电报局都掌握在苏维埃手里。“可以坦白地说，临时政府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暂时为苏维埃所容忍。”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过去了，而形势一点也没有改观。当4月初临时政府派杜马代表去前线时，它很不情愿地提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显露出跟苏维埃的分歧。自由主义者代表在整个行程中都觉得自己像是处于卫队押送状态，不过他们也明白，没有卫队，尽管他们拥有高层权力，还是不仅到不了士兵面前，而且在车厢里连座位也找不到。这个平淡无奇的细节是曼瑟列夫公爵的回忆录提到的，它是对古契柯夫与大本营之间关于二月政权结构实质的通讯的极好补充。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反动分子给当时的局势不无根据地做了如下评价：“旧政权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而新政权处于在家的软禁状态。”
然而，除了苏维埃上层人士模棱两可的支持以外，临时政府就没有另外的支持力量吗？有产阶级都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往昔与君主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有产阶级在革命过后围绕新的中心重新聚集起来了。3月2日，全国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代表团体工业和贸易会议就已经表示“敬佩国家杜马的功绩”，并且把自己交由杜马临时委员会“全权统辖”。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3月10日，连王位的支柱贵族联合会也用动人的怯懦口吻号召全体俄国人“团结在作为现今俄国唯一合法政权的临时政府周围”。几乎与此同时，有产阶级的机构和组织都开始指责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并且提出苏维埃要为无政府状态承担责任。起初这样做还十分小心，后来就越发大胆了。跟在主子后面的有高级职员、自由主义职业团体、国家机关的官吏。有一些由指挥机关捏造出来的同类性质的电报、贺词和决议从军队发出来了。自由主义的报刊发动了一场“实现一个政权”的运动，在随后几个月，运动具有对苏维埃领导人猛烈扫射的性质。这一切汇合起来显得威力巨大。为数众多的机关、知名人物、决议、文章加入其中，口气都十分坚决。所有这些都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敏感的头头们造成了准确无误的影响。然而，没有真实的重要力量来支持有产阶级这种危险的大检阅，财产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呢？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反问布尔什维克。财产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代表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它享有名为法权和国家的强力系统所维持的全面承认时一直都是如此。但是要知道，局势的实质就在于旧国家很快崩溃了，于是全部旧的法权也被民众打上了问号。在工厂里，工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主人，原先的主人——倒成了不速之客。在农村，直接面对阴沉抑郁和充满仇恨的农夫的地主感到底气不足，觉得自己远离政权。正因为相距遥远，地主最初才相信政权是确实存在的。可是丧失了支配财产可能性的私有者以及即使还保有这种可能性的私有者都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者了，而渐渐变成了被吓破了胆的凡夫俗子。他们不能向自己的政府提供任何支持，因为他们自己最需要得到支持。于是他们很快便开始咒骂起政府的软弱来了。然而，他们咒骂政府不过是在咒骂自己的命运而已。
那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内阁的共同活动，好像是把证明革命时期的管理艺术乃是在喋喋不休的废话中虚掷光阴当作自己的任务。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这是一桩有意盘算好了的事情。依据他们坚定的信念，一切问题都需要拖延下去，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宣誓效忠于协约国不能拖延。
米留科夫把秘密协定告诉了自己的同事。克伦斯基则把它当作耳边风。大概只有一个人，即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总检察官、经常做出惊人之举的李沃夫（与政府首脑同姓，但不是公爵）感到怒不可遏，他甚至把协定称之为“强盗与骗子的”协定。此举无疑引起了米留科夫宽宏一笑：“凡夫俗子何谈高明。”并且建议径直转向例行议题。政府的正式声明允诺在最短的期限内召开立宪会议，却又故意不确定这个期限。至于国家形式问题，声明也没有提及。政府希望把已经失去的天堂归还给君主制度。不过这个声明的真正实质就在于俄国承担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义务，以及“坚定不移地履行与盟国签订的协定”。在事关人民生死存亡最重大的问题上，革命仿佛只是做到了宣布一切照旧。因为民主派给协约国方面承认新政权一事赋予了神秘的意义，就如小商人在银行不承认其借款资格时，他便一无所有一样，执行委员会默不作声地忍受了3月6日的帝国主义声明。一年以后，苏哈诺夫难过地说：“对于临时政府就在我们的革命降生之际当着民主欧洲的面做出凌辱它的行为，没有一个民主派机关……做出反应。”
3月8日，大赦令终于从司法部长的实验室发出来了。在此之前，全国监狱的大门已经被人民打开了，政治流放犯在由集会、热情、军乐、演讲与鲜花组成的奔腾不息的激流之中回来了。大赦令听起来就像是办公室传出的为时已晚的回声。12日，又宣布取消死刑。可是四个月后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克伦斯基承诺把司法职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凭一时的激动，他确实执行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做出的一项决定，使工人和士兵代表取得了调解法庭成员的资格。这是在其中能感觉到革命的心律悸动，以及因此引起法律界全体阉人惊骇万分的唯一措施。不过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克伦斯基手下身居司法部要职的律师、同为“社会主义者”的杰米扬诺夫做出一个决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坚持全部旧职员一律留任原职的原则：“革命政府的政策不应该也不必要让任何人受到委屈。”这基本上也是整个临时政府的准则，它更多的是害怕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沙皇的官僚受到委屈。不仅沙皇政府的法官，而且检察官也都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当然，群众是可以受委屈的，不过这已经牵涉了苏维埃。群众还没有进入政府的视野。
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位颇有血性的总检察官李沃夫提供了引起某些新风波的东西，他正式报告了出席东正教最高会议的“白痴和恶棍”的有关情况。部长们不无恐慌地硬听着这些言辞犀利的批评，但是东正教最高会议还是继续保留作为国家机关，东正教也继续作为国家宗教。甚至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全体成员也一概保留不动：革命不应当跟任何人反目为仇。
侍候过两三个皇帝的忠实仆人、国务会议的成员也在继续开会或者至少在领取薪水。这一举动带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工厂和兵营出现了一片抗议之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焦躁激动起来了。临时政府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国务会议成员的命运与薪水问题，可是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是的，怎么能让这些可敬的人忐忑不安呢？何况他们当中有不少友善的熟悉面孔呢。
拉斯普京的部长们还关在要塞里，但是临时政府已经急于给以前的部长们发养老金了。这听起来真像是一种挖苦侮辱，或者是发自彼岸世界的声音。可是临时政府就是不愿意跟自己的前任闹翻，尽管后者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枢密官继续穿着绣花制服打瞌睡，因此当重新受到克伦斯基赏识的左翼枢密官索科洛夫胆敢身着黑色礼服出现时，有人很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会场：当沙皇的枢密官确信政府已经被敲掉了牙齿，他们并不害怕跟二月革命反目。
从前，马克思曾经发现德国三月革命遭到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克伦斯基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视为毁灭原因的东西中寻求拯救。孟什维克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克伦斯基而不是与马克思站在一起。
临时政府在其中显示了主动精神与革命速度的唯一事项就是关于持有股票的立法：3月17日，这样一个改革性的法令出台了。而取消民族和宗教限制的法令还要过三天才颁布。在政府全体成员当中，有不少人在旧制度下也许只是为股票亏损而痛苦吧。
工人急不可耐地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临时政府则装聋作哑。现在是战争时期，每个人都必须为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何况这是苏维埃的事：让它去安抚工人吧。
土地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在这个方面必须要采取行动，哪怕是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受到先知催促的农业部长申加廖夫签署了建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令，但是又审慎地不确定它们的职能和任务。农民以为委员会必定把土地交给他们，地主则认为委员会应该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农民打的活结一开始就比其他所有东西都更紧地勒在了二月革命的脖子上。
按照官方的说法，引发革命的全部问题都要拖延到立宪会议召开。难道无可挑剔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够比别人更早预料到全民意志吗？呜呼，他们可是没能成功地使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跨坐在这全民意志之上。同时，未来全民代表制的准备工作是以极其明显的官僚主义和周密盘算的慢速进行的，目的是让立宪会议成为泡影。只是到3月25日差不多革命过后一个月——这是革命的一个月！——临时政府才决定为制定选举法而设立一个庞大的特别会议。但是3月没有开会。在自己那部十足虚伪的《革命历史》中，米留科夫遮遮掩掩地说道，由于各方面的延宕，“第一届政府任期内特别会议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始”。延宕适应特别会议的结构，也适应它的职责。其任务就是要把立宪会议拖延到最有利的时刻——拖延到胜利，到缔结和约那一天或者拖延到科尔尼洛夫的良辰吉日再召开。
来到世间过晚的俄国资产阶级对革命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它的仇恨缺乏力量。因此只好等候观望和伺机而动。资产阶级不可能击败和扼杀革命，于是它企图采用纠缠不休的手段来对付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