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17年2月23—27日的五天时光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工党各团体计划按照惯例纪念这个节日：举行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想到妇女节可能成为革命的第一个日子，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但如此，就连布尔什维克组织、包括最富战斗精神的维堡区委员会（它全由工人组成）也劝阻不要举行罢工。正如该区一位工人领袖卡尤罗夫所证实的，群众的情绪非常紧张，每一次罢工都有演变成公开冲突的危险。既然委员会认为开展战斗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党组织还不太巩固，工人同士兵也很少有联系，于是决定不号召举行罢工，而是要为不太确定的将来的革命发动做准备。2月23日前一天，委员会采取的就是这种路线，而且好像大家都予以接受。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有些工厂的纺织女工不顾任何指示举行了罢工，而且派代表去金属工人那里，呼吁他们支持自己的罢工行动。卡尤罗夫写道，布尔什维克“很勉强地”前去参加，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工人。但是既然发生了群众性罢工，那就必须号召大家上街，而且自己（布尔什维克）要站到最前列，卡尤罗夫提议做这样的决定。对此，维堡区委员会只得赞成。“发动的想法在工人中间早已成熟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谁也料想不到发动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要记住这位当事人的这一记述，它对于了解事件内幕是很重要的。
在举行游行示威时，士兵将会走出兵营对付工人，这种情况事先就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那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战争时期当局可不愿意跟你开玩笑。不过另一方面，战争时期的一个“后备军”士兵并不是正规军的老兵。他真的就那么可怕吗？关于这个问题，在各革命团体里面尽管讨论过多次，但是都十分抽象，因为根据全部资料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无论谁，肯定无论谁当时都不曾料到，2月23日这一天将会成为向专制制度发起决定性进攻的开端。人们是怀着不确定的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前景来谈论游行示威的。
可见事实就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层开始的，无产阶级中间受压迫与受摧残最深的部分，即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想必不少人是士兵的妻子）排除了自己的革命组织的阻挠，自发采取了主动行动。日益加剧的排长队买面包现象成了最终的推动力。当天参加罢工的男女工人达到了9万人左右。战斗的情绪以游行、集会乃至跟警察搏斗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运动首先在维堡区以及那里的大型企业开展起来，并且从那里向彼得格勒城区蔓延。据暗探局证实，在城市其余部分没有发生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一天看来已经有为数不多的值勤部队奉命出动协助警察，不过没有人同他们发生冲突。包括女工在内的大群的妇女为要求供应面包向市杜马进发。这就好像要公山羊挤出奶来一样难。城里各处打出了红旗，写在上面的标语表明，劳动者想要面包，而不想要专制制度，也不想要战争。群情激愤的妇女节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有造成牺牲。不过这一天到底暗示着些什么，直到晚上也没有人猜想出来。
第二天，运动不仅没有平息下去，反而加倍高涨起来了。2月24日，约有半数的彼得格勒工人参加了罢工。工人们清早就来到工厂，不让任何人上班。他们纷纷举行集会，然后向市中心游行进发。其他一些城区和其他居民集团也紧跟着投入了运动。“要面包”的口号被“打倒专制制度”与“打倒战争”的口号取代或者淹没了。涅瓦大街的游行示威在接连不断地举行：起初是高唱革命歌曲的密集成群的工人，随后又涌来了各色各样的市民人群，其中有不少戴蓝帽子的大学生。“来往的行人对我们深表同情，而有些住院的士兵从窗口挥舞着手中的东西向我们致意。”伤兵们对示威者这种表示同情的挥手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多少人明白呢？但是哥萨克接二连三地朝示威人群冲了过去，尽管不那么凶狠，他们的马都汗湿了。人们开始向两边闪开，然后又重新聚集起来。人群中并没有出现恐慌。“哥萨克答应不会开枪。”这样的说法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显然，工人跟一部分哥萨克会谈过。不过后来有一批半醉的龙骑兵一边骂着脏话，一边冲进示威人群，开始用长矛击打人们的头部。示威者竭尽全力坚持下来了，始终没有逃散。“不会开枪的。”确实如此，没有开枪。
一位自由主义的元老院成员注视着街上开不动的电车，——或许这是发生在第二天的事，是他记错了吗？——有些被砸碎了车窗玻璃，有些倒卧在轨道旁边，于是他回想起大战前夕1914年7月的那些日子。“看来早先的图谋正在复活。”元老的眼睛没有骗他，继承性是很明显的：历史抓起了被战争割断了的革命这条线的两头，并且打个结把它们连接起来了。
在这一整天里，大批人群不断地从一个城区涌向另一个城区，他们遭到警察强行驱散，遭到骑兵和部分步兵的拦截和逼退。与“打倒警察”的喊声同时响起的，是更多地对哥萨克高呼“乌拉”。这种现象意义重大。示威人群对警察表现出难以遏止的愤怒。他们打着唿哨，用石头和冰块追打城市骑警。工人对士兵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营房周围以及哨兵、巡逻兵乃至散兵跟前总有小群的男女工人，他们不时友好地交谈着。这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罢工高潮和工人与军队面对面交流之中诞生的新阶段。这样的阶段在每一次革命中都必定要出现，不过它永远都是新鲜的，每次的确都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无论阅读过还是描述过这种阶段的人在重新面对它的时候都无法确认它。
当天，国家杜马一直在讨论局势，而整个旗帜广场，整条涅瓦大街及其毗邻街道都被滚滚而来的庞大人流塞满了。杜马也在注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革命的而不是爱国主义的人群用高呼“乌拉”来欢送哥萨克和奏着军乐的其他团队。至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杜马代表从街上遇见的第一个人那里得到回答：“警察用皮鞭抽打妇女，哥萨克出动以后赶走了警察。”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发生的，这是谁也无法验证的。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示威人群深信事情就是这样的。这种信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来的，因此必定会成为胜利的保证。
埃里克松厂是维堡区技术先进的工厂之一，全厂有2500名工人，他们举行早间集会以后游行前往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在一处狭窄的地方同一支哥萨克部队迎面相遇。军官们骑着战马率先冲进示威人群，打开了一条通道，跟在他们后面疾驰而来的是堵满了整条大街的哥萨克士兵。决定性时刻到来了！骑士们排成长长的纵队小心翼翼地从刚刚由军官开辟的通道跑过去了。卡尤罗夫回忆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面带笑容……有一个人甚至友善地对工人使眼色。”哥萨克使眼色并不是无意的举动。工人们用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勇气更加大胆地面对哥萨克，并且用它轻易地使后者受到了感染。一个使眼色的人找到了众多的仿效者。尽管军官们另有打算，哥萨克士兵还是做到了既没有公开破坏纪律，但也没有坚决驱散示威人群，而是单纯从他们中间通过。如此反复来回了三四次，这使得双方进一步靠近了。哥萨克还开始独自回答工人的问题，甚至进行很短暂的交谈。纪律只剩下一具最薄最透明的外壳，它很快就有遭到撕破的可能。军官赶紧把骑兵队与示威人群分开，放弃了驱散工人的念头，并且把哥萨克排成横列挡住街道，目的是不让示威者向市中心进发。这样做也于事无补了，哥萨克规规矩矩地勒马站在原处，但是他们没有阻止工人从马肚子下面“钻过去”。革命不是任意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它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下面迈出走向胜利的最初步伐的。故事情节真是妙不可言！讲故事的人果然有非凡的目光，他把事件发展的全部曲折情景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示威的领导者，跟在他身后的有两千多工人。由于担心敌人的皮鞭和子弹，这位指挥员的双眼始终在敏锐地注视着一切。
军队的转变似乎首先在历来的镇压者与讨伐者——哥萨克中间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哥萨克比其他部队更革命。相反，这些骑在属于自己的马上的坚定私有者很看重自己的哥萨克特性。他们轻视普通农民，也不相信工人，他们身上带有许多保守主义成分。不过正因为如此，战争在他们身上引起的变化也就特别明显。此外要知道，也正是这些变化在各方面搅扰着他们：给他们派遣差事，把他们推向与人民迎面相撞的境地，令他们焦躁不安，并且最先让他们经受考验。这一切使他们厌烦极了。他们只想回家，于是使着眼色说：假如你们能做的话，那就做你们的事好了，我们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所有这些仅仅是意义重大的征兆。军队毕竟是军队，它为纪律所约束，控制手段还掌握在专制王朝手里。工人群众还没有武装起来。领导人也还没有想到那有决定意义的结局。
在大臣会议当天举行的会议上，首都秩序混乱的问题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个。罢工？示威游行？这又不是第一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命令也已经发出。于是会议径直转向目前急需办理的事情上去了。
究竟发出了哪些命令？尽管23日和24日有28名警察遭到殴打（博取同情的精确统计），差不多是独裁者的军区司令官哈巴洛夫将军还是没有下令开枪。这不是出于心肠软，因为任何情况他都已经预料到了，连什么时候开枪都事先标记好了。
单就时机来说，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不过总体看来，两个极端——革命一端与政府一端都为革命做了精心准备，准备了多年，而且一直在准备。至于说到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来他们的全部活动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准备第二次革命。而政府的活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镇压新的革命做准备。1916年秋，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显得特别周密、系统。以哈巴洛夫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到1917年1月中旬完成了为粉碎新的起义而制定的一份非常严密的计划：城市划分为6个警察局辖区，它们又分为若干小区；近卫军后备部队司令官切比金将军出任所有武装力量的首脑；各团部队分别部署在各个城区；6个警察局辖区的每一个辖区内的警察、宪兵与军队由特别任命的校官统一指挥。为了应付更大规模的行动，哥萨克骑兵单独留给切比金将军亲自统率。预先拟定的镇压程序是这样的：起初只是由某个警察局开始行动，然后让携带皮鞭的哥萨克出动，只有在确有必要的场合才动用荷枪实弹的部队。二月期间实施的正是这个由1905年的经验发展而成的计划。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预见性，也不是计划本身的漏洞，而是人的素质，这里存在着枪炮不响的严重失算。
计划形式上依靠号称有15万士兵的全体卫戍部队，然而真正靠得住的总共不过万把人：除开3500名城市警士以外，寄予厚望的就是军校兵员。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性质，它几乎完全是由后备部队，首先是已经开赴前线的几个近卫团所辖的14个后备营组成的。此外卫戍部队还有一个后备步兵营，一个后备自行车营，一个后备装甲营，还有几支不大的工兵和炮兵部队，以及两个顿河哥萨克团。这已经够多了，可以说太多了。臃肿的后备部队人数众多，但这些人要么几乎没有经过训练，要么成功地免除了训练。不过要知道，整个军队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
哈巴洛夫确实是严格地按照他所制订的计划行事的。第一天，也就是23日，只有警察出来采取行动。24日，走上街头的多半是骑兵，不过他们只配备了皮鞭和长矛。是否出动步兵或开火还得取决于事态的发展。不过这种事态必定会出现。
25日，罢工在继续扩展。根据政府的资料，当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了24万人。比较落后的阶层也在努力追赶先进分子，大量的小企业也罢工了，电车停开，商店也关了门。就在这天，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加入了罢课行列。正午时分，成千上万的人向喀山大教堂及其附近街道涌去。人群试图举行大型街道集会，因而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讲者在亚历山大三世纪念雕像旁边发表演说。骑警向人群开了枪，一个演讲者负伤倒下了。集会者开枪还击，一个警察所长被打死，另有一个警察局长以及几个警察负了伤。燃烧瓶、爆炸物、手榴弹纷纷朝宪兵飞了过去，战争教会了人们这类技能。士兵们的表现消极被动，有时还对警察流露出敌意。大伙激动地相互转告，说是当警察向亚历山大三世雕像附近的人群开枪时，哥萨克朝这些骑马的法老（这是对警察的蔑称。——托洛茨基）开火排射，后者不得不仓皇逃跑了。看来这并不是为了振奋自己的精神而传播开的消息，因为尽管其情节各不相同，然而从各方面可以得到证实。
工人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在这些日子里是真正的领袖之一，他讲述了有个地方的示威者在骑警的皮鞭抽打下如何四散逃走的情形。同时说到，在一支哥萨克骑兵注视下，他卡尤罗夫以及与他在一起的几个工人没有跟着大家逃走，而是摘下帽子朝哥萨克走过去，边走边对他们说：“哥萨克兄弟，在工人要求和平的这场斗争中帮帮他们吧！你们也看见了，法老是如何对待我们这些饿着肚子的工人的。帮帮我们吧！”这种有意压低的语调，这些拿在手里的帽子——那是多么准确的心理揣测啊，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姿态！街头战斗和革命胜利的全部过程充满了这类即兴表演。但是它们往往会淹没在重大事件的汪洋之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留给历史学家的只有那些老生常谈的皮毛。卡尤罗夫继续讲述下去：“哥萨克互相使着有点特别的眼色，我们还没来得及离开，他们就冲进冲突现场中去了。”几分钟后，车站大门口有一群人抬起一个哥萨克往上抛，因为刚才他当着大家的面用马刀劈死了一个警察所长。
警察很快就不知去向，也就是说它们又要开始偷偷地采取行动了。但这时有一队手里端着枪的士兵出现了。工人忐忑不安地责备他们：“同志们，难道你们真的要帮助警察吗？”回答是一句粗鲁的“走开”。再问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士兵们郁闷不乐，烦心事在折磨着他们，当问题命中他们忧虑的焦点时，就会叫他们难以忍受。
解除法老的武装成了当时普遍的口号。警察是残暴的、不可调和的、遭人痛恨又仇恨他人的敌人。要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那是根本谈不上的。所以才痛打警察，甚至打死他们。军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各界示威民众都避免同士兵发生敌对冲突；相反，示威者在寻找使士兵对自己产生好感的途径，寻找说服他们、打动他们、亲近他们，以及使他们同自己打成一片的办法。尽管有关哥萨克行为良好的传闻也许有点夸张，示威人群还是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些骑兵。骑兵坐在马背上，比示威者高出一截，他的心与示威者的心被四条马腿分隔开了。只能仰望的形象看上去总是显得更加高大和威严。同样在这里，旁边并排站立在马路上的步兵就显得更亲切和容易接近一些。群众尽量设法走过去靠近他们，注视他们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热烈的呼吸。以女工为主的妇女在工人与士兵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她们在冲击散兵线时比男人更勇敢，她们用双手抓住士兵的步枪，恳求他们，几乎又是命令他们：“放下你们的刺刀，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士兵们感到不安与惭愧，他们焦躁地互相交换眼色，显得非常犹豫不决。有人下定了决心，把刺刀愧疚地高高举过冲击者肩膀的上方。警戒线被冲开了，兴奋和感激的“乌拉”声在空中荡漾。士兵被围住了，到处是争论、责备与请求——革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尼古拉从大本营发给哈巴洛夫的电报诏令称“明天就要”制止无秩序状态。沙皇的意愿与“哈巴洛夫计划”的后续环节是一致的，所以电报只是一种辅助推动力。明天就该轮到军队说话了。这是不是太晚了？暂时还说不定。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远远没有解决。哥萨克方面的姑息默许，某些步兵警戒线的动摇——只不过是经过反应敏锐的街头民众千百遍重复的、别有深意的插曲罢了。对于激励革命民众这已经足够了，可是对于获取胜利还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性质相反的插曲。当天下午，好像是作为对由示威人群射出的左轮手枪子弹的回击，一个龙骑兵排第一次向综合商场外面的示威者开了枪。根据哈巴洛夫呈送给大本营的报告，有3人被打死，另有10人受伤。这是严重的警告！同时哈巴洛夫威胁说，清点出来的所有工人如果28日之前还不回去上工的话，那么就将当作应征者送到前线去。哈巴洛夫发出了为期3天的最后通牒，这等于给了革命比推翻哈巴洛夫以及顺势推翻专制王朝所需要的还多的时间。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到了革命以后才变得清楚的。而在25日晚间谁也不知道明天究竟是否还属于自己。
让我们尽情想象一下运动的内在逻辑吧。2月23日，酝酿和忍耐已久的彼得格勒工人群众在“妇女节”的旗帜下开始了起义。起义的第一步是罢工。3天时间里它不断扩展并且事实上演变成了全面总罢工。这给了群众充分的信心，推动他们继续前进。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质的罢工与导致革命群众跟军队发生冲突的游行示威结合起来了。这种现象从整体上把任务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即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层面。最初几天取得了一连串局部的胜利，不过还是征兆性质多于实际性质的胜利。
持续了数天的革命只有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和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才能胜利地向前发展。胜利的发展过程如果出现中断，那是很危险的，长时间原地踏步也将招致失败。可是，甚至光有胜利本身也是不够的，务必让群众及时认识它们与及时评价它们。即使在胜利在握的时刻，它也有可能失掉。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开头3天是斗争不断高涨和不断激化的日子。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运动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即征兆性质的胜利已经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了。所有积极的群众都走上了街头。他们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顺利地战胜了警察。最后两天军队也卷进了事件：第二天只出动了骑兵，第三天步兵也同样出动了。他们逼退和阻拦示威群众，有时则听之任之，不过几乎没有使用过枪炮。上层统治者之所以不急于中止原先的计划，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将要发生的情况（反动派的错觉弥补了革命领导人的错误）；部分是因为不再相信军队。然而恰好是在第三天，由于斗争发展的压力，以及沙皇命令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根据业已出现的实际情况让军队出动了。工人特别是其先进阶层认清了这一点，何况前一天龙骑兵已经开了枪。现在问题毫无悬念地摆在了双方的面前。
2月25日深夜，城市各处有分属不同革命组织的大约100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名成员。这也算是表明政府要转入进攻了。今天的情况又将如何？昨天发生枪击以后工人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主要的问题是军队将如何行动？2月26日的朝霞在一片捉摸不定与强烈担忧的晨雾中冉冉升起。
由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被捕了，全部工作的领导就转到了维堡区委员会身上。这样或许更好一些。党的高层领导无法挽回地耽误了时机。直到25日清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内局才最终做出印发号召举行全俄总罢工的传单的决定。可是在传单散发出去（如果说它不管怎样都要散发出去的话）之际，彼得格勒的总罢工已经在全面走向武装起义了。领导层坐在上面观察事态，还在犹豫不决，结果落在后面了，因而也就不能进行领导了。它只是勉强跟在运动后面蹒跚而行。
离工厂越近，起义者就越有决心。可是在今天，也就是26日，各区都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气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冻得浑身哆嗦的、可又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维堡区领导人在城外一处围墙里面聚会，就当天事态的发展交换想法，并且一起确定一个行动计划。什么计划？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吗？可是，既然政府决心要走到底，没有武装的示威游行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问题搅得大家心神不宁。“结果看来只有一个：起义正在结束。”在这里，听到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卡尤罗夫的声音，不过第一时间我们觉得这话不像是他说的。在暴风雨来临前夕，气压表就是降得这么低。
正当即使最接近群众的革命者笼罩在犹豫动摇情绪之中的时候，运动自身实际上比其参加者所想象的要走得远得多。早在前一天即2月25日晚间，维堡地区就已经完全控制在起义者手中了。那里的各个警察所都被摧毁了，有的警官被杀，大多数已经逃跑、躲藏起来。市行政当局完全失去了跟城市大多数地方的联系。26日早晨，人们发觉不仅维堡方面，而且直到利捷伊内伊大街为止的佩斯卡方面也被起义者控制起来了。至少警察的报告是这样认定局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尽管参加起义的人自己未必完全看清楚这一点。在许多场合，警察无疑还在他们受到来自工人方面的威胁之前就逃离了自己的巢穴。不过撇开这点姑且不论，在工人心目中，把警察从工厂区清除出去的做法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军队还没有最终表明态度。起义“正在结束”，起义队伍中的勇敢者都这么想。其实起义只不过是在改变方向。
2月26日适逢星期天，各家工厂都关门休息。因此早晨不可能用罢工的规模来衡量群众的压力。况且工人也不可能像前些日子那样在工厂里汇聚，这给游行示威带来了困难。清晨，涅瓦大街显得相当平静。此时皇后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内称：“城市里是平静的。”然而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工人逐渐聚集起来并且从四郊向市中心进发。当局不让他们过桥，他们就涌向结冰的河面，要知道现在还是二月份，整条涅瓦河就是一座冰桥。即便朝冰面上的人群开枪扫射，也不足以拦住他们。城市的模样顿时改变了。到处都是巡逻队、检查哨卡与骑兵分队。通往涅瓦大街的各条道路特别加强了警戒。从隐蔽的埋伏地点不时传出阵阵枪声。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救护马车在各条道路上不停地来回奔驰。到底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开的枪，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无须怀疑的是，吸取了沉痛教训的警察决心不再让自己受到攻击。他们从窗口、从阳台的门缝、从廊柱后面、从阁楼里头向外开枪。各种假想都冒出来了，它们极易演变成传奇故事。有人说，为了恫吓示威者，许多士兵换上了警察外套。也有人说，普罗托波波夫在屋子里的阁楼上布置了大量机枪火力点。虽然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委员会并没有查出这样的火力点，但是不等于说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过那天警察退到幕后去了。军队最终卷入了事件。军队接到了开枪镇压的严厉命令，于是士兵，主要是教导队，也就是各团军士学校的学员开了枪。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天有40人被打死，并且有同样多的人被打伤。这还没有把被示威者扶走和抬走的伤亡者计算在内。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在子弹面前，群众会退回到自己出发的远郊去吗？不，他们没有退走。他们要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官僚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彼得格勒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当日要求从前线抽调可靠部队回来；然后又“改变了想法”，建议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不要采用开枪，而是让消防队用水龙带喷射冷水驱散示威人群。别利亚耶夫跟哈巴洛夫商量后答复说，喷射冷水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只会激怒他们”。自由主义者、高级官僚、警察的上层就这样讨论着该用冷水还是热水淋浴来对付人民起义。警察局当天的报告则证明仅用消防水龙带是不够的：“秩序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那些成群的肆无忌惮的暴徒对值勤部队进行严重挑衅，他们用石头和从街上砸来的冰块向部队扔去，以此来回敬要他们解散的命令。起初部队朝天开枪时，示威人群非但没有逃散，相反面对这种排射大笑起来。只有对密集的人群实行实弹射击，才能把这些成群结队的家伙驱散。不过这些参加示威的人大多会逃进附近房屋院子里躲藏起来。一旦枪声停止，他们又跑到街上来。”这份由警察写出的概述证明群众的情绪异常炽烈。说示威人群自己开始用石头与冰块袭击部队、哪怕是教导队实在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使起义者的心理与他们对待军队的明智策略显得太矛盾了。由于要为大量伤亡进行辩解而寻找补充理由，结果连报告的语气也不完全是那样，而且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主要的内容非常真实而鲜明地转述出来了：群众不愿意继续退让，他们带着明显乐观的情绪进行反抗，甚至在发生了造成伤亡的枪杀之后，仍然坚持留在大街上。他们不是抓紧生命不放，而是抓紧马路、抓紧石头、抓紧冰块不放。示威人群不是在单纯发泄仇恨，而是表现出了十足的勇气。这是因为尽管发生了开枪事件，示威者依然没有丧失对军队的信心。他们期待胜利，而且渴望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胜利。
面对当局对军队的压力，工人对军队的压力加强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最终成了时局演变的焦点。持续了将近三天的观望等待期到达了尽头，这期间卫戍部队的主体部分有机会对起义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向敌人开火！”专制王朝这样命令。“不要对兄弟姐妹开火！”工人们这样呼吁。他们不仅仅限于这样，还要求：“和我们一道前进！”一场持续不断的、富于戏剧性的、时而高潮迭起的、时而难以觉察的、不过一直是冒险地争取士兵心灵的斗争就这样在大街、在广场、在桥头以及在营房门口展开了。政权、战争与国家的命运就在这场斗争中，也就是在男女工人和士兵的紧张接触中，在步枪与机枪连续不断的呼啸声中确定下来了。
向示威者开枪的现实强化了领导层的犹疑动摇态度。运动自身的规模似乎显现出危险的迹象。甚至到26日晚上，也就是离胜利只有12个小时的时候，在维堡区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开始围绕是不是该号召暂停罢工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做法使人觉得莫名其妙。然而问题就在于，第二天认清胜利要比头一天容易得多。话又说回来，在时局和消息的推动下，人们的情绪难免会时常发生改变。心情沮丧可以迅即变成精神奋发。卡尤罗夫和丘古林这些人有足够的个人勇气，可是对群众负责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压在他们的心头。在普通工人中，犹豫动摇的情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起过重要作用的暗探局密探舒尔卡诺夫消息非常灵通，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谈到了工人的情绪。这个奸细这样写道：“因为军队没有制止示威人群，而在某些场合甚至采取了使警察无法行动的措施，民众于是深信自己能逍遥法外，所以在大街上肆意游走的两天过去以后，现在革命分子喊出了‘打倒战争’和‘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人民从内心里相信：革命已经开始了，胜利将属于民众；由于军队袖手旁观，当局没有实力镇压运动；决定性胜利即将到来，因为军队必将公开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尽管今天还没有，明天就会这样做。业已开始的运动不会平息下来，而会不断高涨，直至走向彻底的胜利和一场政变。”就其紧凑与鲜明而言，这是一份非常出色的评述！报告也是一份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当然，这并不妨碍取得胜利的工人处死它的作者。
奸细（他们人数很多，在彼得格勒尤其如此）比其他任何人都害怕革命。他们玩弄手腕：在布尔什维克多次会议上，舒尔卡诺夫坚持采取最极端的行动，而在给暗探局的报告中他怂恿必须坚决采取武力措施。也许舒尔卡诺夫是带着这个目的去尽量夸大工人进攻的信心。不过他基本上是对的：事态很快就证实了他的估计。
双方阵营的上层都在迟疑与揣测，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凭主观计算出力量对比。外部标志最终变成了标准，革命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意识和社会关系的陈旧形式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新的力量对比隐秘地潜伏在工人和士兵的意识里。正是因为政府转而采取攻势（它是由革命群众的前述攻势引起的），从而把新的力量对比从潜在状态转变为能起作用的状态。工人热切而坚定地注视着士兵的双眼，后者则不安又疑虑地把自己的目光移开，这仿佛表明士兵已经不能保证自己了。工人愈加勇敢地朝士兵走过去。士兵阴沉却不是敌对地，甚至相当愧疚地沉默不语，而有时——这情形越来越常见——是带着假装出的严厉态度来答话，借此来掩饰其惶惑的心脏在胸腔里是多么剧烈地跳动。转折就这样完成了。士兵也就摆脱了自己的士兵角色，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上司说，是革命灌醉了士兵；在士兵看来刚好相反，是他们从兵营的鸦片中清醒过来了。决定性的那一天——2月27日就这样准备妥当了。
可是，前一天发生的一件事尽管带有偶然性，却还是按照新的方式给2月26日的整个局势染上了自己的色彩。入夜时分，巴甫洛夫团第四近卫连举行了暴动。警察总监的书面报告十分确定地指出了事件的原因：“该团教导队在涅瓦大街值勤时向示威人群开了枪，于是众怒全都指向了它。”是谁把这事告知第四连的呢？有关资料偶然保留下来了。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一伙工人跑到巴甫洛夫团营房前，他们竞相抢着说话，讲述了发生在涅瓦大街的开火事件。“请告诉同志们，巴甫洛夫团的战士朝我们开枪了，我们在涅瓦大街看见的士兵都穿着你们的制服。”这既是严厉的责备，也是激昂的呼吁。“大家都显得非常难过，脸色惨白。”种子并不是落在了石头上。将近6点钟时，第四连在一名军士带领下擅自离开了营房。这名军士是谁？他的名字了无踪迹地淹没在成千成百同样的无名英雄中去了。连队旋即向涅瓦大街进发去清除本团的教导队。这不是因为吃了长蛆的咸肉而引起的士兵哗变，这是具有高度革命主动精神的举动。连队在途中跟一支骑警小分队发生了冲突，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士和一匹马，打伤了另一名警士和另一匹马。在暴动士兵随后飓风般的街道行程中没有人去跟踪，因此详情无从知晓。连队回到了营房，一下子惊动了全团。但是武器被藏起来了，根据有些资料，士兵仍然握有30支步枪。很快他们就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包围了。有19名巴甫洛夫团的士兵被捕并且关进了要塞。其余人则表示屈服。另有资料说，上司当晚发现有21名士兵带枪逃跑了。真是一个危险的漏洞！这21名士兵一整夜都会去寻找同盟者和庇护人。唯有革命取得胜利才可以解救他们。工人无疑已经从他们那里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明天的战斗来说，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兆头。
纳博科夫是自由主义著名领袖之一，他真实可信的回忆录有些地方像是他那个政党和阶级留下的日志。那天深夜1点钟，他从客人那里沿着漆黑一团和戒备森严的街道步行回家，当时他“带着惊恐的心情，并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许他是在某个十字路口碰见了一个逃亡的巴甫洛夫团士兵。两人都急于各自赶路，他们相互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在工人街区和士兵营房里，有人在值班，或是在商量什么；另有一些人则半睡半醒地露宿在街头，连说梦话都像是在激昂地议论明天这个日子。逃亡士兵在那里找到了栖身之所。
关于二月那些日子里发生的大量战斗的记载是十分缺乏的，甚至跟十月不太充分的记载相比也显得更为贫乏。十月，党日复一日领导着起义者，在党的各种文章、文告与记录里面记载了斗争的连续性，尽管这种连续性只是表面上的。二月则不是这样，几乎没有人从上面来领导群众。报纸也没有说出什么，因为报社到处也在罢工。群众没有左顾右盼，他们自己创造了历史。要还原大街上所发生事件的生动场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重建这些事件的总体连续性和内在规律性，情况或许要好一些。
总的来说，还没有失掉权力部门的政府在观察评价事态方面甚至比——正如我们所知晓的——不那么称职的左翼政党还要糟糕。在26日“顺利”开枪以后，大臣们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了。27日拂晓，普罗托波波夫令人快慰地报告说，根据收到的情报，“有部分工人打算复工上班”。可是工人并不想现在回到机床旁边去。昨天的枪杀与失利并没有使群众失去勇气和信心。这怎么解释呢？显然是负面因素被某些正面因素克服了。起义群众塞满了各条街道，同敌人展开搏斗，摇晃士兵的肩膀，从马腹下面钻过去；他们有时进攻，有时逃散，把尸体留在十字路口，偶尔也夺取武器；他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传播各种各样的流言；他们逐渐变成了具有无数双眼睛、无数对耳朵、无数根触须的生命集体。晚上，群众从斗争舞台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宿舍，他们仔细回味白天的印象，去掉那些宵小与偶然的成分，进行自己颇有分量的总结。26日深夜做出的这份总结与奸细舒尔卡诺夫向当局报告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
一大早工人便向工厂涌过去，他们在全体大会上做出继续斗争的决定。像往日一样，维堡人的情绪特别坚定。不过在其他地区，早间集会也是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中举行的。继续斗争！但是在今天这将会意味着什么呢？总罢工得到了大规模群众革命示威的结果，而游行示威引发了跟军队的冲突。继续斗争就意味着今天要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它将不可避免地从事态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而革命政党根本没有把它提上议事日程。
在最紧急的关头，革命的领导艺术十之八九就是要善于暗中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有点像卡尤罗夫暗中观察哥萨克的行踪一样，只不过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这样做。暗中听取群众意见的非凡本领乃是列宁的伟大力量所在。但是当时的彼得格勒没有列宁。合法的与半合法的“社会主义”司令部，克伦斯基们、齐赫泽们、斯科别列夫们以及围在他们身边打转的所有人都郑重地发出了警告，对运动表示反对。不过，由施里亚普尼柯夫、扎卢茨基、莫洛托夫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指挥部同样被软弱无力和消极被动压垮。事实上各区与各兵营都是自行做主的。直到26日，才由倾向布尔什维克的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发表了第一份告军队书。从27日清晨起开始在各区散发的这个文告够犹豫软弱的，它甚至没有号召军队转到人民一边来的内容。该组织的领导人尤列涅夫做了这样的说明：“可是，革命事件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致使我们的口号已经落在它的后面了。在传单发到士兵的核心部分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行动。”至于说到布尔什维克中心，施里亚普尼柯夫也是直到27日早晨才根据二月期间最优秀的工人领头人之一丘古林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告士兵书。它是否付印了呢？充其量，它也只能在事情快要收场的时候出现。不管怎样，它都不能对27日发生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必须指明的是，一般说来，在那几天里，领导人所处的位置越高，他就越发落后。
然而，没有任何人给它起名的起义自己走进了议事日程。工人的全部主意都是针对军队的。难道我们真的不能推动它吗？零敲碎打的宣传鼓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了。维堡人在莫斯科团的营房旁边举行了集会。事情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军官或者司务长要转动机关枪的把手还有什么困难吗？工人被猛烈的火力驱散了。在后备团营房旁边工人也做了同样的尝试。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几个军官手提机枪出现在工人与士兵中间。工人的领头人要发狂了，他们到处寻找武器，并且要求党予以提供。可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武器在士兵手中，你们去他们那里拿吧。这个他们自己当然也知道，可是怎么去拿呢？今天会不会马上出事呢？斗争的临界点于是一步步逼近了。要么是机枪消灭起义，要么是起义夺取机枪。
施里亚普尼柯夫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中心的主要人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讲述了他是如何拒绝工人提出的武器——哪怕是左轮手枪——要求的，同时他又派人到兵营去弄武器。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工人与士兵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他把全部赌注押在宣传亦即押在用言语和榜样来争取士兵上面。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它们能证明或驳倒这位著名领导人关于那些日子的记述，而这一记述与其说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不如说暴露了他在敷衍塞责。老实承认领导人那里没有武器不是更好吗？每一场革命在一定阶段的命运取决于军队情绪的转变，这一点不用怀疑。面对人数众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指挥有方的武装力量，手无寸铁或者说几乎没有武器的人民群众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然而每一次深刻的全国性危机不可能不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如此一来，与真正人民革命的条件一起预备好的就是胜利的可能性——当然还不是胜利的保证。但是，军队转向起义者一边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不是仅凭宣传的结果。军队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其中相互对抗的分子是靠纪律的恐怖手段维系在一起的。革命士兵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以及他们可能有些什么影响。当然，工人群众也有各种不同成分。不过他们在准备决定性冲突过程中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检验自己的队伍。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既是斗争的行为，同时也是斗争的测试仪。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参加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罢工者都准备去战斗。在最紧张的时刻，那些坚持上街的是最坚定的分子。动摇不定的、萎靡不振的和消极保守的人都待在家里了。在这里，革命中的淘汰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人们是经过时局的筛子筛选出来的。军队的处境则是另一种状况。革命的、同情革命的、犹豫不决的和敌视革命的士兵统统始终受到强制性纪律的约束，而维持纪律的手段直到最后时刻到来之前都集中控制在军官手里。士兵的队列每日照样按“第一列”、“第二列”……进行清点。可是怎样才能把他们按照叛乱和顺从来进行列队清点呢？
长期的微观过程为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准备好了心理因素，这个过程像所有的自然过程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临界点。可是怎样来确定这个临界点呢？部队完全有可能准备好了加入人民一方，但是还没有得到来自外部的必要推动。革命的领导层还不相信存在着军队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可能性，因而与胜利失之交臂。在这次已经成熟但没有完成的起义过后，军队就可能会出现反动：士兵会丧失自内心深处激发出来的希望，重新伸长自己的脖子套上纪律的重轭。下次再跟工人相遇时就会反对起义者，特别是在射程之外的时候。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无须重视的或者难以估量的因素、互相交错的潮流以及集体的和自我的暗示。但是，从所有这一切物质力量与心理力量的复杂交织中会得出一个无法驳倒的明确结论：士兵的主体部分越是确认起义者真的起义了，就越能把刺刀丢在一边，或者带着它们去投奔人民。这起义不是那种完事以后不得已重新回到兵营并且要做出解释的游行示威，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士兵加入人民一方，人民就能取得胜利。这样不仅能保证士兵不受惩罚，而且能使他们的整个命运变得轻松起来。换句话说，只有在起义者自己确实准备不惜以任何代价直至流血的代价来争取胜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唤起士兵的情绪发生转折。而这种高度坚强的决心从来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获得。
坚持斗争的群众和堵住道路的士兵发生遭遇的紧急的一小时中有其万分紧急的一分钟：这就是阴森的警戒线还没有撤除，士兵们还在并排站着却又开始动摇，而军官在用尽最后一点气力下决心发出“开火”命令的那一刻。示威人群的叫喊、可怕的呼号与威胁盖住了命令的声音，不过只盖住了一半。枪口在摆动，人群在坚持。这时一个军官用左轮手枪的枪口对准一个最可疑的士兵。决定性的一分钟之中出现了其决定性的一秒，其他人都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这位最勇敢的士兵。他牺牲了，一名军士从死者身上取下步枪朝示威人群开火。警戒线于是连接起来了，还在不停地放枪，示威者被赶进了胡同和院落。可是从1905年以来也出现过若干次例外：在最紧急的那一瞬间，当军官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开枪警告他，原来那里面也有自己的卡尤罗夫和丘古林。这不仅决定了街头冲突的命运，而且决定了那一整天甚至整个起义的命运。
施里亚普尼柯夫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保护工人以免他们跟军队发生敌对冲突，因此不把枪支交到起义者手里，这个任务总的来说没有得到执行。在事情发展到跟军队发生冲突之前，跟警察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较小的冲突。街头斗争是从解除令人痛恨的“法老”的武装开始的，他们的左轮手枪落到了起义者手中。相对敌人的步枪、机枪与大炮而言，它本身是火力很弱的而且几乎是玩具一样的武器。可是那些火力强大的武器真的就掌握在敌人手中吗？为了检验这一点，工人们提出了要获得武器的要求。问题在心理学的范围内正在得到解决。然而起义期间心理过程与物质过程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夺取法老的左轮手枪，获取士兵步枪的途径便开辟出来了。
在那个时刻，士兵的心情不如工人活跃，但是与工人同样深刻。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卫戍部队是由预定要开去补充前线各团的数千名官兵的后备营为主组成的。这些人大多数是自己家庭的父亲，他们在战争已经失败而国家也已经破产的时候还要开到战壕里去。他们不愿打仗，他们只想回家，回到土地上去。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宫廷里面出了些什么事，对君主制度没有丝毫的挂念。他们不愿跟德国人作战，更不愿跟彼得格勒的工人作战。他们痛恨战争时期在首都尽情享乐的统治阶级。他们中间也有过去参加过革命的工人，后者能把所有这些情绪综合表现出来。
把士兵从强烈的却还没有向外爆发的革命不满引向公开的哗变行动，或者在初期哪怕是引向哗变性的抗命行动——任务就是如此。在斗争的第三天，士兵们终于失去了对起义保持友善中立的可能。在工人和士兵相互遭遇时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些偶然的零碎细节为我们所知晓。前面我们已经听说过，工人是如何激动地向巴甫洛夫团的士兵诉说他们团的教导队的行为的。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交谈、责难和呼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变得紧张激烈起来了。没有给士兵留下更多的时间让他们犹豫了。昨天晚上就强迫他们开了枪，今天还会强迫他们这样做。工人没有屈服，也没有退让，他们决心在铅弹下面实现自己的目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女工、妇女、母亲、姐妹和情人。不错，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们经常在各个角落这样低声谈论：“但愿大家在一起……”就在白昼来临之前那充满无以复加的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恐惧的时刻，就在对强行要士兵充当刽子手的那些人怀着令人窒息的仇恨的时刻，兵营里第一次响起了公开造反的声音，在这些一直都不知其姓名的人留下的声音中，整个兵营轻松又兴奋地认清了自己。摧毁罗曼诺夫王朝的那个白昼就这样升出了地平线。
在不知疲倦的卡尤罗夫家里举行的早间聚会共有近四十名来自各工厂的代表参加，与会者大多数表示赞成继续采取行动。注意是大多数，不是全部。遗憾的是，无法弄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大多数。不过那一刻谁也顾不上做记录。其实决定马上就过时了，因为聚会被发生了士兵起义和打开了监狱这类令人陶醉的消息中断了。“舒尔卡诺夫跟所有与会者一一贴面亲吻。”亲吻犹大吧，不过所幸这不是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
继前一天巴甫洛夫团第四连开始起义以后，各后备近卫营当天早晨在走出营房之前就一个接一个举行起义了。在各种文件、记录与回忆录当中，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宏伟事件只留下了一些平淡无奇和晦暗不明的痕迹。被压迫群众即使在他们上升到创造历史的最高层级的时候，也很少谈论他们自己，记录下来的就更少了。而后来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胜利庆典又冲掉了回忆工作。我们只能拿现有的资料来叙述。
沃伦斯基团的士兵第一个行动起来了。还是早晨7点钟的时候，一位营长就打电话惊动了哈巴洛夫，向他报告了一个严重的消息：团里的教导队，也就是专门指定担负镇压任务的部队拒绝出动，它的队长被打死了，也可能是在全队面前自杀的。不过第二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破釜沉舟之后，沃伦斯基团的士兵赶紧去扩展起义的根据地，现在他们的唯一生路就在这里。他们急忙跑到附近的立陶宛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营地“召唤出”士兵，就像罢工者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召唤出工人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巴洛夫又收到一份报告，内称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不仅没有照将军的命令交出武器，反而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士兵联合起来了，还有更可怕的是他们“跟工人联合起来了”，并且捣毁了宪兵营的营房。这就证明，巴甫洛夫团昨天的经验没有失效，起义者找到了领路人，同时找到了行动计划。
在27日清早数小时内，工人们设想自己要解决的起义任务远远超过实际解决的任务。更确切地说，他们看见的任务差不多全在前面，而实际上它十之八九已经落在后面了。工人对兵营发起的革命冲击正好与士兵在街上准备就绪的革命行动同时发生了。一天之内，这两股强大的激流汇合起来了，结果不留痕迹地冲毁了旧建筑，从房顶开始，然后是墙体，最后是地基。
丘古林是首批手持步枪和肩披子弹带走进布尔什维克营地的人之一，“他全身脏兮兮的，但是容光焕发，充满胜利的喜悦”。能不容光焕发吗！士兵携带武器转向我们这一边来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已经与士兵成功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深入兵营之中，并且得到了步枪和子弹。维堡和最坚定的那部分士兵一道拟订了行动计划：攻占那些为武装警士所盘踞的警察所，解除所有警官的武装，解救关在各警察所里面的工人，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击垮城里听命于政府的部队，跟那些尚未采取行动的部队以及其他各区的工人联合起来。
莫斯科团加入到起义方面并非没有经过内部斗争。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斗争在各团一般说来竟然如此之少。保皇派上层分子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从士兵群众的身边走开了，要么乘机躲藏起来，要么急忙乔装打扮。“军械”工厂的工人科罗廖夫回忆说：“下午两点钟莫斯科团出发的时候，我们也武装起来了……我们拿着左轮手枪和步枪，挑选了一群合适的士兵，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请求我们指挥他们，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去了齐赫文斯基街，向那里的警察开火。”就这样，工人没有片刻为难就告诉士兵“该做些什么”。
令人高兴的胜利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了：自己的装甲车出现了！它们插上红旗在各区行驶，威慑那些仍然没有降伏的人。现在再也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腹下爬行了。革命完全挺直了腰板！
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彼得格勒重新变成了开展军事行动的场所：到处响起了步枪与机枪射击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开枪，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过去跟未来的交火。其中有不少是在放空枪，有些少年拿意外得来的左轮手枪不停地连发射击。军火库被砸开了：“据说单是勃朗宁手枪一种武器就被抢走了好几万支。”由焚烧区法院与警察所建筑而产生的烟柱一直升上了天空。某些地方冲突和交火的紧张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役。一队自行车兵占据着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一排简易木房子，他们当中有些人聚集在门口，工人朝那里走过去。“同志们，干嘛就这样站着？”一个当事人证明，士兵们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他们默不作声，军官粗鲁地命令工人走远一点。自行车兵像骑兵一样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期间军队最保守的部分。工人和革命士兵迅速集结在板墙前面，必须消灭这支叫人放心不下的队伍。有人通报说，已经派人叫装甲车去了，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制伏这些自行车兵，他们已经架好了机关枪，阵地也因此得到了加强。可是群众很难再有耐心等下去，他们焦躁不安，极不耐烦，他们当时不耐烦是对的。双方都响起了第一拨枪声。然而竖立在士兵与革命之间高高的板墙妨碍了交火。进攻一方决心要推倒板墙，结果推倒了一段，其余的也用火点着了。大约20所木房子暴露出来了。自行车兵集中在两三所房子里。空房子立即又被点燃了。6年以后，卡尤罗夫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熊熊燃烧的木屋及其四周被推倒的板墙，机枪以及步枪的激烈交火，围攻者异常激动的面孔，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革命者飞驰而来的卡车，最后还有带着锃亮炮口的装甲车，这真是一幅极为壮丽与永远难忘的景象。”这是沙皇的、农奴制的、牧师—警察的旧俄国的木屋和板墙在熊熊燃烧，它因被包围在烈火与浓烟中而全身衰竭，最终在机枪扫射的呃逆中断气。这怎能不使卡尤罗夫本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卡尤罗夫们感到兴高采烈呢！开过来的装甲车对准躲藏着自行车官兵的木屋开了几炮。指挥防守的长官被打死了，其余的军官摘下肩章和奖章，穿过紧挨着的木屋逃跑了，剩下的人举手投降。大概这就是充满冲突的一天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吧。
就在这时，武装起义带有了流行病的性质。那天没有起义的只有那些来不及举行起义的部队。入夜时分，以野蛮镇压1905年莫斯科起义而闻名的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11年的时光不是全无痕迹流逝过去的！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与猎骑兵一起当夜就已经完全解放了被上司关在营房里的伊兹梅洛夫团士兵。这个在1905年12月3日包围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并逮捕其成员的团队现在仍旧被认为是最落后的团队之一。沙皇号称有15万人的首都卫戍部队就这样崩溃、解体与消失了。到当天深夜，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早晨听到各团起义的消息以后，哈巴洛夫企图继续进行顽抗，他派出一支约一千人的混合部队去对付起义者，并且给它下达了最严厉的训令，然而这支队伍的命运却变得玄乎其玄了。独一无二的哈巴洛夫在革命以后讲到：“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部队在推进，跟随一位勇敢坚定的军官——我说的是团长库捷波夫——向前推进。可是……没有结果。”紧随这支部队之后派出的几个连队同样不见了踪影。将军又开始在冬宫广场组建后备部队，可是“没有子弹而且没有地方能弄到它”。这些情节都是从哈巴洛夫后来对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所做的真实供词摘录出来的。执行镇压的部队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不难猜测，出发以后，它们很快就隐没在起义之中了。工人、妇女、青少年、起义士兵把哈巴洛夫从各处派来的部队团团围住，这些人要么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要么坚决做到使他们除非同一眼望不到边的示威人群站在一起之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作为了。跟这些密密麻麻的、现在什么都不怕的、源源而至的以及无处不在的群众拼杀就如同站在泥浆里比剑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时，随着一个又一个团队起义的报告送来，当局亟需可靠的部队来镇压起义者，守卫电话局、立陶宛古堡、玛丽亚宫以及其他更加神圣的地方。哈巴洛夫打电话要求喀琅施塔得派可靠的部队来。可是那里的指挥官回答说，他自己还在为要塞担忧呢。哈巴洛夫还不知道起义已经蔓延到了邻近的卫戍部队。将军试图或者说让人觉得他打算把冬宫变成最后的堡垒。但是计划因为无法实现旋即就放弃了，而最终少得可怜的“忠实可靠的”部队也转移到了海军大厦。在那里，这位独裁者终于筹划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大事，印发了最后两项政府法令：一是普罗托波波夫“因病”去职，二是在彼得格勒实施特别戒严。后一项法令他不得不赶紧发布，因为几小时后哈巴洛夫的军队就已经替彼得格勒解除了“戒严”，官兵们从海军大厦跑出来便四散回家了。只是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做，到27日晚革命从还没有逮捕这位由可怕权力支撑的却又根本不怎么可怕的将军。不过这事在第二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完成了。
难道这就是威严可怕的俄罗斯帝国在面临致命危险时所做出的全部抵抗吗？是的，差不多是全部抵抗，尽管它有镇压人民的丰富经验，并且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后来，清醒过来的保皇分子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特殊性质来解释人民轻易取得二月胜利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的全部后续过程推翻了这样的解释。诚然，在这不祥的一年开始之际，宫廷佞臣向沙皇提出过必须更换首都卫戍部队的建议。沙皇并不难让自己相信，被认为特别忠诚的近卫骑兵“在火线待得够久了”，理应在彼得格勒自己的兵营里得到休息。不过，在收到前线恭敬的建议以后，沙皇同意用3个海军陆战队顶替4个近卫骑兵团。按照普罗托波波夫的说法，轮换似乎是在没有得到沙皇同意的情况下，由指挥部门居心叵测地蓄谋促成的，“水兵是从工人当中征募来的，他们代表军队里面最革命的成分”。然而这是一派胡言。近卫部队特别是近卫骑兵的高级军官在前线很容易得以高升，因此不急于回到后方去。此外，军官们不无恐惧地考虑过指定给他们的镇压职能，因为他们指挥的团队曾经在与首都练兵场情况根本不同的前线驻扎过。就如前线发生的事情很快证明的那样，到此刻近卫骑兵跟其他骑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被调到首都的近卫水兵在二月革命中绝对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全部问题就在于，制度的机体已经彻底腐烂了，连一丝活的成分也没有留下来……
2月27日一日之内，民众未经流血就把一批政治犯从首都多所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其中有1月26日被捕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几名爱国主义成员，以及40个小时前被哈巴洛夫抓走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成员。在监狱的大门外，政治界线立刻划分得一清二楚：孟什维克爱国主义者旋即去了杜马，那里正在为他们分配角色与岗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则来到了区里，来到了工人和士兵中间，以便同他们一起最终控制首都。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革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需要进行到底。
究竟是谁出的主意把起义各团带进塔夫里达宫的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是从整个形势之中产生形成的。所有跟群众没有联系的激进主义分子都自然而然地向往作为反对派情报中心的塔夫里达宫。很有可能正是这些突然感受到27日涌现出来的有生力量的激进分子充当了起义近卫部队的领路人。充当这一角色是光荣的，而且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依照自身的整体布局，波将金宫作为革命的中心是再适合不过的。把塔夫里达宫花园跟分布着许多兵营以及排列着一连串军事机关的整个军事城区分开的只有一条街道。多年以来这个城区的确一直既被政府也被革命者视为专制王朝的军事堡垒。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如今一切都翻转过来了。近卫部队地盘里发生了士兵起义。起义部队只要横越街道，就能直抵与涅瓦河只相隔一个街区的塔夫里达宫花园。而涅瓦河对岸就是满布着革命蒸汽锅炉的维堡区。工人可以通过亚历山德罗夫桥，如果桥面被吊起，他们还可以越过结冰的涅瓦河面，然后就能到达近卫部队的营房或者塔夫里达宫。这就是彼得格勒东北部从建城起形成的如此丰富多样与相互矛盾的三角地带：近卫部队营地、波将金宫、巨大的工厂，它们坚固紧密地结合成革命的前进基地。
在塔夫里达宫的大厅里，各式各样的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或者说形成了雏形，其中包括起义的战地司令部。要说它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话未必正确。“革命的”军官，也就是过去不论什么原因，哪怕是因误会而与革命有了联系的，却又平安无恙地错过了起义那些军官，起义胜利以后赶忙提醒人家注意自己或者听从他人的直接召唤出来“为革命服务”。他们冷静深思地观察局势，并且总是悲观地摇着头。须知，这些一群一群惊慌不安的士兵通常没有什么武器，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机枪；既缺乏通信手段，也缺乏指挥人员。敌人只需一支厉害的部队就够了！现在大街上的革命人群的确会妨碍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但是到深夜，工人们离开大街回去了，居民们也安静下来了，城市变得空荡荡的。如果此刻哈巴洛夫调动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攻打兵营，那他就有可能成为局势的主宰者。顺便指出，这种想法以各种不同的版本贯穿了后来革命的所有阶段。“给我一个坚强有力的团，我会立刻扫除所有这些垃圾。”一些胆大的团长在自己圈子里多次这样说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有人确实试图这样做。不过在这里完全有必要重复哈巴洛夫的话：“部队在推进，跟随一位勇敢坚定的军官向前推进。可是……没有结果。”
可是结果从哪儿得来呢？全部可以充数的部队中最坚定的部分是由警察和宪兵及某些团队的教导队组成的。可是他们在群众真正的进逼面前显得那么可怜巴巴，就像8个月以后的10月时乔治十字勋章营和士官学校显得无能为力一样。专制王朝从哪里去凑齐这么一支训练有素、有能力同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旷日持久而又毫无希望的单独决斗的救命军队呢？在那些口头上很有办法的团长看来，革命仿佛失去了自卫能力，因为它仍旧处在非常可怕的混乱之中：到处是漫无目的的行动，迎头相撞的各股激流，令人惊骇的人流旋涡，仿佛是突然间凋谢的神情惊异的大人物，被鞭子抽烂的军大衣，指手画脚的大学生，没有枪支的士兵以及没有士兵的枪支，朝天放枪的少年，成千上万张嗓子合成的喧闹，失去控制的流言旋风，假装出来的恐惧情绪，虚伪难辨的兴奋神情——仿佛只要把军刀高高地举在这一切混乱之上，那它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是视觉上的大错误。混乱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在混乱的表象下是群众按照新的准则不可阻遏的定型过程。这些多得数不清的人群还没有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他们对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充满着刻骨仇恨。他们背后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雪崩。回到从前去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人能够把他们驱散，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重新集结起来，而且第二排激浪那将是更加猛烈与更加血腥的。从二月那些日子开始，彼得格勒的空气是如此的灼热，以致陷进这个巨大的火炉或者仅仅是走近它就被热气烤焦了的敌方部队变了形。它们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感到自己浑身麻木，最后是因没有进行战斗才得到了胜利者的宽恕。奉沙皇之命率领乔治十字勋章骑兵营从前线回来的伊万诺夫将军明天就将亲自证实这一点。5个月以后，同样的命运落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头上。8个月以后则轮到了克伦斯基。
以往几天里，哥萨克在街上表现得最为随和，这是因为他们最多也只是受到了打搅之故。但是当事情发展到直接的起义时，这些骑兵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保守名声，他们落在了步兵的后面。27日，骑兵仍然保持观望式中立的外表。如果说哈巴洛夫已经不能指望他们的话，那么革命对他们还是有所顾忌。
彼得保罗要塞位于涅瓦河心面对冬宫与大公们的宫殿的一座小岛上，此刻它暂时还是一个谜团。在自己的堡墙之内，要塞的守卫部队是或者说好像是最能排除外界影响的小天地。如果不算每日正午向彼得格勒人报时的老式平射炮的话，要塞可以说没有常驻炮兵。可是今天搬出几门大炮安放在堡墙上瞄准大桥。这是什么意思？在塔夫里达宫的指挥部，人们深夜还在为怎样对付彼得保罗要塞绞尽脑汁，要塞里的人则因革命将会怎样对待他们的问题而备受折磨。到清晨谜团终于解开了：“在不侵犯全体军官的条件下”，要塞可以向塔夫里达宫投降。要塞的军官在权衡了不那么难以看清的形势以后，匆忙赶在了事件的必然发展过程的前面。
27日入夜之前，士兵、工人、大学生和其他居民一批接一批地来到塔夫里达宫。他们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洞察一切的人，以便得到情报和指示。他们从四面八方把一捆捆的武器搬进宫来，堆放在变成了军火库的一间屋子里。同时，塔夫里达宫里的司令部于深夜开始办公。司令部派出许多小分队去守卫车站，或去各个地方侦察，看哪些地方预计有可能出现危险。尽管显得乱糟糟的，士兵们还是在十分乐意和毫无异议地执行新政权的决定。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次行动都要有书面命令：这种要求大概是由各团剩下的指挥人员，或者是部队的文书提出来的。然而士兵这样做是对的，必须尽快地把秩序带进混乱状态中来。革命司令部就像刚刚诞生的苏维埃一样还没有任何印鉴，现时革命面临的只不过是筹办官僚制度的设施。可惜的是，久而久之它在这方面走过了头。
革命开始搜捕敌人了。全城都在抓人，自由主义者又会说这是“自发的”逮捕。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们把被拘捕的人一批接一批带进了塔夫里达宫，国务会议主席、部分大臣、警士、暗探局的密探、“亲德的”伯爵夫人、宪兵军官通通被抓来了。有些高官如普罗托波波夫是到塔夫里达宫自首的，其实这样还安全一些。“从前回响着绝对皇权颂歌的大厅的墙壁如今只能听到叹息与痛哭”，不久获释的一位伯爵夫人后来这样叙说，“一位被捕的将军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几位杜马成员客气地问我要不要一杯茶。内心深处受到震撼的将军激动地对我说：‘伯爵夫人，我们是在出席我们伟大国家的葬礼。’”
就在此刻，不打算被灭亡的伟大国家从那些失势的人身边走过，在靴子的踢打声中，在枪托的撞击声中，在激荡空气的高喊声中，一直朝前走去。革命总是带有无礼的特征，这大概是因为统治阶级自身的缘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创造条件让人民适时养成良好举止。
塔夫里达宫正在变成临时大本营、政府中心、军火库，以及还没把脸上的血迹与汗珠擦干净的革命者关押囚犯的场所。有些精明的敌人潜入这个旋涡。有人偶然发现一个乔装起来的宪兵上校藏在一个角落里写自己的笔记，他不是为历史做记录，而是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士兵和工人打算就地结果他。但是“司令部”的人出面了，结果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位宪兵军官从人群中带出来了。这个时候革命还是宽容的、轻信的和心软的。只是经历了长期的一系列背叛、欺骗与流血的教训以后，它才变得无情了。
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夜充满了惊恐不安的气氛。车站和其他地方临时安排的委员大多来自凭借个人关系而走红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跟革命只有点头之交的投机钻营者，而军士，特别是工人出身的军士要比他们有用得多！这些委员开始神情不安，他们看到到处都有危险。他们也令士兵们感到神经紧张，并且没完没了地往塔夫里达宫打电话，要求给予增援。塔夫里达宫里的人同样焦躁不安，他们不停地接打电话，派出的援兵经常没有到达目的地。一个参与过塔夫里达宫夜间司令部工作的人说：“收到了命令，却没有执行命令；采取了行动，而行动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采取的……”
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工人街区行动起来了。革命领头人把本厂工人带出来，占领了警察所，接着又使多个团的队伍撤走了，捣毁了反革命的避难所。嗣后他们并不急于去塔夫里达宫，去司令部，去那些领导中心，相反，他们只是带着讥讽与怀疑的神色朝那个方向点点头，说那班家伙蜂拥而至，争着要瓜分不是他们打死的或还没有打死的熊的熊皮。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以及其他左翼政党的优秀工人整个白天都在街道上，夜晚则回到各区指挥部，继续同兵营保持联系，并且为明天白天做好准备。在第一个胜利之夜，他们继续从事与拓展那些工作。他们成为新的革命骨干，不过也像第一阶段的所有革命一样，还是太脆弱了一点。
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立宪民主党中央成员纳博科夫那时以合法逃避兵役者在总司令部工作。27日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并且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下午3点之前，他对时局变化还一无所知。黄昏时分，海军大街响起了枪声。纳博科夫听见，这枪声是从自己住所那个方向传过来的。紧接着装甲车疾驰而至，有些士兵和水兵跑过来了，紧贴着墙壁——这位令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是从门厅侧面的窗口注视他们的。“电话继续在通话，记得好像是我的朋友把白天所发生事情的有关消息告诉了我。而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躺下睡觉了。”此人很快就将成为革命的（！）临时政府的主使者之一，当上了它的办公厅主任。次日在街上就有一个陌生的老者，也许是任意一个办事员或者一个教员走到他跟前，而且对他说：“谢谢您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纳博科夫本人带着谦恭的自豪感谈到了这一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