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得气，或云针刺气至，是针刺入腧穴引发的反应。卓廉士先生依据“卫气者，卫外而为固也”，认为“得气”现象是卫气的反应，甚而称其为“卫气效应”（《营卫学说与针灸临床》）。《灵枢·行针》云：“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灵枢》和《素问》对“气至”的多种说法，表明针刺“气至”现象是针刺引起气的活动。针刺“气至”可分为“正气至”“谷气至”“邪气出”“正邪相争”等不同反应，针刺“补泻手法”的技巧在于针对不同性质气至现象的利用与控制，以“比类取象”思维，而提出深浅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徐疾补泻、开阖补泻、方员补泻等。

补泻手法源于古人取类比象的观念。《素问·示从容论》：“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张景岳解读为“援物比类，格事物之情状也。化之冥冥，握变化与莫测之间而神无方也。能如是则循上可也，及下亦可也。然则法不可废，亦不可泥，弗拘形迹，何必守经，是乃所谓圣人之至治。”（《类经》）

《内经》时代，针灸疗法有关针刺即刻感应的记叙已较丰富而准确地出现在《灵枢》 《素问》许多章节之中，并受到普遍重视。《灵枢·九针十二原》：“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者，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说针刺治疗只知道用穴是不够的，必须了解和掌握针下气的感应的变化。而针刺引起的穴位下面的感应十分微妙，有时又很短暂，稍纵即逝。尽管如此，这种“机道”都是可以仔细体认的。除局部出现针感外，有时还出现上下来往的传导，这就是针感，即今人之谓“得气”。针刺引起的感应，是有别于疼痛的一种特殊的反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素问·宝命全形论》对针感的体会和描述最为形象：“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又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则皮肤痛”；《素问·长刺节论》：“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痈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等。这些描述充分说明了针刺引起的特殊感觉有别于针刺引起的疼痛，或沉紧或松缓，或有寒温之不同，或能言其状，或难言其状，针刺出现针感后有的还可产生“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的即时效果。因此认为取得针刺的感应是取得疗效的前提。

针刺作用于孔穴，针下出现医患双方都可察觉的不同感应及传导的现象，是一般生理意义上经络气至的功能，是神机对于针刺的反应。《内经》中记载的针下气至，有“邪气外出”或“正气来至”或“正邪相争”等不同生理病理意义。此外，还受针刺环境、患者体质及心理因素的影响。

关于正气来至引起针感，《内经》中多种不同的称谓：有神气、真气、卫气、经气来至等。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素问·离合真邪论》论针刺候气时则认为是候真气：“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对气虚不足者，针刺应“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候气的方法则应“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已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这表示所候之气应是神气。

神气是患者个体资质、精神状况的综合表现，与血气、卫气、经气的功能紧密联系。患者体质因素、针刺时外界环境因素及心理因素都会影响针刺即刻感应效果。《素问·八正神明论》在论证四时八正之气对人体血气盛衰的影响时说：“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指出针刺气至与血气、卫气、受针时机相关。《灵枢·行针》更进一步说明：“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

关于心理因素对针下得气的影响问题，已见于前面“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重阳之人……其气易往也”。《素问·针解》还有这样的经验，说针刺候气“神无营于众物”。静态观察患者，不要东张西望，仪态端庄并注视患者双目，以控制其精神状态，使针下易于气行，对疗效有所帮助。《素问·调经论》中也有“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技巧的运用，这都说明古人已充分注意到心理因素对针刺气至现象的诱导。是故当时更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的行医讳忌。

针刺气至是邪气外出的表现。《灵枢经》认为孔穴是“神客共会”之处，神为正气，客为邪气。而“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终始》更直截了当：“邪僻妄合，阴阳易居，逆顺相反，沉浮异处……须针而去。故一刺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针刺得气后，正气被充分调动，邪气自可随针出去，无论在表的阳邪，或是在里的阴邪。由于邪气已出，谷气亦自然来复，故云“三刺而谷气至”。

关于针刺气至性质，究竟是邪气还是谷气的辨识，《灵枢·终始》的标准是：“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辨识“谷气”和“邪气”的方法有二：一是通过医生手下的针感，悠悠和缓舒适，属正气，谷气；滞涩坚紧，患者又有不适之感为邪气。二是通过察色和脉诊来辨识，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素问·离合真邪论》：“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诛罚无过……”

《素问》和《灵枢》记载的针刺技术方法有关于进针、出针的操作；有直接针对特定病症的技术操作，如《灵枢·官针》载“九刺”“十二刺”“五刺”等；有些技法则专属于不同针具的应用，如“十二刺”中以焠刺法治疗寒痹，“五刺”中的输刺法以治疗骨痹，“九刺”中的毛刺治疗皮肤病之浮痹，大泻刺则是以铍针用于刺泻大脓等。

古代专于对毫针针刺进、出、捻转或提插的技巧，属于“针刺补泻”一类。针刺补泻理论和技术历来歧义颇多。依据临床实际应用来考察“针刺补泻”的技法与应用，可以发现针刺补泻的理论与技法是在“气至”理论指导下，对针下气至现象的利用与控制。按《内经》的记载和后世的归纳，有深浅补泻、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徐疾补泻、呼吸补泻、方员补泻等。现分析如下：

《素问·刺要论》：“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要求针刺要恰到好处，使针下气至，祛邪以出。《灵枢·官针》则进一步说：“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灵枢·官针》：“始刺浅之，以逐邪气……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

邪气的阴阳属性有寒热阴阳之别，从其来势则有缓急大小之分，从邪气所在的层次有皮毛、肌肉、筋骨之不同，这在针法上就要求准确刺入邪气危害的部位，同时又要无伤良肉，以免伤正。《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泻其阳气而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灵枢·九针十二原》：“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素问·刺齐论》：“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

针刺后穴下气至，若是邪气外出，出针后开大针孔必然使邪有出路；若是真气外泄，则应时时护卫，因此出针时是否开闭孔穴，被称为开阖补泻。《灵枢·终始》记录了开阖补泻手法的具体操作：“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痏，无使邪气得入……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素问·调经论》则进一步阐明开阖的意义：“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

古人认为，针下气至，应知气的往来，往者为逆，来者为顺。迎着气来而进针，至适度的深浅，应摇大针孔出针；若气盛已去，或邪衰正虚，针感不明显，似有似无，则应出针并按压针孔，起到补益正气的作用，这是迎随补泻的应用。《灵枢·小针解》云：“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灵枢·卫气行》则更为明了：“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

《素问·针解》从开阖出邪气的角度来规定手法的操作，“徐而疾则实”者，是慢出针而疾按其孔穴；“疾而徐则虚”者，是快出针而慢按其孔。疾按是为多保留一分正气，慢按是为多出一分邪气。亦有采用徐徐进针以寻求针感，使有气至（为实）后，然后快出针为补，而进针快，有时往往得不到针感，为虚，此时应细细追寻，待气至时再慢慢出针。

吸入真气，呼出浊气，这是肺的功能。其与针刺术结合，便产生了“呼吸补泻”，此实际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技法。《素问·离合真邪论》在论本法时说：“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又说“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详细地叙述了针术的具体操作及其机理。

《素问》 《灵枢》中均提到方员补泻。据《太素》杨上善注“员谓之规，法天而动，泻气者也”，“方谓之矩，法地而静，补气者也”，《灵枢·官能》：“泻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摇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本法的技术特点：泻法切、捻转，疾而徐出，伸而迎，摇大其穴，使邪气外出，反映出技法快、刺激重的特点；是综合了迎随、徐疾、开阖的技法。补法微旋、慢推，安以静，闭其穴等在技术上刚好与泻法的特点相反，亦是迎随、徐疾、开阖的综合运用。

方员补泻，《素问·八正神明论》还另有一说，云“泻必用方”“补必用员”。其文意刚好与《灵枢·官能》相反，招致后世有多种不同解读。有认为应从《灵枢·官能》之说，《素问·八正神明论》是释义于后，词义有所不同，强调呼吸的利用，更强调掌握好针刺时机，使更有利于“气”的流通等，随文释义，附会古人，未敢直言。

在《内经》时代，“提插捻转补泻”也有完全相反的操作技术。与“方员补泻”在认识和技术的差别，都来源于临床家对气机操控的假设与关联的类比。因此，在后来不少针灸文献中才有了“左转针”“右转针”补泻的争论。

上述《内经》针刺补泻手法的分析表明：手法补泻操作的对象是针对针下之气而言，并非内科学上辨证之“虚实”；二是技法的设计，确是基于“除邪气，补正气”的观念，“比类”而“取象”，带有早期对针刺气至现象朴素、原始的分析与利用。这恐亦是后世有人质疑针刺“补泻”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