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肺癌虽没有明确的名称，但是类似于该病的症状、体征及预后的论述却十分丰富。如《杂病源流犀烛》对其发病及预后亦有描述，曰“邪积胸中，阻塞气道，为痰……为血，皆邪正相搏，邪气胜，正不得制，遂结成形而有块。”而《素问·咳论篇》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难经·论五脏积病》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素问·玉机真脏论篇》曰：“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这些描述与肺癌的临床表现有相似之处。韩老认为，肺癌属于中医学中的“肺咳”、“咳嗽”、“胸痛”、“息贲”、“肺积”等病证范畴，其辨证施治的规律如下：

《杂病源流犀烛》中说：“邪积胸中，阻塞气道，为痰……为血，皆邪正相搏，邪气胜，正不得制，遂结成形而有块。”韩老认为，肺癌病机错综复杂，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阴阳气血失调，使脏腑经络的功能发生障碍，机体抗病能力下降，邪气乘虚而入，邪滞于肺，郁积胸中，肺气失宣，血行凝滞，痰、气、热、瘀、毒互结日久形成肿块而成肺癌。因此，肺癌是因虚而得病，因虚而致实，虚为病之本，实为病之标，但总体病机不外乎正虚邪实，是一种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疾病。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亏虚，脏腑阴阳失调是罹患肺癌的主要基础。肺通过口鼻直接与外界相通，且外合皮毛。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脾吸收的水谷之气和肾中精气相结合，形成了充养机体的真气。真气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它的生成、分布与调节均赖于肺。故曰：“肺主一身之气”，“肺为气之本”。肺癌不但引起呼吸功能减弱，而且也会影响真气的生成，从而导致全身性的气虚，出现体倦乏力、气短、自汗等症状。所以，肺癌患者常以气虚多见。“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肺五行属金，金畏火，且火性炎上，加之肺居上焦，同时，肺癌患者，常因手术、放疗、化疗及疾病本身的发展和恶化，严重耗竭人体的气血津液，故肺极易出现阴虚因素的证候。韩老认为肺癌是全身性疾病的一个局部表现，常因虚而致病，因虚而致实，是多种内外致病因素长期反复作用的结果，其中气阴两虚贯穿疾病的始终。因此肺癌病机多以脏腑阴阳失调，气阴不足为主。

烟毒是肺癌重要的致病因素。烟毒辛燥，可直损肺络，耗气伤阴。烟毒入络，气血瘀滞，败坏络体。肺癌病理过程虽然异常复杂，但总由癌毒留驻某处为先。癌毒一旦留结，阻碍经络气机运行，津液不能正常输布则留结为痰，癌毒与痰瘀搏结，则形成肿块，或软、或硬、或坚硬如岩，附着某处，推之不移。瘤体一旦形成，则狂夺精微以自养，致使机体迅速衰弱与失调，诸症叠起。正气亏虚，更无力制约癌毒，而癌毒愈强，又愈益耗伤正气，如此反复，则癌毒与日俱增，机体愈益虚弱，终致毒猖正损，难以回复之恶境。在肺癌的发病机制中，痰瘀既是邪毒侵肺、脏腑功能失调的病理产物，又是导致正气内虚、邪毒之交结成块的致病因素。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瘀是血的病理形式，而且认为积聚、肺胀等诸病症多是痰中夹瘀所致。因此，痰瘀为病贯穿肺癌的整个发病过程。韩老认为肺癌以咳嗽、咯血或痰中带血、胸痛、胸闷为主要临床表现，常伴有气促、喘鸣、乏力纳呆、进行性消瘦等，以上临床表现皆与瘀、痰、毒阻络有关，此三种病理因素之间常常相互兼杂，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这些病理因素的消长胜衰又决定着病情的演变发展和预后转归。

临床中，韩老根据《医宗必读·积聚篇》所说：“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瘤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提出了肺癌是多种因素夹杂致病的慢性疾患，扶正培本应贯穿治疗始终，按照初、中、末进行分期治疗，综合施治的学术思想。

辨证治疗当遵扶正祛邪之则，扶正以补肺养阴为主，但勿忘益气，气阴双补则相得益彰，尤其在放疗之后和晚期患者更应重视益气养阴治法；祛邪应分辨寒、热、瘀、痰诸邪，辨而治之，晚期患者胸腔、心包腔积液，是为痰饮内聚，治疗应行消痰化饮、泄肺利水治法。

大凡罹肺癌之疾者，多为久病年老之人，久病多虚，况上寿之人，血气已衰，元气易耗而难复，故年老久病，治当重补。正气亏虚，脏腑阴阳失调是罹患肺癌的主要基础。至虚之处，便是留邪之所。虽有邪实一面，亦当重视扶正，不可偏面强调祛邪。至于补虚之法，明·绮石《理虚元鉴》谓：“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而肺癌患者肺气阴不足为发病之根本，因而韩老在肺癌的治疗中，以补肺为主，兼顾脾肾，使用扶正培本时，并不是单纯使用补益强壮的方药，而是通过应用扶持正气，补养肺气的方法来调节阴阳平衡、振奋肺脏功能，增强免疫功能，加强抵御和祛除病邪的能力，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正如中医理论“养正积自除”。

肺癌患者，常因肿瘤的发展和恶化，严重消耗体内的阴液，尤其是中晚期肺癌患者，因肿瘤的过度耗竭、营养摄入的不足、放疗的热毒效应、化疗的耗气作用等，津液的亏损、阴虚证候的体现更为明显。因此，韩老在长期的临证中，总结出益气养阴为肺癌治疗大法，尤以补肺养阴为主，但勿忘益气，气阴双补则相得益彰，尤其在放疗之后和晚期患者更应重视益气养阴治法，常用方剂沙参麦冬汤、四君子汤等。

肺癌的邪毒证候，在疾病早期，甚至中期并不显露，但是邪毒已在肺内隐伏，在体虚气弱、外邪侵袭时便暴露，在伴发感染，特别在疾病晚期热毒证候表现突出，出现咳嗽加剧、痰多黄色，或有身热气喘等症状，此时清热解毒便成为治疗重点。抗肿瘤药物的选择：平时邪毒证候虽不明显，但我们仍选择使用具有抗肿瘤作用的清肺解毒的药味，目的明确——解毒抗癌。常用药物如黄芩、鱼腥草、半枝莲、蚤休、苦参、猫爪草、牛蒡子、半枝莲、冬凌草、蒲公英、山豆根、石上柏、穿心莲、仙鹤草、鸦胆子、肿节风、凤尾草、龙葵、白英、白花蛇舌草、天花粉等。

肺癌“痰”与“饮”表现突出，“痰”与“饮”既是肺癌的病理产物，又是疾病进展加重的因素。运用化痰除饮法在肺癌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化痰除饮不仅可以减轻症状，而且可使有些肿瘤得以延缓和控制。治疗中再依据辨证分别采用：清热化痰、行瘀化痰、益气化痰、养阴化痰、润肺化痰等不同治法。伴有胸腔、心包腔积液者治疗应行化痰逐饮、泄肺逐饮等治法。常用药物如黄芪、白术、葶苈子、防己、白芥子、法半夏、胆南星、皂角、猪苓、茯苓、浙贝母、山慈菇、远志、石菖蒲、陈皮。

肺系疾病致瘀，当以气病为先。因肺主气，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也。气病（气虚或气滞），每累及于血，形成血瘀。肺为娇脏，不耐邪侵，不论外感内伤，大凡寒热虚实及脏腑阴阳失调，一切导致肺系疾病的内外因素，均可影响气血的运行而致血瘀，直接或间接导致肺系瘀血证候的形成。而肺之气病（气虚或气滞）是形成瘀血的关键所在。肺癌的发病机制中，瘀血为病贯穿于肺癌的整个发病过程。运用活血化瘀治疗肺癌，因其临床见症不同，常与清肺、化痰、逐饮、止血、软坚、和络及扶正等法组合运用。具体表现在：

（1）化瘀同时不忘抗癌：多选用兼具抗癌作用的中药如莪术、参三七、姜黄、藤黄、紫丹参、郁金、紫草、石见穿、猫爪草等。也使用虫类药物，如地龙、天龙、露蜂房等。

常用方剂以桃红四物汤、枳梗化瘀汤等加减。

在使用止血药物时，常选择部分具有止血、散瘀双重作用的药物，如参三七、蒲黄炭、当归炭、云南白药等。三七可广泛用于各种肿瘤，尤其对于瘀血内结所致的癌性疼痛、肿块、出血等有较好的疗效。

常用方剂以紫菀汤、百合固金汤及补肺阿胶汤加减。

（2）止血兼顾散瘀：在使用止血药物时，同样选择部分具有止血、散瘀双重作用的药物，如阿胶、熟地、仙鹤草、地榆炭、白及、参三七、苎麻、紫珠、龟板胶、茜草炭、血余炭、侧柏炭、女贞子、旱莲草、当归炭、蒲黄炭、大蓟炭、小蓟炭、云南白药等。

（3）善用虫类药物：邪深毒藏是肺癌发生、传变、转移的重要原因。肺癌的治疗，在补益整体的基础上，针对局部邪深毒藏的治疗至关重要，正如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所言：“恶性肿瘤的治疗务必以消癌解毒为首要。”虫类药的特性是行走攻窜，用以通达经络，驱逐搜剔胜于草本植物药。《本草问答》曰：“动物之攻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又具有攻性。”虫类药物善于解毒散结、破血祛瘀，其药性猛而力专，用于治疗邪毒内聚、气滞血瘀阻结为有形之块的肿瘤，可收到较好的疗效。清代名医叶天士善于用虫类药治疗积聚性疾病，其在《临证指南医案·积聚》有云：“辄仗蠕动之物，松透病根。”认为虫类具有“飞者升，走者降，灵动迅速，追拨沉混血气之邪”的特性，治疗顽疾有很好的疗效。韩老认为肺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属于中医学癥、瘕、积、聚等范畴，具有毒藏邪深的病理特点，此非一般药物所能攻逐，虫类祛瘀药能搜剔经络，缓攻渐消。故在正气尚能耐攻的情况下，可借其毒性以抗癌。

痰中带血加云南白药、三七、白及、阿胶、地榆炭；大便干结加大黄、瓜蒌仁、火麻仁、杏仁；高热不降加石膏、丹皮、羚羊角；痰热郁盛加猴枣散、黛蛤散、天竺黄、竹沥、金荞麦；胸腔积液加葶苈子、芫花、泽漆、泽泻；胸背疼痛加延胡索、郁金、乳香、没药；体弱气短加人参、蛤蚧、冬虫夏草；自汗、盗汗加黄芪、五味子、糯稻根、牡蛎；呼吸喘甚加炙麻黄、杏仁、射干、款冬花；声音嘶哑加桔梗、山豆根、玄参、百合等。

治疗肺癌常用中草药：

肿节风、山豆根、白毛夏枯草、鱼腥草、黄芩、半枝莲、蚤休、黄药子、泽漆、天葵子、蜀羊泉、功劳叶、石上柏、海浮石、紫草、青黛、知母、龙葵、胆南星、蛤壳、露蜂房、守宫、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斑蝥、铁树叶、徐长卿、干蟾皮、猫爪草、山慈菇等。

综上所述，韩老认为肺癌的发病主要与“肺虚”、“痰饮”、“邪热”、“血瘀”四方面密切相关，其中“肺虚”、“痰饮”是核心，治疗重点应是“补虚”和“化痰”，再结合清热、化瘀、利湿等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