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医 传 记

欧阳锜(1923—1997年),字子玉,男性,汉族。中共党员。1923年9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渔头湾村。著名中医学家,曾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欧阳锜研究员幼年早慧,才思敏捷,7岁(1930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拜当地声望很高的名儒连城公先生为师。启蒙后,在衡阳读中学,15岁(1938年)时正值中日战争,他开始随伯父湖南名医欧阳履钦学习中医。履钦先生藏书甚丰,勤于著述,对从学者要求甚严。欧阳锜在学医期间十分刻苦,治学严谨务实,强调读经,遍览历代名家著述,一有心得,便摘录成笺。除精通中医理论外,在治经、训诂、考据及诗词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履钦先生外出任教期间,乡里患病者就医,经他细心医治,多能获效,且不论贫富,不计远近,有求必应,求医者遂日渐增多。

欧阳锜在18岁(1941年)时学医甫成,即赴武汉参加考试院考选部中医师考试,考试合格后获得中医合格证书,达到中医大学本科毕业的同等学力(1953年中央卫生部颁发中医师证书)。嗣后,在家乡开业行医。22岁(1945 年)将自己的读书临床心得整理为《内科辨证学》,送原中央国医馆审阅,焦易堂馆长为之题词,称“临床必读”。

欧阳锜于1950年在衡南县联合诊所参加工作,1953年调衡南县中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1956年奉调长沙,参加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62年任文献研究室主任。1965年6月—1966年12月任湖南省巡回医疗队第10队队长,下驻缺医少药的新晃县,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1969年2月—1972年4月,在湖南省福田干校学习,兼任医疗小分队副队长,为干校学员和当地群众防病治病。回到研究所后,任临床研究室副主任兼肿瘤防治组组长。1979年3月晋升副研究员,1980年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1983年3月晋升研究员,11月任研究所学术顾问；1984年担任卫生部中医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南片组长,负责主持、协调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对下达的古籍整理任务做了具体安排和指导性工作,率先撰写一份古籍校注样稿。华东片组长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炠教授贺诗称赞为“独占鳌头”。1985年任湖南中医杂志主编。1986年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后,任院学术顾问。

欧阳锜自行医以来,医德医风高尚,乐于助人,无论病人有钱无钱他都看,并且处方简廉,擅长用简单的几味平常药治疗大病。在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立下一条规矩,周围八里路以内的民众看病不收钱,八里以外者看病,没有钱也要送点药。他在衡南10年,为贫苦群众免费看病上万人次,还为许多人免费送药。调到长沙后,衡南县每年仍然有许多人从数百里之外来到长沙,找上门请他看病,他每次总是热情接待,尽心诊治。在长沙不论工作多忙,仍坚持门诊。对待病人不论贵贱亲疏,不论是否挂号,都一视同仁,尽心尽意给予诊治。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数十年如一日,减轻了许多患者的痛苦,挽救了不计其数垂危病人的生命,众人有口皆碑,在病患者中享有崇高威望,素为湖南中医药界所称道。

在5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欧阳锜毕生从事中医临床、中医辨证体系、中医病证规范化、病证结合一病一结的中医临床研究方法和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探索与研究,造诣精深,建树颇多。早在随伯父履钦先生学医之际,履钦先生尝谓：“学医必先读经,而后博览群书,对证候的辨别,方药的选择,经反复相互比较,辨其异同,明其主次,自能对一切证候包括疑难杂证了若指掌,此即辨证之要诀。”履钦先生认为,《杂病源流犀烛》虽搜罗甚广,名目备具,但多有方无证,有证无症,欲求烛见疑难病情,方证相应,实不可得,因拟撰写《燃犀录》一书。然其时正研究“象数之学”,欲以改进运气干支推算之法,无暇兼顾,以致搁置。欧阳锜行医后,常谓：“中医学浩如烟海,研究这门学问,只能侧重一个方面,不能面面俱到,还必须选定目标,持之以恒,才能重点深入。”深感辨证的准确性与保证提高疗效关系至密,遂继其志,自小确定研究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及其相关理论方法为奋斗目标,并持之以恒。同时他无论在医疗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都充分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双重意义,并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将临床和理论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他经过长期临证读书、读书临证的反复过程,经验与学问与日俱进,终于有成。他22岁(1945 年)将读书临床心得加以整理,撰写成《内科辨证学》一书,并将初稿送与原中央国医馆审阅,当时的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为之题词称“临床必读”。该书1951年在上海《新中医药》杂志连载发表,并于1958年经当时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推介,改名为《中医内科证治概要》,在1959年11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每一症状的发病机制,再分别叙述每一证候的主要症状(含舌苔脉象)及与其他类似症状的鉴别,从而指出各证的辨证要点及处方用药。由于此书综合归纳的条理分明,既有助于提高中医理论,也便于临床参考运用。在20世纪60年代西医学习中医高潮时,深受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欢迎。此书经日本东京创医会学术部译成日文,1967年出版,1976年再版,日本几所讲习所将其作为教材使用。同时他认为中医会诊,有时不能得出一致的辨证结论,这不单是诊疗水平存在差异的问题,而且与每一个医者的逻辑思维不同有关。所以,中医辨证必须分清每一证候的主症、次症,主症对次症具有决定和影响作用,主症的变化反映出证候的质量变换关系。只有掌握并运用这些辩证法的观点,才能取得辨证的一致,也才能保证临床疗效。并且提出辨证只有主症才能作为定量依据,才能掌握证与证之间的质量变换关系的观点,以及辨别疑难杂症的三大关键、辨证求衡六法等,对后学者启迪良多。

欧阳锜常说：“立方选药要得心应手,关键在于辨证准确。”通过多年研究,欧阳锜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辨“六经”,“脏腑经络”,“血、水、痰、食”,为后世临床辨证树立了楷模。自后,历代医家相继提出“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及《素问玄机原病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在辨证方法方式上有所充实和发展。历代各家创建的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各有偏重,如“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侧重在辨五气为病；“脏腑经络”侧重在辨脏腑主病；“血、水、痰、食”侧重在辨邪留发病。三个方面,分之则见其偏,合之则见其全,所以全面掌握三个方面的辨证及各种证候的相互关系,从而提纲挈领,使之纲举目张,就可使辨证方法方式得到集中,更便于临床的综合运用。集中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建立比较完整的辨证新体系,也是保证辨证用药的准确性,提高中医医疗质量的需要。由此,欧阳锜提出了疾病表现的三个类型及其二十一个纲领证。这些研究成果,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之雏形,系统总结于专著《中医内科证治概要》之中,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一辨证体系经各地不少中医在医疗实践中运用,都反映“真正掌握了辨证要诀,不但对辨析疑难杂症有帮助,并能有规律可循、执简驭繁,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该辨证体系综合集中中医历代各种辨证用药方法之所长,研究其对应关系,充实其用药经验,使之成为结构更为完备、规矩更为严谨,切合中医临床实际的证病结合用药式,对于促进中医辨证理论方法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后,欧阳锜有选择地吸收其多年病证结合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对三类证候临床常见之101个证候的概念、证方组合的内在结构、与其他类似证候的鉴别、辨证标准与因病而异的要点及证病结合用药等,进行系统研究,于其七十诞辰之际撰写出版了《证病结合用药式》。该书以“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为理论核心和基本框架,综合集中历代各种辨证用药模式与方法之所长,研究其相应关系,充实其用药经验,使之成为结构更为完备,规矩更为严谨,切合中医临床实际的证病结合用药式,对于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使用意义。因此,《证病结合用药式》的出版,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对病证体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欧阳锜创造性地综合集中古今有关病证诊断两种方法,从症、证、病三环的内在联系及病证名称的规范统一、病证方药的对应关系、病证结合的理论方法与逻辑推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汇通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体系。提出中医临床、诊断疾病、辨明证候,都需要以症状的特点为线索；从症状着眼,病证相互结合,用病证双重诊断以指导治疗,这就是症证病三联诊疗。从症状着眼,介绍病与证的主症特点和相关兼症为第一环；以证为主,介绍证病结合的诊断与治疗为第二环；以病为主,介绍病证结合的诊断与治疗为第三环。三个环节纵横相联、环环相扣,就构成三联诊疗的框架。这一诊疗体系从纵横关系阐明病证结合三个环节,不仅有其理论基础与逻辑推理方法,而且从三联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程序,便于医者在诊病、辨证、立法、选药、组方等方面参考应用。同时在书中系统介绍了病与证的主症特点,提出了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用药模式及如何辨证用药与专病专药相结合等,不但有助于提高中医诊疗水平,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而且通过中西医病名对照,大部分病采用双重病名,也为中西医结合与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方便。此书集欧阳锜毕生临床研究、病证研究、辨证体系研究、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研究之大成,影响深远。

同时欧阳锜在临床中发现如果只注意证候之别,忽视疾病之异,疗效也会受到影响,从而精心设计出“病证纵横结合、一病一结的临床实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不仅自己在肿瘤病房中亲历实行,而且指导研究生和相关同道推广应用。纵向结合,以病为主,以病统证,他指导内科研究生洪净、赵志付运用这一方法进行Ⅱ、Ⅲ期高血压和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初步总结出两病的辨证用药经验,分别获得94.47%、96.2%较为理想的近期疗效。横向结合,以证为主,以证统病,湖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运用这一方法,并按主症辨证及主症分级定量记分,研究制定出中医肝病常见证候的统一辨证标准,并标示相同证候见于不同疾病中的差异,先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临床实践中,欧阳锜发现,凡病情单纯,证候典型,运用历代医家各种相应的辨证方法,多易辨治；而病情复杂、隐蔽,或多方面牵涉,或病情变化处于转折关头出现的证候,多不典型。此时如果辨证不清,治疗就难免舍本求末。医者会诊时做出的辨证结论不一致,也多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从历代名医医案中,不难发现前人对诸多疑难复杂病症,应手取效。这究竟是历代名医都独具慧眼,灼见病情,还是有一定规律、标准可循呢?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历时10余年,欧阳锜反复研读历代名医论著、医案,以及现代哲学、方法论名著,结合自身临症体会,并从《矛盾论》中有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及其伯父“辨其异同,明其主次”的教诲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到：历代名医对于复杂疑难病证,善于明辨主次。一旦掌握其主要病变所在,集中解决主要问题,其他枝节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同时认为中医的这种辨别疑难病证方法实质上是一种临床思维方法,从而提出中医要系统化、标准化,就必须从研究思维方法入手。中医的理论思维既具有逻辑思维形式,也渗透着辩证思维。他说：“中医不但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进行理论概括时,能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运用,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思维方法,在逻辑思维上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意识到研究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故也长期潜心研究中医的思维方法,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复学习,认为中医虽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必须以现代哲学思想为指导研究提高。他的观点：“中医的思维方法,就是辩证法、逻辑思维与中医理论原则相结合的产物。”欧阳锜的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医临证思维》一书中得到了具体展示。书中提出：任何一个证候,其中必然有一些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其他症状都是随着这种症状的转变而转变的。前者应属主要症状,后者则为次要症状,辨证分主次,即以此为准。对于疑难复杂证候,要认真观察病情,分析病势的轻重缓急,要了解发病的前后经过,要撇开表面现象抓住疾病的本质,具体应从病势的轻重缓急,发病的先后因果,证象的真假异同三个方面着眼,如此则不难分析出谁是主症,谁是次症。这就是复杂疑难证候辨证分清主次的三大关键。从思维方法学角度提出主、次症及其辨析三大关键的论点,不仅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提供理论核心,而且也是欧阳锜对中医辨证学的一大贡献。

欧阳锜长期从事中医药科研及新产品的研制工作,主持并参与国内及省内多项中医药重大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医长期以来将病、证、症混杂在一起,病名不统一,分类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医学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1984年,他领衔承担卫生部重点课题“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他从探讨中医认识疾病过程及其思维方法入手,在理清思路,确定规范原则和范围基础上,统一中医病名、证名诊断原则和具体措施,先提出《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再撰写成《临床必读》一书,公之于世。这是中医药学科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对中医病名的系统化、规范化做了奠基性工作,使中医数千年以来混杂不清的病名、证名初步得以澄清,得到初步规范,达到统一中医病名和诊断标准包括辨证标准的预期目的。为以后中医行业病证诊断与治疗判断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具体方法与借鉴。他确为现代中医病证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为配合湖南省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为使中医药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1989年欧阳锜主持湖南省内重点课题“湖南省中成药开发远景规划研究”,为湖南的中医药远景规划提出了许多构想和具体方法及措施,并创造性地提出中成药系统产品开发与传统中成药系列配套的思路,这些用以指导中成药剂型改革与新药研制,对湖南省乃至全国中成药的开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病证系列中成药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指导意义。

一般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他认为中医有数千年历史,不但能治疗疑难病症,也有许多宝贵的治疗急症经验,只要运用得法,中医中药完全能解决急症问题。1990年他主持湖南省内重点课题“中医急症诊疗方案研究”,筛选了治疗急症的诸法、诸方及卓有成效的中成药,并创造性地提出中医急症以症、证、病结合为特点的诊疗体系,现已在全省中医急诊科推广。

欧阳锜精通医道,临床擅长于中医内、妇、儿、外科,对中医急症、风湿病、恶性肿瘤及心脑血管、肝胆肾等多种疑难病症的辨治有独到之处。

20世纪70年代,欧阳锜在负责防治肿瘤研究的工作中,在临床上发现砷偏低与肿瘤发病有一定关系；发现恶性肿瘤患者舌苔变化与病情转变的关系,主张以解毒、养阴之法防止舌苔花剥、光剥引致病情恶化,对部分晚期癌症病人起到了减轻症状、延长生存期的作用。并提出白血病、鼻咽癌、肺癌、胃癌等以舌苔变化为主要指标的统一辨证用药方案；制订中医中药防治肿瘤三期方案等,先后被全国性有关肿瘤专题会议所采用,全国十多个省市肿瘤防治资料均已转载,作为中医防治肿瘤的参考。他临床经验丰富,治病多用成法成方,适当加减化裁,组方很是严谨精当,处方用药强调以药简、价廉、效宏著称。他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在成方不能满足应用需要时,根据中医理论,秉承病证结合的用药原则,总结并自创治疗多种疾病、疗效可靠的经验方(特色药)100余个,并提出每个方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以便于推广运用。如治疗慢性风湿病的搜风活络液、通络熄风汤；治疗骨质增生的补骨息痛丸、骨痹药酊；治疗高血压病的平肝片；治疗冠心病的宽胸片、舒心十珍丸；治疗神经官能症的桑椹养肝汤；治疗脑动脉硬化的脑(络)舒泰胶囊；治疗脑萎缩痴呆症的益智聪明丸；治疗糖尿病的甘露消渴丸、三消康片；治疗慢性乙肝的清肝解毒散；治疗慢性胆囊炎、胆石症的消积二金散；治疗前列腺炎的小蓟分清饮；治疗梅毒的保赤解毒丹；治疗乳腺增生病的疏肝散结汤；治疗小儿四季感冒的小儿退热散；治疗小儿厌食的小儿醒胃液；抗疲强体的朝晖可乐；四季进补精气神的龟鹿驴三胶冲剂；抗皱防裂、防治面部色斑的雅丽健肤膏；防治乳腺癌的漆黄蟾酥丹；防治肺癌的保肺饮；防治鼻咽癌的夷桑合剂；防治食道癌的清咽利膈片,内外兼治各种恶性肿瘤的龙蓟合剂、消瘤丹(散)、抑癌散(膏)、消肿镇痛膏；治疗眼睑炎、胬肉翳障的清凉眼药粉(棒)；治疗咽喉炎、口腔炎的清音利咽片；抗休克的清营醒脑丹；对抗肿瘤病人化、放疗骨髓抑制副作用的益元生血冲剂；戒毒的驱毒二用方等。其中雅丽健肤膏于1989年获全国轻工业优秀产品证书；龟鹿驴三胶冲剂以及疏肝散结汤批准为新药“乳核内消液”；益元生血散批准为新药“生血宝”(并获发明专利权),均已正式生产,深受病患者欢迎,产生了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5—1986年,他与另四位专家共同研制了驴胶补血冲剂,投放市场后,年销售额连年上升,年产值达亿元,给长沙中药厂带来巨大效益。他除了与二位专家共同研制了古汉养生精外,还负责课题选课、整体设计、审定处方、组织实施、新药申报等项工作,该药成为衡阳中药厂的拳头产品,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药厂一跃成为国家二级企业、集团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使之迄今年产值达5亿元。他本人主持研制的御蛇酒,已投放市场,深受患者欢迎,产生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欧阳锜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著述风行海内外,读者交相称赞。在漫长的50余年杏林生涯中,因医疗和教学之需要,他工作之余,勤于著述,以启迪后人。先后在国内中医药期刊及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医药杂志发表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有甘温除热、再论甘温除热、论火与气、论闭与脱、常变论、求衡论、辨别疑难杂症的三大关键、求衡六法以及中医的方法学、有关中医药传统科研方法、中医学未来的发展等200余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撰写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伤寒金匮浅释》、《中医内科证治概要》、《中医病理概说》、《证治概要》、《中医经典温课》、《杂病原旨》、《中医临证思维》、《证病结合用药式》、《症病结合用药指南》、《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共10余部,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得广大读者赞誉。其中《伤寒金匮浅释》在1980年由香港宏业书局再版,《证治概要》、《证病结合用药指南》先后在台湾南天书局再版,《证治概要》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3次,《中医内科证治概要》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7次,此书1962年由日本东京创医学会学术部译成日文,先后3次再版,并作为日本汉方医讲习所教材,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在负责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等工作中,先后主持编纂了《湖南药物志》1～3辑,《湖南省单方验方》1～10辑,《湖南单方验方选》1～2辑,《湖南中草药单方验方选辑修订本》、《中医妇科单方验方选》、《中医临证参考丛书》30多种,《湖南中医经验交流集》、《湖南中医医案》1～2辑,《医论选粹》、《中医临床实习手册》、《临床必读》、《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分卷·诊断分册》、《中医临床捷径丛书》14种。主审《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上、中、下册,《传世藏书·子库·医部》,《历代医学名著全书》共360余部。

欧阳锜作为中医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学验俱丰,讲授有方,桃李可谓满天下。他从1955年开始兼任衡阳地区中医进修班(三期150人)专职教师、班主任,讲授中国医史、中医病理、伤寒金匮；1956年担任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西学中班(二期80人)专职教师、班主任,讲授中医内科；1965年兼任湖南省卫生厅委办中医学徒班(三期40余人)教师,讲授中医基础、病理；1980年遴选为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中医内科和金匮两个专业导师(先后培养13人)；1985年兼任光明中医函大总校顾问及湖南分校顾问(先后毕业1400多人),提名刘炳凡为分校校长,讲授中医临证思维。主持湖南省卫生厅委办的全省万人中医经典讲座,他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讲授方法亲自设计,并亲自主讲《黄帝内经》。组织并主持中医辩证法、思想史、各科疑难病诊疗、科研设计、新药开发等百余次中医学术活动开展,启发思想、活跃中医界的学术风气,大大提高了中医药工作者的理论和业务水平。

欧阳锜不仅声及国内,也引起海外学者专家的关注和重视,有些国家来信来函请去讲学和交流。1989年9月份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名去泰国参加第三届亚细亚中医药学术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求衡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1989年11月应日本大阪、东京、福冈三地汉方医师研究会邀请,去日本讲学10天,内容为“气的理论研究”。先后两次做专题学术报告,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两国专家及与会的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高度评价,泰国和日本有关报刊进行了宣传报道,为我国科技界、中医药学术界争得了荣誉,为弘扬和传播祖国传统医学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1990年被国家中医管理局遴选为全国第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并携儿子欧阳剑虹作为湖南师徒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拜师大会。在工作中,他还积极扶助后学,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材,除他的学生外,还有4人受到他的教导,而今成长为湖南省中医药方面的专家。正所谓桃李结硕果,师恩泽杏林。如今绝大部分学生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的骨干力量。

欧阳锜先后被推选为衡南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兼政协医卫组副组长,湖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中医年鉴》编委会委员,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国家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医组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诊法分册主编,全国中医古籍管理办公室中南片组长,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科技成果评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医学辩证法学会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科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科技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兼医卫组副组长,湖南省卫生系列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新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在建国初期(1951年)出席了中南区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1954年经湘南行署推选为出席全国第一届中医会议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使他更加热爱中医,更加发奋工作。他一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廉洁奉公,安于俭朴,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善于团结同志,在湖南及全国中医药界具有很高的威望。1984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4年为表彰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优秀成绩,湖南省政府授予他三等功,省人事局颁发了荣誉证书、奖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于1996年被授予湖南省首届科技之星荣誉称号,省科协颁发了证书、奖章,省电视台并做了专题报道。在他有生之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党员。

欧阳锜胸怀豁达,性情直爽,常以中医之盛衰为己任,故能超然脱俗,专心学习,不为名利得失所囿。他在七十寿诞即席诗曰：“济世仁术承家传,潜心攻读探渊源,能减人间病残苦,救死扶伤志益坚”。表达了一代良医一生献身中医事业的冰雪情操。他从事中医医疗、科研、教学、新药研制和行政管理60多个春秋,在杏林中的累累硕果,凝结了他多少心血啊!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做出了不朽的、卓越的贡献,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医理论家和中医临床家,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他的事迹先后被收录于《湖南民主人士》、《湖湘名医传》、《天南海北衡南人》、《湖南名人传》、《中医名医列传》、《中国当代著名医学家》、《当代享受政府津贴专家名册》、《世界名人传》等书籍中,也刊载于《健康报》、《中国中医报》、《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广播电视报》、《空中之友》、《文汇报》(香港)和《康乐园》、《家庭中医药》、《湖南中医杂志》、《光明中医》、《中医研究》、《中国农村医学》、《中国中医药学报》、《明通医药》(台湾)、《中医临床》(日本)等报刊杂志中。1997年12月5日,他在长沙因病逝世,享年75岁。湖南日报刊登讣告, 300余人参加治丧及悼念活动,全国各省市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发来唁电、唁函300多份,在长沙的省市有关部门及亲友400余人参加了追悼大会,省电视台实况播放了追悼大会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