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0年前，我开始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究竟是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宏大，甚至是过于宏大。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因为在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中，我不断地感知到一些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观点。
事实上，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在探讨的问题焦点上，在那些年里是有一些变化的。从最早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不实，到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甚至还有时不时地来自西方的一些带有偏见性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关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来源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以及媒体一直对此有偏负面的归因。典型的观点是，将这种竞争优势归结为两个关键因素，即中国所具有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作为后发国家所具备的模仿优势。而如果进一步引申这些优势的话，往往是更负面的解读——“血汗工厂”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
这样的归因不仅是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甚至也是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虽然看上去有些道理，但是在我看来，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毋庸讳言，这两个因素的确存在，并且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作为后发者的模仿优势，是所有处于后发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天然享有的——关于前者，后发国家在追赶早期，由于生产率水平不足，使得劳动力要素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会表现为劳动力要素的相对过剩，以及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而关于后者，更是作为后发者所必备的天然优势，因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观察、模仿以及反求工程[1]，从发达国家那里，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和获取知识、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正因为这两种优势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天然具有的，它们就不能作为中国制造业，或者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我们将之称为“奇迹”，一点都不为过。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在1978年这个中国开始逐步拥抱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起点时刻，即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以最为狂野或者浪漫的想象将眼光投向未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也已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因而，基辛格在201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这样评价了中国在此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家想一想1971年北京当时的样子，可能完全想不到中国这么多年会发生如此大的剧变，我觉得这的确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梦想。”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我们需要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走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任何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以，领导人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2]
随着对这个问题进行的不断思考，我的想法从最初的写一篇论文变为想写一本书，以探讨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和细节，因此不太可能在一篇文章里给出完整的框架、逻辑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或许是我试图回答的问题过于宏大，这些年来，在无数次想要提笔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感觉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思考和构思，于是这个写作计划就一直停留在设想当中。直到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过于追求完美或许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世界几乎就不存在真正完美的事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这本书或许仍然没有把我预期的内容完全容纳，不过已经呈现我这些年思考的关键逻辑。
这些年来，在参加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术交流会议中，在给博士研究生、MBA（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开设的一些课程中，以及在给来自国外的访学交流学生的讲座中，我都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这背后的逻辑框架做过多次分享。我能从这些不同形式的互动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兴趣，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力之一。
在这本书中，我把自己所构建的解释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理论称为“追赶阶梯理论”。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市场和技术追赶的过程[3]，并且在此过程中，这个国家的企业将会因为能力、技术水平及市场定位的差异，形成一个类似阶梯的整体结构。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它的学习与能力提升的过程正是嵌入在这样的追赶阶梯里的。而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其追赶阶梯将会具有一些特殊性，进而使得嵌入在此追赶阶梯中的企业能够实现更有效率的追赶。就此而言，追赶阶梯的连续性将会对产业乃至国家的追赶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与以往的理论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解释框架更适合大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人口基数在1亿以上、拥有庞大的潜在本土市场需求的经济体。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展现的追赶阶梯理论，并不否认制度、文化、模仿优势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基于奥卡姆剃刀原则——“当两个假说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时，我们以那个较为简单的假说作为讨论依据”，我希望我提出的解释框架更为简洁，并具备更为普适的解释力。因为我向来信奉的是，理论的价值在于用一个简洁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和阐释看起来非常复杂的现实世界，以及发生在其中的纷繁现象，而不是用一个复杂的方式去解释某个本就简单或者是已经足够复杂的现象——这就是简洁的力量。而且在我看来，逻辑的自洽性和完整体，其意义远甚细节、数据，以及事实的丰富性。
当然，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企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事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本书的重点，是力图揭示中国制造业崛起的那些“关键但又被忽视的”因素和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一些中国公司在全球竞争舞台上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才让所有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的尝试，都有了理所当然的意义。
郭斌
201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