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风景的文化和现实意义

姜纬

风景是一个复杂而充满迷惑的概念，它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点，也不仅仅是储存卡里的数据，风景更是文明的时空显现。风景摄影不仅是文化表现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概念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并得以表述的艺术实践，从来就是如此。

中国摄影界长久以来对风景的拍摄蔚为大观，但大多被预设为“模仿”、“再现”或“表现”的舞台，风景便由此作为人间和历史得以展开的场景。人从根本上说是在其中的边缘建构，我们可以对此原因做出许多有根据的推断或评判。而新风景摄影则应关注风景如何作为文本意义、象征系统、所指方法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在当代的现实语境里，风景不再是千古不变的，它是人存在的方式，是高度开放、充满想象的时空，是各种意识构成对话的场所。国家、民族、阶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彼此冲突，彼此交汇，彼此调度。

更多的是我们对待风景的态度体现

在新的风景摄影浪潮中，摄影师和艺术家应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愿望和心理感受，利用过去或现成的经验来检视当下，表达存在、欲望、希冀、失落、诉求。“风景”作为一种真实的代用品或一种物化的真实，修改、再造或界定了我们的文化价值和生存依据。这种真实并不是被定义为一个事实的产生或出现，而是指这一事实正处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可以极大丰富摄影的呈现形式。种种景象中，如此不断转化的过程，或直接，或迂回。借助于摄影的描绘功能，在真实和想象的交织缠绕里阐述新的境遇。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新风景摄影，既是地理的，也是精神上的历程；既是外，也是内；既是行，也是思。有着面对对象的直接性和时空中的自然延伸性，在保持现场感性因素的同时，风景摄影包含着严肃的使命：理解我们的生活，探索时代洪流中人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

无疑，景致是一直存在的，但在西方文化中，风景却是直到近代社会才有的概念。在文艺复兴之前，甚至是17世纪之前的文献和文艺作品中，很少有我们今天称之为风景的东西。风景并不只是自然的样貌，而更多是我们对待风景的态度体现。我们通过明信片、风景画、纪念品、拍照留念甚至刻字等方式给风景打上自己的烙印，或把风景按照我们的想象和需求带走。

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案例。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景观政治十分早熟。美国文化学者温迪·达比（Wendy Joy Darby）以大量笔墨证明：英国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映着对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人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随着士绅阶层的兴起，文化资本和风景纠结在一起：商业精英吸收古典教育形成文化感知和价值观，融汇于乡村别墅风景的寄情咏物之中，由此形成国家文化的领导力量。这种文化品味、气质和古典建筑研究进而被认为是绅士应具备的比血统更重要的标志，是绅士圈子“进场时额外而昂贵的智力装备”。

温迪·达比的研究打破了文化、政治、地理等不同研究领域原有的学科界限，因为要追溯景观政治的形成，是绝不能止步于人文地理领域的。作为文化资本的乡村别墅景观的形成，本身源于那个时代的古典教育和修业旅行，而牛津和剑桥的精英们进而根据意大利旅行形成的绘画和文化标准，重构了英国的乡村风景，并使之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和资格证明，不具备这种品味的人即便再富有也不会被认为是绅士。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风景”及其相关的品位，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兴起的价值观体系的一个侧面。一个人要进入绅士圈子，其“进场装备”也不仅限于修业旅行、乡村别墅和古典建筑品位，它必然还要包括文明举止、古典文学修养乃至骑马狩猎技巧等一连串被认为是上流社会人士所应具备的资格技能。风景并不是其权力的全部，只是其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准绳——英国乡村风景后来演化为某种“典型的英国风格”，成为了整个英国的象征。风景对景观政治中的有权者而言，主要是一个表征和认同的问题，而对其中的无权者来说，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如何避免被排斥的命运，而争取到使用风景的权利。

一些浪漫主义者认为风景只可能被有识之士欣赏，各类组织如徒步者、登山者协会等则呼吁政府改善公共交通，使得公众能进入更多的风景区。而诸多的草根机构如“大地第一”则开展了广泛的反道路运动，反对高速公路的扩延，认为随着高速公路而兴起的住宅建设正在不断蚕食着乡村。到20世纪20年代，猎场看守人还能中途拦截并驱赶那些前来登高纵览峰区全景的人们。即使是那些偷偷进入了金德斯考特的漫游者也会被拍下来，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所在地区的报纸上，还发出通知说谁若能提供照片中人的名字、地址和职业，就可以获得5英镑的奖赏。一旦那些漫游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当局者就会给他们发去传票，禁止他们再走进金德斯考特。相反的又有一批“利物浦乡下人（The Liverpool Hobnailers）组织”的成员，他们是一帮“固执的漫游者，专门到不准进入的地区散步”。而温迪·达比作为一个“介入者”，她体会到“风景深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

风景发挥着传达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作用

事实上，地标性的“风景”在人们的集体认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而敏感的作用。风景的形象、照片、标记到处流传，发挥着传达民族意识和促进文化认同的作用，并常常通过一些挑选出来的景观地形作为集体意识的独特表达，它们本身就起着强化认同的作用——不仅仅是针对本群体的人，也针对群体之外的人。

在这个方面，巴勒斯坦律师和作家拉贾·舍哈德（Raja Shehadeh）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舍哈德的传记《房子里的陌生人》深受好评，小说《布根香停止了歌唱》也被改编成舞台剧四处巡演，而其广为人知的散文集《漫步巴勒斯坦》则获得了2008年的奥威尔奖。

舍哈德出生在拉马拉，一个布满石头建筑和橄榄树的美丽小镇。1978年至2007年，他在周边山地里有过7次深度穿行，历时近30年。他发现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改变，不仅跨越了巴勒斯坦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穿越了巴勒斯坦不同的地域空间。如今，土地上的风景正在消失，而舍哈德的漫步成了惟一的记录和缅怀。

长久以来，巴勒斯坦被描述成“流着奶与蜜”的圣地，也是游客到访最多的地域之一，来到这里的人，尤其是18和19世纪的旅行者，因为缺乏耐心没有找到顽固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土地，于是把这里描述成瘴气之地。但拉贾·舍哈德很清楚，这不过是游客的想象性塑造，他们关注的“不是土地和居民本来的样子，而是观察者的确认和读者的宗教或政治信仰”，这早已是一出耗时已久的戏剧。

自由漫步在故乡的山野之间，内心或许变得释然，正是因为身处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这些山野漫步才让舍哈德“可以享受到纯粹的快乐，而不用担心烦扰，不用分心去考虑即将到来的政治和自然灾难”。

与圣经同时代的美丽风景，既是福祉，也是不幸。迄今为止的30年间，有近50万犹太人在这片5900平方千米的地区定居下来。推土机开进山里，铲平山顶，毁掉梯田，碾出道路，殖民区越来越密集，大规模的开发永远摧毁了贫瘠土地和丰饶居民区之间的鲜明对比，正是这种对比规定了圣城的地理和历史环境。

当“破坏者到来”时，自然是否在意呢？舍哈德起先抱有些许乐观：“一条路在山上留下一道疤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疤愈合，吸收并合为一体，收集起来建造房屋的石头会崩塌并回归土地，哪怕它再强大。”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远不仅是地貌地形的变化，而是上面被画出的无数规条，以及这些规条下人心的变化。

“我似乎是这虚幻之地唯一的旅行者，独自一人经历这场醒着的噩梦。”舍哈德此时此刻才意识到，这已经是一片消失的风景，而在景致消失的背后，则是故乡的沦陷。巴勒斯坦人使得这里成为圣经式的景区，但他们却被排除在了风景之外。舍哈德眼中所认识的被视为庇护所的土地，正在迅速地被改写。山崖和古老的废墟都被摧毁了，设计的道路阻碍了溪谷的水流，摧毁了一些山泉，还有很多独特的岩石地层，至于他自己发现恐龙脚印的南部山谷，现在已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用作靶场。这时候舍哈德选择去记录和重构这片消失的风景，多少是因为不肯忘却，或许这本身就是对原始居住权的重申，因此他把文字重建视为第8次山野漫步的旅行。

所有的景致必然涉及到人

总之，风景摄影应该是一种有意识、成规模、持续性的“叙事”，我们观看到、领略到的每一处景致，呈现给我们的含义，都来自其背后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对此的观察与思索之所以值得留意，是因为所有的景致必然涉及到人，必然涉及到控制、利用、表征、再现、改造等。我们任何人生活在其中的空间都是双重的：景致既是地理空间，又是意义系统编织起来的空间，而后者至少和前者一样重要。

当代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视觉导向的社会，这在关于景致的众多话语中尤为明显。简单点说，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种根植于主客对立的本体论和透视的观念逐渐被建构起来，在这种观察模式中，观察者是一个从被观察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点，并与世界保持某种控制、描述、再现的关系，它意味着分离和旁观，也意味着表现和认同。对这一观念的反思，是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文化地理学一个重要而且全新的任务，即考量处于景致话语中心的视觉元素隐含着怎样的关系，审视那些景致是如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的。

中国当代社会正提供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基础，不断生产着符号和意义。而作为视觉回应，风景摄影已呈现出多元而变动的形态，关于风景的观看、拍摄、展示成为了繁复无尽的表述与想象的循环再生产。如此背景下，中国罗平·新风景摄影展的适时推出，试图赋予风景摄影新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这就为抬升风景摄影的文化层次提供了新的可能。

说到底，是我们共享、变化、发展了关于风景的记忆和评判，试图使它成为生命寓言的栖身之所。如果它最终不能迈向一个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的生活共同体，创造更人性化、大众化的公共空间，超越平庸、懦弱、无知、扭曲和狂妄，并成为社会意识网络的连结点，那么，风景将毫无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