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出身于捷克布拉格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布拉格的德语诗人奥斯卡·维纳1就是她的叔父，他因成为梅林克2的小说《戈伦》中的人物而被后世记住。我曾亲眼目睹他如何在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营中死去，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很久。此外，我母系家族的祖先还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拉什3，以及被尊称为“马哈拉尔”4的那位来自布拉格的“崇高的勒夫拉比”——我正是“马哈拉尔”的第十二代子孙，这些都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族谱中看到的。

我差点儿就在维也纳那家著名的喜乐咖啡馆（Café Siller）里降生到这个世界——那是1905年3月26日，一个美丽的春日的星期天午后，我的母亲在那里开始感到腹中阵痛。我生日那天恰好是贝多芬的忌日，所以我的一个同学曾满怀恶意地说道：“可真是祸不单行啊。”

我的母亲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诚，所以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会像别人说的那样“很讨人嫌”。她说我很小的时候，每次她都得唱那首摇篮曲《很久很久以前》，我才肯入睡，而歌词是什么根本无所谓。她那时总是这么唱：“安静地睡吧，你这个缠人的小恶魔……很久很久以前……”只要曲调对了就行。

我很眷恋父母的家。我刚开始在医院工作的头几个礼拜、头几个月，甚至可以说是头几年，医院换来换去，而每次在医院值夜班时，我都会特别想家。刚开始我会每个星期回家一趟，之后是每个月一次，再后来，至少每年的生日我都要在家里度过。

我父亲在泰雷津集中营去世之后，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从那时起，每次我见到母亲或是与她告别，都会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一个吻，这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承诺：即使我们有一天不能再见面，至少我们相聚的时刻是美好的。

而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那天，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Tilly）要被转押到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我去与母亲告别，临走时我请求她：“保佑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炽热的嘶吼：“好！好！我保佑你！”然后，她为我向上帝祈祷。大概一星期之后，她也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儿直接被送进毒气室。

在集中营里我常常会想起母亲，每次我都会想象与她重逢的情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我会跪下去，亲吻她的裙摆，这将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

如果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善良的人，那么我的父亲在性格上则刚好相反，他为人严厉且极具责任感，坚守自己的原则。在他的教育下，我也成为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记得以前每个星期五晚上，他都会要求我和哥哥用希伯来语念一段祷文。只要我们念错一点——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奖励，当然也不会因此受罚。如果我们完全准确地念出来，就会得到10赫勒5，但这种情况一年也没有几次。

如果父亲不是有时暴躁易怒的话，那么他可以说不仅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有一次，他在暴怒中打我，把手杖都给打断了。尽管如此，在我眼中父亲一直是正义的化身，他始终庇护着我们，给予我们安全感。

整体来说，我像我父亲，而从我的性格结构上看，我从母亲那儿遗传的性格特征，与我性格中父亲的那部分形成某种对立。有一次，因斯布鲁克大学精神病学医院的一位心理学家为我做了罗夏墨迹测验，他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将如此极端的理性和强烈的感性集于一身的人。我想，前者应该是遗传自我的父亲，后者则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父亲出生于南摩拉维亚（Südmähren），当时那里还是奥匈帝国的领土。他是一个贫苦的订书匠的儿子，一路受苦挨饿地读完高中，进入大学攻读医学，后来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放弃学业，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最后还做到了社会部的局长。在他在泰雷津集中营饿死之前，有人看到这位局长先生正从一个空桶中捡拾，并刮下残留在土豆皮上所剩无几的可吃的东西。后来，我从泰雷津被转押到奥斯维辛，然后又被转至考弗灵（Kaufering）集中营，那时我被极度的饥饿折磨得几乎死去，终于能够体会到当时我父亲的感受了——有一次我自己就从冰冻的土地里徒手挖出一块小得可怜的胡萝卜。

有段时间，我父亲曾担任约瑟夫·玛利亚·冯·贝尔恩赖特6部长的私人秘书，这位部长那时正在写一本关于刑罚改革及他个人游美经历的书，于是在他波西米亚庄园里，他口述这本书的内容，让我父亲记录下来——我父亲曾在议会里做过10年的速记员。有一次部长发现我父亲总是拒绝与大家共餐，感到很奇怪，便问他原因。父亲解释说他只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直到一战之前，我们家一直坚持这一习惯。部长知道之后，便让司机每天两次到邻近的镇子为我父亲购买这种食物，此后我父亲再也不用每天靠面包、黄油和乳酪度日了。

在当时我父亲工作的部门，有一次某个部门主管要我父亲去做会议记录，我父亲拒绝了，因为当天是犹太教的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在那一天犹太人必须斋戒24小时并做祷告，当然也不准工作。这位主管威胁要给予父亲纪律处分，但是父亲仍旧拒绝在赎罪日工作，最后受到了处分。

我父亲虽然笃信宗教，却也不乏批判精神，他其实很有可能成为奥地利第一位犹太教自由派领导人，也就是后来在美国被称为“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简单地谈了父亲的那些原则之后，再来说说他的斯多葛派特征。我们从包邵茨维辛（Bauschowitz）火车站去往泰雷津集中营时，父亲把他仅存的一点财物装在一个大帽盒里背在身上。途中，一群人惶恐不安，父亲几次微笑着对大家说：“振作点儿，上帝会帮助我们的。”对于我的性格来源我就说这些。

我父亲的先祖应该是阿尔萨斯—洛林人。当初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征战欧洲，他的军队行进到我父亲的家乡——南摩拉维亚的一个位于维也纳和布尔诺之间的小城，并驻扎在那里。其中一个士兵向当地的一个姑娘打听某一家人，那姑娘说他说的正好是她们家，于是士兵便去姑娘家里借宿，并说他是从阿尔萨斯—洛林来的，但他的先祖是从这里移民过去的，那里的亲戚要他寻找并问候这家人——这名士兵的先祖移民的时间大概在1760年左右。

在我偷偷携入泰雷津集中营的几样东西中，有一小瓶吗啡。当父亲饱受晚期肺水肿的折磨、快要窒息而死时，我为他注射了吗啡来减轻痛苦。他那时已81岁高龄，饿得不成人形，而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却是二次肺炎。

我问他：“你还觉得疼吗？”

“不疼了。”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没有。”

“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没有。”

我吻了他，然后离开。我知道，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并不感到难过，胸中涌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为了父母而留在维也纳，现在又陪伴父亲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并让他免受临死前的痛苦折磨。

父亲离去后，他的生前好友费尔达拉比来集中营探望悲痛欲绝的母亲。那时我也在场，他安慰母亲说，我父亲是一个真正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这证实了我从小对父亲的看法：正义感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之一。他的这种正义感是植根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上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何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