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工笔浓墨绘风骨

——评传记片《毛泽东与齐白石》

新时期以来，革命领袖传记片创作十分兴盛，其中关于毛泽东的传记片拍摄了不少，当然也有一些颇具影响的优秀之作。因此，若要再创作拍摄出有新意的毛泽东的传记片，创作者则需要独辟蹊径，在艺术上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新。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和齐白石诞生150周年之际，由潇湘电影集团等拍摄出品的传记片《毛泽东与齐白石》（2013），就以其艺术视角和艺术追求的独特性而令人耳目一新。该片是革命领袖传记片和艺术家传记片相结合的产物，是国产传记片创作的新收获和新拓展，其在艺术上提供的新经验则有助于推动国产传记片创作的持续发展。

（一）重人物，轻事件

众所周知，不少革命领袖传记片往往注重撷取人物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或曾参与的一个重大事件来表现其理想追求、人格精神及为革命做出的贡献，这已成为此类传记片创作的一种基本模式。而《毛泽东与齐白石》则突破了这种叙事模式，采用了“重人物，轻事件”的叙事策略，把刻画人物形象放在首位，而事件叙述则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正如该片导演史凤和所说：“这部影片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以塑造人物为首要，在人物的精彩演绎下，巧妙带出时代背景和事件。”可以说，这一艺术追求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体现。

该片的创作灵感和构思来源于毛泽东与齐白石是湖南湘潭老乡，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为了各自的理想和事业而走出乡村，均经历了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已成为万众热爱的共和国领袖，而齐白石也成为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尽管两人是老乡，且神交已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4月，他们终于有过一次难得的会面。当然，单凭这些历史事实要创作拍摄成一部故事精彩、情节引人、人物鲜明的传记片还是有难度的。为此，编导没有拘泥于已有的历史事实，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把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放在首位。影片着重通过对毛泽东与齐白石会面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的细致叙述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之生动描绘，不仅突破了已有的叙事模式，而且较成功地塑造了两位伟人的银幕形象，较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

为此，编导在影片的结构安排上没有刻意去编织一个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的重大事件，而是采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一系列平凡小事的生动演绎，娓娓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描写了他们之间真挚深厚乃至心心相印的情谊。这些平凡小事是从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而设置的，例如，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首先想到要派人保护齐白石等一批著名文化人，以防止他们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北平解放后，他又委托诗人艾青去看望齐白石，当他听艾青说齐白石的住房漏雨时，便立即派人去维修房屋。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不了解的齐白石，通过这件事顿时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于是，齐白石便刻了两枚印章托艾青赠送给毛泽东，以此表示谢意。拿到印章的毛泽东十分欣喜，爱不释手，他又让秘书田家英把齐白石打算扔掉的包印章的一幅画裱装好，并让田家英代他去邀请齐白石赴宴，同时也付给齐白石刻印章的润资。毛泽东不仅亲自拟定了一份家乡菜的菜单，还嘱咐厨师把湘潭红烧肉烧得烂一点。在宴席上，作陪的朱德和郭沫若关于那幅画的巧妙新解，以及毛泽东与郭沫若相继在画上的题诗，让齐白石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后，齐白石又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两位老乡惺惺相惜，彼此欣赏，互相关心，情谊深厚。

影片把两人的这段交往和情谊的演绎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就具有了特殊的内涵。当时百废待兴，战争的创伤需要医治，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巩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待起步，作为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肩负重任，日理万机；但是，他在百忙之中仍关心着齐白石等一批著名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由此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共和国领袖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人的关心、重视与爱护，也表现了年届高龄的齐白石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怀疑、观望到信任、敬佩的思想情感变化过程。由于齐白石是当时一大批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所以其思想情感的转变就具有十分显著的典型意义。无疑，编导所选择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是颇具新意的，其艺术虚构也是合情合理的，从而使影片较好地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并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凸显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和国画大师齐白石各自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使之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二）绘风骨，抒情怀

“风骨”乃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概念，用“风骨”来品评人物，始于汉末，魏晋以后曾广泛流行；所谓“风骨”，是指人的神气、品格和风度方面的个性特点。此后，这一概念也为文论和画论所采用。《毛泽东与齐白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就注重以工笔绘风骨，以浓墨抒情怀，从而使两个伟人的银幕形象各具风采，交相辉映。

首先，影片对毛泽东形象的刻画，就有别于其他相关传记片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毛泽东的艺术描写。编导并没有着重表现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而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突出了其儒雅、谦虚、和蔼的人品风骨与文人气质，较生动地展现了毛泽东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身为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对齐白石的尊敬是十分真诚而发自内心的，对齐白石的关怀也是非常细腻而周到的。从他派人给齐白石修缮房屋、送润资，以及特地设宴款待齐白石，并请朱德、郭沫若等人作陪等一系列情节和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见其真实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影片结尾时，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不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吃不喝，但他仍不忘关心同样经历着丧子之痛的齐白石；相同的遭遇把两个人的心灵拉得更近了，对于世界和平的向往也成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当然，毛泽东对齐白石的尊敬和关怀既是作为一个同乡和晚辈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同时也体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对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两者的有机统一就使其与齐白石的交往和情谊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影片对齐白石形象的刻画，则是艺术家银幕形象塑造的一个新突破。编导注意从多方面生动地描绘了他独特的人品风骨，其中尤其注重凸显了其风骨耿直、艺术精湛的个性特点。面对国民党官员的恐吓、利诱，齐白石一方面不为所动，坚持不去台湾，执意留在北平；另一方面又让家人把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贵字画藏起来，以防万一。当诗人艾青受毛泽东的嘱托第一次上门拜见齐白石时，他最初把艾青当成一般的政府官员，既不愿搭理也不热情接待，只顾自己作画，并说“今天只画虾，不见人”。然而，当他听了艾青的一席话后，见其谈吐不凡，于是马上让座，交谈之后又让上茶。由此表现了齐白石虽有文人的傲骨，但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访客却很尊重。当毛泽东派人给他维修房屋后，他马上刻了两枚印章作为回报，以此表达自己的谢意；当毛泽东又派人给他送来润资时，他也没有推辞。在与毛泽东交往的过程中，他并没有那种受宠若惊的心态和举止。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齐白石被年轻美貌的评剧演员新凤霞所吸引，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当身旁的人劝他不要这样看，认为此举会让别人很难堪时，他却说新凤霞长得很美，他就是要大大方方地看。这样的举止虽不太礼貌，却符合一个画家的身份和性格，因为发现美、喜欢美、欣赏美是画家的本性。同时，由于齐白石出身贫寒，当过放牛娃，做过木匠，深知生活之不易，所以他对各种物品都非常珍惜，有时甚至还很吝啬。例如，家里的米他也要锁起来，钥匙则由他自己保管，每次烧饭前都由他开锁拿米，然后再让家人煮饭。无疑，选用这一细节则使齐白石的个性更加鲜明突出了。与此同时，影片也用许多生动的场面和细节表现了齐白石在艺术上是如何精益求精，不断严格要求自己的。尽管他已年届高龄，但每天都沉浸在艺术创作之中，不是绘画，就是篆刻；大凡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他都要毁掉。为了能画出形神兼备的鸽子，他经常站在鸽笼前仔细观察揣摩。显然，影片没有故意拔高齐白石的形象，而是从各个角度把齐白石的文人气质和独特风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这一银幕形象给人以新的认识和感受。

此外，影片在叙事写人的过程中还十分注重情感的抒发，力求以情动人。无论是通过毛泽东与齐白石一系列交往所传递出来的浓浓乡情和思乡情怀，还是对毛泽东与儿女的亲情和齐白石与家人的亲情之渲染，不仅有效地增添了影片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也让观众从中窥视到了他们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从而使毛泽东和齐白石的银幕形象具有更加真实而感人的艺术魅力。

当然，成功的银幕形象塑造与演员的精湛表演是分不开的，该片饰演毛泽东的唐国强和饰演齐白石的刘子枫，其细腻到位的表演可谓珠联璧合。唐国强曾多次在银幕和荧屏上饰演过毛泽东，因而其表演能驾轻就熟，拿捏准确，较好地突出了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一面，令观众感到可亲可敬。刘子枫饰演的齐白石，则注重追求形似与神似的有机统一，其举手投足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和神态，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颇具个性的齐白石的银幕形象，也令人过目不忘。

（三）重意蕴，用留白

“留白”既是中国画的一种技巧手法，也是中国画的一种艺术特色，它能营造令人想象的艺术空间，使人回味其内在的意蕴。《毛泽东与齐白石》在叙事中借鉴运用了这种技巧手法，使影片虚实相间，意实结合。由于有些镜语和影像画面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而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内涵。该片导演史凤和曾说：“本片总的影调应该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展开臆想空间。”“该出意时就出意，该出彩时就出彩，意实结合，相得益彰。”为此，影片叙事的节奏是舒缓平稳的，镜头流畅而抒情，其中几次重复出现的群鸽飞向蓝天的影像画面，不仅与人物形象塑造紧密相关，而且深化了影片的意蕴，让人浮想联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爆发了朝鲜战争，包括毛岸英在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而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浴血奋战，他们的经历和命运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灵。该片虽未直接描写这一重大事件，但也从侧面涉及了这些内容。因此，对于侵略战争的谴责，对于世界和平的向往与追求是毛泽东与齐白石共同的理想和心愿。事实上，当年齐白石曾为抗美援朝义卖画展作画10余幅，为《人民日报》画过《和平鸽》，为北京亚太地区和平大会画过《百花与和平鸽》，并多次创作过题为《和平胜利》、《和平万岁》的画。因此，鸽子便成为和平的象征。影片集中描写了齐白石爱鸽子、画鸽子的过程：他让人医治受伤的鸽子，为了画好鸽子，他站在鸽笼前仔细观察鸽子的形态和习惯。他最初画的鸽子形似而神不足，自己也不满意。此后，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给他以深深的感染，特别是在经历了丧子的悲痛之后，他把内心深处对生活、对祖国、对和平的热爱之情都倾注在对鸽子的艺术描绘上，赋予了鸽子以生命。正因为如此，齐白石画鸽子就有了独特的意蕴。同时，影片里几次重复出现的群鸽飞向蓝天的影像画面，既抒发了毛泽东与齐白石的内心情感，也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别是影片结尾时，当齐白石笔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和平鸽展翅飞向蓝天，融合在群鸽之中在空中飞翔时，身居中南海的毛泽东也深情地凝望着飞过蓝天的群鸽，这种含蓄而充满诗情画意的电影语言不仅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毛泽东与齐白石心心相印的深厚情感，而且也巧妙地揭示了这种情感的内蕴，艺术地表达了他们的精神境界，有效地提升了影片的艺术品位。

总之，《毛泽东与齐白石》为传记片创作所提供的一些新经验是值得肯定和珍视的。近年来，史凤和导演在传记片创作领域不断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曾先后创作拍摄过《大山深处的保尔》（2005）、《袁隆平》（2009）等一些受到好评的传记片，而《毛泽东与齐白石》则是他的最新力作，具有明显的创新意识。我们期待着他在这一领域里有更大的拓展，能不断为观众奉献更多高质量的优秀作品。

（此文原载2014年1月1日《中国电影报》，被收入《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201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