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眼中的康熙帝与畅春园
[美]卡罗尔·布朗·马隆 著
董建中 译
约翰·贝尔(John Bell)是英国外科医生,作为俄国伊兹麦依洛夫使团的一员,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抵达北京,著有《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行记》一书;德朗热(De Lange),也随同该使团一同来华,在北京待至1722年7月,著有《德朗热北京见闻》一书。在两人所写的书中,可以找到年迈的康熙皇帝在畅春园接见使团成员生动细致的描述。贝尔在书中称此宫苑为Tzan-shu-yang,德朗热则称它为Czchan-zchumnienne,人们对这名字可能不知所云,但细加思量,就知道这些旅行者显然是通过蒙古人、满洲人、欧洲传教士、俄国人得知此宫苑的汉字发音的,而这又是在威氏拼音广泛使用前很久的事,因此才有这么奇怪的拼写。他们对于宫苑的描述及其坐落,确切无疑地表明这只能是畅春园。
使团从圣彼得堡出发,十六个月后,于1720年11月抵达北京。最好还是用贝尔自己的话来看看11月28日的第一次接见:
贝尔接着描述了司仪带领使节进入大殿。使节呈递国书,他并没有如通常般将国书放在桌子上,而是走向宝座,下跪,将国书置于皇帝面前,皇帝用手接过国书,并表达了对沙皇的问候。使节回到原位,使团一行人向皇帝九叩首。
仪式结束,使节一行六人被带至大殿的座位,离皇帝很近。皇帝手拉着使节,与他亲切交谈,甚至就彼得大帝胆略的传闻给出了他的看法:
金樽盛满tarassun,这是一种发酵的甜酒,由皇帝递给使节。这酒也给了使节的随从及三位耶稣会士,三人常常出入宫廷,这次是来陪俄国人的。
贝尔还记述说,有五位皇子、十来位皇孙、大臣、内务府一些官员在场,都身着金银的袍服,在背部、胸部用金和银的东西绣有巨龙。筵宴时,有乐师伴奏。贝尔印象至深的是高贵、有序,而不是宏伟壮丽,这与康熙俭朴的言说名实相符。
很快在客人面前就摆上了整洁的小桌,上面摆有各种水果、点心。这种先上小吃的做法是中国人的许多行事方式之一,而这在贝尔看来与欧洲人的做法正好相反。接着上禽肉、羊肉、猪肉,皇帝令人将好几盘菜从自己的桌上送到使节的桌上。除了乐师外,还有特别的歌舞、杂技、摔跤和比剑表演者。在皇帝退席后,俄国使节也上马回到了北京城。“对于皇帝大度友好的招待很是满意,我们先前的困难几乎抛却脑后了。”
12月2日,谕允在畅春园第二次接见使节,这次皇帝要看彼得大帝的礼物。第三次和第四次接见是在紫禁城。12月15日,应皇帝特别邀请,使节再次来到畅春园,他的乐师一同前行,身带小提琴、小号、定音鼓。他们是为皇帝的十一二个皇孙演奏。这一次,俄国人得到参观畅春园的机会。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十一岁的皇孙——后来当了皇帝,能够二十射十九中的,身在其间吗?
在另一次畅春园私人会见场合,皇帝和使节谈论历史、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创造,还有《圣约》和中国史书各自的远古记载。贝尔接着说:
从1721年1月29日到2月3日,俄国使节在畅春园附近的房舍下榻,参加了中国新年的好几次活动。有一次,当中国人叩头时,俄国使团得到允许,以他们自己方式致敬。这位膝盖一动就疼的英国外科医生,对此描述道:“这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有些怪怪的,看到上千人跪在地上,以头触地,以最谦躬的姿势,面对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凡人。”
这段时间的所有娱乐活动,对于外国人来说感到无与伦比的,是放烟火。应是在紧挨畅春园的西花园中进行的,从晚上开始。“一抵那里,我们就被引入一座花园,位于畅春园的西面,在它的中间,有一个大型建筑,四周都有带顶的廊台。前面是一条水道,其上有一座开合桥。我们在石子路上就位,正好处于廊台之下,而皇帝和他的妃嫔与其他家人正坐在那里。”胡土克图,也就是来自蒙古的活佛,在距离很近的蒙古包内,但他并没有走出过蒙古包。“所有的显贵和官员都坐在沿水道岸边的垫子上。放烟火的装置放在水道的对岸,除负责这些装置的人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到那里去。”
燃烧几分钟后,又一引信出现,燃到容器底部时,一串约三十多个纸灯笼落下,这些燃烧了一阵后,又有十或十二串灯笼落下,如此反复,差不多有一千个灯笼从同一容器中落下。那些艺人们能将如此巨大数目的荷灯塞填进悬挂着的圆盘,并且如此复杂地表演得不差分毫,贝尔对他们钦佩不已。
第二天的烟火,包括在一个约三十英尺高的框子中燃烧着的“画面”,白色和蓝色的火焰,模仿的是水;从小山顶一个桶中喷出的火焰,高度惊人。贝尔最后说:“除了以上这些,这次还施放了许多其他巧妙设计的烟火,这些远远超出我曾经的所见,尽管我以前在圣彼得堡看过欧洲最好艺人的这种表演。”
第二天,康熙告诉使节,尽管中国人已经知道烟火已有两千多年,但他自己对它们做了许多改进,达到了目前完美的境界。他甚至在回赠彼得大帝的礼物中包括了两箱“起火”。
3月,约翰·贝尔与使节一道返回欧洲,对于他在最为盛时的俄罗斯和中国的见闻甚是满意。“可能再也不会有国家,比著名帝王康熙和彼得一世治下的更为繁荣了;如此的机缘条件,大概几百年后才能再现吧。”
德朗热的记述
德朗热留了下来,以完成两国间商业关系的谈判,在北京又待了一年零四个月,也目睹了更多表现皇帝宫廷生活的事件。他用蒙古称号——博格达汗——称呼康熙皇帝。这些事件的头一个是备办皇帝的万寿庆典,以及皇帝在1721年3月15日(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来到畅春园时对大臣的不满与愤怒。
皇帝对大臣们耿耿于怀,没有在4月2日如通常般隆重庆贺他的生日,只是接受了朝贺。德朗热在现场,他记述了这不寻常的一幕:
六十四年后,乾隆皇帝在他的宫殿同样款待三千老人,并追忆他祖父的这次活动,他也在现场。
德朗热所记下的畅春园生活的第三个场景,发生在1722年2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