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加尔文博士探索当今与未来的世界

佛罗伦萨的圣劳伦教堂有一块纪念碑。从来没有人在这块大理石上做过雕琢，但几百年来它却获得了众多参观者们的认可，被认为是最伟大的雕塑之一。它纪念的是一位六等王公无聊的一生——这位王公一生中并没有做任何值得纪念的事。

与王公一起被埋葬在这里的还有一位精明的典当行商人。他躺在一口简易的木棺材里，被放置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六百年后，这位商人让阿尔诺河畔的一个沉寂的小村庄变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

死后的荣耀就像闪电，没有人能够预言它会击中哪里。

哥伦布让西班牙的领土扩大了200万平方英里。但一位普通的日耳曼校长在编写地理教材时，却剥夺了哥伦布以自己名字来命名新世界的权利，而这个新世界正是由哥伦布发现。

之后人们很多次都想纠正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美国人更慷慨。美国的地图就是赞颂这位热那亚航海家光荣事迹的赞歌。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就是在一块被叫作“哥伦比亚”的开垦过的沼泽地上制定。如果一位访问者坐在政府大楼的座椅上，那么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哥伦布巨大的雕像。如果在美国开车，无论向西还是向东，或者一路向南开到佛罗里达、向北开到佛蒙特，他的车总会经过一条叫作“哥伦比亚”的高速公路，很有可能还会停在名叫“哥伦比亚”的停车场，或住在那些好客的名叫“哥伦比亚”的山庄。

简单来说，如果有个火星人来到地球，他很快就会认为克里斯托弗先生肯定是美国的好伙伴，为这个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下面我打个比喻：哥伦布就好比美国的接生婆，正因为有他，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首次见到了文明的光芒。而另一位严肃的天才——约翰·加尔文先生，则是在婴儿精力充沛易受外界影响的那几年，成功地将自己的性格印在了婴儿的身上。他所采用的方式十分彻底，以至于婴儿长大成人后也忘不掉幼时接受的教育。但这位天才被完全忽略了，我们大多数现代人对他的名字很不熟悉。

加尔文博士1509年出生于法国努瓦永，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去世。作为后人，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认知，就应该在每一个州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小村庄都树立约翰·加尔文博士的纪念碑。

现在，他所提倡的神学体系早已过时。所以在文明开化的1927年，那些写书的人更倾向于带着恼怒的情绪去忽视这位过时的法国改革家。这些人通常也会对这位精疲力竭的神学家为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承认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是我们文明世界应该去追求的东西，那么加尔文值得在每一个明事理的人的内心占据一个特别且显著的位置。

日内瓦

如果加尔文读了我所写的东西，他肯定会激烈地否认自己曾尝试去做那些事情。的确，他为同胞们追求过意识上的完全自由（他们和他一样相信自由）。但只要他的职权范围脱离了罗马教皇的影响，他就会很想把日内瓦变成第二个罗马。在那里，教规还是教规，要去遵守。长老说出来的话都应该被尊为这片土地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他的这个崇高的理想最终悲惨地失败了。但他公开反抗教皇的权威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他集合了所有各种各样不满的改革家和新教徒，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反对军。

为什么是约翰·加尔文创造了这项奇迹，而不是首个举起反叛大旗的马丁·路德呢？看一眼地图你就会知道。

路德生活在德国北部一个叫维滕贝格的小镇。一块广阔的友好的土地将他的家乡与敌人的领地分隔开来，所以他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然而加尔文的生活环境却截然不同。他生活在瑞士南部闭塞的山区小城，浸淫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他指挥着新教徒的前线基地，在军营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能做这类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现实中的先驱还是精神上的领袖，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但换作其他环境就不会产生相同的生活哲学。

“要么强硬，要么腐烂”是第戎和格勒布诺尔火葬堆上的训诫。这句训诫被带到了日内瓦。治理教会和治理国家方面的强硬与战场上的强硬只差短短的一小步。但是这一小步却背离了《新约》中的仁爱和慈善，带领虔诚的信徒重回《旧约》中不可妥协的残酷。这一步使人们远离了拿撒勒田间愉快的生活，使人们把耶路撒冷的禁墙当作真正的精神家园。

为已经发生的事感到后悔是没有用的。

在历史的范畴里，为任何一件事后悔都是没有用的。

人们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尝试着理解。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这太模糊了，是在我看来），罗马帝国作为世界超级强国，它的权力就应该被打破。这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事。只有具备了钢铁般意志的、手段强硬的铁血人物才能将它打破。铁血人物都能坚持自己坚定的想法。罗马人的宗教信仰直接引自先知和法官（先知和法官的可怖行径使古犹太编年史中好多页的内容都蒙受耻辱）。这样的信仰无疑将会从地球上消失。

当然，罗马人的伟大功绩还保留至今。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受到日内瓦湖畔上抱有坚定的理想主义的孤独斗士的鼓舞，就绝不可能完成他们伟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