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骑士怎样变成剧团——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代序）
骑士与剧团：蹩脚的寓言
如果要用文学的手法来描述传媒时代的文学状况，或许是这样的：
骑士退役了。所有的恶龙与风车似乎都在一夜间消失无踪。
他回到了小镇。往日的名气还在，长枪与马镫每天仍然被擦亮。酒馆里给他留着座位，虽然是在角落。
似乎再没有什么需要他去战斗，去捍卫，去冲锋的。人们为他买一杯酒，以示尊敬；讲他一段征战的故事，以示缅怀；还有人出钱，请他表演一次全副武装的巡游。
无论是阳台的包厢还是街边的小摊，欢呼声又一次响起，依然是无数手帕挥舞，还有满天的彩屑。只是这一次谁都知道，没有了出征也没有了凯旋，只是一场表演。
巡游结束，一切繁华如旧。但邀请还在继续，去酒馆讲一段战史，赴宴会去舞一套剑术，或到庆典去持一面大纛，甚至集市也希望他光临担任吉祥物，以为招徕。骑士根本忙不过来。
不过后来商家发现，并不一定要骑士本人出面。只需有人钻进盔甲去扮演骑士便已足够。再往里想一层，顾客自己来扮演骑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骑士也只是凡人。
久而久之，骑士变成了一个行当，而且渗入了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骑士虽然不再出征，但骑士故事的传奇色彩，被渲染到极致，又衍生出许许多多新的故事。聪明人索性成立了一个剧团，为大众演出新新旧旧的各式传奇。
即使没有剧团，民众里的票友也会在节庆或闲暇，自编自演一段段奇闻怪事。
看上去骑士本人是隐居了，退出中心了。但其实他像开天辟地之后的盘古一样，成为天地万物的化身，以一种分裂的方式重生。
这当然是一个蹩脚的寓言，而且它并没有提到小镇的生活在骑士出征时和归来后，发生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1985年之后的岁月当中，就像骑士一样，位置日益边缘化，但是它的要素却不断地渗透到各种各样的领域中，文学的本体虽然边缘化了，文学却仍然在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欲望的反噬：结局早已注定
思想解放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文学是其阵营中最显眼的一骑，背后站着文化、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所有的战骑汇聚成一个最强音，那就是：证明欲望的合法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肯定个人、肯定欲望是无可否认的主旋律。不管这个欲望被书写成美好的、合理的、自由的，还是传统的，都因应着此前对欲望的压抑、对个体的束缚。欲望的释放是社会的需求，整个社会都在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文学借助对历史和现实的书写，在整个社会争取个人欲望表达与个人权利获取的斗争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对欲望的追求已经势不可当。无论善恶，无论美丑，真实的欲望已经拥有了绽放的机缘与理性的肯定，这种追求已经无须借助文学的加持与修饰。
相反，恰恰是在这种对欲望的全民性追求当中，无法直接产生物质利益的纯文学，开始退居精神生活的边缘。
这是之前虽然为个人欲望摇旗呐喊，但始终坚持某种非功利与审美标准的纯文学始料未及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精英角色的改变与精英心态的失落。从今往后，文学再也没有了新时期的中心位置。
这个节点伴随着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文学的大举侵入，伴随着以张恨水、王度庐为代表的民国通俗文学的复兴，此间，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巨大的裂变之中。1997年正是这样一个分裂点，这一年，王朔用作家与影视的完美重组，完成了新时代世俗文化的初步塑形；这一年汪曾祺与王小波的去世，象征着民国文脉的断裂、西方文学思潮的式微，中国文学走到了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而抉择，几乎早已注定。
个体、大众、欲望、市场，这些当初中国当代文学曾经为之摇旗呐喊、苦苦追求的语词，变成了挖倒文学中心舞台的挥锄手。“纯文学”不再担当精神生活的主流和启蒙民众的导师，占领它留下的权力真空的，是那些充斥着娱乐意义而规避教化色彩的文化产品。它们甚至不再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传统形式出现，而是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图像，迅速提供精神刺激与心灵抚慰。90年代初期，精神生活的聚光灯属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以及绵延十余载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它们成为中国精神生活的主流，也形塑着后来城市娱乐的雏形。
高原与高峰：遗产或债务
新的局面，将中国文学逼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境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中国文学的先锋化与随之而来的世俗化，其实也可以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先锋化与世俗化基于同样一种焦虑，即“文学”需要从“文化”“人文”这样的大概念中蜕变出来，标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特性。
先锋化是通过极致的语言实验与叙述探索，包括对西方文学各种流派的引进与模仿，将文学塑造成一种与大众隔绝的高端艺术形式；以晦涩与多义为门槛，将文学抬高为专业化的智力游戏与精神品类。虽然先锋文学的实验与探索很快便淡出公众视野，但诗歌、实验话剧与艺术电影的探索及发展，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分众时代。
世俗化则展现出一种用文学搅拌娱乐、向大众赋能的狂欢。世俗化的主体是大众，作品与作者都像是屏息待命的手工艺人。80年代的光环在之后的二十年内慢慢消耗，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刘震云屹立不倒，而他们也在悄然完成向世俗化的转变。新文学的遗产与世俗化的包装，遮掩着主体的这种变换。
进入21世纪十年之后，不管是学界研讨，还是官方评判，似乎都形成一个共识：当代文学“有高原，无高峰”。每年都有说得过去的重量级作品，但就是缺乏配得上伟大时代的文学杰作。这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接收的遗产与债务庞杂的共同体现。
经过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创作浪潮，从反转镜面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到先锋化的语言实验、世俗化的市场磨合，当代文学在结构谋划上，在语言技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现代白话文学。一大批80年代之后成名的作家完全足以源源不绝地贡献出水准线以上的诸般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如此。
但不可否认，纯文学涵括的诸般门类，当它们面对现实和历史的书写，都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疲惫无力。根源或许在于作家对于这个社会的结构变动已经无法全面感知——这种观点似乎能解释为什么为现代汉语提供了典范式语言的汪曾祺，在解答“为什么总是写旧社会”的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这或许是新时期成名的一大批作家共同的心声。对社会结构的难于理解，对现实生活的难于沉潜，让面对乡土与往事“横刀立马”的成名作者们，在都市与现实面前纷纷败退。惯性而不失水准的写作，是谓有高原。茫然而乏力的攀登，是谓无高峰。
当代文学所谓“有高原，无高峰”的外在性原因，也是文学边缘化位置的表现。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缺乏互动与感应，彼此之间倒是充斥着误读与歧见。大山不辞细土，没有时代的呼应，“高峰”只能是记忆与想象中的海市蜃楼。
膨胀与狂欢：碎片化与分众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文学本体的内缩与边缘化，与文学元素的膨胀呈现一种正比的关系。网络文学、影视剧、综艺节目、脱口秀，乃至专栏文字、新媒体书写共同组成了新时代的文学图景。能够沟通所谓的精英阶层和大众文化的精神产品，似乎只剩下了某些“话题电影”。阅读的分层，关注点的分散，消费者的分众化，导致整个精神生活当中的文学因素本身也面临着膨胀化与碎片化的境地。
不用再重复麦克卢汉那句著名的话“媒介即内容”。这个时代的媒体变化有目共睹，它不仅仅从纸媒（冷媒）变成了以电媒（热媒）为主，更重要的是，媒体的使命从以宣传为主要目标，转化成了宣传与市场并行，而市场化媒体则占据了大众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这种从90年代开始的媒体市场化热潮中，文学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经历着剧烈的转型。
当21世纪来临的时候，文学的分化已不可避免。这种分化以网络文学的崛起为开端。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消费”体系，几乎回归了文学最基本的功能：为大众读者提供娱乐，消除焦虑，而不再负担道德教化与审美升华的功能（用周作人的话说，近于“言志”与“载道”的对立，见《新文学的源流》）。网络文学最重要的诉求是“爽文”，这表明网络文学体制作为一个欲望的空间与平台的本质。
传统的文学体制仍然在顽强地运转，然而文学世界的双峰并峙已然形成，这个世界中又不单只双峰而已，在它们的周围，填充了大量的混沌的文学因素——无论是影视剧、娱乐综艺，还是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逐次闪亮登场的新媒体，都蕴含着强大的文学基因，它们同样参与了形塑整个时代的审美品位。
不管是“80后”的代表人物韩寒或郭敬明，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群落化，还是传媒时代，每个读者平等参与的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能够长时间地高居公众阅读榜的榜首，已经说明了它与大众心态及社会情绪的契合），甚至是易中天的《说三国》或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都展示了传媒时代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转化。需求催生消费，而消费反过来创造需求。文学与时代新的关系，喻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在嬗变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位置和新的形状，这种局面前所未有，也无章可循，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
中国当代文学从1980年中期一直到21世纪前20年，三十多年来，可以说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态势会如何发展，我们现在都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个时代文学状况的观察、梳理、研究，必须有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的解释框架。如若不然，就只会方枘圆凿，研究者徒自陷于失语或呓语的境地。
这种已经出现的境遇，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日渐走向萎缩与封闭的一种表征。要想诚实地面对与认知“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就必须对各种相近领域中的文学因素进行充分的考察；寻找到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才能够有效地捕捉与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与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