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把哲学史理解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因而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制约着近代哲学的发展。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着重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华民族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获得自由解放。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
当然，“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变化着的。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从严复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把“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看作一回事，到“五四”前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并在以后衍生出“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从学习西方的革命民主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虽然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古”和“今”、“中”和“西”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今中西”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是，“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正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而去研究哲学的。要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因此历史观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同时，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付之于实践，这就涉及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于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的论争，后来在心物之辩上结合起来了，这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科学地回答了在心物之辩上结合为一的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的哲学论争，正确地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即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关系来看，中国近代哲学既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纵向联系，又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有横向联系。但这些联系却因各家各派见仁见智而颇为不同，因而在这方面也有“古今中西”之争。这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也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
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的流派众多繁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它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的先进者都是信奉进化论的。后者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相联系，它在“五四”以后被中国的先进者所接受，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进化论阶段转变到唯物辩证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除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在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中，较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实证主义的思潮，二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属于实证主义的思潮；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罗齐等，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流派。这两种哲学流派在中国近代的影响，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例如，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代表罗素，对于数理逻辑有划时代的贡献。罗素的逻辑学，通过金岳霖的介绍，在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他的唯心论观点通过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介绍，在中国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需要的程度。如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中国近代颇有影响，一些先进者曾介绍过它们，如鲁迅翻译尼采的作品，李大钊推崇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他们试图以这些西方的思想反对中国的封建主义。这种反封建的作用是尼采、柏格森的哲学在西方所不具有的。当然，中国近代也有些人借助柏格森的哲学为封建的孔孟之道作辩护，借助尼采为法西斯主义张目。这显然是违背历史进步的潮流的。
同时，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发展起来的。近代的思想家大多向往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并兴的局面。先秦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它揭开了中国哲学史的光辉灿烂的第一页。近代中国人又一次回顾了这个具有“永久的魅力”的时代，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大思想家已经具有一些反对封建专制、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因素。他们继承了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些人在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在戊戌变法时期被大量翻印，起到了教育作用。中国的先进者在“五四”之后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与中国固有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有关。哲学史的螺旋式发展，总是表现为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中国近代哲学就是向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复归，向先秦复归。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对经学的否定。自汉以来，儒学成了经学，正统派儒学用天命论和经学的独断论来维护名教。这是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近代哲学在否定经学的形式和封建糟粕的同时，对经学也有所继承。例如，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近代还继续发生影响。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在批评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的局限性时，也将近代实证科学方法与之相沟通。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讲经世致用，尤其是公羊三世说，对龚自珍、魏源直至康有为等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陆王心学在近代的影响有明显的二重性。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倡心学；“五四”时期，吴虞反对封建礼教，推崇李贽，而李贽的思想是王学的向左发展。这些都说明王学在中国近代有其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后来有人用王学来为所谓的“力行哲学”作辩护，那就是王学影响的消极面了。程朱理学自宋代以来就占据统治地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官方哲学。所以，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先进人物大都对其持批判的态度。但是，程朱理学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近代也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佛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与近代哲学发展的关系，包括两方面：从哲学根源于社会实践来说，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发展；从哲学本身的相对独立发展来说，哲学家就是把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来回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