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译者在一九七三年翻译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在每章的后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和注释，如今校阅译稿，认为还有几点需要作些说明。这几点是：一、这篇长诗为什么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二、海涅讽刺什么，歌颂什么；三、马克思与海涅在巴黎的交往和这篇长诗的关系；四、关于翻译方面的几句话。
一 为什么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海涅从一八三一年五月离开德国流亡到巴黎，直到一八五六年二月在巴黎逝世，在将及二十五年的岁月里，他只在一八四三年十月至十二月、一八四四年七月至十月回德国两次。两次回国的目的地都是汉堡。他第一次回国是为了探视他的母亲，并与汉堡出版商康培协商解决关于出版他的著作的一些问题，但最大的收获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产生。他第二次去汉堡，主要是亲自安排他的诗集《新诗》和这篇长诗的印刷出版事宜。海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文学界是以一部抒情诗《歌集》和四部散文《旅行记》闻名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用海涅自己的话说，则“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的旅行记，它将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
这部“诗体的旅行记”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记，按照旅程的顺序记载路上的见闻和感想。诗里叙述的作者在德国境内经过的城市和地区，并不是海涅去汉堡时经过的地方，而是他从汉堡回巴黎所走的路线。关于时间，长诗的第一行说明是在十一月，实际上海涅在十月二十九日已经到达汉堡了。诗里的地点和时间，都不符合旅行的实际，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把这篇长诗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德国”是现实的，“童话”是非现实的，现实的德国和非现实的童话是怎样一种关系？
海涅在这篇长诗的《序言》里说，他还要写“另一本书”，作为补充。这“另一本书”是用书信体写的，没有完成，只写出第一封信（后来海涅文集的编纂者给这片断标题为《关于德国的通信》），其中有一处记载着海涅在柏林大学读书时跟黑格尔的一段谈话：“当我对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话表示不满时，他奇异地微笑，并解释说，这也可以说成是‘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命题，通过黑格尔对海涅的解释，使人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革命意义。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有更为深刻的阐述：“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一七八九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自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1]”从这种现实与不现实、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理解海涅为什么把这篇长诗叫做《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下简称《童话》）。至于海涅在一八四一年写过另一篇长诗《阿塔·特洛尔，一个夏夜的梦》，这里“冬天的童话”与“夏夜的梦”在标题上是互相对应的，但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四十年代初期，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在政治方面，德意志联邦仍然处在封建分割的落后状态，各邦的王侯大都昏庸无能，而又狂妄自大，广大人民群众在他们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过着被奴役被压迫的生活。先进的思想被禁止，进步的社会活动家被迫害，自发的工人运动遭受残酷的镇压。资产阶级反对派由于它阶级本身的脆弱在反动的封建势力面前显示出极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一般小市民则安于现状，对统治者奴颜婢膝，而又自鸣得意。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前已经变得很不现实的东西，在半个世纪后的德国却依然存在。海涅在巴黎居住，已经过了十二年零五个月，在巴黎动荡的社会里，呼吸自由空气，接触到当时欧洲各种变革社会的思潮，扩大了眼界，开阔了心胸，一旦回到处于停滞状态的、沉睡的德国，他深深感到德国社会中腐朽的不合理的现实已经失去了必然性，它早就不应该存在了。可是它不仅不肯自行灭亡，反而用尽一切方法和手段，来扼制任何足以促使它灭亡的革命力量。它越是硬要存在，硬要冒充现实，在海涅看来，它也就越是成为非现实的。对于这些非现实的现实，海涅在这篇长诗中用梦境、幻想、童话和传说等方法把它写得光怪陆离，给人以似真还假、似假还真的印象，预示它的必然灭亡和不应存在。过去有些喜剧作者、擅长讽刺的小说家和诗人，善于用这种手法揭露批判社会中的落后现象和反动势力，海涅的机智和幽默在这方面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海涅自己也说，《童话》是“一篇极其幽默的旅行叙事诗”。
但是，海涅对于“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则抱有信心，给以热情的歌颂。在当时的德国，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进步力量受尽迫害，浑浊的空气使人窒息，但是新生的事物仍然萌芽成长。在哲学领域中开展了起着重大解放作用的反宗教斗争，在文艺界“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和诗人们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抨击，早期的工人运动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兴起，在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着各种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2]。这时，科学的社会主义刚刚开始形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高潮虽然尚未到来，但海涅已经感到“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3]。他在《童话》开始的第一章里就以严肃的态度歌颂了没有剥削制度的社会理想；在最后一章里满怀信心预告新的一代必将到来，给人以现实之感。因为这是合理的，所以必须存在；纵使今天还不存在，明天必定会存在的。
二 作者讽刺什么，歌颂什么？
海涅在《童话》中用大量的篇幅讽刺德国必然灭亡的旧制度和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用一定的章节歌颂合理的未来，并且在适当的地方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作者讽刺的锋芒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普鲁士王国的反动政权；第二，所谓反政府的自由主义派别；第三，资产阶级庸俗的市侩。
自从一八一三年击败拿破仑后，普鲁士与奥地利跟沙皇俄国结成“神圣同盟”，它们在欧洲各地镇压革命，摧残进步力量，复辟封建制度，建立所谓欧洲的“新秩序”。普鲁士政府实行专制主义、王室司法、书报检查法令，使国家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在德意志联邦大小三十六个邦国中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于一八四○年继承王位后，为了继续维护专制统治，他自作聪明，违背历史潮流，采取了一系列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十分荒谬的措施。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把恢复中世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看作是自己的使命；他按照中世纪的方式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他依靠法学界与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为敌的历史学派，从过去的历史和所谓德国民族精神中寻找法律根据；他父亲威廉三世向人民许下了制定宪法的诺言，始终不肯实现，他更拒绝执行。恩格斯指出，威廉四世“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原则贯彻到极点时的产物；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这个原则在做最后挣扎，但同时也可看出，它在自由的自我意识面前完全无能为力”[4]。总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形势下，腐朽的、过时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原则已经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威廉四世既不能接受一种新的自由精神的原则，也不甘心于旧制度的溃灭，他只有想方设法，做最后的挣扎。海涅看透了普鲁士国家制度和威廉四世最后挣扎的反动本质，所以《童话》从开端的几章直到末尾，对于普鲁士政府倡导的伪善的宗教、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豢养的残暴而愚昧的军队和宪兵，都给以极其尖锐的讽刺，而且处处都击中要害。冷静的讽刺有时转化为烈火般的愤恨，作者走入德国国境，看到亚琛驿站悬挂着普鲁士的雄鹰国徽，他要号召莱茵区的射鸟能手，把那只毒鹰射倒在地；作者在最后一章里警告威廉四世，诗人若是像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诅咒一些声势赫赫的人物那样，用“歌唱的烈火”把国王送进地狱，国王将万劫不得翻身。
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联邦各邦的统治形式是不得人心的。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指出：“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颔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象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5]”恩格斯所说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派别梦想的皇帝，也就是《童话》中的红胡子皇帝。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从第十四章后半章到第十七章，通过梦中与红胡子皇帝的对话以及关于皇帝周围死气沉沉的环境的描绘，对于那些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国粹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杂乱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者梦中的红胡子皇帝感觉迟钝，行动缓慢，对于将近一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无所知，作者和他谈话，越谈越不对头，最后作者大声说，“红胡子先生，你是一个古老的神异，你去睡你的吧，没有你我们也将要解放自己”，而且“我们根本用不着皇帝”。作者还指明，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些“冒牌的骑士”，他们梦寐以求的无非是“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的混合物，这跟恩格斯所说的“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是一致的。这个混合物的制造者们举着黑、红、金三色的旗帜，声称反对政府，以“革命者”自居，实际上是从另一方面与普鲁士国王种种浪漫主义的狂想遥相呼应，互相配合，他们欺骗人民，起着普鲁士的臣仆们所不能起的作用。海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不断地跟这些“革命者”进行斗争，揭露他们反动的实质。这种斗争不只是在《童话》里，而且在海涅其他的诗文里，也有不少的反映。
《童话》第二十一章以后，描述作者旅行的目的地汉堡。汉堡当时是个自由城，不属于普鲁士统治的范围，资本主义比较发达，但是汉堡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显示出它作为上升的阶级所应有的革命性，却是中庸、妥协，与封建势力合流。作者从第二十三章的后半章到第二十六章，创造了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体现出资产阶级庸俗市侩的气质。如果说红胡子还算是出自民间传说，根源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那么，汉莫尼亚就是作者面对汉堡的现实创造出来的一个畸形人物。作者遇到汉莫尼亚，她对作者进行了一段冗长的折衷主义的说教。她说，德国的过去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坏，她对封建社会体贴入微，多方为它辩解；她还说，现在更有了进步，儿孙们将要吃得饱，喝得够，但又不胜惋惜，人们再也享受不到沉思的寂静和牧歌的幽情。她说，在一把交椅的坐垫下有一口魔术锅，从锅里可以看见德国的将来。作者把坐垫掀开，里面涌出一股令人呕吐的臭气，好像有人从三十六个粪坑里扫除粪便。这三十六个粪坑是德意志联邦的三十六个封建邦国。据汉莫尼亚看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互相协作，在德国的将来，这三十六个“粪坑”将长期存在。但是作者一嗅到这股臭气，立即想到法国革命家圣·鞠斯特的一句名言：“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治疗人的重病沉疴。”换句话说，必须用暴力、用革命手段才能治疗政治上的重病沉疴，换来美好的将来。
革命后的将来，跟在汉莫尼亚那里看到的将来是完全两样的。海涅一想到真正美好的将来，也就是“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的东西，便放声唱出爽朗的颂歌。歌颂的诗句，从比例上看，不到全诗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作者对社会的改革怀有信心，对人类的前途抱有希望，歌声显得格外有力，在光怪陆离、阴沉暗淡的社会中投以光明，起着醒人耳目、振奋人心的作用。作者在第一章里以响亮的歌声唱出“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宣告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上的王国，人们生活幸福，不再挨饿，“绝不让懒肚皮消耗双手勤劳的成果”。以后，作者在旅行经过的地方，面对丑恶的现实，心目中总不放弃对于将来的希望和信心。例如，民族主义诗人贝克尔的《莱茵歌》广泛流传，使“莱茵老人”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时，作者安慰他说，不要去想那些恶劣的诗篇，他不久会听到更好的歌；又如在被称为精神的巴士底狱的科隆教堂里，作者预言，未来的快乐的骑兵将要在这里居住。在最后一章，作者确信“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的一代在成长”，老一代害着说谎病死去，新的一代没有矫饰和罪孽。
作者为美好的将来歌唱，同时对于过去历史上或传说中为人类的幸福战斗而身受苦难的人物，如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农民战争时期被残酷杀害的再洗礼派的领袖，以及给人间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等，作者也都寄予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钦佩。
恩格斯说：“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缺少实践……”[6]18世纪以来，别国人常嘲讽德国人说，法国人主宰陆地，英国人占领海洋，德国人统治着空中的王国。但是德国的思想界却满足于思想里、梦里的自由，不觉得这是德国人的缺陷。海涅与此相反，认为长此下去，德国将永无出路，落后的状态将难以克服。因此，他在他的著作中常常谈到哲学与革命、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二者应该相辅而行，因果相应。在《童话》的第六七两章，海涅创造了一个“黑衣乔装的伴侣”，作为思想见诸行动的象征，这个“伴侣”向作者说，“我把你所想的变为实际，你想，可是我却要实行”。这是海涅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其他章节里也有反映。
但是海涅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长诗洋溢着批判的、战斗的精神，间或也流露出悲观的、感伤的情绪。作者望着初升的太阳，看到地球这一边亮了，那一边又转为黑暗，因而觉得太阳照亮地球是徒劳的；又如作者回到汉堡后的所闻所见，以及向汉莫尼亚倾吐的乡愁，里边掺杂着难以排除的感伤情调。这种情绪，不只是在《童话》里，就是在海涅全部著作里，也一再出现。
作者对于美好的将来虽然具有信心，但是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刚刚开始形成的时期，《童话》里所要唱的“新的歌、更好的歌”仍然是抽象的，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的，而且在最后一章宣示“新的一代正在成长”时，无视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过分夸大了诗人的作用。海涅在写《童话》的同一年，也创作了著名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童话》与之相比，在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人运动的意义的认识上，是逊色的。
海涅是一个杰出的讽刺家，他的讽刺的锋芒所向披靡，能击中敌人的要害，揭露伪善者的本来面目，纠正战友的错误，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海涅的讽刺在个别章节过于卖弄机智，流于油滑，例如第九章在哈根的午饭，第二十章与母亲的对话，第二十二章叙述汉堡的变化，这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好像只是游戏文章。鲁迅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作为杰出的讽刺家的海涅，这方面的缺点也是难免的。
三 马克思和海涅的交往与《童话》的关系
一八四三年十月底，马克思到了巴黎。这时海涅正在汉堡，他在十二月十六日回到巴黎后，便在十二月下旬与马克思结识。二十五岁的马克思和四十六岁的海涅很快建立了友谊。海涅几乎天天和马克思夫妇会面，向他们诵读他的诗，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部里提到了海涅和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关系：“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就已经表明，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多么巨大。他们两人时常不倦地推敲一首不多几行的小诗中的每一词句，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海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四十年代后半期所写的论文中常常引用海涅的诗。”[7]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双刊号于一八四四年二月在巴黎出版，海涅在该刊发表了讽刺诗《国王路德维希赞歌》；后来马克思和海涅都为巴黎出版的德语刊物《前进报》撰稿。一八四五年初，法国政府接受普鲁士的要求，驱逐马克思离开法国，马克思在临行前写信给海涅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8]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标志着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这篇文章发表时，正是海涅写作《童话》将近完成的时期。把《导言》和《童话》对照着读，在描述德国的落后状况、批判德国的旧制度和宗教，以及一些个别问题上，《导言》和《童话》有不少共同之处。（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在德国就有海涅的研究者指出这一点。）关于德国不合理的状况，《导言》里说：“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上的错误，它骇人听闻地违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ancien régime（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具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ancien régime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9]在谈到德国各邦政府时说：“这些政府不得不把现代国家世界——它的长处我们没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ancien régime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却大加欣赏——结合了起来。”[10]这种特殊的“结合”致使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11]各邦的臣民甚至“还要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恩典！”[12]关于旧制度统治下的德国，《导言》里所做的深刻的分析，海涅在《童话》里都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
针对德国这种落后的、不合理的状况，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导言》号召：“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罪犯低于人性的水平，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13]批判的目的是“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partie honteuse（污点）加以描述，应当给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起它们自己的调子，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14]海涅用锋利的讽刺所做的批判正是按照这种方式、为了这样的目的进行的。尤其是《童话》中一再出现的对宗教的尖锐的批判，更是符合《导言》中提出的要求：“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15]
此外，有些个别现象和问题，《童话》里所攻击和讽刺的，《导言》里也给以批判，如普鲁士政府御用的法的历史学派、在条顿森林中寻找自由的国粹主义者等等。这些，译者在有关章节的“说明与注释”里都引证过《导言》中的话，这里不再重复了。
这种互相吻合，不是偶然的，这说明马克思和海涅在巴黎不及一年的交往时期内，二人所关心的问题有许多是共同的。如果说《导言》是一篇热情充沛的向旧制度开火的檄文，那么，《童话》就是一件所向无敌的极其锐利的武器。二者中间，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但是在怎样才能真正摧毁不合理的旧制度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导言》最后指出，先进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解放德国与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必然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对于这最重要的一点，《童话》的作者却没有看清，思想是模糊的，如前边已经提到的《童话》的最后一章，颂扬“歌唱的烈火”，过分夸大了诗人的作用。再者，《导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最早的一篇，《童话》则属于海涅诗歌创作中最高的成就，此后在思想上政治上超过《童话》的作品并不多。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给《童话》以很高的评价。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海涅从汉堡写信给马克思，附寄《童话》的印张清样，希望在巴黎的《前进报》上发表，并请马克思为此写一篇引言（这封信已译出，作为《童话》附录之一）。马克思收到海涅的信后，于10月7日写信给汉堡的出版商康培：“如果海涅还在汉堡，就请您对他寄来的诗转致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第一部分——叙事诗……”[16]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第八十四期的《前进报》上有一篇标题为《亨·海涅的新诗》的“编辑部引言”，没有署名。但是，诗是由马克思交给《前进报》发表，是无可置疑的，引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马克思对于《童话》的看法。引言是这样写的：“最近海涅把他近来写的许多新诗寄给我们《前进报》。我们欢迎这些诗，不仅把这看作是一个宝贵的支持，而且也看作是海涅长期冬眠之后重新觉醒的行动和一部新作品的先声。在这部新作品里，我们会看到我们曾经那样喜爱的诗人如今又充满青春的活力，比过去更加赢得我们的爱戴。我们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标题下，海涅在霍夫曼－康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无可争辩地我们把这本诗集看作是最优秀作品中的一部，诗人的精神机智横生，感情充沛，从而产生了这些诗篇。新思想的力量把海涅从他那忧郁的睡眠中唤醒了，他全身甲胄登上了舞台，高高地挥动着新的旗帜，作为一个‘精干的鼓手’擂动战鼓，呐喊前进。我们将刊载其中的一些章节，今天先发表这篇独具特色的《序言》。”紧接着在十月下旬与十一月内许多期的《前进报》里，《童话》陆续发表了。
马克思离开巴黎后，还很关心《童话》，他在布鲁塞尔发现有人在巴黎翻印《童话》，伪称出版地点是纽约，印刷错误很多，他在三月二十四日写信通知了海涅。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引用海涅的诗句，作为斗争的武器，《新莱茵报》从一八四六年六月一日创刊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报纸上写的政论文章，引用《童话》中的诗句就有七八处之多。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卧病，脱离实际斗争，经常流露出与《童话》中的基本精神相反的消极情绪。他在《童话》里那样坚决地对宗教进行批判，可是他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用法语口授的遗嘱里有这样的话：“四年以来，我断绝了一切哲学的傲慢，回到宗教的思想和情感里来了，我将信仰唯一的上帝、唯一的创世主而死去，我为我不死的灵魂祈求上帝的怜悯。”他在《童话》里那样热情地歌颂将来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可是他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日为《路苔齐亚》法文版写的《序言》里说：“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海涅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他又不能克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疑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里常谈到海涅的情况，他们对于海涅长年卧病以及他不幸的身世表示同情。海涅逝世后，他们听到海涅的一些动摇和倒退的言行，马克思深为惋惜，恩格斯曾给以严厉的批评。
四 关于翻译方面的几句话
海涅在《序言》的结尾处说：“《冬天的童话》是目前由霍夫曼－康培出版社出版的《新诗》的末卷。为了能印成单行本，我的出版者必须把这篇诗送交主管的官厅请它特别照顾，新的改动和删削都是这个更高级的批判的结果。”这是由于当时的书报检查法规定，凡是用纸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可以不予检查（但并不排除出版后立即遭到禁止和没收）。为了避免检查，《童话》被收入诗集《新诗》里于一八四四年九月底出版。同时海涅又与出版商康培商妥，《童话》另出单行本，所以必须接受书报检查官员的“更高级的批判”。译诗把改动的和删削的都译出来了，并在“说明”中做了注明。《童话》里涉及大量当时德国的人和事，对于中国的读者是生疏的；有些艰涩的韵脚、戏谑的语言，也不是用另一种文字容易表达的；所以原诗中一些精锐有力的诗句，在译诗中失去了它们的光彩，无论是对于原作者或是读者，译者都感到歉疚。
译者还译了海涅给马克思写的关于《童话》的一封信和他为《童话》法文译本草拟的序言，作为两篇附录印在译诗的后边，其用意也在“说明”中作了交代，这里不再重述了。
冯至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于北京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06—307页。
[2] 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全集》，第21卷，59页。
[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06—307页。
[4]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36页。
[5] 《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50页。
[6] 《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49页。
[7]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部，293—294页。
[8]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57页。
[9]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6页。
[10] 同上，462—463页。
[1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3页。
[1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5页。
[13] 同上，455—456页。
[14] 同上，455页。
[15] 同上，453页。
[16]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