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斯德哥尔摩鸟瞰
五月初的一个傍晚。莫塞山的小公园还没有对公众开放，花圃里的泥土还没人松过；雪莲花穿过去年的枯枝败叶已经奋力地抬起头，它们将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经历，让位给受到一棵不结果的梨树的庇护而得以生存的娇嫩的番红花；紫丁香苦等着南风的到来而开放，但是椴树肥硕的嫩芽已经给忙于在树杈上用地衣搭窝的金翅鸟提供了喜庆的美酒；去冬的雪融化以后还没有人踏过这里的沙石小路，因此动物和花木仍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灰色的麻雀正在收集它们藏在航海学校屋檐下的废弃物；它们在争抢去年秋季最后一次燃放烟花后留下的碎纸片，它们叼走捆在去年从玫瑰谷那所学校移栽过来的小树上的草秆——它们的眼真尖，什么都看得见！它们在凉棚里寻找破布条，能从椅子腿上拉出挂在那里的狗毛，那是去年的约瑟芬节狗在那里咬架时留下的。那里有生活，也有竞争。
但是太阳仍高悬在里尔叶岛上空，它把整束光射向东方；它们穿过贝里松德海峡烟云，掠过骑士海面，爬上骑士岛教堂上的十字架，扑向德国教堂的尖顶，戏弄着船桥附近各种船只上的旗帜，照耀着大海关建筑物上的玻璃，沐浴着里丁岛上的森林，最后消失在远方大海上空的玫瑰色的云团里。风从海上吹来，沿着这条老路往回走，穿过瓦克斯霍尔姆，经过城堡要塞，经过海关，沿希克拉岛而上，从背后进海斯特霍尔姆，窥视夏季游乐场；又冲出来，继续前进，进入丹维根海角，像突然受到惊吓，沿着南岸猛跑，闻着煤、煤焦油和各种鱼油的味道，冲向都市花园，攀上莫塞山，走进那个小花园，一头撞在墙上。在同一瞬间，厨娘打开了墙上的窗子，她刚刚撕掉糊在窗缝上的纸，一股难闻的油腥味儿、啤酒味儿、杉树枝和锯末味儿一拥而出，被风吹得很远很远，就在厨娘用鼻子使劲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风借机卷走了窗子上的小饰物、牵牛花和蔷薇花叶子，开始沿着小路起舞，灰麻雀和金翅鸟也很快加入跳舞的行列，这时候它们看到，建造窝居之苦大部分已经消失。
然而厨娘仍然在收拾窗子，几分钟之内通向地下室酒馆前廊的门就被打开，一位年轻的绅士从里边走进花园，他衣着简朴而得体，面容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目光中有一种伤感和无奈，不过当他走出酒馆看到眼前广阔的视野时，伤感和无奈立即消失了。他迎风而立，敞开大衣，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一切似乎大大减轻了他心中的郁闷。随后他沿着把公园和临海那边的峭壁隔开的围墙徘徊。
在他身下是那座新苏醒的喧闹城市，都市花园港口的蒸汽起重机旋转着，铁秤上哗啦哗啦地称着准备出口的生铁，看水闸的工人不停地吹着哨子，船桥附近的蒸汽船吐着蒸汽，国王山上的马拉公共汽车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着，渔民路上卖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激流河上白帆和旗帜随风飘扬，海鸥的鸣叫，船岛传来的号角声，南马尔姆广场传来“枪上肩”的口令，玻璃厂大街工人木鞋的响声，这一切构成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似乎激起了这位年轻绅士的激情，因为现在他的面孔有了一种无畏、兴奋和坚强的表情，这时候他俯在围墙上，看着脚下这座城市，他好像在打量一位敌人；他的鼻孔扩大着，他的眼睛在燃烧，他举起拳头，好像向这座可怜的城市挑战，也像在发出威胁。
此时卡塔丽娜教堂的钟正打七点，接着马利亚教堂敲响了另外一种刺耳的钟声，大教堂和德国教堂的钟用低沉的声音凑着热闹，整个宇宙回荡着这座城市各种钟发出的七点报时声；当它们一个接一个停息以后，人们仍然能听到远方最后一个报时钟正在唱平静的晚祈祷；它有着比其他时钟更高的音调、更纯的音质和更快的节奏——因为它真有这些特征：他倾听着，竭力寻求这声音的源头，因为这声音引起了他的回忆。此时他的表情温和了，他的面孔流露出一个孩子被遗弃时才有的痛苦。他孤身一人，因为他的父母就安息在克拉拉教堂的陵墓里，钟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他是一个孩子，因为他仍然相信一切——不管是真的，还是编造的故事。
克拉拉教堂的钟声停息了，石子路上的脚步声使他从沉思中醒来。从前廊出来的一个矮小的男人朝他走过来，此人留络腮胡，戴着眼镜，他的眼镜与其说是因为视力不好而戴，不如说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目光，一张令人讨厌的嘴巴总是带着一种友善甚至谦恭的笑容，一顶破旧的帽子，考究的大衣扣子却钉错了位置，裤子有些下坠，就像下半旗，走起路来既自信又自卑。从他不伦不类的外表无法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和年龄。他的样子既像一个手工艺工人，也像是一位公务员，年龄大约在二十九至四十五岁之间。然而他对眼前要会见的人表现出某种奉承，因为他高高地举起那顶被压得弯弯的帽子，脸上挂着一种谦恭的微笑。
“法院院长[1]已经等了很久了吧？”
“哪里哪里；刚刚报过七点。对于您的善意和您的到来，我表示非常感谢，因为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看重这次会面；差不多可以说它关系到我的前途，斯特鲁维先生。”
“啊，天啊！”
斯特鲁维先生眨了一下眼睛，原来他只想喝一喝甜酒应付一下，没有想谈什么正事，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为了我们能谈得更好一些，”院长继续说，“我们坐在外边，喝一点儿甜酒，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斯特鲁维先生捋了一下右边的络腮胡子，小心地按了一下帽子，说了声谢谢，但是显得局促不安。
“首先，我必须请您别再叫我法院院长，”年轻的绅士接着说，“因为我从来不是院长，只是一个在编法务助理，后者从今天起我也不是了，现在只是法尔克先生。”
“怎么回事？”
斯特鲁维先生的样子真像失去了一位挚友，但仍然很谦恭。
“您是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人……”
斯特鲁维先生本来想插上几句，但法尔克继续说。
“您是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红帽报》的成员，由于您这个身份我才找您。”
“对不起，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
“我拜读过您很多激情洋溢的文章，关于工人问题和藏在我们心底里的其他所有问题。我们现在计划庆祝上下两院合并的国会成立Ⅲ周年，‘三’字要用罗马数字Ⅲ，现在是这个新的民意机构成年第三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的愿望会实现。我读过您发表在《农民之友报》上的介绍政治领导人的传记，文章切中时弊，这些人出身平民，最终提出了他们长期压在心头上的问题；您是一位有远见的人物，我很敬佩您！”
斯特鲁维，他没有因为火一样热烈的讲话而燃起激情，他的目光反而暗淡了，他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雷鸣闪电般的颂扬，也没有被激动的言词所感动。
“我必须说，得到一位年轻人，让我说像一位法院院长这样杰出人物的承认，我确实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谈这么严肃的话题呢，为什么不谈无忧无虑的大自然，啊，我们现在就在它的怀抱里，现在是春季里的第一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太阳把温暖送给整个自然界；让我们快快乐乐、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吧。对不起，不过我认为我是先通过大学文凭的老大学生，按习惯可以提议去掉头衔而称兄弟——冒昧啦……”
满怀激情的法尔克感到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他本来是想寻求钻木取火的铁杵。他冷淡地接受建议。此时两位新兄弟坐在那里，互相无话可谈，只有他们的面孔在告诉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的误会。
“我刚才跟老兄提到，”法尔克又捡起话茬，“我今天已经跟过去一刀两断，放弃了仕途之路；我现在只想补充一点儿，我想成为记者！”
“记者！啊，天啊，为什么！但是非常遗憾。”
“不遗憾；不过我现在想问一问，老兄知道不知道，我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工作！”
“啊！这实在难说。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找工作。这一点你可能想象不到。辞掉工作确实很遗憾；当记者是一条困难之路！”
斯特鲁维的样子显得对此事很遗憾，但也可能掩盖着又得到一个不幸的同行而沾沾自喜。
“不过请你告诉我，”他继续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放弃可以给你带来荣誉和权力的仕途之路。”
“荣誉只给那些已经攫取了权力的人，而权力只给那些残酷无情的人。”
“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再说也没那么严重吧？”
“没那么严重？好吧，让我们谈点儿别的吧。我只向你介绍六个大部门中的一个的内幕，我曾经去那里登记找工作。前五个我很快放弃了，自然的原因是那里没工作。每一次我去问有没有工作时，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而我也看到，确实没有人在工作。我到过的一些重要部门也是这样，如烧酒生产管理局、税务总局和公务员退休金管理总署。但是当我看到一大群公务员挤在一起的时候，脑子里马上想到，那个给这些人发放薪俸的部门肯定有事情做。我就在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登了记。”
“你到过那个部门？”斯特鲁维问，他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
“对，我进门时，那个完美、组织健全的政府部门给我留下的伟大印象永生难忘。我是十一点钟到的，他们应该在这个时间开始办公。房门里有两个年轻的门卫趴在桌子上看《祖国报》。”
“是《祖国报》？”
在此之前一直给灰麻雀喂糖吃的斯特鲁维开始竖起耳朵听。
“对！我向他们问早安。两位先生的后背像蛇一样轻微动了动，表明我的问候还不特别令他们厌恶，其中一位甚至做了一个抬起右脚靴子后跟的动作，可能是示意握手。我问，两位先生哪一位有空，带我到办公室去。他们进行阻止，解释说，上边有令，不得离开门房。我问有没有其他门卫。有，还有好几位。但是——班长在休假，第一门卫请公假，第二门卫临时请假，第三门卫去邮局了，第四门卫生病了，第五位喝水去了，第六位上厕所了，他在那里一去就是一整天；此外没有一位公务员会在下午一点钟以前到。得到指点我才明白，我的过早来访是不合时宜的，我也想起来，门卫也是公职人员。
“然而在我宣称一定要到办公地点看看，从而了解一下这个权力大而广泛的机构的分工情况以后，两位中年轻一点儿的陪我去。这使我大开眼界，他把大门一打开，大小十六间房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这里一定有工作给我，我感到我想对了。十六座壁炉里桦木柴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愉快地打破了那里的孤寂。”
斯特鲁维越听越有兴趣，他从背心的外层和里层中间掏出一支铅笔在自己的活动袖口[2]上写下十六。
“这是在编公务员办公室。”门卫告诉我。
“好啊，这个部门有很多在编公务员吗？”
“啊，的确够多的。”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写呀，当然，写一点儿……’，他还真实话实说，我觉得不应该再让他说下去。我们走过很多人的办公室，有抄写员的，法务助理的，办事员的，审计员的，审计处秘书的，督察员的，督察处秘书的，公诉员的，行政管理员的，档案员的，图书管理员的，财务督导的，会计的，法律顾问的，物资检验员的，纪要处秘书的，统计员的，登记员的，行政处秘书的，局长的和行政处长的，我们在一个门前停住脚步，门上挂着烫金的大字：署长。我想打开大门进去看看，但是被门卫礼貌地制止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小声说‘别出声’——‘他在睡觉？’脑子里想起一句老话，我不禁这么问。‘上帝保佑，别说话，署长不按铃，谁也不许进。’——‘署长经常按铃吗？’——‘不，我从来没听见他按过铃，我在这儿工作一年了。’——看来我们又到了禁区，因此我没再说下去。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那些公职人员陆续到达，让我相当吃惊的是，他们当中有很多我过去的老朋友，他们都在公务员退休金管理总署和烧酒生产管理局供职。当时我看到税务局的那位官员大摇大摆地走来，一屁股坐在登记员办公室的皮沙发上，就像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自在。
“我抓住身边的一位年轻人，问他，我能不能进去拜见一下署长。‘别出声’是他神秘的回答，他把我带到第八办公室！又是一个神秘的‘别出声’。
“我们坐的那间办公室同样很暗，但比其他的办公室都脏。马鬃从裂开的皮家具里伸出来；写字台上积了很厚的尘土，上面摆了一个失效的吸墨板，一个未用过的封蜡，上面用英文字母写着昔日主人的名字，一把剪刀，它的双刃已经被锈死，一本台历，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仲夏节，一本年鉴，已经有五年了，还有一摞发灰的纸，上面写满了‘朱利尤斯·恺撒’，‘朱利尤斯·恺撒’，‘朱利尤斯·恺撒’，反反复复至少写一百遍，上面还写了很多遍‘挪亚老头儿’，‘挪亚老头儿’。
“‘这就是档案员办公室，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我的陪同说。
“‘啊，他已经有五年没到这里来了，所以他不好意思再来了！’
“‘啊，那谁管他那摊儿工作呢？’
“‘图书管理员管。’
“‘像公职人员薪俸发放总署这样的机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
“‘主要是，由门卫按收文的日期和字母顺序进行分类，然后送到钉书人那里装订，图书管理员再把它们放到适当的书架上。’”
斯特鲁维越来越对谈话感兴趣，还不时地往自己的活动袖口记上一两个字，法尔克停下的时候，他认为应该说点儿重要的事情。
“啊，不过档案员怎么领薪金呢？”
“好办，寄到他家里去！这还不简单。然而我的年轻的同伴还是建议我进办公室拜见一下统计员，请他把我介绍给其他公务员，这些人现在已经上班了，正在捅壁炉里的火，以享受火堆里最后的火光。听我的朋友讲，统计员干练而心地善良，喜欢出头露面。
“我已经认出了这位统计员就是我看到的那位税务局的行政管理员，我对他有完全另外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了我的同伴，还是进去了。
“那位令人生畏的人坐在壁炉前面的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把双脚伸进一块鹿皮里。他正起劲地抽着有皮套的真正的海泡石烟嘴，为了解闷儿，他抓起前一天的《邮政与国内消息报》，想了解一下反映政府想法的必要的消息。
“我的到来使他很不耐烦，他把眼镜推到光秃秃的头顶上；右眼藏到报纸后边，用子弹头似的左眼死盯着我。我陈明来意。他把烟袋嘴拿到右手，看看有多远才能击中目标。这时候出现的可怕的沉默证实了我的所有担心。他用力咳，一大口痰吐进火堆里，发出嘶嘶的响声。随后他又想起报纸，继续阅读。我觉得应该用稍微变化的提法重复一下我的来意。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先生是他妈什么意思？先生在我的办公室里想干他妈什么！在我自己的办公室也不让我安宁吗？对不对！？滚，滚，先生！先生你他妈的看不出来我很忙！有事去找物资检验员去谈！别在我这儿烦人！’我只好去找物资检验员。
“那里正在开大型物资检验大会，已经开了三周。检验员任主席，三个办事员做记录。供货商送来的检验品摆在周围的桌子上，所有没事儿的办事员、抄写员和法务助理员都在桌子旁边就座。尽管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人们还是决定买两箱莱赛布牌纸，经过反复裁剪试验，决定买四十八把格洛陶普牌获奖剪刀（统计员拥有这家工厂二十五股股票）；钢笔试写了两个星期，记录用了两令纸；现在轮到折叠刀，检验大会决定当场在桌子上进行试验。
“‘我建议买英国的雪菲尔德的第四号不带起瓶器的双叶刀。’物资检验员说，并从桌子上剌下一片，这片大得足以用它纵火。‘首席统计员，你看怎么样？’
“拿刀子试验的那位先生剌得太深，刀刃碰坏了埃希尔斯图那厂送来的二号产品一把三叶刀，他建议买这种三叶刀。
“然后大家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并附带实际试验，最后主席决定购买二十四把雪菲尔德刀子。
“对此首席统计员发表了长篇的保留意见，人们把这种保留意见记录在案，并复印两份，编号、分类（按字母顺序和时间）和装订，在图书管理员的监督下由门卫放到图书馆的适当架子上。这种保留完全出于热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国家有必要鼓励本国的工厂。由于这种保留涉及对政府一位官员的指控，物资检验员有必要为政府辩解一番。他首先提到对小产品减税的历史（一提减税所有的公务员都把耳朵竖起来），回顾近二十年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刚要把这个题目展开了谈，骑士岛上的钟已经敲打了两点，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接触正题。那该死的钟一响，所有的公务员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这时候我问一位年轻的同伴，这是什么意思，听见我提问的那位年迈的法务助理回答说：‘一位官员的首要任务，先生，是要准时准点，先生！’两分钟以后，所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明天将是热闹的一天。’一位同伴在楼梯上小声对我说。‘天啊，为什么？’我不安地问。‘讨论铅笔问题！’他回答。天天热闹非凡！封蜡、信封、裁纸刀、吸墨板和订书线。不过这样也不错，大家都可以有事做。没会的一天总算来了，这时候我鼓起勇气，要求他们给我点事情做。他们给了我七令纸，让我在家里抄写，以便我获得‘认可’。我很快就把这工作做完了，但是我不但没有得到承认和鼓励，反而受到怀疑，因为他们不喜欢勤奋的人。后来我再也没有分到什么工作。我真不愿意跟你讲这一年我所受到的屈辱、刺激和无边的烦闷。在我看来是荒谬琐碎的事情却被奉若神明，在我看来伟大、神圣的事情却遭亵渎。人民被称作贱民，被认为只配在必要时充当卫队射击的靶子。他们公开辱骂新的国家政体，称农民为叛徒。[3]这话我听了七个月；当我产生怀疑不再参加嘲笑时，他们向我提出挑战。当下一次他们攻击‘反对党狗’时，我再也憋不住了，发表了态度鲜明的讲话，结果他们看清了我的立场，我变成了一个麻烦的人。而我现在做的，像很多海上遇险的人一样，只有跳海，投身新闻事业！”
斯特鲁维对于突然结束谈话似乎有些不满，他装好铅笔，喝了口甜酒，神情有些茫然。然而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
“我的老弟，你至今还没有掌握生活的诀窍；你将会看到，挣口饭吃有多么难，它将逐渐成为生活的主要问题。人们工作，是为了挣饭吃，人们吃饭，是为了挣更多的饭吃，以便能更好地工作！相信我吧，我有老婆、孩子，我知道该说什么。人们必须使自己适应环境，你看到了吧，必须让自己适应！而你不知道，记者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记者置身于社会之外！
“当他想置身于社会之上的时候，大概要受到惩罚。另外，我讨厌这个社会，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由欺骗织成的网——我巴不得离开它！”
“天冷了。”斯特鲁维说。
“对，我们走吧？”
“我们大概该走了。”
谈话的激情熄灭了。
太阳已经落山，弦月爬上了远方的地平线，此时正高悬在拉都果德大草场上空，一两颗星星正在跟残留在宇宙上空的日光进行搏斗；路灯已经在脚下刚刚沉静下来的城市里点燃。
法尔克和斯特鲁维一起朝北走，共同谈论着商业、海运、经济和其他一切他们并不感兴趣的话题，随后彼此都像如释重负般地分手。
带着头脑里新扎根的思想，法尔克沿激流河大街走到船岛。他感到自己像飞起来以后撞到窗玻璃上的一只鸟儿，现在躺在地上，曾几何时，他满以为自己展开了双翅，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向自由的天空。他坐在海边的一张靠背椅上，听着海浪的喧嚣；一阵微风从开了花的枫树林吹来，弦月将微弱的光洒在漆黑的海面上；码头上停靠二三十只船，它们拖着自己的缆绳用头彼此相撞，转眼间又把头沉下去；风和海浪似乎执意要把它们向前驱赶，它们一次次向那座桥进攻，就像一群发疯的狗，但缆绳把它们拉回来，这时候它们又咬又跺脚，好像拼命要挣脱逃走。
他一直在那里坐到午夜；这时候风睡着了，浪平静下来，被俘的船只也不再冲撞缆绳，枫树也不再沙沙作响，露珠降落下来。
此时他站起身来，迷梦般地朝自己偏僻的斗室小屋走去，它坐落在很远的拉都果德高地上。
这就是年轻的法尔克所做的，而那位老奸巨猾的斯特鲁维在同一天进了保守的《灰衣报》，在此之前他被《红帽报》辞退了，回家以后，给不得人心的《国民旗帜报》写了一篇“关于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的报道，共四栏，每栏五国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