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49—1978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中断与倒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走了一条非常曲折和复杂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大学制度的探索和实践，是建立在三种大学制度模式基础之上的。一是由早期回国留学生引进而来的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如由蔡元培等引进的欧洲国家的大学制度和理念，由郭秉文等引进的美国大学制度和理念；二是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三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探索的符合中国共产党人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大学（高等教育）制度模式是新中国大学制度的历史遗产，影响了新中国大学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指明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旧教育中有用的经验和苏联经验。由于不久之后对“旧教育”的全面彻底否定，“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和“苏联经验”便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参照。事实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选择一直在苏联模式和老解放区教育模式之间振荡。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高等教育拨乱反正时期，我国也是在摒弃了老解放区教育模式之后，有选择性地恢复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经验，引进苏联模式，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52—1953年实施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调整重点是“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在实施过程中，“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分为综合大学（设文理学科）和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两种。为了适应国家对专门人才的急需，保留一些专科学校。”1953年的院系调整是在“从无计划到有计划，到按照计划办学，从盲目发展到根据需要与可能条件按照一定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指导原则下进行的。“这次院系调整依然是学习苏联经验，向苏联模式靠拢。”院系调整的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改造，以及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学习和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经验，通过对旧中国旧大学的接管与改造，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强调党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政治领导；二是确立了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三是确定了国家举办高等教育，中央政府统一直接管理高等教育，以及高等学校的举办和管理体制；四是形成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的部门办学模式；五是建立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高等教育的计划调节机制；六是高等学校内部实行职能部门与系的纵向领导（管理）关系，以及校（院）—系—教研室结构。

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发展走向。对高等教育而言，它使得中国高等教育从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主走向了以政治教育为主的时代，使高等教育丧失了相对独立地位而走向政治的“附属地位”，使高等教育走上“继续革命模式”。“革命教育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在教育领域的直接表现。概括来说，“革命教育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强调面向劳动人民开展大众教育，为工农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实现教育民主；强调实用教育，活学活用。

“革命教育模式”及其所反映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三次“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目的，在于试图打破苏联模式所强调的正规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传统，尝试建立一种革命化、劳动化、大众化的教育制度。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我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影响，探索适合本土实际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是在吸收老解放区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纲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就高等教育来说，其目的是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内容是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大改革，涉及学制、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并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广泛开展，还包括实行全民办学，多种形式办学，教育管理权限下放，以及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等。“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改革，以贯彻毛泽东在1964年至1966年“五七”指示发布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密集谈话或批示精神为主线而展开。这次教育改革所依据的基本思想，事实上也是“革命教育模式”基本思想和经验的延续。这种教育，主要不是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而是以政治教育为统帅、为灵魂的教育，是“革命教育”。这种“革命教育”随着政治斗争加剧而走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极端政治化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高等教育，是“革命教育模式”在外部政治形势下的必然延伸和极端表现。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高等教育极端政治化的时期，是革命教育模式的顶点。它不仅导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破灭，同时也导致“革命教育模式”的破灭，预示着对新的教育模式和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的开始。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关于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的探索和实践，整体上是在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革命教育模式”之间进行的。最终，革命教育模式占据绝对地位。革命教育模式和相应的大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是格格不入的。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其在权力集中与下放的选择中，颇费周折。就国家如何治理高等教育来说，1949—1977年，国家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经历了几次的变革：①确立中央集权高教管理体制（1949—1958年）；②高教管理体制由集权向放权的尝试（1958—1963年）；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由放权到收权的调整（1963—1966年）；④“文化大革命”中高教无序的管理体制（1966—1976年）。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虽然经历了几次变革，但基本上是中央和地方集权与放权的变动。总体上说，“中央高度集中统一”是这个时期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该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使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经历了由“回收”—“下放”—“回收”—“下放”—“回收”的几次反复，变化态势呈“W”形。至于在每一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因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而定。经济、政治集权或放权，高等教育也跟着集权或放权。由于该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下放”和“回收”主要发生在政府组织内部，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下层级之间权力的转移，重点强调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高等学校自主权则隐藏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权力划分的背后。这种以政治性的经验决策为基础，以权威的行政指令为主导方式的高等教育管理基本特征，决定了当时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既缺乏必要性，又没有可能性。至于“学术自由”更是令人谈虎色变的舆论禁区，只能是大学和学者的奢望和梦想。学者们将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典型特征概括为：高等学校国家所有、教育管理高度集中、教育发展受计划调控和教育运行行政干预。在这一权力关系下的中国大学，既无法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学术组织理应具有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权利，也不可能在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内部建立以学术人员为中心、以学术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制度体系。大学只不过是按照政府指令和计划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模式化”人才，也难以诞生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就大学内部的治理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面临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大学内部的领导体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大学的治理。因此，领导体制的确定也就成了这个时期大学治理的主要任务和重要特征。然而，大学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当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在探索过程中，如同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一样，1949—1977年，中国大学尝试了多种领导体制，如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工宣队为主的革命委员会负责制等。考察这个时期大学的领导体制变革，可以发现，大学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动密不可分，或者说每次变革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动和指导下完成的。这个时期中国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变革是频繁的，28年内变更了5次，即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工宣队为主的革命委员会负责制。如此频繁的变动或许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与当时那个充满改造、运动、跃进、革命等的社会密切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是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大学的内部来，影响到大学的领导体制，这在以政治为中心整合经济、文化、思想为一体的时代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大学治理自身的不成熟有关，一切尚在模仿或建构中，自然也一切皆在不确定的变革中。大学领导体制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在努力探寻合适的大学领导体制，力图解决大学领导体制需要处理好的基本问题，如大学领导体制到底是实行“委员会制”好还是“一长制”好，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的关系，如何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关系，等等。在一个重大问题没有找到最好答案之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探索是有意义的，探索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经过这段时期的探索，中国大学的治理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得到国家的认可并以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中国大学治理的指南，代表性的政策就是1961年9月中央批准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高校六十条”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关系、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等，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准高等教育法”的作用。由于“文革”的原因，“高校六十条”一度名存实亡，“文革”结束后，教育部于1978年又修订了“高校六十条”，并且一直沿用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路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建构理论，模仿苏联经验，融合中国共产党源于革命时期根据地经验的独立探索，构建起一个以计划体制为核心特征的全能国家。马克思主义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实践逻辑有效地限定和塑造了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制度特征。在新政权建构之初，国家在恢复建立统一正规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接管旧有的公立高等学校，接收国外势力控制的教会学校，接办各种类型的民办高校，按照经济建设的急切需求大规模推进院系调整，逐步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包括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招生分配制度，内部领导体制等全方位、大一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大学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启动伊始，伴随着政治领域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大学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对苏联大一统模式的调适。目的就是要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但是，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建构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国家能力”提升，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强力整合，进而形成了对社会的吞噬和全能国家体制构造。表现在国家与大学治理的关系层面，就是代表国家的政治权力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大学进行全面控制和强力整合，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的附庸，丧失了作为学术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