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大学制度：不同模式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如此，期望大学适应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从历史上看，大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是社会进化的组成部分。从源头看，传统的大学自治具有行会的性质，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大学内部利益，对大学外部利益关注并不多，这样就使得它具有明显的封闭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大学自治的保守性越发明显，而且学院式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僵化，并容易引发学术权威向行政权威转变，且资深教授易演变为学术霸主。因为，日积月累当他们在大学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顽固的利益集团时，本能就倾向于保护既得利益而拒绝变革，其结局必然面临被动变革的命运。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宗教势力对大学的控制力量逐渐式微，民族国家政权逐渐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新兴民族国家开始对大学办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大学自治。在一些国家，大学转变成国家机构，隶属于政府教育部门管辖。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法国，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建立全新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学曾一度变成一种管理体制而不再是一个机构名称。德国也在普法战争之后进行教育改革，国家开始管理大学并掌管教授的任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政府增加对大学事务的干预，大学从此不再是纯私人的事情了，如英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干预大学，但通过建立专门的咨询机构负责对大学发展事务进行指导。这样，大学治理模式出现了分化：英国的现代大学制度长期以来一贯强调自由精神，因地制宜实行多元化的教育体制，给予大学极大的办学自主权；法国和德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则突显出较浓的政府干预色彩；美国作为建国历史较短的新兴移民国家，受传统因素的制约较少，其现代大学制度更具开放性和创新性。以下对这三种模式分别予以陈述。

英国现代大学制度模式是一种基于古典传统的大学自治模式。英国大学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英国建立了体系完备、享誉全球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既有古典大学又有近两百年建立的各类大学。从历史维度看，英国是一个有深厚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传统的国家，社会干预历来不强。在英国，大学管理体制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征，大学自治传统受到的影响较小，政府至今仍然不直接介入大学事务。这种传统始于16世纪，因为当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开始成为富有的法人。正如加雷斯·威廉斯所言，“关于英国学术自由的当代神话，以及大学教师取得终身任职以保护学术自由的必要性，最终都源于16世纪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法人所享有的财政独立性”。这种自治的传统一直被保留下来，即使自20世纪以来政府为大学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办学经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也是如此。特别值得一起的是，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除主任委员外，所有的委员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知名学者，故拨款委员会很少借拨款之机干预大学自治。正如阿什比所说的，“不带任何对大学的限制。即使有些限制，也绝不侵犯大学的自治权。”“许多大学教师声称，他们只有完全控制自己的资源，才能追求和传播真理。正是这种对真理的自由探讨才是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可见，英国大学具有深厚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传统，这种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整合的基点。托尼·比彻（Tony Becher）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特定传统尊重院校自治和个人的学术自由，政府‘羞于’提出国家的目标，而各种中介机构，虽然越来越被看作政府机构的许多部分，但仍保留‘学术方面的判断’，大量地陷入‘资源方面的决策’。”由此可见，学术自由是英国大学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所形成的大学的内在制度，它早已内化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大学的管理中沉淀为一种自治的文化。就此而言，英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在内在制度已经具备的条件下进行的，以大学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在学术自由的影响下亦容易建立起来。即使在当代，政府对大学治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往往通过建立专业委员会的方式来间接地影响大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面提到的20世纪初期建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组织，它对英国大学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在英国大学的历史演进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古老大学的自治传统得到了较完整的保留。另一方面，在大学内部仍然实行经典大学的学院式管理，大学可以自己选拔校长和任命自己的副校长，大学教师聘任仍然是大学自己的事情，学院全体教师大会决定教学、科研、招生等事宜。大学由资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负责大学重大事项的决策，同时也决定大学校长的选聘。这些工作都按照政府批准的大学宪章进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政府对大学干预都比较少。大学虽然接受国家资助，但一直保留独立法人身份，国家采用拨款委员会这一高级咨询团体的形式对大学进行治理，大学内部则采用学院制方式进行管理。”

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其现代大学制度特征，主要体现在建立在学术自由基础上的国家主导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其特点是大学内部实行教授治校，大学外部实行国家控制。首先，了解一下法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特征。法国现代大学制度相对是比较单纯的，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管理与学术自由的和谐统一在大学校的实践，使大学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20世纪中后期，法国每隔几年就推进一次的高等教育改革对法国现代大学制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中，1986年的《高等教育指导法》（又称《富尔法》）、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又称《萨瓦里法》）、2007年的《大学自由与责任法》和2013年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法》等，为丰富法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增强其适应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不同的是，德国现代大学制度模式是一种大学自治基础上的联邦与州政府合作治理模式。正如前文所述，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后期洪堡模式的建立与延续阶段；另一个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变革和调整阶段。联邦与州政府合作治理是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德国政府与现代大学之关系可谓水乳交融，不但柏林大学由政府直接创办，而且大学经费由财政供给，大学教授由政府聘任，大学除了承担着学术使命外，还担负着国家使命。在“两德”统一前，原联邦德国已经建立了联邦与各州政府合作治理的制度，1969年原联邦德国修改《基本法》，联邦政府获得了参与高等教育资助和制定全国统一的总纲性法律的权力；1976年联邦政府出台《高等学校总纲法》，为各州的《高等学校法》确立了统一的框架。联邦和各州政府共同管理、合作治理高等教育的制度不仅一直延续到“两德”统一后的初期，而且仍然是德国现行大学制度的基本构架。在大学内部，教授负责课程、教学、招生等学术事务，教授会组成的评议会负责大学校长推举和新教师候选人的提名，这些推举和提名需要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大学教授职位则纳入了国家公务员管理系列。直到今天，在欧洲大陆国家多数大学，大学评议会仍然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校长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大学教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教授不仅享有治学权，而且参与治校，教授代表是大学评议会的主体，评议会负责推举校长，同时负责学校重大事项的审议，而常务副校长则负责执行学校评议会的决议及日常事务管理。

美国现代大学制度模式是一种大学自治基础上的州政府协调治理模式。相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既有对英国古典大学制度的继承，又有对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借鉴，大学管理体制建设则吸收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双重风格，更有基于美国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所进行的大胆探索与创新。其特点是在大学外部，联邦政府实行分权制，不直接干预大学事务。公立大学事宜由各州政府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进行治理，而对私立大学则完全交由市场机制决定，大学是一个完全法人，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事务，实行完全的自治。而对公立大学，一般通过州立法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来领导大学建立董事会，由董事会管理大学。董事会一般吸收社会代表参与大学治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参与式的大学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也被不少美国私立大学所效仿，它们的董事会成员吸收了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包括来自政府方面的代表。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促进了新大学制度理念的传播和实践的探索，教授终身制和学术自由制度逐渐成为美国现代大学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学内部教授会的普遍建立使大学治理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传统的董事会与校长共同治校的治理结构因教授会的加入而转变成为董事会、校长和教授会“三驾马车”治理结构。至此，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架构就建立起来了，以后虽然多有改变，也主要是建立一些补充性的制度，其基本的制度理念和结构并未出现大的变化。在大学内部，一般采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与以教授会为代表的学术系统两种相互平行的管理体制，学术权力归教授会，行政权力归校长，校长有否决权但不能代替教授会决策。在院系层面，教授会权力更大，教授会也以正教授为主，他们负责推举院长和学校教授会成员。美国私立大学在治理结构上与公立大学有所不同，它们实行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著名校友、大学捐助人和大学校长及教授代表组成。他们负责选拔校长，决定学校重大事项，如财务决算、学校发展规划和制订大学章程等。如公立大学一样，私立大学一般都实行校长与教授会分权制，即校长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教授会负责日常学术事务，但学术重大事项决定需要得到校长的批准，当校长与教授会之间出现重大意见分歧时则由董事会裁决。而哈佛大学的治理结构实行两会制，即在董事会之外另有监事会机构，它负责对董事会决议进行审议，必要时会否决董事会决议。可见，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移植、借鉴到自主创新的过程。这就使它从理念和形式都具有多样性，在某些方面像英国，在另一些方面像德国，但更多的还是像自己。也就是说，即便是它移植和借鉴了英国、德国大学制度的某些元素，也不是简单的嫁接，更不是生硬的拼凑，而是有机的融合，是在美国社会文化土壤上培育起来的、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综上，当代西方各国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大学制度历程，走上了现代大学之路。正是由于在思想源泉、民族传统与文化基础方面的种种特殊性，每个国家的大学制度模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存在统一的世界通用的大学模式。进言之，虽然德国大学模式为很多学者所崇尚，若试图将这一模式移植到自己国家，就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改造。美国大学的制度模式正是基于对德国大学模式进行移植后，根据美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改造成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吉尔曼校长试图按照德国大学模式建立自己的研究生院，但在本土的压力下不得不建立本科生学院，这就是后来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国大学的影响也促进了传统的殖民地学院的改造，最显著的标志是许多大学都建立研究生院，哈佛大学就是其中一例。这些大学虽然成就了自身的卓越地位，但并非是适合美国本土需要的。真正适合美国本土需要的则是新建的州立学院即后来的州立大学，它们应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而生，代表了美国大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从而成为美国大学模式的原型。这些学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德国大学模式的特点和传统英国大学模式的优点，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美国大学模式，后者成为20世纪中叶之后主导世界大学发展的模式。美国大学模式的崛起，是世界学术重心转移的标志，也成就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所以，通过回顾德国大学模式在美国的嬗变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德国大学模式的真正含义，就能够明白没有完全通用的大学模式。

尽管现代大学发展模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为外在制度，一为内在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内在制度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原生的制度，它是在社会的内在运转中逐步演化出来的，不出于任何人的设计而源于千万人的互动。习惯与道德规范是典型的内在制度。外在制度则是外在设计出来的并靠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由外在的权威强制推行。法律政策是常见的外在制度。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任何社会制度的框架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否则将遭到内在制度的强力抵制而无法正常运转。“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的制度的整个框架，都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就此而言，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不仅需要建立外在制度，更需要建立内在制度，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基础，缺乏一定的内在制度，外在制度往往难以有效运转。

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外部制度设计层面体现的共同特点是：政校分开，学校自治。政府一般只是制定相关的宪法法案，拨付相应的预算经费，并不参与学校的具体管理，大学作为独立的主体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是不直接管理大学的，无论公立私立都由各州负责，但州政府的权限也只是局限在资格审批、董事会成员任命和经费预算等小范围里，对大学内部的管理和运行也是不干预的。1968年法国进行了大学改革，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提出了“自治、参与、多学科”的改革原则，赋予了现代大学在管理、教学、科研、人事、经费等方面广泛的自治权。英国政府同样也不直接管理大学，政府一向采取不陷入宪法规定由大学自己负责的事务中的明确立场，也不会把由政府来承担更为合适的任务和职能强加给学校承担。

大学内部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理结构；二是运行机制。前者是指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反映大学内部制度静态的一面。后者是指大学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方式，反映大学内部制度动态的一面。董事会是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是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董事会的职能一般是制定大学章程、选聘校长和筹措办学资金，而把行政管理权全权交给校长，不过问学校具体日常事务。法国大学的内部事务由两个委员会承担：校务委员会享有审议权，是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咨询委员会（下设科学委员会和教学与大学生活委员会）则享有建议权。虽然法国大学是实施中央集权模式的典型代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渗透，但又适当分离，分工明确。英国大学一般设有董事会、理事会和校务委员会。董事会享有大学的立法权，负责制订大学章程和审理财务预算。理事会是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校务委员会是学术管理机构，下设若干职能部门，负责教学大纲、教师考核、学术评定等事务，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质量。基于学术自由的传统，教师在课程的编制和安排、教材的选择、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均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较少受行政权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