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的地学知识，在先秦、两汉、魏晋这三个阶段，所表现出的地学观念、知识形态、知识兴趣有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过程，并逐步完成了从官方知识到私学的转变，其文献形态从国家秘藏的地理图籍档案衍生出“地记”一体，进而转化为文人的一种地学修养。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书·艺文志》并无“地理”一门，地理知识作为附着因素存在于国家的各种行政文献，以及各种相面、相宅等书中，合为“形法”一类而列入“数术略”中，至王俭《七志》始分立“图谱”一项。至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地理著作，南朝陆澄首次对前期地理书做总汇，编纂为《地理书》，共149卷，注云：“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之后，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作《地记》二百五十卷”，“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种整理编纂同类书籍的过程，代表着魏晋地理观念的确定。而所谓“抄撰众家之言”，说明私人著述开始成为主要的地理文献形态。至《隋书·经籍志》在史部专列“地理类”，罗列以魏晋地记为主体的有关地理著作，象征着中国地理知识在国家档案、图谱之外，开始出现私人地学著述。

作为私人著述，六朝地记在内容上不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内容，其最大的文体功能在于，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对自然地理观察的知识角度，这些角度以文体的形式确立，如州郡地记、异物志、山志、水记、宫殿记、庙记、陵记等多种形式。而在文献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和记述方法，也首次奠定了认知地理的知识架构和知识要素。这些文献均以“记”为名，确立了记体作为认知性文体的属性。

六朝地记历代辑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