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学时代

十一岁那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被送到巴塞尔去上大学预科，从此远离了那些乡下的玩伴，真正进入“大世界”。这里不少人比我父亲位高权重得多，住着豪宅、坐着高贵马匹拉着的华丽马车、操一口文雅的德语或法语。他们的儿子衣着光鲜、仪表堂堂，口袋里塞满零用钱。现在他们成了我的同学。我怀着强烈的惊讶和隐秘而可怕的嫉妒，听他们讲述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他们不仅去过苏黎世附近那些白雪皑皑、光芒闪耀的高山，还去过海边——后面这一点简直让我目瞪口呆。我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遥不可及、光辉灿烂、白雪覆盖的群山，来自那远在天边、难以想象的大海。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家多么贫穷，父亲只是个寒碜的乡村牧师，而我是乡村牧师那更加寒碜的儿子，鞋底上破了几个洞，不得不穿着湿袜子在学校里坐了六个小时。我看父母的视角改变了，开始理解他们关心和担心的事。我尤其对父亲感到心有戚戚，奇怪的是，对母亲就不这样。在我看来，她总是比父亲强些。不过，当父亲宣泄他那容易激幼的情绪时，我总是站在母亲一边。这种站位对我当时性格的形成并没有多少好处。为了把自己从这些冲突中解放出来，我进入一个高高在上的仲裁人角色，肆意评判父母。这导致了我的妄自尊大，原来就不稳定的自信心现在变得忽上忽下。

我九岁那年，母亲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今晚你有了一个小妹妹！”我惊呆了，因为我什么也没注意到。母亲躺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时更久，但我并没有当回事，以为她卧床不起是由于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带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小东西，看起来让人十分失望：红色的小脸皱缩着，像个老人；眼睛闭着，像只小狗仔，多半什么也看不见。父母还让我看她背上几根长长的红色毛发——她本来打算长成猴子吗？我很震惊，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这就是新生儿的样子吗？他们嘀咕着鹳鸟的事，说是鹳鸟把婴儿送来的。但那些杂七杂八的小猫小狗又怎么回事呢？一窝小崽子出生之前，鹳鸟得来来回回飞多少趟？还有奶牛呢？我没法想象鹳鸟用嘴巴叼着整只小牛犊。而且，农夫说小牛是奶牛生出来的，不是鹳鸟带来的。这显然是他们强加给我的另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一些不该我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给我带来了一种模糊的不信任感，这增强了我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母亲后来的奇怪反应证实了我的怀疑：有些可悲的事和这次生育有关，否则这件事也不会让我如此困扰，尽管它可能使我十二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印象深刻。

母亲有一个让我不舒服的习惯，就是在我受邀外出要临出门时，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叮咛嘱咐。这种时候，我正穿着最光鲜的衣服，鞋子擦得锃亮，为即将出现在众人面前感到志得意满，母亲却在大街上跟着我喊道：“别忘了代爸妈向他们问好！把鼻子擦一擦——你带手帕了吗？洗手了吗？”此情此景简直让我颜面扫地。正当我出于自爱和虚荣，竭尽所能想要展现一个无可挑剔的外表时，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又伴随着妄自尊大同时暴露在世人面前，让我愤愤不平。那些场合对我意义重大，赴约的路上，我觉得自己重要而高贵，就像在平时穿着星期天的礼服一样。然而，当我要去拜访的地方出现在眼前时，这幅画面彻底改变了。那富丽堂皇、位高权重的感觉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觉得渺小，想钻到地底下去。这就是我按下门铃时的感觉。屋里响起的叮咚声就像我耳边敲响的丧钟，我惶恐不安，如丧家之犬。如果母亲提前帮我准备周到，那感觉就更糟了。警钟在我耳边响起：“我的鞋是脏的，手也是，没有手帕，脖子上也沾着黑泥。”出于反抗，我就会不传达父母的问候，或者害羞笨拙、手足无措。如果事态严重，我就会想到阁楼上的秘宝，然后就能恢复应有的风度。孤立无援时，我会记起自己也是“另一个人”，这个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还有那块黑色石头和那个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不记得儿时是否想过，在主耶稣——或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长袍戴高帽站在坟墓前的男人、草甸上那个像墓穴一样的洞、阴茎的地下神殿和我放在铅笔盒里的小人有什么联系。那个阴茎神祇的梦是我的第一个大秘密，小人是第二个。然而，我的确有种模糊的感觉，“灵魂石”和那块也是我本人的石头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时至今日，在八十三岁写下自己的回忆时，我也没有完全解开这些最早记忆的缠结，它们就像同一个地下根茎长出来的一个个嫩芽，就像无意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驿站。虽然要我对主耶稣采取积极的态度越来越不可能，但我记得从十一岁起就对“上帝”这一观念产生了兴趣。我喜欢向上帝祈祷，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因为祈祷文里没有自相矛盾的东西。上帝并不因我的怀疑而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他也不是那个身着黑袍的人，不是画里那披着颜色鲜亮的衣服、让人感到亲切熟悉的主耶稣。相反，他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我听说，人不可能用任何概念来描述祂。无可否认，祂像是个非常有权力的老男人，但好在有这么一条戒律，大意是说：“你不应该雕刻任何偶像，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9]所以，人们不应该像对待主耶稣那样对待上帝，主耶稣并不神秘。我开始把这和我在阁楼上的秘密做了一个类比。

上学开始让我乏味，耗费在学业上的大量时间我更愿意用来描画战争场面或者玩火。神学课无聊得难以形容，数学课又让我感到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表现得好像代数是件完全自然的事，简直理所应当，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花朵、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它们不是任何可以想象的东西，只是计算得到的数目。让我困惑的是，这些数目现在又由字母来代表，字母又表示了声音，这样就可以听到它们，把它们念出来了。奇怪的是，同学们都能驾驭这些事，还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没人能告诉我什么是数字，我甚至没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发现谁也不能理解我的困难，这让我害怕。我承认，老师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跟我解释这种把可以理解的数目翻译成声音的奇怪做法目的何在。我终于明白，这是为了建立一套简化系统，这样就可以把很多数目放进一个简短的公式里了。但我对此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我认为这整件事儿都是主观的。为什么数字要用声音来表示呢？人们也可以用苹果树来表示a，用盒子来表示b，用问号来表示x。a，b，c，x，y，z都不是具体的东西，在解释数字的本质上提供的信息不比一棵苹果树更多。但最让我生气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如果a=b且b=c，则a=c。然而根据定义，a意味着是和b完全不同的东西，既然不相同，就不可能相等，更不要说跟c了。每当遇到一个等式的问题，就说a=a、b=b，如此这般我还能接受，但对我来说a=b这样的事情，就是彻彻底底的欺骗。当老师公然不顾他自己对平行线的定义，声称它们在无穷远处相交时，我也一样愤怒。对我来说，这无异于捉弄乡巴佬的愚蠢把戏，我不能也不想沾染这种事。智力上的道德感在和这些反复无常自相矛盾的东西作斗争，使我永远无法理解数学这回事儿。直到晚年，我都有种无可救药的想法：如果我当年像同学一样顺从地接受了这些命题，什么a=b、太阳＝月亮、狗＝猫，那数学就会一直把我愚弄下去——直到八十四岁我才会明白到底被愚弄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会算算术，但为什么从来都不能忍受数学，这在我人生中一直是个谜。我尤其不能理解自己对数学的道德怀疑。

要理解方程式，我只能把具体数值代入字母中，然后把操作转变为真实的计算。在数学上，我只能把公式抄写出来，死记硬背黑板上那些特定的字母组合，才能勉强跟上。我再也没法用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时不时会说：“这里有这样一个表达式，所以……”然后就在黑板上简单写几个字母。我根本不明白这些字母是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用——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理由是，这样做可以使计算过程最终得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而我为自己的困惑感到如此害怕，根本不敢提问。

对我来说，数学课变得只剩恐惧和折磨，其他科目都不在话下。幸好我的视觉记忆不错，所以还在数学课上蒙混过关了好长时间，常常能得到不错的分数。但是，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周围广阔世界的渺小感，让我不仅心生厌恶，也产生一种无声的绝望，这完全毁掉了我对学校的感觉。我还因完全无力应对，而被免除了绘画课。某种意义上这是好事，因为我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另一方面，这是一次新的失败，我在绘画上其实有一定能力，虽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能力本质上取决于我的感受方式。我只能画激发我想象力的东西，却被逼临摹那些双眼无神的希腊神祇复制品。这些临摹达不到要求时，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一些更自然的东西，然后就把一幅山羊脑袋的画作放在我面前。这个任务彻底失败了，我的绘画课也到此结束。

除了数学和绘画，我的失败一而再、再而三。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体操，我无法容忍别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动作。我去学校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练习一些既没有用处又没有意义的杂技。而且，由于早年的事故，我在身体上有种羞怯，直到很久以后才克服。这种羞怯又和对世界及其可能性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诚然，世界对我来说美好而诱人，但也充满模糊不定、不可思议的危险。所以，我往往一开始就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谁、给予什么。这和母亲抛弃过我几个月有关吗？当我的神经性晕厥开始发作的时候（这一点后面会提到），医生禁止我参加体操活动，这正中下怀。我摆脱了这个负担，也咽下了另一个失败。

这些额外得到的时间并不只是用来玩耍，也用来更加自由地沉浸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不放过任何一个落到我手里的印刷品。

十二岁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上等一个和我同路回家的同学。那是十二点，上午放学的时候。突然，另一个同学推了我一下，把我撞倒在地，我的头重重磕在路边石头上，几乎失去了意识。随后大概半小时里我都有点恍惚。在我感觉被撞倒的那一刻，有个念头闪过脑海：“现在你再也不用去上学了。”我处在半清醒的状态，但到可以起来的时候，还在地上多躺了一会儿，主要是为报复一下肇事者。后来人们把我扶起来，带我到附近一所房子里，那儿住着我的两位没结婚的老姨妈。

那次之后，每当我要去学校，或者父母要让我做作业时，我就会晕厥。我停学了六个多月，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犹如野餐郊游。我自由了，可以连续几小时做白日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树林、水边，或者去画画。我继续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描绘古老的城堡被攻占焚毁，或者一页一页地画着漫画。直到现在，有时睡觉前我脑海里还会出现类似的漫画。咧着嘴的面具在我眼前移动变换，如果熟人的脸出现在他们中间，这人不久就会死去。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一头扎进神秘世界了。这个世界包括树木、池塘、沼泽、石头、动物，还有父亲的藏书室。但我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而且一直有种良心上的隐痛。我把时间浪费在游荡、收集、阅读和玩耍上，却并不因此而更快乐。我隐隐觉得是在逃避自己。

我已经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忧虑。他们咨询了形形色色的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去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亲戚们一起度假。这座城市有个火车站，后来带给我无穷乐趣。但等我回到自己家，一切又恢复原状。有个医生说我得了癫痫，我知道癫痫发作是怎么回事，心里对这种无稽之谈嗤之以鼻。父母却更忧心忡忡了。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前来，他们坐在花园里。我出于一种贪得无厌的好奇心，躲在一丛灌木后面，听见来客对父亲说：“那你儿子怎么样了？”“啊，真糟糕，”父亲答道，“医生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说可能是癫痫。如果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仅有的东西也失去了，要是这孩子将来不能自食其力，那可怎么办呢？”

我如遭雷击。这和现实是那么不一致。我突然想：“如果这样的话，我可得用功了！”

从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蹑手蹑脚地走开，来到父亲书房里，拿出我的拉丁语法书，全神贯注、如饥似渴地用功起来。十分钟后，晕厥果然发作，我几乎从椅子上摔倒。又过了几分钟，感觉好些，我就继续用功。“让魔鬼把晕厥带走吧，我可不要再发作了。”我一边这样对自己说，一边继续坚持。这回又过了十五分钟才出现第二次晕厥。像第一次一样，过去就好了。我坚持道：“现在，你必须好好用功了！”第三次发作一小时后才出现。我仍然没有放弃，又用功了一个小时，直到我感觉已经克服了晕厥发作。突然间，我感觉比之前的几个月都好多了。实际上，晕厥再也没有复发。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努力学习语法和其他功课。几周后我回到学校，即便在那儿也再没出现过晕厥发作。所有的戏法都结束了！那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症。

我渐渐回想起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也十分清楚正是我自己安排了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对那个推倒我的同学真的生气。我知道，可以说，他只是摊上了这件事，而我才是那个背后主使的人。我也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对自己非常生气，同时又感到羞耻。我知道，我委屈了自己，又在自己眼皮底下愚弄了自己。别人没有错，我自己才是可恨的叛徒！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忧心忡忡，或用一种同情的口吻谈论我。

这神经症成了我的另一个秘密，但它是个丢脸的秘密，是一次失败。不过，它让我学会了谨慎和一种少见的勤勉。那时就能看到我责任心的端倪，这种责任心既不是为了表现，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学习，我通常五点起床，有时会从早上三点用功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这次危机中，是我对独处的渴望和喜悦让我误入歧途。大自然对我来说无比奇妙，让我想全情投入。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植物、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有生命，美妙神奇难以言喻。我沉迷其中，可以说是深入自然的精髓，同时远离了整个人类世界。

这一时期我还经历了另一件重要的事。从我家住的小胡宁根到巴塞尔的学校，有很长一段路。路上，我突然有种扑面而来的印象，好像我刚从厚厚的云里摆脱出来。一时间，我什么都知道了。现在，我就是我自己！那种感觉就像刚穿过一道雾墙，在墙那头还没有一个“我”，但这一刻我出现了。之前我也存在，但那时只是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现在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明白：现在，我就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之前是意愿落在我身上，现在是我想要。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新颖：我心里有“权威”。奇怪的是，这一时期，以及患晕厥神经症的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关于阁楼宝藏的所有记忆。否则，也许那时我就会意识到，我的权威感和宝藏让我产生的价值感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消失了。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我应邀和家人的朋友一起度假。朋友在卢塞恩湖畔有一所宅子，就坐落在湖边，还有船屋和小船。我开心极了。主人允许他儿子和我去划船，同时严厉警告我们千万不可大意。不幸的是，我还知道怎样驾驶一艘威德令船（贡多拉船的一种）——也就是说，站着划。家里有这样一艘平底船，我们在里面玩尽一切花样。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到船尾座上，用一支桨把船撑进湖中。这对那位焦虑的主人来说可太过分了，他吹哨子把我们叫回去，给我一顿狠狠的训斥。这顿训斥可是一流水平，我灰溜溜如丧家之犬，却不得不承认我做的恰恰是他不让做的，他的训斥很有道理。同时我又充满愤怒：这个无知的死胖子乡巴佬，居然胆敢羞辱我。这个我不仅长大了，而且很重要，有权威、有地位、有尊严，是个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和敬畏。然而这和现实的对比如此荒诞，以至于我在暴怒中突然让自己停了下来，疑问已经来到舌尖：“不管怎样，在这世上，你究竟是谁呢？你表现得好像只有魔鬼才知道你有多重要！但你知道他一点儿没错。你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屁孩儿、一个中学生，而他已为人父，有钱有势，还有两所宅子、几匹好马。”

之后，我相当疑惑地发现，自己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在校男生，不懂代数，对自己也很不确定；另一个则是大人物，有权威，不会被人看不起，像眼前这个制造商一样有权力、有影响。这“另一个人”，是一位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老者，穿着有搭扣的鞋子，戴一顶白色假发，坐着马车出行，车上两个高高的后轮凹进去，车厢悬挂在弹簧和皮带上。

这个想法来自之前一段奇特的经历。我们还住在小胡宁根时，有一天一辆古老的绿色马车从黑林山（Black Forest）方向驶来，经过我们的房子。这马车真是个古董，像是直接从十八世纪驶来的。我看到它，兴奋极了，说：“就是它！没错的，它是来自我的时代。”仿佛因为那是我自己曾经乘坐过的那种马车，我才认了出来。之后，一阵奇怪的厌恶感袭来，仿佛别人偷走了我的东西，或像是有人骗了我——把我从挚爱的过去中骗走了。我说不清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也说不清是什么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一种渴望、一种怀旧、一种再认，它不断述说着：“是啊，从前就是这样！是啊，从前就是这样！”

我的另一个体验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在一位姨妈家里，我看到过一个十八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个古老的陶制残片，上面有两个上色的人物。一位是老史杜克伯格（Dr. Stückelberger），直到十八世纪末，他在巴塞尔城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另一位是他的病人，塑像上的她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故事说的是，老史杜克伯格有一天正从莱茵桥上走过，这位惹人讨厌的病人突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对他咕咕哝哝地抱怨。老史杜克伯格不耐烦地说：“是，是，你是出了点儿问题。闭上眼睛，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这女人照做不误，史杜克伯格立即脚底抹油，她则伸着舌头站在那儿，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塑像上的这位老医生，穿着有搭扣的鞋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鞋就是我自己的。我确信自己穿过这鞋子，感到兴奋至极：“哎呀，这肯定是我的鞋！”我仍然能体会这双鞋套在脚上的感觉，却说不清这种疯狂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我无法解释自己对十八世纪产生的这种认同感。那时候，我经常会把日期里的1886写成1786，每次写错时，心中都涌起一阵莫名的乡愁。

经过这次乘船冒险和理所应得的惩罚，我开始思索这些孤立的印象，它们形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我同时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感到困惑，被不堪重负的思考塞得满满当当。最终，我沮丧地意识到，不管怎样，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学童，活该受罚，应当有和自己年龄相符的举止。另一个人只是胡思乱想，我怀疑他和我从父母亲戚那里听到的许多祖父的故事有关。但这也不太对，因为祖父出生在1795年，所以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况且他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我不可能是在认同他。我得说，当时这些思考，大部分是以朦胧的灵光一现或梦境的形式进行。传说我和歌德是亲戚，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我想应该还不知道，因为我最早是从陌生人那里听到这个传闻的。要补充一点，有个讨厌的传闻，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10]

同年夏天，一个舒服的日子，我中午从学校出来走到大教堂广场。阳光灿烂，天空一碧如洗，大教堂屋顶光芒闪耀，阳光照在崭新明亮的釉面瓦片上熠熠生辉。我被眼前这美景征服，心想：“世界美如斯，教堂美如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世界之上，在那遥远的蓝天中，有一个黄金宝座，上帝安坐其上……”就在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洞，让我透不过气来。我感到麻木，只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可怕的东西快出现了，我不想想到它，甚至不想靠近。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会犯下最可怕的罪过。最可怕的罪过是什么？谋杀？不。最可怕的罪过是对圣灵犯下的，这种罪过无可饶恕。犯下这罪的人，将万劫不复。如果父母唯一的儿子，他们如此依恋的儿子，永堕地狱不得翻身，那会伤透他们的心。我不能这样对他们，我要做的，就是别再想下去了。”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放学回家的漫漫长路上，我试着去想其他事情，却发现我的思维一次次回来，想到如此喜爱的美丽大教堂，想到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就像受了猛烈的电击一样再次跑掉。我不停地对自己重复道：“别去想它，别想就好了！”回到家时，我神经相当紧张，妈妈注意到，问：“你怎么了？在学校出什么事了吗？”我向她保证，学校没出什么事，这是实话。我的确想过，如果向母亲坦言自己焦虑的原因，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要这样，我就得先做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把我的思考进行到底。亲爱的妈妈丝毫没有起疑心，更不知道我正身处即将罪无可恕、永堕地狱的危险中。我放弃了向她坦白的想法，尽量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当晚，我睡得很糟，那个我并不知道的被禁止的想法，一次次想冲出来，而我竭尽全力挡开它。之后的两天简直是场折磨，母亲确信我病了，但我仍抗拒着坦白的诱惑，同时还在想，这会让我的父母非常难过。

然而，到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如此难受，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我从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正好发现自己又在想大教堂和上帝的事了。我几乎就要继续想下去！我发现我的阻抗削弱了。我吓出一身冷汗，从床上坐起来，想要驱走睡意。“现在它来了，事态严重！我必须思考，我得把它提前想出来。为什么我要去思考一件我不知道的事？上帝作证，我可不想这样。但谁想让我这样呢？谁想逼迫我思考一件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个可怕的意志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承受这个意志的人是我？我心里正在赞扬这个美好世界的造物主，感谢它恩赐这无与伦比的礼物，为什么我还得去想一些极其邪恶的事呢？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能也不应该去任何靠近这个思想的地方，因为那样就会有马上想到它的危险。我没有这样做过，也从来不想这样做，它就像一个噩梦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事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毕竟，我并没有创造自己，我来到这世界，是按照上帝创造我的方式——也就是，父母塑造我的方式。难道我父母想要的就是这个？但我那善良的父母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如此穷凶极恶的事。

我发现这个想法极其荒唐。然后，我就想到了祖父母，我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肖像画。他们看上去如此端庄高贵、乐善好施，足以反驳任何可能的罪愆。我脑子里迅速追溯了那些代代相传、不为人知的祖先，最终想到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那样，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上帝创造的样子，不多也不少。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的方式。他们是上帝的完美造物，因为祂只创造完美的东西。然而，他们却做了上帝不想让他们做的事，犯下了第一桩罪行。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上帝没有赋予他们做这件事的可能性，他们就不可能做出来。从蛇的角度来说，也显然是这样：上帝创造了它，并把它置于亚当和夏娃跟前，这样它才能引诱他们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安排了这一切，这样最早的父母才能犯下罪愆。所以，是上帝要让他们犯罪。

这个想法立即把我从痛苦的折磨中解救出来，因为现在我知道，是上帝自己让我陷入这处境的。起初，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让我犯罪。我再也不想通过祈祷来获得启示了，因为上帝不顾我的意愿把我置于这样的困境中，又弃我而去，不施与任何帮助。我确信我应该自己弄明白祂的意图，自己找到出路。这时，另一个讨论展开了。

“上帝想要什么？行动还是不行动？我要弄明白上帝想要我怎样，现在就弄明白。”当然我明白，根据传统道德，毫无疑问，罪孽肯定应当避免。迄今为止，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我知道以后不能继续这样了。睡眠问题和精神压力让我精疲力竭，以至于要挡开这个想法，我就会陷入不堪忍受的纠结，不能再这样下去。与此同时，如果不弄明白上帝的意图是什么、祂想让我做什么，我就不能甘心。因为现在我确信，祂就是这个令人绝望的问题的始作俑者。奇怪的是，我当时丝毫没有想过这可能是魔鬼的把戏。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微不足道，反正我认为，和上帝相比他软弱无力。但自从我走出迷雾，对自我有了意识之后，上帝的整全、伟大和超人的威严就占据了我的想象。因此，我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只剩下一件事：上帝亲自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测验，一切都取决于我是否正确理解祂的意图。当然，我知道自己最终也许会失败，会被迫放弃，但我不希望自己败得不明不白，因为我永恒的灵魂能否获救就在此一举了。

“上帝知道我坚持不了多久了，虽然我快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祂却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全知全能的祂可以轻而易举帮我摆脱这种冲动，但祂显然不打算这样做。祂强加给我这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去做一件违背我的道德判断和宗教训诫，甚至违背祂命令的事，一件我因为害怕永堕地狱而竭力抵制的事，这是不是为了考验我对祂的服从？上帝是不是想看看，即便我的信仰和理性用死亡和地狱来施以恐吓，我是否仍能服从祂的意旨？这有可能就是答案！但这些只是我的想法，有可能错了。我不敢信任自己这么远的推论，应该从头来过，再想一遍。”

我重新想了一遍，得出同样的结论。“显然，上帝也希望我能展现自己的勇气，”我想到，“如果是这样，而我经受了考验，祂会赐予我祂的恩典和启示。”

我鼓起所有勇气让这个想法出现，仿佛即将往前纵身一跃跳进地狱的火坑。眼前出现了大教堂和蓝天，上帝高坐在世界之上，祂的黄金宝座里。大量的粪便从宝座下面落到那熠熠生辉的新屋顶上，把大教堂的屋顶和墙都砸成了碎片。

“原来如此！”我体会到一阵强烈、难以描绘的解脱感。惩罚并没有出现，相反，恩典降临在我身上，伴随着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狂喜。我因幸福和感恩而哭泣。现在，既然我已经顺从了上帝不可动摇的意旨，祂的智慧和慈爱就展现在我面前。我仿佛经历了一次神启。许许多多之前不明白的事，现在都变得清晰起来。我想，这就是我父亲没有明白的事。他没有体验到上帝的意旨，他以最好的理由和最深的信仰来抗拒它。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恩典的奇迹，这种奇迹能够治愈一切，帮人理解一切。他把《圣经》的戒律视为指南，他相信上帝是《圣经》上描绘的样子，是祖先教给他的样子。但他不知道，那直接而鲜活的上帝，全知全能而自由自在地站在祂的《圣经》和祂的教堂之上，号召人们分享祂的自由，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以便毫无保留地实现祂的意旨。在考验人类勇气的过程中，上帝拒不遵循传统，无论这传统多么神圣。全知全能的祂会考虑到，在这对勇气的考验中，没有什么是真正邪恶的。如果一个人实现了上帝的意旨，他就必能走上正途。

上帝也用这样的方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去思考自己根本不愿意思考的事。祂这样做，是要看看他们会不会服从祂。祂也可能要求我做一些我基于传统宗教会拒绝的事。正是服从给我带来了恩典，而且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人应当完全臣服于上帝，除了实现祂的意旨，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否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蠢行。从那一刻开始，体验到恩典，我就真正开始负起责任了。上帝为什么要毁掉祂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我模模糊糊理解到，上帝也有可能是某种可怕的东西。我经历了一个黑暗而吓人的秘密，一生都在这个秘密的阴影中，我成了一个喜欢深思的人。

这件事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增加了我的自卑感。我想，我要么是个魔鬼，要么是头蠢猪，反正无可救药。但是之后，我开始翻阅《新约》，带着一定满足感阅读法利赛人和酒馆老板的故事，还有堕落的人才是上帝选民的段落。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印象：不公正的管理者是受到赞扬的，而犹豫不决的彼得却要成为修建教堂的基石。

我的自卑感变得越强，上帝的恩典对我来说就越难以理解。毕竟，我从来无法确信我自己。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一直是个好孩子。”我就是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我，一个好孩子？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堕落而卑劣的人。

上帝和大教堂的经历，让我最终得到一种有形的东西，它是那伟大秘密的一部分——仿佛我一直在谈论从天而降的石子，而现在我兜里也有了一块。但事实上，这是一次丢人的体验。我掉进了有害、邪恶、不祥的东西里，即便这也是一种荣誉。有时，我感觉有强烈的表达欲，不是要说这件事，只是要提醒，有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别人还不知道。我想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体验，但我从来没发现其他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恩典。所以，我有种感觉，要么我被上帝放逐，要么我被祂选中，要么我被诅咒，要么我被祝福。

我从来没有机会公开讲述这些体验，包括地下神殿里阴茎的梦境、我自己雕刻的小人。事实上，关于那个阴茎的梦，六十五岁之前我只字未提。我也许对妻子讲过其他一些体验，但那也是在晚年。从童年开始，这些事上就有了严格的禁忌，我从来没能和朋友谈论。

借助这个秘密，可以理解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它在我身上引发了难以忍受的孤独感，那些年间，我抵挡住了要和别人谈论这件事的诱惑，这是我一个巨大的成就，预示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模式：如今，我也像当时那样孤独，因为我知道一些其他人并不知道、通常也不想知道的事，而且我得指出来。

母亲家族里有六位牧师；父亲的家族里，除了他，还有两位叔叔也是牧师。因此，我听到过很多宗教对话、神学讨论、宣讲布道。彼时，我总有种感觉：“是，是，这些都很好，但那个秘密呢？那个秘密也是恩典的秘密。你们都对它一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想迫使我去做错事，迫使我思考可憎的事物，好让我感受到祂的恩典。”其他人说的一切都不得要领。我想：“看在上帝的份上，应该有人多少懂一点，某个地方应该有真理的。”我把父亲的藏书室翻了个遍，读了所有我能读懂的关于上帝、三位一体、圣灵和意识的东西。我狼吞虎咽，却一无所获。我发现自己总在想：“原来他们也不知道。”我甚至去翻了父亲的《路德译本圣经》。不幸的是，约伯惯常的“训导式”解释打消了我深入阅读的兴趣，否则我可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安慰，尤其是第九章第三十页开始的诗句：“即便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你也要使我陷入泥潭。”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段时间我经常情绪低落。事情并非如此，我只是在为这个秘密冥思苦想。这种时候，如果能坐在我那块石头上，就会出奇地安心、镇定。不知为什么，它会让我摆脱一切疑虑。每当想到我就是那块石头，内心冲突就戛然而止：“石头没有不确定，也不急于表达，千百年来，它恒久不变。”我会想，“而我只是个过客，爆发出各种情感，就像一团火焰，快速燃烧，之后熄灭。”我只是我所有情感的总和，我之中的那另一个，就是那恒久不变、不灭不朽的石头。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对父亲说的一切都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听他讲关于恩典的布道时，我常想到自己的体验。他的话听起来如此陈腐空洞，仿佛一个讲故事的人只是道听途说知道这件事，自己也不是很相信。我想帮他，却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好意思干涉他个人的成见。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太小；另一方面，我又害怕运用“第二人格”在心中激起的权威感。

后来到了十八岁，我和父亲有了很多讨论，我常常隐隐希望能让他知道恩典的奇迹，从而帮他平复良心的折磨。我确信，一旦他实现了上帝的意旨，就会事事顺遂。但我们的讨论无一例外，都以不快告终。他感到愤怒而悲伤。“噢，一派胡言。”他常常这样说，“你总是想思考，人应该做的不是思考，而是相信。”我心想：“不，人应该做的是体验，然后知晓。”但我会说：“那就给我这个信仰吧。”于是，他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建立一些友谊，大多是和那些背景简单、性格腼腆的男孩。我在学校的成绩有所提高，随后的几年里甚至能在班里名列前茅。但我发现后面的同学会妒忌我，想尽办法超过我，这就破坏了我的乐趣。我讨厌一切形式的竞争，如果一个人玩游戏时表现得太有竞争性，我就会转身走开。自那以后，我总保持在班里的第二名，发现这样非常舒服。学习已经那么讨厌，我不想再加入竞争，让它变得更困难。少数几位老师对我表示特有的信任，想起他们我仍心怀感激。想到拉丁语老师时，我最愉快，他是个大学教授，非常聪明。巧的是，我六岁时就懂拉丁语了，那时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语课。于是，这位老师并不让我成天坐在教室里，而是常常派我去大学图书馆为他取书，而我也尽量放慢回来的脚步，快乐地沉浸在这些书里。

多数老师认为我又蠢又狡猾，一旦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总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如果什么地方有人吵起来，他们就认为是我挑起的。实际上，我只有一次卷入过这样的争执，也是在那时，我发现许多同学都对我有敌意。七个同学埋伏着，对我发动突然袭击，那时我十五岁，长得又高又壮，脾气也火爆。我突然怒不可遏，抓住其中一个男孩的两只胳膊，拎着他转起来，他腾空的两条腿把其他几个男孩撞倒在地。老师们后来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模糊记得，他们受到的一些惩罚对我而言是不公正的。从那时起，我就清静了，再没人敢惹我。

我不想树敌，也不想得到不公的指责，但不知为什么，我并不觉得这些事情难以理解。指责我的理由会激怒我，但我没法在自己心里否认它们。我对自己所知甚少，而这有限的了解又自相矛盾，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拒绝任何指责。我经常有种良心上的罪疚感，不仅知觉到事实上的过失，也会想到可能的过失。我对别人的责难特别敏感，因为所有的责难都或多或少击中要害。虽然现实中并没做过别人指责我的那些事，但我感觉好像做过了一样。我甚至会列一张清单，写上各种可以为自己开脱的证据，以备受到指责时用。等到真正做错了什么，我会感到如释重负，至少那时我知道，自己的良心到底是在为什么而不安。

我很自然地用外在表现出的安全来补偿内在的不安全感——确切地说，不经我的意志干涉，缺点就补偿了其自身。就是说，我发现我既有罪疚感，又希望自己变得清白无辜。在背景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两个人。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他在学校读书，和其他孩子相比，没他们那么聪明、细心、勤奋、得体、干净；另一个是成人——实际上是老人——他喜欢怀疑，不信任别人，与人的世界疏离，却亲近自然、大地、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命，尤其亲近夜晚、梦境，以及任何“上帝”放在他心中的事物。这里的“上帝”是打引号的，因为自然就像我一样，被上帝当作不神圣的东西搁置一边，虽然这都是祂创造出来表达祂自己的。谁也不能让我相信，“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只有人。其实对我来说，崇山峻岭、江河湖海、树木花草和飞禽走兽，都远比衣着可笑、卑鄙自负、虚伪自私的人类更能体现上帝的本质。人类的这些毛病，我从自己的第一人格——那个活在1890年的男孩身上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领域，那就像一座庙宇，任何人一旦踏入就会受到感化，惊讶于整个宇宙的景象，只能啧啧称奇乃至忘我。这里住着“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而不显、个人化的同时又是超个人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把人从上帝那里割裂开来，实际上，仿佛是人类的心灵和上帝一起见证了创造的过程。

我此刻在这里逐句展开的事，当时并没有以一种可以被表达的方式意识到，虽然我已经带着强烈的预感和情感明白了这些事。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值得拥有自己，我，就是真实的自己。每当我独自一人时，就会渐渐进入这种状态。于是，我有意寻求“另一个人”，那第二个人的安宁和孤独。

这两个人格之间的一来一回，贯穿我的一生。这和一般医学意义上的“分裂”或解离并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现象。在我的生命中，第二人格占据首要地位，我也经常为任何想要从我内心出来的东西留出空间。他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感觉到他，大多数人的意识理解能力还不足以明白，其实他也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教堂渐渐变成了一个刑室，因为那儿的人胆敢大声布道——不客气地说，是寡廉鲜耻地布道——讲上帝，讲祂的意旨和行动。人们被劝诫要怀有那些情感，并相信那个秘密，而我知道这个秘密有着最深刻、最内在的确定性，任何一句话都无法泄露这种确定性。我只能得出结论，认为显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连牧师本人也不知道。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没有人会胆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上帝的神秘，并用陈腐不堪的多愁善感来亵渎这些难以言表的情怀。而且，我确信用这种方式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从经验中知道，这种恩典只会降临在那些毫无保留实现上帝意旨的人身上。布道的人也这样说，但常常基于一个假设：启示可以让上帝的意旨更加清楚明白。对我来说，启示却是最晦涩不明、难以知晓的东西，而日复一日探寻上帝的意旨就是人的责任。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我确信，一旦出现需要这样做的迫切理由，我会毫不犹豫去做。第一人格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我常常觉得，上帝的意旨被宗教戒律取代了——如此出乎意料，如此令人担忧——而这只是为了免去人们理解上帝意旨的必要性。我的怀疑越来越多，父亲和其他牧师的布道变得让我极其难堪。周围所有人都对这套黑话信以为真，认为其中散发的艰深奥涩是理所应当。他们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吸收所有这些矛盾，比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能预见人类的全部历史；祂创造了人类，让他们有可能犯罪，然而又禁止他们犯罪，甚至将他们打入永恒的地狱之火来施以惩罚。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里，魔鬼都不在我的思考之中。对我来说，魔鬼并不比大人物的一头拴着链子的看门恶犬更坏。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对世界负有任何责任，而且我很清楚，上帝可能是可怕的。每当听到父亲在他那慷慨激昂的布道中描述上帝的“善”，称赞祂对人的爱，并劝导人们通过爱上帝来报答时，我的怀疑和不安就滋长起来。“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心想，“他会不会把我，他的儿子，作为一个人牲置于屠刀之下，就像以撒那样？或者送到一个不公的法庭上钉上十字架，就像耶稣那样？他不会那样做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上帝的意旨可能非常可怕，就像《圣经》里写的那样，而父亲没有能力实现上帝的这些意旨。”显而易见，当人们被劝导要服从上帝而非人的时候，这种劝导的表达非常随意、不加思考。我们当然并不知道上帝的意旨，如果知道了，我们就会心怀敬畏来对待这个核心问题，哪怕只是出于对强大上帝的单纯恐惧（上帝能把可怕的意旨强加到无助的人类身上，就像祂对我做的那样）。有没有任何一位假装知道上帝意旨的人预见到祂让我做了什么？在《新约》里，没什么可以与此相提并论。《旧约》中，尤其是《约伯记》，本可以在这方面打开我的视野，但那时我对它还不够熟悉。在我当时接受的坚信礼教诲中，也没有任何这类内容。对上帝的恐惧有所提及，却被认为已经过时，是“犹太人的”，之后的很长时间，这都被基督教关于上帝的爱和善的说法所取代。

童年经验的符号象征，还有那些意象中的暴力成分，让我心烦意乱。我问自己：“这是谁说的？谁这么厚颜无耻，把一根赤裸的大阴茎陈列在神殿里？是谁让我去想上帝会用如此恶劣的方式毁掉祂的教堂？”最后，我问自己，这难道不是魔鬼所为？因为我从不怀疑，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做事的，不是上帝就是魔鬼。我十分确信，这些想法和意象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

这就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就是在那时，我开始明白：我应该承担起责任来，我的命运怎样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我遇到一个问题，必须找到答案。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呢？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知道我必须从自己内心最深处找到答案，我知道我是独自一人面对上帝，也只有上帝要问我这些可怕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有种宿命感，仿佛命运把我的人生安排给我，要我去完成它。这给了我一种内在的安全感，而且虽然我永远不能向自己证明这一点，它却能向我证明它自己。并不是我拥有这种确定感，而是它拥有我。谁也不能让我怀疑，我的使命就是做上帝想要的事，而不是我想要的事。这种确信给我力量去走自己的路。我经常觉得，在所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并不是人群中的一员，而是独自和上帝在一起。在“那里”，我不再孤独，我在时间之外，我属于历史，而那个给出答案的祂一直存在着，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从过去到现在，祂一直在那里。这些和“另一个人”的对话，是我最深刻的体验：一方面是血腥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极致的狂喜。

自然，我不能跟任何人谈论这些事。也许除了母亲，我不知道还能和谁交流这些。她思考的方向似乎和我接近，但在交谈中我很快发现，她还不足以和我对话。她对我的态度主要是钦佩，而这对我没什么好处。于是，我仍然独自思索。总体上看，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独自玩耍，独自做白日梦，独自在树林里散步，独自拥有我的秘密世界。

母亲非常好，有种热忱的动物式的温暖，烧得一手好菜，极其友善愉快。她非常结实，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也喜欢说话，闲聊起来就像愉快的喷泉一样。她显然具备文学天赋，也有品位和深度，但这种特质从来没得到合适的表现，一直藏在那善良、肥硕、热情好客、极富幽默感的老妇人外表下。她有一切该有的传统观念，但她的无意识人格却会不时突然露个面。这个人格的力量让人始料未及：阴沉严厉、威风凛凛，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而且敢作敢为。我确信她有两个人格，一个是无害的人类，另一个人则怪异可怕。这第二个虽然只是不时出现，但每次都让人大为惊骇。那时她仿佛在自言自语，但说话的内容都针对我，而且命中要害，让我噤若寒蝉。

我印象中最早的一次，是在六岁。那时我们邻居条件相当好，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和我年纪相仿，还有两个小妹妹。他们是城里人，会在星期天把孩子们打扮成我觉得滑稽可笑的样子——脚穿漆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荷叶边，戴着白手套。即便在工作日，这些孩子也精心打扮。他们举止奇特，而且和那些穿着破裤子、鞋上有洞、手上脏兮兮的粗鲁男孩焦虑地保持距离。母亲没完没了的比较和训诫让我很恼火：“看看那些漂亮的孩子，又有教养又懂礼貌。你呢，就像个小笨蛋。”这话让我觉得羞辱，我决定揍那男孩一顿——说到做到。他母亲愤怒极了，立即来找我母亲，大惊小怪地告了我一状。我母亲当然被吓坏了，训了我一顿。她声泪俱下的训斥比我之前从她那儿听到的任何话都更冗长、更声情并茂。那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我对自己很满意，我认为自己对这个陌生小子在村里这种不和谐的存在进行了某种修正。母亲的激动让我敬畏，我忏悔般地退到旧钢琴后面的桌子那儿玩起积木来。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母亲坐到窗边她惯常的座位上织着毛衣。然后，我听到她喃喃自语，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她的意思，原来她正在从另一个角度琢磨这件事。突然，她大声说道：“当然啦，谁也不应该养这么一窝崽子！”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些“衣冠楚楚的猴子”。母亲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养了许多狗。他经常谈起狗的育种、杂交、纯种、下崽。我松了口气，意识到她也认为这些令人作呕的孩子是一群小兔崽子，所以她对我的责骂也不必当真。但即便在那样的年纪，我也知道应该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不是洋洋得意地说：“瞧，你不是和我想得一样嘛！”不然，她会恼怒地否定道：“你这个混小子，怎么敢这样揣测你妈！”我由此得出结论，我应该在更早的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已经不记得了。

讲这件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增长的时期，另一个例子也能为我母亲的双重性格提供线索。一天，我们在餐桌上聊起一些赞美诗的沉闷音调，提到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母亲喃喃低语道：“啊，你这爱中之爱，你这该诅咒的[11]极乐。”我像从前一样，尽管有种胜利的感觉，却假装没听到，小心不让自己欢呼起来。

母亲的两个人格差异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经常会做和她有关的焦虑的梦。她白天看上去像个可爱的母亲，夜晚却显得神秘可怕。她就像那些先知一样，不仅是人，也是一只奇怪的动物，比如那种住在狗熊洞穴里的女祭司，既古老又无情，像真理和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心智”[12]的化身。

我性格里也有这种古老的部分，在我这儿，它和一种天赋关联起来——这种天赋并不总是让人愉快——就是能看到人和事的本质。如果我不想意识到什么，我可以让人从这儿骗到爱尔兰的蒂珀雷里郡（Tipperary），但我骨子里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在这一点上，我像狗一样，会被愚弄，但最后总能闻出来。这种“洞察”是基于一种本能，或是对他人的“神秘参与”，仿佛是“背景中的眼睛”在做客观的观察。

很久以后，等我经历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才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我在还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描述出了他的人生故事。那是在我妻子朋友的婚礼上，新娘和她的家人我都不认识。用餐期间，我坐在一位中年绅士对面，他长着修长帅气的胡子，是名律师，之前经人介绍给我认识。我们就犯罪心理学娓娓而谈，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虚构了一个故事来举例，还用各式各样的细节加以润色。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男人脸色大变，桌上所有人都陷入沉默。我尴尬难当，停了下来。幸好已经在吃甜点了，于是我迅速起身，来到饭店的休息室。当时坐在一桌的另一位客人走过来责问道：“你怎么说话那么不注意呢？”“不注意？”“是啊，你说的那件事。”“可那都是我编的啊！”

后来事实表明，我编的那个故事原来就是我对面那个男人自己的事，连细节都分毫不差，这让我又惊奇又害怕。那一刻，我还发现自己再也记不起这个故事的内容了——时至今日也一点想不起来。乔克[13]在《自我呈现》一书中描述过类似的事：他在一家小酒店里，揭穿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是小偷，因为他在心里看到了这个小偷犯罪的画面。

我一生中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突然间就知道了一些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这些信息来到我心中，就好像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母亲也是这样，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就像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声音，说出来的话和事实完全相符。

母亲常常觉得我在心智上异常早熟，会像对一个成年人那样跟我说话。显然，她把所有不能告诉父亲的事都告诉了我，因为她很早就把我当作知己，向我吐露心事。我大约十一岁时，她告诉了我一件和父亲有关的事，让我十分惊恐。我冥思苦想，最终得出结论，应该向父亲的一位朋友咨询此事，据说此人很有影响力。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瞒着母亲，来到镇上拜访此人。来开门的女仆说他出去了，我失望沮丧地回到家中，但谢天谢地那天他不在。不久，母亲又提到此事，这次的描述截然不同，缓和多了，麻烦顿时烟消云散。我大吃一惊，心想：“你真是个笨蛋，居然相信这种事，太认真了，差点儿酿成大祸。”从那时起，我决定把母亲说的话都一分为二。我对她的信任很有限，所以从不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她。

但后来，她的第二人格呈现出来，说话真实到位，简直让我颤抖。如果能把这时的母亲固定下来，我就有一个知己了。

父亲却很不一样。我本该乐于把宗教上的困惑告诉他，寻求建议，但我没有这样做，似乎已经知道，他出于对本职的尊重会怎样回答。不久后的事情证明，这实在是明智之举。父亲私下给我进行关于坚信礼的教导，无聊得要死。一天，我翻着教义问答手册，想找出一点关于主耶稣的阐述，只要不多愁善感，也不像通常那样既难以理解又枯燥乏味就好。我翻到了关于三位一体的段落，这里有点儿我感兴趣的东西：“一”同时也是“三”。这个问题内在的矛盾让我着迷，我热切期待着谈论一番。但终于讲到这里时，父亲说：“现在到三位一体了，但我们会跳过去，因为我自己也一点儿不明白。”我钦佩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非常失望，心想：“问题就摆在这儿，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想去思考一下，那我还怎么能说出我自己的秘密呢？”

在那些喜欢思考、让我印象深刻的同学那里，我也做了一些尝试，结果却是徒劳。我不仅没有得到回应，相反，他们呆若木鸡的反应更让我和他们疏远。

即便乏味无聊，我也竭力让自己不理解就去相信（这种态度似乎与父亲相一致），并为领圣餐做准备——我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上面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顿纪念餐，一种为1890-30=1860年前去世的主耶稣举行的周年庆典。但他的确留下一些暗示性的话，比如：“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吃圣餐饼，仿佛那是他的身体一样，而这饼最初就是肉。同样，我们也要喝葡萄酒，那酒最初就是血。对我来说，我们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把他吸收到自己身体里。这在我看来荒唐至极，我确定背后隐藏着重要的秘密。我会在领圣餐的过程中参与这个秘密，而父亲似乎也给领圣餐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按照习俗，教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成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沉默寡言的老人，一位车匠。我常常站在他的工作间里，看他熟练地摆弄车床和扁斧。现在他来了，穿着长袍、戴着高帽，变得郑重其事。他把我带到教堂，在那里，父亲穿着他惯常的法衣站在圣坛后面，从祈祷书上宣读祈祷文。圣坛上铺着白布，白布上放着一个个大托盘，里面装满小片的面饼。看得出这些面饼是我们的面包师做的，他烤出来的东西不太好，寡淡无味。葡萄酒从锡壶倒进一只锡杯中。父亲吃了一片面饼，喝了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哪家酒馆里的——然后把杯子递给一位老人。一切都呆板而庄严，对我来说十分无趣。我心怀悬念，却看不到也猜不到这位老人心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这种氛围，和其他那些发生在教堂里的表演并无二致：洗礼、葬礼，诸如此类。给我的印象是，这里正在依照传统礼仪上演着某种东西。看来，父亲最关心的，也是要按照所有仪轨来完成。特定的词句要着重念出，也是这仪轨的一部分。没有人提到耶稣去世已经一千八百六十年这个事实，虽然在其他所有纪念仪式上日期都是被强调的。我既没有看到悲伤，也没有看到欢乐，只觉得这顿宴席方方面面都很拙劣，尤其考虑到仪式要纪念的那个人如此超凡卓绝。它根本不能和世俗节日相媲美。

突然，轮到我了。我把面饼吃进嘴里，和预想的一样，嚼起来没什么味道。至于葡萄酒，我只是小小地抿了一口，又淡又酸，显然不是上乘。之后就是结尾的祈祷。人们鱼贯而出，既不感到难过也不觉得开心，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就这样了。”

我和父亲一起走回家，强烈地意识到我身上崭新的黑色毛毡帽和黑外衣现在已经变成长袍了。那是一种加长夹克，在臀部分成两个小下摆，其间的夹缝中有一只口袋，可以在里面塞一块手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成年男性的仪态。我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这也意味着被其他男人所接受。那天的周日晚餐相当好，我可以整天都穿着新衣服走来走去。但除此之外，我内心空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

之后的几天里，我才慢慢意识到，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经历了宗教入会仪式的顶峰，有所期待——虽然不知道期待什么——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知道上帝会对我做一些了不起的事，这些事关乎火焰与神秘之光。但这个仪式里却没有上帝的踪影——对我来说一点儿也没有。诚然，仪式上谈论了祂，但都只流于空谈。我在其他人那里没有看到巨大的绝望、难以抗拒的快乐和倾泻而出的慈悲，对我来说，正是这些构成了上帝的本质。我没有看到任何“共享”，任何“联合，成为一体”的迹象。和谁呢？耶稣吗？但他只不过是个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去世的人，为什么要跟他合为一体？他被称作“上帝之子”——一位半神，就像那些希腊英雄一样。那么，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跟他合为一体呢？这被称为“基督教”，但其中并没有什么跟我所体验到的上帝有关。另一方面，显然耶稣这个人的确和上帝有关。他教导人们上帝是宽容慈爱的父亲之后，在客西马尼园[14]和十字架上感到过绝望。他应该也见识过上帝的可怕，这我可以理解，但这个用寡淡的面饼和酸葡萄酒举行的拙劣纪念仪式又目的何在呢？我慢慢理解到，这次圣餐仪式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验。事实证明，它不仅空洞虚伪，而且完全是一次失败。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仪式了。“为什么呢？这根本无关宗教，”我心想，“上帝缺席了，我不应该到教堂去。那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

我对父亲产生了最强烈的怜悯之情，我立即明白，他的职业和人生都是悲剧。他一直和死亡抗争，无法接受它的存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渊，奇大无比，以致我看不到任何连接彼此的可能性。我那亲爱、慷慨的父亲，许多事情都让我自己做主，从不对我施以暴政，我不能让他陷入那种要体验神圣恩典所必须经历的绝望和渎神。只有上帝才能那样做，我不能，那太不人道了。我想，上帝并不是人类，这正是祂的伟大之处，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能侵犯到祂。祂既慈悲又可怕——二者同时存在——所以是个巨大的危险，每个人都想从中拯救自己。人们害怕被引诱和毁灭所害，于是抓住祂慈爱善良的一面。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教导说：“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吧。”

那种与教堂、与人类世界合一的感觉，就这样破碎了，我遭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我想象出来的宗教观构成了我和宇宙之间唯一有意义的联系，现在它瓦解了。我再也无法拥有普通的信仰，反而卷入无法表达的东西中，卷入我自己的秘密中，这些东西没有人可以分享。这很可怕，最糟的是，它们粗俗而荒唐，像是魔鬼的嘲弄。

我开始寻思：人应该如何思考上帝呢？那个关于上帝和大教堂的想法不是我发明的，三岁时候做的那个梦更不是。这些都是一个比我更强的意志施加在我身上的。大自然应该为此负责吗？但大自然也只不过是造物主的意旨。谴责魔鬼也没有用，因为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是实在的——那毁灭一切的火焰和那难以言喻的慈悲。

领圣餐为什么没能影响我呢？这是我自己的失败吗？我竭诚为这件事做准备，指望得到恩典和启示，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上帝并不在场。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我切断了和教堂的连接，切断了和父亲及其他人的信仰的连接。他们都代表了基督教，我却是一个局外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中充满忧伤。那些年，这种忧伤一直笼罩着我，直到进入大学。

我开始在父亲那规模有限的藏书室里搜寻讲述上帝的书——那时他的藏书室对我来说还很不错。起初只找到一些传统观念，但我想找的，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作者。最后，我偶然发现了1869年出版的比德尔曼（Biedermann）的《基督教教义学》，他显然是一个为自己思考、形成自己观点的人。我从他那儿得知，宗教是“在人和上帝建立自己独有的关系过程中的一种精神行动”。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宗教是上帝对我做的事，是祂那边的行动，对此我只应服从，因为祂更强大。我的“宗教”并不承认和上帝之间能建立任何人的关系，我们对上帝所知甚少，怎么可能建立关系呢？要和祂建立关系，我需要更了解他。在比德尔曼论述“上帝的本质”一章中，我读到上帝将自己呈现为“通过与人类的自我相类比而构想出来的人格：独一无二，超凡脱俗，含纳整个宇宙”。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个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有一个人格，祂是这个宇宙的自我，正如我是我的身心存在的自我。但在这里，我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人格毕竟意味着某种个性，个性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也就是说意味着一些具体的属性。但如果上帝就是一切，祂怎么还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呢？另一方面，如果祂确实有一种个性，那祂只能是一个主观、有限的世界的自我。何况，祂会拥有怎样的个性、怎样的人格呢？一切都取决于此，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就无法和上帝建立关系。

我感到自己非常抗拒在想象中拿上帝和我的人格作对比。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彻底的亵渎，也是狂妄至极。不管怎样，我的自我对我来说已经很难把握了。首先，我意识到我的自我包括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我的自我都极其有限，受制于所有可能的自我欺骗和错误、心境和情绪、激情和罪过。它遭遇的挫败远多过胜利，它孩子气、虚荣、自私、目中无人、渴望爱、贪婪、不公正、敏感、懒惰、不负责任……让我伤心的是，很多我在别人身上羡慕嫉妒的优点和才华，它并不具备。当我们想象上帝的本质时，怎能以此作为类比呢？

我热切寻找上帝的其他特质，发现在我接受的关于坚信礼的教导中，这些特质都以我熟悉的方式列了出来。我发现，根据第127条：“上帝超越世俗的本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的：祂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见的”等；“以及2）肯定的：祂在天堂里”等。这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脑海中立即闪过上帝直接或间接（比如通过魔鬼）强加在我意志之上的那个亵渎画面。

第183条告诉我：“上帝超越世俗的本性在道德方面”体现在祂的“公正”上，这种公正不仅是“明断是非”，也是“祂的神圣存在的一种表达”。我曾期待这一段能讲讲上帝的阴暗面：祂的恶毒，祂那危险的怒火；全能的祂创造出世间万物，又对它们做出种种不可理喻之事；全知的祂理应对这些生命的缺陷了如指掌，却似乎乐于让它们误入歧途，至少要去考验它们，即便祂事先就知道考验的结果——这一切都让我困惑。上帝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些个性，我们会怎样形容他呢？我不敢把这个问题想到底。之后，我读到，上帝“虽然自身是自足的，在祂之外也一无所求”，但“为了让自己满意”，祂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世界“作为一个自然世界，上帝已用祂的仁慈充满它；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上帝也渴望用祂的爱充满它”。

起先，我琢磨着“满意”这个令人困惑的词。对什么满意？对谁满意？显然是对这个世界，因为祂看了看自己的作品，表示称赞。但我一直不明白的正是这一点。这个世界当然美不胜收，但也同样可怕之至。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里，人口很少，也没什么事情发生，“衰老、疾病和死亡”带给人的感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更丰富、更直接。我虽然还不满十六岁，却已见到过许许多多人和动物的生命现实，在学校和教堂里也听到太多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败坏。上帝最多会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随后在祂老人家的授意下，毒蛇，即魔鬼被放进了天堂，以致天堂的荣光没能维持多久。祂对此也感到满意吗？我确信比德尔曼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用这种宗教训导特有的无心方式唠唠叨叨，没有意识到自己写的是一派胡言。正如我看到的，有理由假定，虽然上帝并没有在人和动物所不当承受的苦难中残忍地获得满足，但祂还是有意创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其中弱肉强食，生命仅仅意味着走向死亡。在我看来，自然法则的“奇妙和谐”更像是被可怕的力量驯服的混乱，而那“永恒”的星空和其中已经注定的运行轨道只是一堆物体随机的叠加，既没有秩序也没有意义，因为谁也没法真正看到人们谈论的那些星座，它们只是随意的排列。

我并没有看到，或者说，是严重地怀疑上帝让自然世界充满祂的仁慈这件事。显然，这也是这些观点中又一个应该被相信而不应该被思考的。如果上帝是最高的善，为什么祂创造的这个世界如此不完美、如此败坏、如此可悲？我想：“显然是魔鬼侵染了这个世界，将它置于混乱中。”但魔鬼也是上帝的造物。我得好好研究一下魔鬼，毕竟他看起来挺重要的。我再次翻开比德尔曼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为这个棘手的问题寻找答案。苦难、缺陷和罪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徒劳无获。

对我而言，事情到此结束。这本关于教义的沉重巨著不过是一派胡言；更糟的是，这本书欺骗了读者，它罕见地愚蠢，一心想着遮蔽真相。我的幻想破灭了，甚至感到愤慨，又一次对父亲充满怜悯，他已经成了这种胡言乱语的牺牲品。

但是，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应该有人和我一样在寻找真相。他们理性地思考，不想自欺欺人，也不想否定这个世界的悲惨现实。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我母亲，确切地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直截了当地说：“你最近应该读一读歌德的《浮士德》。”我们家有一套很好的歌德著作的版本，我找出了《浮士德》。这本书像神奇的香油一样流进我的灵魂。“终于，”我想道，“有人认真考虑魔鬼的问题，甚至和他定下可怕的契约——对方有能力挫败上帝创造一个完美世界的计划。”我为浮士德的行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心里，他不该如此一边倒，如此容易上当受骗。他本该更明智、更有道德。如此轻浮地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不是太孩子气了吗！浮士德显然有点饶舌。我觉得这场戏的中心和意义，主要是在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这边。如果浮士德的灵魂下了地狱，我并不会感到难过，他活该。我不喜欢结尾处“魔鬼受骗”的想法，毕竟靡菲斯特绝不是一个呆笨的魔鬼，他被愚蠢的小天使哄骗并不符合逻辑。在我看来，靡菲斯特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受骗的：他并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个某种意义上平庸无奇的家伙，带着他的欺骗直接去了来世。无可否认，到了那里，他的天真幼稚就会暴露出来。但在我看来，他不配接受那伟大秘密的启示，我宁愿让他尝尝地狱之火的滋味。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靡菲斯特那里，他整个形象给我印象极深，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和大母亲（Mothers）的秘密有关[15]。不管怎样，靡菲斯特和结尾处的伟大启示对我来说一直是美妙而神秘的体验，留在我意识世界的边缘。

我最终得到证实，确有一些人曾注意到邪恶的无限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邪恶在把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成为我眼中的一位先知。但我不能原谅他用一个骗人的小伎俩打发了靡菲斯特，对我来说，这太神学、太轻率、太不负责了。歌德也不免落入这种把魔鬼塑造成无害力量的狡猾骗局，为此我深感遗憾。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浮士德勉强算得上是个哲学家，虽然他放弃了哲学，但显然已经从里面学到一种对真理的感受性。那时候，我对哲学还一无所知，但看到了一丝希望。我想，也许有的哲学家和这些问题搏斗过，可以给我一些启发。

既然父亲的藏书室里没有哲学家的书——他们在思考，所以是可疑的——我只好从克鲁格（Krug）1832年第二版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中获得满足。我立即翻到关于上帝的部分。让我失望的是，其中从“上帝”这个词的词源学意义开始，声称这个词“不可否认”来源于“善”，意指最高存在或完美。书中继续称：上帝的存在无法被证明，上帝这一观念的固有性也无法被证明；然而，上帝这一观念即便不能以任何现实的可能性存在，也可以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中；不管怎样，我们的“智识力量”应该“在有能力产生这样崇高的想法之前，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这个解释让我无比惊讶。我想，这些“哲学家”到底怎么了？他们显然只是通过道听途说了解上帝。神学家在这一点上不一样，他们至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即便他们关于上帝的描述自相矛盾。这位词典编纂者克鲁格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如此不中立，显然他乐于声称自己完全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为什么他不能直言不讳呢？为什么他要假装——好像他真的觉得是我们“形成”了上帝的观念，而且在此之前我们必然已经达到了某个发展水平？据我所知，即便丛林中裸身而行的野人也有这样的观念，他们显然不是坐在那里“形成上帝这一观念”的“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形成过上帝的观念。上帝当然无法被证实：一只吃澳大利亚羊毛的衣蛾，怎样向其他蛾子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上帝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证明。我是怎样获得对上帝的确信呢？虽然听说过许多关于上帝的说法，但我什么也没法相信。这些并不能让我信服，也不是我观念的来源。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一个观念——不是想出来的东西。不是想象出一个东西，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再相信它。比如，对我来说，关于主耶稣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虽然他带给我的印象比上帝还深，而上帝经常只是隐现在背景中。为什么我认为上帝理所当然是存在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要假装上帝是一种观念、一种任意的假设，可能形成也可能不形成？上帝显然是存在的，就像掉在你脑袋上的砖头一样明白无误。

我突然明白，至少对我而言，上帝是最确定、最直接的体验之一。不管怎样，那个关于大教堂的可怕意象不是我发明出来的；恰恰相反，是它被强加到我身上，极其残忍地逼迫我去思考它，之后那种难以言喻的慈悲降临到我身上。这些事并不受我控制。我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哲学家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想法很奇怪，居然认为上帝是一种假设，可以被讨论。哲学家们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上帝阴暗作为的想法或解释，这也让我相当不满。对我来说，这些议题值得从哲学的角度予以特别关注和慎重考虑，因为它们构成的问题对神学家来说十分棘手。我极其失望地发现，哲学家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于是，我来到下一个感兴趣的话题——魔鬼这部分。我读到，如果我们设想的魔鬼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就会陷入明显的矛盾中，也就是说会陷入二元论。如果我们假设魔鬼最初是作为一个善良的存在被创造出来，后来被自己的骄傲所败坏，这样就会更好一些。然而，正如文章作者指出的——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一点——这个假设预先假定，它尝试要解释的邪恶，其实就是骄傲。作者继续说，除此之外，邪恶的来源“无法解释，莫可名状”。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他就像那些神学家一样，并不想去思考这件事。关于邪恶及其起源的这一段，也没能给我带来什么启发。

这些思想的形成和观念的发展持续多年，中间有长期的间断，我在此描述的只是一个概要。这些过程都是在我的第二人格中发生的，非常私密。用父亲的藏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是秘密的，没有征询过他的许可。在间断的时期，我的第一人格公开阅读格斯特克（Gerstäcker）的所有小说，以及译成德语的经典英语小说。我也开始阅读德国文学，主要是那些还没有被学校里吃力不讨好的解释败坏胃口的经典作品。我的阅读范围广阔且漫无目的，有戏剧、诗歌、历史，后来还有自然科学。阅读不仅让我兴味盎然，而且提供了一种受欢迎而有益的方式，让我从日渐消沉的第二人格中摆脱出来。在宗教问题的领域，我所到之处无不门户紧闭，即便能打开一扇门窥见其中内里，我也会大失所望。其他人似乎都在关心截然不同的问题。在我确信的事情上，我感到十分孤独。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与人交谈，但哪儿也找不到切入点；相反，我在其他人那儿感受到的是隔阂、猜疑和不安，让我欲言又止。这也令我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为什么没有人和我有相似的体验呢？学术书里为什么只字未提呢？我是拥有这种体验的唯一一人吗？为什么我要成为这唯一呢？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可能疯了，因为对我来说，上帝的光明和黑暗即便让我觉得沉重，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我觉得自己被逼进一种奇怪的局面，有些凶险，它意味着与世隔绝。而且，我被不公正地当作替罪羊，次数之多难以消受，让我更加不快。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加剧了我的孤立。我在德语课上表现平平，因为这门科目，尤其是德语的语法和句法，我根本不感兴趣。我又懒又烦，对我来说，作文题目常常显得肤浅愚蠢，于是我写的文章也要么漫不经心、要么力所不逮。我以平均分数过关，这倒是很适合我，因为我通常倾向于低调。大体上，我和那些出身贫寒的男孩有共鸣，他们和我一样没有背景。我也喜欢那些一点儿也不聪明的人，虽然可能会被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激怒。其实，他们能提供一些我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他们天真质朴，不会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我的“与众不同”逐渐带给我一种不友善且相当危险的感觉：我身上应该有些自己没意识到的让人讨厌的特质，使老师和同学对我避而远之。

在这些先入之见中，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让我如遭雷击。老师给我们布置一个作文题目，就这一次，我有了兴趣，于是劲头十足开始动笔，写出一篇在我看来既认真又出色的文章。我期待得到的分数至少是第一等——当然不是最高分，那会让人注意到我，但也是接近最高分的。

我们老师有个习惯，就是按照作文的优劣顺序来进行点评。他提到的第一篇当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男孩写的，这没有问题。随后就是其他人了。我等了又等，始终没有听到我的名字。“不可能，”我想，“我的作文不可能那么差，比他已经评点过的这些可怜虫分数还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如此无与伦比，以致会被孤立，以最可怕的方式吸引了注意力？

所有的文章都讲过之后，老师停了停，说：“现在我这儿还有一篇作文——荣格的。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一篇，我本应把它放在第一，但不幸的是，这不是他写的。你是从哪儿抄来的？老实交代！”

我猛地站起来，既震惊又愤怒，哭道：“这不是抄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写出一篇好作文。”但老师叫道：“你撒谎！你永远写不出这样的作文，没有人会相信。说，你到底是从哪儿抄的？”

我赌咒发誓也没用，老师坚持他的想法。他开始威胁我：“我告诉你，如果我知道你是从哪儿抄的，你会被赶出学校。”说完，他转身离去。同学们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我惊恐地意识到他们是在想：“啊，原来如此。”我的申辩被当成了耳边风。

我感觉从那时起，就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所有能让我不要与众不同的方式都没用了。我感到深深的沮丧和羞辱，发誓要报复老师。而且，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某些直接出于丛林法则的事可能已经发生了。在这世上，我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并没有抄袭那篇文章呢？

有好几天，我翻来覆去思考这件事，一次次得出结论：我没有权力，盲目而愚蠢的命运游戏给我贴上了骗子的标签。现在，我明白了许多之前不懂的事：比如，当父亲向老师询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一位老师说：“哦，他表现平平，但是非常努力。”他们认为我比较笨、比较肤浅。这并不让我不快，但如果他们认为我会耍手段，在道德上诋毁我，那我就会火冒三丈。

就在我的悲伤和愤怒快要失控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个现象我之前已经在自己身上看到过几次：突然出现了一阵内在的宁静，仿佛吵闹的房间里突然关起一扇隔音门。我心中似乎升起一阵冷漠的好奇，问自己：“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好吧，你很激动，那个老师当然是笨蛋，不理解你的本性——就是说，不比你自己更理解，所以他像你一样不相信。你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你和那些纯真、简单、一眼就能看透的人在一起。当一个人不理解事物时，他就变得激动起来。”

在这些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思考中，我突然想到在我不想去思考被禁止的思想时，仍然强加在我身上的一系列观念。虽然那时我并没有看到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有什么不同，虽然我仍把第二人格的世界当作我的私人世界，但在背景深处，我总觉得有我之外的其他力量介入。仿佛这群星璀璨之浩渺宇宙的一次呼吸触碰了我，又仿佛一个不可见的灵魂走进了房间——拥有这个灵魂的人早已死去，但这个灵魂不受时间限制，一直存在着，直至遥远的未来。这种结局被内在灵性的光辉所环绕。

当然，那时候我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但现在，我也并没有把某种当时不存在的东西加入我所描绘的意识状态中。我只是想试着表达出当时的感受，并借助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去言明那个朦胧的世界。

那件事过去几个月之后，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亚伯拉罕老爹”。第一人格不明白为什么，觉得这个称呼愚蠢可笑。但在背景里的某个地方，我觉得它正中要害。所有对这一背景的暗示都让我痛苦，因为我读的东西越多、对城市生活越了解，就越有这样的印象：我正在认识的现实和在乡下长大获得的世界观很不一样，那里有树木河流，人和动物居住的小村庄沐浴在阳光下，天空中风动云移，被黑暗笼罩的夜晚不知会发生什么。它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而是“上帝的世界”，依循祂的秩序，充满神秘的意义。但显然，人类并不知道这一点，就连动物，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对此的感知。这一点很明显，比如在奶牛那悲伤而若有所失的样子里，在马儿那逆来顺受的眼神里，在狗的忠诚里（它们不顾一切地依赖人类），甚至在那些选择房屋和谷仓作为居所和猎场的猫那自信的步伐里。人就像动物，而且似乎像它们一样无意识。他们低头看地、抬头看树，想找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看能拿来做点什么。他们像动物一样群集、配对、打斗，却不明白自己栖居在同一个宇宙里，在上帝的世界里，在永恒之中，这里一切都已出生，一切都已死去。

正因为动物和我们如此相似，和我们一样蒙昧，所以我喜欢所有的恒温动物，它们的灵魂和我们一样，我想我们能在直觉上相互理解。我们共同体验到欢乐和悲伤、爱和恨、饥和渴、恐惧和信任——这些是存在的基本特质，语言、敏锐理解力和科学不在此列。我虽然像普通人那样敬佩科学，但也看到，它让人从上帝的世界中异化、偏离出来，导致一种动物没有能力经历的退化。动物是宝贵的，忠心耿耿、不改初衷、值得信赖。至于人，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信任他们。

我并不把昆虫视为动物，我认为冷血的脊椎动物也只处在接近昆虫的一个很低的中间阶段。这类动物是观察和收集的对象，只是用来满足好奇心，是外在于人类的。它们是非人生命的呈现，更接近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显现，作为一种直接沟通的方式，是从植物王国开始。仿佛谁越过造物主的肩膀观看，造物主却认为自己没有被注意到，制造起玩具和装饰来。另一方面，人和真正的动物则是上帝身上独立出来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可以到处走动，选择自己的居所，而植物只能待在原地自生自灭。它们不仅表达出美，也表达出上帝的世界之思想；它们没有自己的意愿，也不会离经叛道。其中，树木尤为神秘，在我看来，它直接体现了生命那不可思议的意义。所以，在树林里，我感觉和生命最深的意义、最叹为观止的创造最为接近。

熟悉了哥特教堂之后，我这种印象得到加强。其间的石头蕴含着宇宙的无限性、意义和无意义交织的混乱、非个人的目的和机械规律。既包含也是那无尽的存在之神秘，那灵性的化身。不论在死去还是活着的事物中，这二者的神圣本质都让我对石头有种依稀的亲切感。

正像之前说的，那时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些感受和直觉形成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因为它们全都发生在第二人格中，这时候我那活跃而有领会能力的自我处在被动状态，被吸收进了那属于时间长河的“老人”中。我以一种奇妙、不假思索的方式体验到他和他的影响，他一出现，第一人格就变得黯淡，几乎不存在。而当自我越来越认同第一人格的主导时，这位老人（如果还记得他的话）就变成一个遥远而虚幻的梦。

十六岁到十九岁间，进退两难的迷雾逐渐消散，我的抑郁状态也有所改善。第一人格越来越明显地浮现。学校和城市生活占据了我的时间，日益增长的知识也慢慢渗透或压抑了直觉和预感。我开始系统探究我在意识层面考虑的问题。我读到一篇哲学史简介，由此获得一幅鸟瞰图，知道这个领域里都思考过哪些问题。我满意地发现，自己的很多直觉在前人那里都能找到对应。最吸引我的，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的思想，除了那长篇大论的苏格拉底式论证。他们的思想美妙而无用，就像画廊里的画，只不过更有距离。只有在梅斯特·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那里，我才感受到生命的气息——不是说我理解他。经院哲学家让我觉得冷冰冰，圣托马斯[16]的亚里士多德式理智主义，对我来说比沙漠还了无生机。我想：“他们都想借助逻辑把戏，逼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这种东西他们既没得到过，也不真的了解。他们想向自己证明一种信仰，而事实上这是体验的问题。”对我来说，他们就像那些听说大象存在却从来没见过的人，如今想在逻辑的基础上论证这种动物应该是存在的，也应该由事实上构成它们的那些东西构成。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十八世纪的批判哲学一开始就对我毫无吸引力。至于十九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那自大而费力的语言让我分心，我完全不信任他。对我来说，他就像一个被囚禁在自己的话语大厦里还大模大样指手画脚的人。

但这些研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让我发现了叔本华。他第一个谈到这世上围绕在我们周围显而易见的苦难，还谈到了混乱、激情和邪恶——别人对这些事几乎不予留意，而且经常试图把它们消解在那无所不包的和谐与理解之中。这里终于有个哲学家有勇气看到，宇宙的基础中并非一切都是出于好意。他既不谈论造物主的至善和全知，也不谈论宇宙的和谐，而是直言不讳地描述一个根本的缺陷，人类历史的可悲进程和大自然的残酷都是由此而起：创世意志的盲目性。证实这一点的，有我早期观察到的染病死去的鱼类，生疥癣、冻僵挨饿的鸟儿，以及发生在野花遍地的草地上的悲剧：蚯蚓被蚂蚁折磨致死，昆虫把彼此撕成碎片，如此等等。和人类相处的经验也绝没有让我相信人的本性善良正直。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我知道我是慢慢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的。

我对叔本华描绘这个世界的阴沉画面心悦诚服，但并不赞同他对问题的解决。我确信，他用“意志”一词，指的就是上帝、是造物主，而且他在宣称上帝是盲目的。我从经验中懂得，上帝并不会被任何亵渎所冒犯；恰恰相反，祂甚至鼓励这种亵渎，因为祂不仅想激发人光明和积极的一面，也想激发人阴暗和不信神的一面。叔本华的观点并不让我难过，我将它视为一种得到事实支持的定论。但他有一个理论却让我非常失望：为了让盲目的意志转变自身，理智只需用它的意象直面盲目的意志就行了。既然意志是盲目的，它又怎能看到这意象呢？即便它能看到，又怎能被说服而改变它自身呢——意象呈现的内容，不正是受意志所左右吗？理智又是什么？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片无限小的镜子碎片，就像小孩拿着一小片对准太阳，想把太阳晃晕一样。我很疑惑，叔本华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有缺陷的答案感到满意。

所以，我想更全面地了解他，他和康德的关系越来越让我印象深刻，于是我开始阅读康德。首先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让我绞尽脑汁，回报就是我发现了叔本华体系的一个基本缺陷：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把隐喻表达实体化，为一个本体、一个物自体赋予了一些特殊的性质。康德关于知识的理论教会我这一点，它带给我的启发也许超过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

哲学上的发展，从我十七岁那年，一直延续到就读医学院期间。这让我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前的我害羞、腼腆、不信任人、苍白瘦弱，而且明显体弱多病，现在我对一切都相当有胃口，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会去行动。我也明显变得更容易接近，更能与人交谈。我发现，贫穷并不是障碍，而且远不是苦难的主要原因。富家子弟并不比破衣烂衫的穷孩子多什么优势，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原因远比他兜里的零用钱更深刻。我比以前交到了更多、更要好的朋友，我感觉脚下的地面更加坚实，甚至有了勇气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发现，这只是个让我后悔的误解，因为我不仅遭遇尴尬和嘲笑，还有敌意的拒绝。我惊慌而狼狈地发现，有些人觉得我爱说大话、装腔作势、诡计多端。早年指责我是骗子的事再次重演，虽然形式更加温和。这种事又一次和我感兴趣的一个作文题目搭上了关系。我认认真真写这篇文章，竭尽全力加以润饰，结果却让人崩溃。“这是荣格写的文章，”老师说，“相当出色，但却是如此不用心地一挥而就，很容易看出没下什么工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草率的态度在生活中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认真和责任心，需要工作和努力。看看D的文章，他没有你那点小聪明，但他诚恳、负责、努力，这才是生活的成功之道。”

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感觉很受伤，因为他虽然这么说，但对我的文章还是印象深刻，而且至少没有指责我抄袭。我抗议他的指责，却被这样一段话驳回：“《诗艺》[17]认为，最好的诗歌能把创作的努力隐藏起来。但你无法让我相信你的文章也是这样，因为它轻浮，是仓促写成的，没有经过任何努力。”我知道我的文章里有一些很好的观点，但老师甚至不想费心去讨论。

这件事让我有些苦闷，但同学对我的怀疑才更棘手，他们威胁要让我回到原来那种孤立沮丧的状态。我绞尽脑汁，想明白是什么惹来他们的诽谤。经过小心的询问，我发现他们对我侧目而视，是因为我经常对那些我不可能知道的事做出评论或暗示。比如，我假装知道康德和叔本华，或古生物学，这些东西学校里可还没教过。这些惊奇的发现让我明白，所有这些我急切想要了解的问题，其实和日常生活都没什么关系，而是像我的终极秘密那样，属于“上帝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最好保持沉默。

从此以后，我留意不要在同学面前提起这些深奥的问题，在我认识的成年人中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我不想被当作牛皮大王和骗子。最痛苦的，是我尝试克服两个内在世界的分裂而未能成功。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迫使我从日常的存在状态中出来，进入那无边无际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表述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富有情感，但对我来说根本不是这样。一切非凡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闪耀的光芒，深渊里的黑暗，无限时空那无情的泰然自若，还有非理性变化之世界那神秘的怪诞。对我来说，“上帝”就是一切——除了“训导”之外的一切。

随着年岁渐长，父母和旁人越来越多地问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并没有清晰的想法，我的兴趣把我拉向不同的方向。一方面，科学强烈吸引着我，它有基于事实的真理；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欢任何跟比较宗教有关的东西。科学领域，我最感兴趣的是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理；人文方面则是希腊罗马、埃及和史前考古学。那时，我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迥然不同的科目正好呼应了我内在世界的二分状态。科学吸引我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历史背景；而比较宗教吸引我的，是灵性问题，哲学也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在科学中，我错过了意义的部分；在宗教中，又错过了经验主义的部分。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要，而人文和历史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指导。

由于这两股力量的撕扯，我有很长时间都无法专注。我叔叔是母亲家族的领导者，也是巴塞尔的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的牧师。我发现他轻轻地朝神学方向推动我。一次，他在餐桌上和他的一个儿子——他所有的儿子都是神学家——讨论一个宗教观点，我当时在旁边那难得一见的殷勤态度没能逃过他的眼睛。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些神学家和大学里的顶尖人物有密切来往，这样就知道得比我父亲多一些。我从不觉得这些对话和真实的体验有关，和我的那种体验就更没关系了。他们只关注《圣经》叙事的教义观点，关于奇迹的描述数不胜数，让人难以相信，于是所有这些观点都让我很不舒服。

等到我上大学预科时，被获准每周四在这位叔叔家里吃午饭。我对他心存感激，不仅是因为午饭，更因为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能在他的餐桌上听到聪明、理智的成年人的对话。发现确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对我是相当惊奇的体验。在我的家庭环境中，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学术讨论。有时，我的确尝试过和父亲讨论严肃的问题，得到的却是防御性的不耐烦和焦虑，让我摸不着头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可怜的父亲不敢思考，因为他被内在的怀疑所消耗。他在逃避自己，于是坚守着盲目的信仰。他不能把这当作一种恩典，因为他想“通过斗争来赢得它”，用痉挛似的努力逼迫它到来。

叔叔和几位堂兄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教父[18]的教条和教义，以及现代神学家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居住在一个不证自明的世界秩序里，尼采的名字在其中根本不存在，而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也只能勉强得到一点赞许。布尔克哈特是“自由主义者”，“想当过火的自由思想家”，这就暗示在事物永恒秩序的问题上，他的立场偏颇了。我知道，叔叔从来没想过我和神学有多么遥远，我深感抱歉让他失望了。我从不敢在他面前提出我的问题，因为我太清楚这对我来说会是怎样一场灾难。我没什么能为自己辩解。相反，第一人格却一马当先，我的科学知识虽然还比较贫乏，却受到了彼时科学唯物主义的充分滋养。只不过它被历史证据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制约，后者在我当时的成长环境中显然无人能懂。虽然神学家叔叔和堂兄们用赞赏的语气提起康德，但他们只用康德的原理来批驳他们反对的观点，却从不用在自己身上。对这件事，我也不置一词。

于是，我和叔叔一家坐在餐桌前时，开始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由于我那习惯性的内疚，星期四变成了可怕的日子。在这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安全舒适的世界里，我越来越感觉生分，尽管我也渴求那不时流出的一点一滴的智力刺激。我自觉不诚实，心中惭愧，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是啊，你是个骗子，你欺骗那些善意待你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和智识都很安定的世界，对贫穷一无所知。他们的宗教是一份谋生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自己会把一个人从他惯常的精神世界里调转出来，罚他亵渎神明——这一切并不是他们的错。我没法向他们解释这些，我得自己肩负厌恶的感觉，学会忍受它。”不幸的是，这种尝试我还从来没成功过。

随着这种道德冲突的加剧，第二人格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以预料，让人不快，我再也没法回避自己的这一面了。我试着消除第二人格，却也徒劳无功。在学校里、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掉他；我学习科学的时候，他也不见踪影。但独处时，不论是在家还是在乡下，叔本华和康德就威风凛凛地回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宏伟壮观的“上帝的世界”。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用生动的颜色和形象填充这块巨大的画布。第一人格和他担心的职业选择问题沉到地平线以下，仿佛只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一个小插曲。但当我从远征中回到现世时，带回一种宿醉的感觉。我，确切地说是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而且早晚得形成一个确定的想法，明白他要追求的职业是什么。

父亲跟我严肃地谈了几次。他说，我喜欢什么，就可以学什么，但如果我想听听他的建议，他觉得我应该离神学远一点。“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做神学家。”他强调说。这一次，我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认为有些事可以说出来、做出来，而不必受到非难。我尽可能少去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而他从来没有揭穿过我。离教堂越远，我感觉越好。我唯一错过的是风琴和合唱音乐，而绝不是“宗教共同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些习惯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远没有“世俗”中人之间更像一个共同体。世俗中人可能德行少些，但他们更友好，情感更自然、更随和、更开朗、更热心也更真诚。

我可以让父亲放心，一点儿也没想做神学家。但我仍在科学和人文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很吸引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并没有容身之处。在那种状态里，我从此时此地中脱离出来，感觉自己是那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睛，却像地面上的一颗小卵石一样，无力移动多少距离。第一人格反叛这种被动性，他想起来做点什么，但此刻他又困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能走着瞧了。如果有人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会习惯性地说：语言学家。这话在我心里真正的意思，是亚述和埃及考古学家。但事实上，我用空余时间继续学习科学和哲学，尤其放假的时候，那时我总是和妈妈、妹妹一起待在家里。我跑去向母亲哀叹“我很无聊，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如今假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那时我可以独处了。而且，至少在暑假期间，父亲会离开家，他习惯去萨克瑟恩（Sachseln）度假。

我只有过一次假期旅行，当时十四岁，遵照医嘱被送到恩特勒布赫（Entlebuch）疗养。我那时食欲和健康状况不稳定，希望有所改善。我生平第一次独自待在陌生的成年人中间。我被安排住在天主教牧师的房子里，对我来说这既诡异又是迷人的冒险。我很少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管家虽然容易敷衍了事，但绝不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人，一点凶险的事也没发生。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监护我，他开了一家酒店式疗养院，接待各式各样的康复病人。这些人形形色色：农民、小职员、商人和几个从巴塞尔来的有教养的人，其中一个化学家达到了学术荣耀的顶峰——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父亲也是博士，但他只是个语言学家。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迷人而新鲜，他是个科学家，也许是个可以解开石头之谜的人。他还是个年轻人，教我打槌球，他或许知识渊博，但并没有传授给我。我太害羞、太紧张，而且实在太愚昧，以致没有问他什么。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获知自然秘密（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的大活人，我为此而敬重他。他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前，吃一样的食物，甚至时不时地和我说上几句。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成年人那高端的世界。当我被允许参加为寄宿者安排的郊游时，这种地位的提升得到了确认。有一次，我们去了一座酿酒厂，被邀请品尝样品。用诗歌来描绘就是：

不怕来者多抱怨，

且看眼前杯中酒。[19]

我发现眼前这些小瓶子如此美妙，让我飘飘欲仙，进入一种全新的、意料之外的意识状态。再也没有什么里面和外面，什么“我”和“其他人”，什么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谨慎和羞怯消失了；大地和天空，宇宙和其中的一切，爬的、飞的、旋转的、上升的、下降的，都合为一体。我醉得丢脸，醉得光荣，醉得得意洋洋。我仿佛掉进一片至乐冥想的汪洋大海，被强有力的海浪席卷着，不得不用眼睛、手和脚抓住任何可能的固体，从而在摇摇摆摆的街道、房屋和树木之间保持平衡。“太棒了，”我心想，“唯一不幸的是，稍微多了一点。”这次体验结局悲惨，但仍然是个发现、一种对美和意义的预感，只是被我的愚蠢所破坏。

疗养结束时，父亲来接我一起去卢塞恩湖旅行。我们登上一艘汽船，快乐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还没看够蒸汽发动机的运转就突然听说已经到菲茨瑙（Vitznau）了。一座高山耸立在村庄之上，父亲说这就是里吉山（Rigi）。一条齿轮铁路盘山而上。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这里的机车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锅炉是竖直的，却朝一个奇怪的角度倾斜，车厢里的座位也是倾斜的。父亲把一张车票塞进我手里说：“你可以一个人坐着上山，我留在这儿，两个人一起坐太贵了。小心不要掉下去。”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伫立在面前的这座雄伟山峰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高，而且和我在遥远的童年见到的火红山峰很相似。现在，我差不多是个大人了。为了这次旅行，我给自己买了一根竹手杖和一顶英国赛马帽——这正是一个世界旅行家的合适装备。现在，我就要登上这座大山了！我已经忘了自己和这座山哪个更大。随着一股巨大蒸汽喷出，这神奇的机车抖动着，嘎嘎作响，把我带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眼前的深渊和山景时时更新，让我惊叹不已。最终，我来到山顶，站在奇怪的稀薄空气中，望向那难以想象的远方。“是的，”我心想，“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那个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这里，不问任何问题也能存在。”我沿着路小心行走，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一切都非常神圣，我觉得在这儿人应该彬彬有礼、保持沉默，因为这是在上帝的世界里。这里是上帝世界的有形存在。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

这些景象让我如此难忘，以致在“上帝的世界”中后来发生的事，都从我的记忆中被抹掉了。不过，第一人格在这次旅行中获得了自主，他得到的印象伴随我余生。我仍能看到自己长大成人、独立自主，戴着一顶硬挺的黑帽子，拿着一根昂贵的手杖，坐在卢塞恩湖边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台阶上；或者在菲茨瑙一个美不胜收的花园里，坐在阳光闪耀的条纹遮阳棚下一个铺着白布的小桌前，喝着清晨第一杯咖啡，吃着涂满金色黄油和各种果酱的牛角面包，计划着去哪儿度过这个漫长的夏天。喝完咖啡，我心绪宁静，迈着谨慎的步子朝一艘汽船踱去。它会把我带到哥达岭（Gotthard）山脚，那些宏伟的山峰顶上覆盖着银光闪闪的冰川。

之后几十年间，每当我工作繁忙、劳累不堪，想休息一下时，这个意象就会浮现在我眼前。现实生活中，我一次次向自己承诺去实现这样一次旅行，却从未兑现。

这是我意识到的第一次旅行；一两年后，又有了第二次。我获准去看在萨克瑟恩休假的父亲。他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他和当地的天主教牧师交上了朋友。在我看来，这是个相当大胆的举动，私底下，我很佩服父亲的勇气。逗留期间，我参观了弗鲁伊利（Flü-eli）的修道院以及克劳斯修士（Brother Klaus）的圣物，那时他已被宣布升入真福品位。我不明白天主教徒是怎么知道他已进入真福品位的；是他仍然逗留于此，亲口告诉人们的？那个地方的气场让我印象深刻，我不仅能想象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献给上帝，甚至能理解这种感情。但这样想的时候，我内心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冒了出来：有这样一个圣人做丈夫和父亲，他的妻儿需要承担什么呢？不正是由于我父亲的缺点和不足，我才觉得他很可爱吗？“是啊，”我心想，“谁能和圣人一起生活呢？”显然，他也看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成为一名隐士。不过，他隐修的小屋离家并不远。我想，这主意不坏：家人住在房子里，而我住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屋，里面有一堆书、一张写字台，生一堆明火，可以烤烤栗子或者在三足鼎里煮点儿汤。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不用去教堂了，我将拥有自己的私人小教堂。

我从修道院那儿漫步上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正要下山时，左边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苗条身影。她穿着当地的服装，容貌可人，用一双友好的蓝眼睛和我打招呼，仿佛我们一起走下山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她和我一般大。我还不认识除了表亲之外的任何女孩，感觉尴尬极了，不知该怎么和她说话。于是，我犹豫不决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待几天，休假；我在巴塞尔念大学预科，之后想进大学学习。说话的时候，一种命中注定的奇怪感觉向我袭来。“她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心里对自己说，“她这么自然地和我走在一起，仿佛我们就该在一起似的。我从侧面看她，她脸上有一种害羞和钦佩混杂在一起的表情。这让我有些不安，某种程度上甚至打动了我。我不明白，这有可能就是命运吗？我遇到她只是偶然吗？一个农家女孩——有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她的牧师会不会就是和我父亲交上朋友的那个？她不知道我是谁。我显然不能和她谈叔本华，谈意志的消极面，不是吗？看不出她有什么邪恶的地方。也许她的牧师不是那种穿黑色长袍、鬼鬼祟祟走来走去的耶稣会会士，但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这也许会吓到她，或者冒犯她。谈谈哲学，或者魔鬼——即便歌德把魔鬼描绘成傻瓜，他也比浮士德更重要——但这也不可能。她仍然住在那遥远的天真之地，而我已深入现实，深入到创造的辉煌和残忍之中。她怎么受得了听我说这些？我们之间竖起一堵无法穿越的墙壁，我们既没什么关系，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心中伤感，退回自身，把话题转到不那么危险的内容上。她是要去萨克瑟恩吗？天气不是很好吗？景色多美啊！诸如此类。

从外在来看，这次相遇没有任何意义。但从内心来看，它却很重要，不仅好几天在我心头萦绕不去，而且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像路边的一处圣地。那时，我还处在孩子气的状态，生活由彼此孤立、没有关联的经历构成。而谁又能发现那将我从克劳斯修士引向漂亮女孩的命运之线呢？

那个时期，我的生活充满各种矛盾的想法。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对不上号；其次，第一人格想从第二人格忧郁的压制中解脱出来。不是第二人格感到沮丧，而是第一人格记起第二人格的时候感到沮丧。就是在那时候，我人生中第一个有规律的幻想从对立面的碰撞中产生了。它是一片一片出现的，就我记忆所及，是来自一段让我深受震动的经历。

一天，一阵西北风把莱茵河刮得浪起浪伏。我去上学的路沿着河边。突然，我看到一艘船从北面驶来，张着巨大的主帆，赶在风暴到来之前朝莱茵河上游驶去。莱茵河上的一艘帆船！这种景象我从来没见过。我的想象力张开了翅膀。如果不仅有这条水流湍急的河，而整个阿尔萨斯地区是一个大湖，我们就会有许多帆船和大轮船了，巴塞尔就是一个港口了，几乎就和住在海边一样好。那样一切都会不同，我们会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没有什么大学预科班，不需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我会长大成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湖里会有一座岩石小山，经一条狭窄的地峡和大陆相连；地峡又被一条宽阔的运河切断，运河上有一座木桥，通向一扇两翼有高塔的大门，里面是一座小型的中世纪城市，建造在周围的斜坡上。岩石上耸立着坚固的城堡，里面给养充足，还有一座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里面没有高雅的大厅，也没有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布置简单，镶着木板，而且很小。有一个极其迷人的图书馆，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也有武器收藏，堡垒里堆满了重型火炮。除了这个，城堡里还有一队驻军，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由市长和一个老年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共同统治。我自己呢，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时不时露面，只为开庭问案。在小城朝向陆地的一侧，有一个港口，那儿停着我的双桅帆船，上面还装备了几座小加农炮。

这一切的神经中枢，或说是存在的原因，是给养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这一想法像电击一样进入我的脑海。塔楼内部有一根铜柱，或说是重型电缆，有手臂那么粗，从城堞一直延伸到拱形地窖。它的顶端分成相当细小的枝杈，就像树冠一样——确切地说，像植物的主根，上面有许多细小的须根，向上伸展到空中。它们从空气里吸收一种难以想象的物质，这种东西沿着铜柱传导，来到地窖中。在这儿，我也有一种难以想象的装置，类似实验室，里面用铜根从空气中吸收的神秘物质来提炼黄金。这的确神秘，我既没有也不想形成任何概念来描述其本质。我的想象力也并不关心提炼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它得体而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实验室里真正发生的事。这里有种内在的禁令：人不应该把里面的事看得太清楚，也不该问从空气中吸收的物质是什么。正如歌德谈到大母亲时说的：“即便谈论，也是胆大妄为。”[20]

当然，“灵性”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但说到底，我不认为它和非常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不同。须根吸收并传导到铜柱里的，是一种灵性的精华，它到达地窖后就有了可见的外形——金币。这当然不是变戏法，而是大自然的一个秘密，庄严而极其重要。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而且我不仅要向市政委员会的老人隐瞒这个秘密，某种意义上也要向我自己隐瞒。

去学校那条漫长而无聊的道路，现在相当愉快地缩短了。我几乎一出学校就进了城堡，那里正在进行一些重建工作：委员会在召开会议，坏人被判刑，纠纷得到仲裁，加农炮也在开炮。帆船的甲板清理干净了，帆和索具都装备好了。帆船在一阵微风中缓缓出港，当它从岩石背后驶出时，借着强劲的风力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家门口，仿佛时间只过去了几分钟。我从幻想中走出来，就像走出一驾轻而易举把我载回家的马车。这件事非常享受，持续了几个月我才开始厌倦。之后，就觉得这幻想愚蠢而荒谬。我开始用小石子来建造城堡和防备森严的炮台，用泥做砂浆，以此取代白日梦。那时，胡宁根的城堡还完好无损，我就以它为模板。我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沃邦（Vauban）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对一切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后来又从沃邦转向了现代防御方法，用我有限的手段建立了各种不同的防卫模型。这件事占据了我两年多的闲暇时间，期间我对自然科学和具体事务的知识稳步增加，而这是以第二人格为代价的。

我想，既然我对真实的事物所知甚少，那也就没有理由去思考它们了。谁都可以有幻想，但真实的知识是另一回事。父母允许我订阅一本科学期刊，我读得非常起劲。我在我们的汝拉山（Jura）上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化石，并收集起来，还有任何能到手的矿石、昆虫、猛犸象和人的骨头——猛犸象骨是从莱茵兰平原的砾石坑中找到的，人骨是从胡宁根附近一个万人坑里发现的，此坑可追溯至1811年。我对植物也有兴趣，但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并不明白植物吸引我的原因，只是强烈地觉得它们应该被拔起来晒干。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只在生长和开花的时候有意义——这是种隐秘的意义，是上帝的想法。我应该敬畏它们，并用一种哲学式的惊叹予以深思。生物学家对它们的描述很有趣，但并非必要。然而我又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必要的。比如，植物和基督教、和上帝意志的对立面有什么关系呢？这我无法理解。它们显然参与了神圣的纯真状态，对此还是不要打搅为好。对比之下，昆虫则是变性的植物——本是用脚来爬、用翅膀（它们的翅膀就像花朵的花瓣一样）来飞的花朵和果实，成天在植物上面忙于捕食。正是因为这种不正当的活动，它们遭到大量杀灭，六月鳃金龟和毛虫尤其成为这种惩罚性活动的目标。我那“对一切生物的同情”严格局限在恒温动物的范围内，冷血脊椎动物中唯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蟾蜍，因为它们和人类有相似之处。

现有的资料、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中的档案，以及曼海姆耶稣教堂的受洗登记，都无法证明这一血缘关系。相应的时期，歌德并不在曼海姆，也没有记录显示索菲·齐格勒在魏玛或歌德附近的其他地方逗留过。

荣格曾用一种欢快的娱乐口吻谈到这个顽固而持久的传奇，因为这可以成为他对歌德的《浮士德》那么着迷的一个原因：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现实。另一方面，他也说这个故事“让人讨厌”，认为它“低级趣味”，坚称这世上已经充满了“太多讲述这种‘失散的生父’故事的傻瓜”。总之，他觉得他的合法血统也很重要，尤其是从博学的天主教医生和法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死于1645年，在第八章结尾会提到）那里传承的血统。——阿尼拉·杰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