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采购
第二节
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抬头望去，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由于盖上石膏，看起来像是一张脸被挖去了眼睛。过去那个位置一定是装枝形吊灯的，但现在屋内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都拿走了。
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窗下的窗座上放着一张垫子。当窗子微微开启——它只能开这么点——徐风飘进，窗帘轻舞，我便会坐在椅子或窗座上，双手交握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也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光亮耀眼的细木条地板上，我能闻出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张碎布拼成的椭圆形小地毯。这是他们喜欢的格调：既带民间工艺色彩，又古色古香。这都是女人们在闲暇时利用无用的碎布头拼缀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勤俭节约，吃穿不缺。我并没有被浪费。可为何我仍觉得缺少什么？
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加了框却没装玻璃的装饰画，是一幅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花还是允许有的。但我想，不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画，同样的椅子，同样的白色窗帘？由政府统一分发？
丽迪亚嬷嬷曾说，就当作是在军队里服役好了。
一张床。单人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上套着白色的植绒床罩。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我明白为何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没装玻璃，为何窗子只能稍稍开启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其实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们会逃走。逃不了多远的。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会用其他方式逃避，那些你可以用来划开血管的东西，例如锋利的碎玻璃。
不管怎样，避开这些细节不谈，这里就像是一间为无足轻重的访客准备的大学客房，或是像从前供境况窘迫的女子居住的寄宿宿舍。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对我们中间还谈得上有什么境况的人而言，其境况确已陷入窘迫。
不过，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我伸出手，放到阳光下。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她向来对非此即彼情有独钟。
计时的铃声响起来了。这里的时间是用铃声来计算的。过去，修道院也曾如此，而且修道院也一样几乎没有镜子。
我从椅子中站起，双脚迈进阳光里。我穿着一双红鞋，平跟的，但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保护脊椎。同样是红色的手套放在床上。我拿起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仔细戴上。除了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11]，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裙子长及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我穿红色向来难看，这颜色根本不适合我。我拿起采购篮，挎在手臂上准备出门。
房门没上锁——我不说我的房间，我不愿这么说。事实上，它连关都关不紧。我走进地板光滑的过道，过道中间铺着一条窄长的灰粉色地毯。这条地毯如同林中小路，又像是王室专用地毯，它替我引路，为我开道。
地毯在前楼梯口处折了个弯，沿梯而下，而我也顺着它一手扶着扶栏下楼去了。不知被多少只手摩擦得温暖发亮的扶栏是由一根完整无缺的树干制成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座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为一个大富豪家族建造的宅屋。走廊里，一台落地式大摆钟正一左一右地摆动着，旁边一扇门通往舒适温馨的前起居室，里面夹杂着肉欲的气息与暗示。我从未在这个起居室里坐过，只在里面站过或跪过。走廊的尽头便是前门，门上方的扇形气窗是彩色玻璃的，上面绘着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走廊的墙上还留有一面镜子。当我下楼时，只要我侧过头顺着裹着脸部的双翼头巾的边缝望去，便可见到这面镜子。这是一面窗间镜，圆圆的凸出来，活像一只鱼眼睛，而我在里面的样子就像一个变形的影子，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或是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童话人物，正缓缓而下，走向漫不经心、同时危机四伏的一刻。一个浸在鲜血里的修女。
楼梯底下有个挂帽子和伞的架子，弯木制的，长而浑圆的木杆在顶部稍稍弯成钩子的形状，宛若蕨类植物向外撑开的枝叶。上面挂着几把伞：黑色的那把是大主教[12]的，蓝色的是他夫人的，而红色的则属我专用。我没去动它，因为我早已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是一片阳光明媚。我不知道大主教夫人是否在起居室里，她并非总是坐着。有时我可以听到她来回走动的声音，一脚轻一脚重，还有她的拐杖轻敲在灰粉色地毯上的嗒嗒声响。
我沿着走廊经过起居室和饭厅门口，来到门厅的另一头，开门进了厨房。这里面不再有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丽塔正站在桌旁，桌面是白色搪瓷的，一些地方掉了瓷。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马大[13]服，暗绿颜色，好像从前外科大夫的褂子。那衣服在长度、样式和遮密程度上都与我的相差无几，但外面多套了一件围裙，也不像我们需戴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丽塔只在出门时蒙上面纱，其实没有人会多在乎谁看到了马大的脸孔。丽塔把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褐色的手臂。她正在做面包，这会儿正把面团甩在桌上，最后揉几下，然后做成需要的形状。
丽塔见到我点了点头，很难说她是在向我致意还是仅仅表示看到我了。接着，她把沾满面粉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便到抽屉里找代价券的本子。她皱着眉，撕下三张给我。而我在想，假如她肯笑一笑，那副面容一定很慈祥。但她皱眉头并不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她只是不喜欢红衣服及其所代表的含义罢了。在她看来，身着红色的我也许会像传染病或厄运一样殃及他人。
有时我会站在关上的门外偷听，这种事要是放在过去我决不会干。我不敢长时间偷听，生怕被人逮个正着。有一次我听到丽塔对卡拉说，她可不会这样作践自己。
没人强迫你，卡拉说，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宁愿去隔离营，丽塔说，可以选择的。
同那些坏女人呆在一道，最后饿死？天知道还有什么下场。你才不会那么做呢！卡拉又说。
那会儿，她们正边聊天边剥豆荚，即便是隔着那几乎紧闭的房门，豆粒落入铁碗时清脆的声响依然清晰可闻。接着只听丽塔嘟囔了一声或是叹了口气，不知是同意还是反对。
不管怎么说，她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大家，卡拉又接下去说，起码话是这么说的。假如我再年轻十岁，假如我还没结扎，可能我也会那么做，其实并不是太坏嘛，毕竟不是什么苦力活。
反正幸亏是她不是我，丽塔正说着，我推门进去了。霎时间，两人脸上显出一副难堪的表情，那副模样就像是女人们在别人背后飞短流长，却发现被当事人听了去一样，但与此同时，也流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样子，似乎她们有权利这么做。后来那一整天，卡拉对我比平时客气多了，丽塔则更阴沉着脸。
今天，无论丽塔如何拉长着脸，紧绷着嘴，我还是想留在厨房里。再过一会儿，卡拉也许就会从房子里别的什么地方带着柠檬油和除尘器进来，而丽塔会去煮咖啡——在大主教们的家里还是能喝到纯正咖啡的——而我们便会坐在丽塔的桌旁聊天，虽然那桌子并非真正属于丽塔，就像我的桌子也并不属于我一样。我们的话题一般都是关于小病小痛什么的，脚痛啊，背痛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像顽皮孩子一样给我们添的种种小乱子。我们不时和着对方的话语颔首示意，表示赞同，是的，是的，一切我们都心领神会。我们会互相交流治病良方，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遭受的各种病痛。我们语气温和地相互诉苦，声音轻柔低沉，带着一丝哀怨，就像鸽子在屋檐下的泥巢里呢喃低语。我们有时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或者用一种偶尔从老人们那里还可以听到的奇怪说法：我听出你是哪儿人了。好像声音本身就是个远道而来的游客。可能真是如此，就是如此。
过去我何其鄙视这样的谈话，如今却对它求之不得。至少它是交谈，是一种交流。
有时，我们也嚼嚼舌根。马大们知道许多事情，她们常聚在一起聊天，将各种小道消息从一家搬到另一家。毫无疑问，她们也像我一样常常隔门偷听，并具有眼观六路的本领，不用看便能把一切尽收眼底。有时我能从她们的窃窃私语里捕捉到只言片语。诸如：知道吗，是个死胎哎。或者：用毛衣针刺的，正对着她的肚子，一定是嫉妒昏了头才干出这种事。要么就是些令人神往的奇闻逸事：她用的是洁厕水，简直神了，你们可能会想他怎么会尝不出来？他一定是烂醉了；不过到头来她还是被发现了。
有时我会帮丽塔做面包，将手插到柔软、温暖并富有弹性的面团中去，体会那种如触摸肌肤般的感觉。我渴望触摸除了布料和木头之外的东西，我对触摸这一动作如饥似渴。
但即使我开口要求，即使我不顾体面，低声下气，丽塔也决不肯让我碰她一下。简直像惊弓之鸟。马大们是不可向我们这类人表示亲善的。
亲善是指情同兄弟。这是卢克告诉我的。他说找不到与情同姐妹相对应的词，只能用拉丁语sororize（结为姐妹）这个词了。他喜欢对此类细节探本求源，如词语的派生、稀奇的用法等。我常笑他迂腐。
我从丽塔伸过来的手中接过代价券，上面画着用它们可换得的物品：一打鸡蛋、一块乳酪，还有一块褐色的东西，想必是牛排吧。我收起代价券，放在袖口带拉链的袋子里，那里还放着我的通行证。
“告诉他们，蛋要新鲜的，”丽塔说，“别像上次那样。另外，告诉他们，鸡必须是童子鸡，不要母鸡。告诉他们这东西是给谁买的，那样他们就不敢瞎对付一气了。”
“好吧，”我回答道。我板着脸没笑。干吗要去讨好她呢？
第三节
我从后门出去，走进面积很大、干净整洁的花园。园子中央有块草坪和一棵柳树，柳絮正漫天飞舞。草坪边上围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黄水仙花期将尽，郁金香正竞相绽放，流芳吐艳。鲜红的郁金香茎部呈暗红色，似乎被砍断后正在愈合的伤口。
这座花园是大主教夫人的领地。我透过屋里的防碎玻璃窗，常看见她在花园里，双膝跪在垫子上，头戴花园里摆弄花草时用的宽大草帽，脸上遮盖着浅蓝色面纱。她身旁搁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大剪刀和几条系花用的细绳。吃力的挖土任务通常由一位分配给大主教的卫士完成，大主教夫人则在一旁用拐杖朝他指手画脚。许多夫人都有类似的花园，这里是她们发号施令、呵护操心的地方。
我也曾有个自己的园子。那新翻过的泥土的清香，那圆圆的植物球茎捧在手心的饱满感觉，还有那种子漏过指缝干爽宜人的沙沙声响，这一切我都记忆犹新。那样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有时大主教夫人会让人搬出椅子，在花园里坐坐。远远望去，显得无比静谧、安宁。
她这会儿不在花园里，我开始猜想她会在哪儿，我可不愿冷不防地撞见她。也许她正在起居室里做针线活，患关节炎的左脚搁在脚凳上；也许她正为在前线作战的天使军士兵织围巾，我很怀疑她织的围巾在士兵们那儿能否派上用场，不管怎么说，它们实在是太过精美了。她看不上其他夫人织的十字和星形图案，嫌它们太过简单。她织的围巾两端不是杉树，就是飞鹰，要不就是样子呆板的人形图样，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的围巾适合给孩子用，对大人根本不合适。
有时我想这些围巾压根儿没送到天使军士兵手里，而是拆了，绕成线团，重新再织。或许这纯粹是为了让夫人们有事可干，让她们有目标感，不至于成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我羡慕大主教夫人的编织活，生活中能有些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小目标是多么令人惬意啊！
她究竟嫉妒我什么？
不到迫不得已，她从不开口对我说话。对她来说，我是个奇耻大辱，却又必不可少。
五星期前，我到这儿上任时，我们初次对视而立。我前任那家的卫士送我到前门。头几天会允许我们走前门，往后就该走后门了。不过事情来得太快，一切尚未确定下来，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的确切身份。过一阵子就会定下来了，要么都走前门，要么都走后门。
丽迪亚嬷嬷说她极力赞成走前门，她说，你们的工作可是功德无量、无上荣光的。
卫士替我摁了门铃，铃声未落，就有人从里面开了门，一定是早已守候在门后了。我本以为开门的是个马大，但眼前分明是穿着粉蓝色长袍的夫人。
这么说你就是新来的，她说。她并未侧开身子让我进去，就这么把我堵在门口，这是要让我明白，未经她的允许不准进门。直至现在，我们为了占据诸如此类的小小上风，还是各不相让，互相较劲。
是的，我回答。
放在门廊上吧，她对帮我提包的卫士说。红色的塑料包不大，另一个包里装着过冬的披风和厚衣裙，过些日子才会送来。
卫士放下包，朝她致了礼，接着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在走道上渐渐远去了。随着大门喀嗒一声关起，我顿时感到失去了一只保护我的臂膀，在陌生的门槛前备感孤单。
她就这么等着，直到车子发动，开走。我低着头，没看她的脸，但从目光所及之处可以见到她粉蓝长袍下臃肿的腰身，搭在象牙拐杖顶上的左手，以及无名指上一粒粒硕大的钻石。那一度纤细优美的手指仍然保养得很好，关节突出的手指上指甲修成柔和的弧形，在无名指上仿佛一道嘲讽的微笑，一个取笑她的东西。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着，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朝门厅里走。把门关上。
我把红色的行李包提进去，这显然是她的意思，然后关上门。我一声不吭。丽迪亚嬷嬷说过，除非是非答不可的问题，最好保持沉默。尽量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她说话时，两手紧紧地绞在一起，脸上现出紧张不安、卑躬恳求的微笑。她们也不容易。
进来，大主教夫人说。我走进起居室，她已经坐在椅子上，左脚搁在脚凳上，那里铺着一块针绣垫。篮里装着玫瑰。她的编织活摞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上面还穿着针。
我双手交叉站在她面前。原来如此，她开了口。边说边夹起一支烟，用嘴衔着，点上火。她的嘴唇薄薄的，抿着时，周围现出许多细小的直纹，过去在唇膏广告上常可见到。打火机是象牙色的，香烟肯定是从黑市弄来的，这个想法带给我希望。即便眼下不再有现钞流通，黑市照有不误。只要黑市长盛不衰，就总有东西可以交换。这么说她并不恪守那些清规戒律。可我又有什么能与人交换呢？
我如饥似渴地盯着那支烟。对我而言，烟同酒和咖啡一样是绝对不能碰的。
那么老，连他的脸长得什么样都看不出来了，夫人说。
是的，夫人。我答道。
她发出一种近似笑声的声音，接着就咳起来。他不走运，她说。这是你的第二家吧？
第三家，夫人。我答道。
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事，她说着，又带着咳声笑起来。你可以坐下，平常是不准许的，今天就破个戒，下不为例。
我挨着一张硬背椅子边上坐下。我不想东张西望，不想让她觉得我对她有欠恭敬。所以，在我右侧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挂的镜子，以及屋里的一束束花，都只是在眼角一扫而过，隐隐约约的一团。反正以后要看有的是时间。
现在她的脸和我的在同一位置上了。我觉得她很面熟，至少某个地方似曾相识。一缕头发从她的面纱下露出，色泽依然金黄，当时我以为她也许染过发，染发剂同样可以从黑市弄到。但现在我知道那是天然的金发。她的眉毛修成细细拱起的两道，使她看上去总显得诧异、愤怒或是好奇，一副受惊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可是眉毛下面的眼睫毛却满是倦容。眼睛则又不同，蓝得像阳光耀眼的仲夏天空，带着不容分说的敌意，蓝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鼻子从前可以称得上小巧玲珑，如今在那张脸上则显得太小，不成比例。她脸不胖但挺大，嘴角边有两道皱纹，下巴紧绷着像握紧的拳头。
你离我远点，越远越好，她说。我猜你对我一定也这么想。
我没有回答，答是吧对她不敬，答不是吧又顶撞了她。
我知道你不蠢，她接着又说。她吸了口烟又吐出来。我看了你的档案，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笔生意场上的交易。不过你可听清了，谁要找我麻烦，我就找谁麻烦，明白吗？
明白了，夫人，我答道。
别叫我夫人，她恼怒地喊。你不是马大。
我没问该称她什么，因为明摆着她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称她做什么。我很失望，那时我一心想当她做大姐，一位母亲般的长辈，一个能理解我、爱护我的人。我原先服务的那家夫人大多时间都呆在卧室里，马大们说她在里面酗酒。我还指望这位夫人会有所不同。我愿意设想，也许下辈子，换个时间地点，我会喜欢上她。但此刻我已明白我不可能喜欢她，正如她也不喜欢我一样。
她把抽了一半的烟在身旁灯台上一个涡状小烟灰缸里掐灭。她掐烟的动作干脆利落，一摁一碾，不像多数夫人那样喜欢动作优雅地反复轻按。
至于我的丈夫，她说，丈夫就是丈夫。这一点我希望你弄清楚。除非死亡将我们分开，否则无法改变。
是，夫人，我又说走了嘴，忘了不该称夫人。从前人们常给小女孩们玩一种玩具娃娃，扯一下背后的线就会说话。我觉得自己听上去活像那娃娃，声音呆板、单调。她也许恨不得扇我一巴掌。打我们这样的人是允许的，《圣经》上就有先例，不过只能用手，不能用工具。
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大主教夫人说，忽然间她不再看我，而是低头俯视自己指节突出、戴着钻戒的双手。我一下记起了曾经在哪儿见过她。
第一次是在电视上，那时我才八九岁。每逢星期天早上，趁母亲还在熟睡，我就早早起床，跑到母亲书房里，把电视频道一一按遍，找卡通片看。有时没有卡通节目，我就看“成长之灵魂福音时段”节目，那里面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唱赞美诗，其中有个领唱的女高音叫赛丽娜·乔伊，淡淡的金发，小小的翘鼻子，长得娇小玲珑，蓝眼睛很大，唱歌时总是往上翻。她可以同时又哭又笑，每当她带着颤音，轻松自如地唱过最高音时，两滴眼泪便会如同得了信号一般，优雅地滑落她的脸颊。然后她才往下唱别的。
坐在我面前的女人正是赛丽娜·乔伊本人，或者说过去曾经是。于是，一切比我预想的更糟糕了。
第四节
我沿着砾石小径往前走，这条路把屋后的草坪像头路一样清楚地一分为二。夜里下过雨，两旁的草地湿漉漉的，空气中充满水汽。地上四处爬着蚯蚓，表明这里的土壤相当肥沃，它们被太阳晒得半死不活，柔韧地伸曲着，粉红的，活像人的唇。
我打开白色尖板条木门，继续向前，穿过房前的草坪，朝前门走去。车道上，分配到这家的一名司机正在擦拭车子，这说明大主教没有出门，此刻正呆在饭厅后面他自己的屋子里，他的大多数时间似乎都消磨在那里。
车子是十分昂贵的“旋风”牌，比“凯旋”牌高级，更胜过庞大、实用的“巨兽”牌。车身是黑色的，不用说，这颜色象征显赫，但也是灵车的颜色。车身很长，线条流畅。司机正拿着块软皮擦拭着车身，一副呵护备至、爱不释手的样子。至少这点没变，男人爱惜名车的方式。
司机一身卫士军服，帽子时髦地斜戴着，袖子高高卷到胳膊肘，露出晒成棕褐色的前臂，手臂上一溜儿黑毛。他嘴角叼着一支烟，看来他也有可以在黑市交换的东西。
我知道这个司机的名字，他叫尼克。因为我曾听到丽塔和卡拉谈起他，还有一次听到大主教对他说：尼克，车子不用了。
他就住在这儿，住在这所房子里，在车库那头。他身份卑微：没有分到女人，一个也没有。他没有头衔：因为某种缺陷，比如缺少关系什么的。但他的举动却表现出对此毫不知情，满不在乎的样子。他随便有余，恭顺不足。也许是愚蠢所致，但我不这么想。有股鱼腥味，过去人们常这么讲，也有人说，我闻到股耗子味[14]。总之，是不受欢迎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遐想他身上会是什么味道，当然不会是鱼腥味或死耗子的臭味：那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润泽发亮，因为轻烟缭绕而显得有几分朦胧。我叹息着深深吸了口气。
他看向我，发觉我在注视他。他长了张法国人的脸，瘦削古怪，棱角分明，笑起来嘴角皱起。他吸了最后一口烟，随手将烟蒂丢到车道上，一脚踩灭，吹了声口哨，又朝我眨眨眼。
我低下头，转身让白色双翼头巾遮住我的脸，继续往前走。他简直是在铤而走险，何苦呢？万一我报告了怎么办？
也许他只是表示友好。也许他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其实我渴望的只是那根烟而已。
也许这是个考验，看我反应如何。
也许他是个眼目[15]。
我打开前门，顺手把门关上，双眼低垂，不往后看。人行道上铺着红砖。我目不斜视地盯着脚下这片长方形砖块拼出的景观，只见砖块下经年累月冻土集结的地方微微拱起，砖块颜色有些陈旧，但仍十分鲜明，纹路清晰可辨。人行道比过去干净多了。
我走到街角等着。从前我可没有等人的耐心。恭顺站立等待的人同样也是在侍奉上帝[16]。丽迪亚嬷嬷说。她要我们将此铭记在心。她还说，你们并非个个都能善始善终，开花结果。有些人会落到干硬的地上或荆棘丛中[17]。有些人就是根儿浅。她说话时，下巴上那颗痣一起一落。她说，要把自己当成种子，这时的她声音格外亲昵甜蜜，但又阴阳怪气，暗藏玄机，就像过去教孩子们芭蕾的女教师的声音，好，把手臂抬高伸直，我们来扮小树。
我站在街角，权当自己是棵树。
一个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的红色身影沿着红砖人行道向我走来。一个和我相仿的身影，一个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手中提着篮子。到了跟前，我们彼此细细打量，从面孔到裹体的筒形红布。没错，是她。
“祈神保佑生养。”她招呼道，这是我们之间的例行问候语。
“愿主开恩赐予。”我也用例行的话回答。我们转身穿过一座座大宅朝市中心走去。进城同样必须两人结伴同行，否则休想。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可这未免荒谬透顶：难道我们被保护得还不够吗？事实是，她监视我，我监视她。万一哪天采购途中发生意外，让其中一个偷偷溜掉，另一个就得负责。
她做我的女伴已经两星期了。我不知道先前那位女伴出了什么事。总之有一天她人间蒸发了，由这个女人取而代之。这类事情是不适于打听的，因为答案往往不是你想要的。说到底也不会有答案。
这个女伴比我稍胖，褐色的眼睛，名叫奥芙格伦[18]。我对她的了解仅此而已。她走起路来一副端庄模样，低着头，戴着红色手套的两手在身前交叉着，踏着碎步，看上去活像一只训练有素、直立行走的母猪。两人结伴同行的采购路上她向来一本正经，从不说半句离经叛道的话，可我也一样不说。她也许是个忠实的信徒，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女。我不能冒险。
“听说仗打得很顺利。”她说。
“感谢上帝。”我回答。
“主赐予了好天气。”
“真让人心情舒畅。”
“从昨天开始，又打败了一些叛军。”
“感谢上帝。”我说，没问她是怎么知道的。“那些叛军是谁？”
“浸礼会教徒[19]。他们在青山上有个据点。被天使军用烟熏了出来。”
“感谢上帝。”
有时我真希望她能闭嘴，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路。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盼望得到外界的消息，管它是什么消息；即便是谣传，其中也包含着某种信息。
我们到了第一道哨卡，这些哨卡类似道路施工或挖掘下水道时设下的路障：一个漆着黄黑两色条纹的交叉木架，上面印着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红色六边形标志。关口附近悬挂着几盏灯笼，到晚上才亮。在头顶上方，我知道有探照灯，就装在电话线杆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启用。路两旁建有永备发射点，里面埋伏着整装待命的机关枪手。由于脸上裹着头巾挡住了视线，我看不到探照灯和那些机枪掩体，但我知道它们在那。
哨卡后面窄窄的关口旁，两个男人正在站岗。他们身穿宗教正统卫士的绿色军装，肩章和帽徽是白色三角形上两柄相交的利剑。这些卫士不是真正的士兵，其职责为执行常规警卫并负责日常粗活，比如给大主教夫人的花园松土。他们中除了隐姓埋名、掩盖真实身份的眼目外，全都是蠢的蠢，老的老，残的残，幼的幼。
这两位年纪都很轻：一个唇髭稀疏，另一个满脸粉刺。他们的年轻令人怦然心动，但我知道自己不可受此迷惑。年轻卫士往往最危险，最狂热，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涉世未深，对生命的意义知之甚少。和他们打交道得小心翼翼。
上个礼拜就在这里，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个女人。是个马大。当时她正在长袍里翻找通行证，被他们误以为在摸炸弹，把她当男扮女装的奸细崩了。这类意外时有发生。
丽塔和卡拉认识死者。我听到她俩在厨房里议论此事。
他们不过是行使职责，卡拉说，保证我们的安全。
没什么比死掉更安全的了，丽塔愤怒地喊，她又没惹事，凭什么打死她？
纯属意外，卡拉回答。
胡扯，丽塔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有意的。我能听见她把水槽里的盆盆罐罐弄得乒乓作响。
算了，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敢贸然炸掉这所房子，他得三思而行，卡拉说。
这没什么不同，丽塔说，她干活一向卖力，死得太惨了。
还有比这更惨的，卡拉说，至少这是一刹那间的事，不用受罪。
你可以这么说，丽塔说，但我宁愿慢点死，好给我时间申冤。
两名年轻卫士三指并拢，举到帽檐朝我们敬了个礼。这是对我们的致敬手势。由于我们的服务的性质，他们对我们表示敬意是理所应当的。
上了拉链的口袋缝在宽大的袖子里，我们从中取出通行证，让他们检验盖章。一个卫士走进右边的机枪掩体，把我们的号码输入电脑查验器。
把通行证还给我们时，长着桃色髭须的卫士低下头想看我的脸。我稍稍抬起头，好让他看清楚，恰好四目相对，他的脸腾地红了。他长了一张绵羊脸，长长的，带着几分哀怨，但一双眼睛却像狗眼似的又大又圆，像长毛狗，而不是小猎犬。他皮肤苍白，看上去有些病态的娇嫩，就像疥痂下的皮肉。虽然如此，我还是想把手放上去，放到这张没有遮盖的脸上。他先把目光掉开了。
这件事非同小可，它是对清规戒律的一次小小的叛逆，小到不可觉察，但类似这样的时刻是我留给自己的奖赏，就像小时候收藏在抽屉深处的糖果。这些时刻意味着各种潜在的可能，它们好似小小的窥孔，从中让人看到一个个朦胧的希望。
假如我在晚上来，在他单独值勤的时候——虽然他永远不会得到孤身一人独处的机会——让他看到白色双翼头巾之下的脸，会有什么结果？假如借着忽明忽暗的灯笼的光亮，我解下身上红色的裹尸布，把胴体呈现在他面前，他俩面前，又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日复一日、没有穷尽地在哨卡旁站岗的时候，这些念头想必偶尔也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盘旋。毕竟这里平时没有旁人来往，只有大主教们坐在他们长长的黑色轿车里，带着沙沙声轻驰而过，或是他们一身粉蓝色的夫人们和戴着白色面纱的女儿们，她们正责无旁贷地赶去参加挽救仪式或祈祷集会，或是一身绿色、样子丑陋的马大们，偶尔还会有产车驶过，再有就是大主教们的红衣使女，她们总是步行。有时候会驶过一辆漆成黑色的有篷车，车身上印着一只白色带翅膀的眼睛。车窗是黑色的，坐在前排的人戴着墨镜：真是暗上加暗。
这种车不用说比其他任何车辆都更寂静无声。它们开过时，我们都把目光掉开。倘若里面发出声响，我们尽量充耳不闻。谁的心脏也经不起惊吓。
黑色篷车每到一个关口，不用停就被挥手放行。卫士们不愿冒险往里瞧或动手搜查，不愿冒险怀疑他们的权威。谁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就算他们心里确实有些想法，从脸上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们想到的不是扔在草坪上的衣服。一想到吻，他们头脑里立刻就会随之想到探照灯扫过，子弹出膛。他们想的不是尽职尽责，而是如何晋升成为天使军士兵，那样才有可能被允许成婚，之后如果能获得足够的权利，又能活到一定的岁数，还有望分到一个属于他们的使女。
脸上长着髭须的卫士为我们打开人行道的小闸门，自己则往后退，离得远远的，让我们过去。走开后我知道他们还在望着我们，这两个尚未得到准许触摸女人的年轻人。他们只能用眼睛过过瘾。我把屁股扭了扭，感觉到整条红裙摇摆起来。就像在护盾后面对人嗤之以鼻，或者举了根骨头在狗够不着的地方逗它取乐，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毕竟这一切并非他们的错，他们还太年轻。
随之我愧意全消。我喜欢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挥舞狗骨头的权利，虽然被动，但总是种权利。我希望他们见到我们时会硬起来，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在涂了油漆的哨卡上来回磨蹭。到了夜晚，在集体宿舍的军用床上，他们会难受无比。除了悄悄自渎外别无他法。那可是亵渎行为。这里不再有杂志，不再有电影，不再有自慰替代品；只有我和我的影子，从两个站立在路障旁，身子僵硬、目光专注的男人的视线中渐渐远去，直至消失。
第五节
我们一道走在街上。虽已出了大主教们的住宅区，眼前还是有许多大房子。其中一幢前面，卫士正在修整草坪。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
这里是基列[20]共和国的心脏，是除了在电视中，战争无法侵入的地方。它的边界延伸至哪里，我们无法确定，因为它随着进攻和反击的情况而不断变化。但它是国家中心，这里的一切都不可动摇。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基列共和国无边无际，基列就在你心中。
过去这里曾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
从前，我有时会和卢克一道沿着这些街道散步。我们常常谈起要买一幢这样的房子，古老的大房子，把它好好整修翻新一下。我们要有个花园，花园里有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虽然我们明白很可能压根儿就养不起孩子，但它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星期日必不可少的保留游戏。这种自由如今似乎已无足轻重。
拐了个弯，我们来到一条大街，这里车辆行人多了些。汽车疾驰而过，大多数是黑色的，也有一些是灰褐色的。提着篮子的女人中，有的身着红色，有的身穿单调乏味的绿色马大装，还有的穿着条纹长裙，红、绿、蓝三色相间，一副粗俗寒酸的模样。那是穷人家太太的装束。经济太太，人们这么称呼她们。这些女人干什么没有具体分工，只要力所能及，什么都得干。偶尔也能看到一身黑衣的寡妇，过去很多，现在似乎渐渐少了。
在人行道上是见不到大主教夫人们的，只能在车里见到。
这里的人行道是水泥的，我像孩子一样小心避开裂缝处。我想起过去在这条人行道上行走的双脚，以及脚上穿的鞋子。有时是跑鞋，鞋跟富有弹性，鞋面有透气孔，还有星星形状的荧光纤维点缀，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虽然那时我晚上从不跑步，白天也只在行人较多的路上跑。
那时女人不受保护。
我还记得那些从不用讲，但个个女人都心知肚明的规矩：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哪怕他自称是警察。让他把身份证从门缝下塞进来。不要在路当中停车帮助佯装遇上了麻烦的开车人。别把上锁的车门打开，只管朝前开。要是听到有人朝你吹口哨，随他去，不要理他。夜里不要独自一人上自助洗衣房。
我想着自助洗衣房。想着我走去时穿的衣服：短裤，牛仔裤，运动裤。想着我放进去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想着自己曾经是驾驭这些东西的主人。
如今我们走在同样的大街上，红色的一对，再没有男人对我们口出秽言，再没有男人上来搭讪，再没有男人对我们动手动脚。再没有人朝我们吹口哨。
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在我们的右前方是定做裙子的地方。有人把我们的裙子称为habits（修女服），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名字，因为该词又指“习惯”，而习惯是牢不可破的。店门口有个巨大的木招牌，形状像朵金黄色的百合花，店名就叫“田野中的百合”。这个店名原来写在百合的下面，后来被油漆盖掉了，因为他们觉得即便是店名，对我们也有太大的诱惑。如今许多地方只有招牌，而无名称。
“百合”过去是家电影院，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每年春天那里都要举行汉弗莱·鲍加[21]节，前来参加的嘉宾有他的遗孀、著名演员劳伦·巴考尔[22]或是凯瑟琳·赫本[23]，她们都是自食其力、自主自强的女人。她们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暗示着解开这个字眼随时可能发生。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她们看起来有能力自行选择。当时我们似乎也能选择。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不再举行这种节日了。我准是长大了。所以不在意了。
我们没有进“百合”，而是过了马路来到一条小街上。我们先在一家挂着另一块木招牌的店铺前停了下来。木招牌上画着三个鸡蛋，一只蜜蜂，一头奶牛。这是“奶与蜜”[24]食品店。店里排着队，大家两个两个地等候着。我看到今天有橘子卖。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主义战士占领中美地区以来，橘子就很难买到：有时有，有时没有。战争切断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橘子运输。遇到置放路障或铁轨被炸事故，就连佛罗里达的橘子也难保证能运进来。看着这些橘子，我真想买一个，但我没带买橘子的代价券。回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丽塔，她听了准高兴。能见到橘子确实不同寻常，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成就了。
那些挨到柜台前的人把代价券交给站在柜台里面身穿卫士军服的两个男人。谁也没有多说话，只有衣服摩擦发出的窸窣声，另外还可见到女人们悄悄转动脑袋，左顾右盼的诡秘模样。在这儿买东西可能会碰上熟人，有的是从前就认识的，也有的是在“红色感化中心”认识的。只要能见到熟人的面孔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要是我能见到莫伊拉，只要知道她还活着，便已足矣。在现在这种时候，能拥有一个朋友，真是让人想都不敢想。
可是，奥芙格伦站在我旁边，却不见她东张西望。或许她现在不再认识什么人，或许她们全都消失了，那些她认识的女人。或许也可能她不希望让人看见。她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立着。
就在我们两个两个排队等候的时候，门开了，又进来两个女人。两人都是使女打扮，都穿着红裙，戴着白色双翼头巾。其中一个挺着大肚子；虽然衣裙很宽，肚子仍趾高气扬地高高挺着。店里寂静的气氛顿时被打破，四周响起一片低语声。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我们俩也不管不顾地大胆转过头去看她；手痒痒的，真想摸她一下。对我们而言，她浑身好像有一股魔力，既让人嫉妒，又让人渴望。她宛若山顶上的一面旗帜，向我们表明只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我们同样能够拯救自己。
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耳语声由低到高，显然个个都激动不已。
“这是谁啊？”我身后有人问道。
“奥芙维纳。不对，是奥芙沃伦。”
“啧，显摆来了。”有人低声嘘道，此话不假。因为孕妇大可不必出门，不必上街采购。每日散步，让腹部肌肉处于运动状态不再是医嘱的内容。她需要的只是做做自由体操或是一些呼吸运动。她可以呆在家里，挺着大肚子出门不安全。店门口肯定有一个卫士守着等她出来。如今她身上孕育着生命，因此也就更接近死亡，需要特别的保安措施。别人的嫉妒心就可能要了她的命，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如今孩子个个都是宝贝，但并非人人视其为宝贝。
不过，出来走走也许只是她一时兴起，既然肚里的孩子已快足月，至今也从未发生过意外，此类的心血来潮他们也就放任迁就了。或者也许她是那种人吧，我能挺住的烈女。这时，恰好她抬起头来四处张望，我瞥见了她的脸。身后那人说得没错。她是来这儿炫耀自己的。因为她红扑扑的脸上神采飞扬，显然这里的每一刻都让她陶醉不已。
“安静。”柜台里的一个卫士喝道。顿时，我们像一群小女生一样安静下来。
轮到奥芙格伦和我了。一个卫士接过我们给他的代价券，把上面的号码输入专用电脑，扣去用额，另一个则把我们要买的蛋和牛奶递给我们。把东西放进篮子后，我们走了出去，从那个大肚子女人和她的同伴身旁经过。她的同伴看起来跟我们一样瘦弱、憔悴。那位孕妇的大肚子简直就像一只硕大的水果。奇大无比，我儿时爱用这个字眼。她把手放在肚子上，像是为了保护它，又像是要从那儿汲取温暖和力量。
当我走过时，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认出了她。她也在感化中心呆过，深得丽迪亚嬷嬷的欢心。可我从未喜欢过她。那时她的名字叫珍妮。
珍妮看着我，接着，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她把目光扫过我红裙下扁平的肚子，双翼头巾遮住了她的脸。我只能看到她露出来的一部分前额和粉红色的鼻尖。
接着我们进了起名“众生”的肉店。招牌是用两根链子吊起来的一块猪排形状的木头。这里人不多，不用排队。肉很贵，就连大主教们也不能天天吃上。但奥芙格伦还是买了牛排，这已是这个星期的第二次了。我要把这件事告诉马大们：她们最爱听这类消息。对别人家怎么过兴致盎然。此类鸡毛蒜皮的谈资让她们有机会得意或是不满。
我买了鸡，这些宰好的鸡用纸包着，外面用线捆扎。现在塑料包装已难得见到。我还记得从前去超市买东西带回来的数不清的白色塑料包装袋；因为舍不得扔掉便全塞在洗涤槽下面的橱柜里。有时多得只要一开橱柜的门，它们便“扑”地一声掉到地上。对此，卢克常大发牢骚，隔一段时间他会把袋子统统扔掉。
女儿会把袋子套到头上去的，卢克总是说。你知道，孩子们总喜欢那么玩。不会的，我总是反驳。她已经长大了（要么就说她聪明过人，或是幸运过人），不会这么干的。但随即我内心会感到一丝恐惧的寒意，会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确实，我对许多事情太想当然了；我过去总相信命运。我会把袋子收在高一点的橱柜里，我说。别留着，他会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可以当垃圾袋，我会说。他又会说……
不行，此时此地，众目睽睽，不能这样胡思乱想。我转过身，看到自己映在厚玻璃窗上的影子。我们已经走了出来，来到大街上了。
远处有一群人朝我们走来。看起来像是从日本来的游客，也许是一个贸易代表团，来此地观看名胜古迹或出来见识地方风情。他们个个身材矮小，但着装整齐；男男女女都拿着相机，面带微笑。他们环顾四周，两眼发亮，像知更鸟一样歪着头，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肆无忌惮。我忍不住盯着他们看。我很久没看到女人穿那么短的裙子了。长度刚过膝盖，只穿着薄薄丝袜的两条小腿公然裸露在外。高跟鞋细细的带子襻在脚上，看上去仿佛是精美的刑具。由于鞋跟又细又高，她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在踩高跷；腰陷进去，整个背成了拱形，屁股向外撅着。她们头上无遮无盖，一头秀发暴露在外，油黑亮泽，性感十足。湿润的嘴唇上沿着唇线涂着红色的唇膏，就像从前厕所墙上常见的胡抹乱画。
我停住脚步。在我身旁的奥芙格伦也停了下来。我知道她同样也在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女人。她们看起来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反感。在我们眼里，她们就像没穿衣服一样。对此类事情，我们的观念转变得真够快的。
接着我想，过去我也曾这么穿过。那便是自由。
西化，过去人们这么形容。
那些日本游客谈笑风生地朝我们走来。这时要掉开脸已为时过晚：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脸。
人群中的一个显然是翻译。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色西装，红格子领带上面别着翼眼别针。他走上前来，站到我们面前，挡住了去路。别的游客也拥上来，其中一个举起了相机。
“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对我们说，“他们问是否可以拍你们。”
我低头看脚下的人行道，摇头表示不同意。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白色双翼头巾，一点点面孔，下巴和部分嘴巴。但绝对看不到眼睛。我知道还是不要直视翻译为妙。许多翻译都是眼目，起码人们都这么说。
我也知道此时绝不能回答同意。谦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丽迪亚嬷嬷说。永远不要忘记。要是让人看到——要是让人看到——便意味着——她的声音发颤——能够被人看透。而你们，姑娘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看不透的人。她把我们称为姑娘们。
我身旁的奥芙格伦也缄口不言。她已把戴着红手套的双手缩进袖子里，藏了起来。
翻译转向人群，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着什么。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知道那套说辞。他会告诉他们这里的女人与别处风俗不同，用相机镜头对准她们，对其来说是一种冒犯。
我低头看着人行道，那些女人们的双脚简直令我着迷。其中一位穿着露出脚指头的凉鞋，脚指甲涂成粉红色。我还记得指甲油的味道，记得第一遍没干透，第二遍就匆匆涂上去后起皱的样子，记得薄薄的连裤袜与皮肤的轻柔相触，记得脚指头在全身重量的压迫下挤向鞋子前端的感觉。涂了脚指甲油的女人两脚交替了一下，我仿佛觉得她的鞋就在我的脚上。指甲油的味道令我如饥似渴。
“对不起。”翻译又转身朝我们说。我点点头，表示听到了。
“这位游客问，你们快乐吗？”翻译说。我能想象得出，他们对我们有多么好奇：她们快乐吗？她们怎么可能快乐？我能感觉到他们亮晶晶的黑眼睛片刻不离我们，身子微微前倾，等着我们回答，女人们尤其如此，男人们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神秘莫测，不可接近，我们令他们亢奋。
奥芙格伦一声不吭。顿时出现一片静寂。有时不说话同样危险。
“不错，我们很快乐。”我喃喃道。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
第六节
走过“众生”肉店一个街区了，奥芙格伦停下脚步，似乎犹豫不决该何去何从。我们可以选择。可以直接回去，也可以绕点弯路回去。我们心里都清楚会走哪条路，因为我们总走那条路。
“我想走教堂那条路。”奥芙格伦似乎很虔诚地开口说。
“好吧。”我应道，虽然两人都心照不宣她想走那条路的真正原因。
我们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太阳出来了，天上一团团毛茸茸的白云看起来就像缺了头的绵羊。由于我们裹着白色双翼头巾，眼前被遮挡住，向上看很吃力，很难完完全全看到完整的天空或其他东西。但我们却设法做到了，一次一点地迅速地移动头部，上下左右前后。我们已经学会在急促的喘气间看清这个世界。
继续向前走的话，右边有一条街，沿着这条街可以到小河边。那里有一幢原先存放赛艇的船库，几座桥，一些树木，以及绿茵遍地的河岸。人们可以坐在岸边观看潺潺流水，还有光着膀子赛艇的年轻人，他们在骄阳下挥动船桨，你追我赶，一比胜负。往河边去的路上有过去的学生宿舍，现已改作他用。楼顶上童话般的角塔被刷成白色、金色和蓝色。每当我们想起往事，浮上脑海的总是美好的东西。我们总是希望把往事想得尽善尽美。
足球场也在那儿。如今它被用来举行挽救男人仪式。还有足球赛。这类赛事倒还保留着。
我再没有去过河边，也没有到那些桥上。我也再没有乘过地铁，虽然不远处就有一个车站。我们不得乘坐地铁，地铁站有卫士站岗。我们没有正当理由走下那些石阶，乘上水底地铁到市中心去。我们干吗想从这里到那儿去？那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他们终归会知道的。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教堂，是这里最早修建的教堂之一，有几百年历史。如今它已不再用作教堂，而是一座博物馆。人们可以在里面看到许多画像，有一身素裹、长裙曳地、头戴白色帽子的女人；也有身板笔直、穿着深色衣服、表情肃穆的男人。全都是我们的祖先。免费参观。
但我们没有进去，而是站在小径上望着墓地。古老的墓碑仍伫立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淋，日渐风化，以其象征死亡的骷髅白骨、脸蛋模糊不清有如面团的天使塑像、时刻不停的沙漏——它们提醒我们人世间的光阴飞逝如梭——以及以后的世纪开始出现的骨灰盒和杨柳树，供人们凭吊死者，寄托哀思。
他们倒没有把墓碑和教堂怎么样。他们憎恨的是过去不久的那段历史。
奥芙格伦低着头，似乎在祈祷。她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么做。也许，我想，她也失去了什么亲人，一个特别亲的亲人；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孩子。但我对此有些半信半疑。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是做给人看的女人，只是做戏而已，没有半点真实。我觉得她诸如此类的举动纯粹是为了美化自己。千方百计地充分表现。
但在她眼中，我一定也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其他情形呢？
此刻我们已背对教堂，一堵围墙呈现在眼前，它才是我们此行真正想看的。
这堵围墙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至少有一百多年了。它由红砖砌成，就像人行道一样。一度肯定也曾在朴实中尽显壮观气派。如今大门入口处已有人站岗，墙顶的铁柱上新近安装了模样丑陋的探照灯，墙底四周布满带刺的铁丝网，墙顶上插着用混凝土粘住的碎玻璃碴。
没有人主动穿过大门走进围墙里。种种防范措施是针对试图出逃的人设计的。从里面出来，必须穿过电子警报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跑到墙边也几乎毫无可能。
又有六具尸体悬挂在靠近大门口的围墙上。他们被吊着脖子，双手绑在身前，白色布袋罩着他们的头，歪歪地耷拉到肩膀。今天早晨，一定又举行过一场挽救男人仪式。我没有听到钟声。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充耳不闻了。
我们像听到信号一般同时停下脚步，站着注视那些尸体。看他们不会招来麻烦，这些尸体本来就是挂在那里示众的。有时，尸体会被挂上好些天，一直到有新的一批来换下他们，这样人人就都有机会看到了。
这些人被挂在吊钩上。为此，墙缝里专门安了好些个吊钩，许多吊钩都还空着。这些钩子看起来就像给断肢患者用的假手。或像一个个歪倒着的钢制问号。
最可怖的是他们头上的白布口袋，即便是他们的脸露出来也不会比那些布袋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些口袋使他们看起来像没有画上脸蛋的布娃娃；像稻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就是用来吓人的。他们的头还像是大口袋，里面塞着某种没有明显特征的东西，比如面粉或面团。显然，他们脑袋的沉重和空无一物，加上地球引力的作用，把它们使劲往下拉，再也没有生命力能让它们重新抬起来了。这些头颅就像一个个零。
当然，只要你不停地盯着，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便可以看到布袋下面部的轮廓，隐隐约约。那些头颅就好比雪人的脑袋，用煤炭和胡萝卜做的眼睛和鼻子已经脱落。头部正在融化。
不过，在一只白布袋上可以见到血迹。那地方一定是嘴所在的部位。血从白布里渗了出来，印出另一张嘴，一张红红的小嘴，就像幼儿园孩子用粗笔画出来的样子。那是孩子心目中的微笑模样。人们的注意力最终总是集中到这血迹凝成的微笑上。毕竟，他们不是雪人。
这些男人都穿着白大褂，就像医生或科学家们穿的那种。当然，平时被处死的并不仅限于医生和科学家，还有其他人。但今天早上白大褂恐怕是要告罄了。每人脖子上都挂了个牌子说明被处决的原因：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这么说，从前在这种事被视为合法的时候，他们是医生。天使的制造者，人们过去常这么称他们。要么是其他什么称谓？现在，他们可能因医院档案被搜查而暴露出来，或者——更大的可能是被人告发，因为一旦大家看清了事态发展趋势之后，大部分医院便销毁了相关记录——告密者也许是过去的护士，也许不止一个，因为单单一个女人提供的证据不可能被采纳；告密者也可能是另一名医生，为求自保告发他人；告密者还可能是某个受到指控的人，为了自己活命而孤注一掷、信口开河，不惜栽赃诬陷自己的仇人，向其大泼污水，肆意攻击。但是告密者并不都能因此而被赦免。
我们被告知，这些男人就像战犯。就算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合法的，也不能作为借口：其罪行是有追溯效力的。他们既已犯下了暴行，就必须绳之以法以告诫他人。尽管这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在如今的日子里，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只要能幸运地怀上孩子，便决不会不让孩子降生。
我们理应对这些尸体满怀仇恨和蔑视。可我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些挂在围墙上的尸体是时光旅行者，不合时宜的人。他们从过去来到这里。
我对他们的感觉是一片空白：我所有的是不该有的感觉。我还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因为卢克不在他们中间。卢克从前不是医生。现在也不是。
我注视着那个红色的微笑。这个微笑红得与赛丽娜·乔伊家花园里郁金香的颜色如出一辙，那茎部仿佛正在愈合的伤口的颜色。它们颜色相同，两者之间却并无联系。郁金香不是鲜血的郁金香，红色的微笑也不是花朵，两者无法相互比照，相互说明。郁金香不能作为怀疑那些被绞死的人是否存在的理由，反之亦然。每样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实际存在。正是在这一片真真切切实际存在的物体中，我每日每天必须以各种方式选择我要走的路。我费尽力气将它们区分开来。我必须这么做。在我内心里，我必须将它们分得一清二楚。
我感觉到身旁的女伴颤抖了一下。她在内心哭泣吗？可在表面上是如何显得如此若无其事的？我无从知晓。我发觉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篮子的提手。我什么也不会讲出去的。
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