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抗大第七分校

抗大第七分校于1941年7月在晋西北兴县创办，1943年转移到陇东地区，1945年11月结束。第七分校转战于黄河两岸，历经艰辛，在抗日烽火中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教育训练和劳动锻炼，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年轻干部。

（一）晋西北创办时期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晋西北地区开办一所抗大分校。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讨论学校工作问题时，也提出在晋西北增设抗大分校。

1941年4月30日，抗大总校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军委，建议批准晋西北成立抗大第七分校。

6月29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陆定一副主任发布命令，决定以第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七分校。任命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兼任校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喻楚杰任副校长，方复生任训练部部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和供给处、卫生处。训练部下设军教科、政教科、列队科、管理科、图书馆。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校部辖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另编有警卫通讯连。学员1000余人，多数为第一二〇师和晋绥边区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工农干部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

7月7日，抗大第七分校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举行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庆祝大会。徐文烈政治委员宣读了八路军总部关于成立抗大第七分校的命令，贺龙司令员讲了话，驻地党政军领导致词祝贺。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出了《车站》《命令》等短小精悍的节目。

8月4日开始正式上课。这一期教学分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5个月的预科文化教育及队列教练，1942年初转入第二阶段的本科教育，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为便于教学，分校将学员按文化基础编成互助组，每组3～4人，互助组组长就是辅导员，开展互教互学活动。

教学内容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重点不同，比例各异，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相同的，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培养学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事课程中的队列训练、技术课目，如投弹、刺杀结合早操进行。战术课各队有所不同，从单兵到班、排、连、营战术，还有游击行动等，所有的战术课目既有昼间演习，也有夜间演习。业务课按军队具体情况安排。

此时，日军正在加紧对黄河东岸的“扫荡”，妄图消灭在晋西北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然后凭借黄河天堑，构筑严密的封锁线，隔断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针对日军之“扫荡”企图，第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发动与依靠群众，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战斗。在此期间，第七分校的广大教职学员也积极投入反“扫荡”作战。

分校成立不久，即由李家湾移至刘家峁，驻在兴县县城东南20余里的深山沟。不久，开始秋季反“扫荡”，学校又转移到黄河东岸的碧村、里峪口地区。反“扫荡”作战胜利后，学校回到兴县，驻在县城以北20多里的瓦塘镇。

晋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加上日军频繁“扫荡”，大搞“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七分校的教职学员吃的主要是谷子加黑豆，每人每天半斤粮，发到班里，自己磨成面，加上野菜蒸窝窝。有时来不及磨，就只好“囫囵吃，囫囵拉”。学员队经常组织人力去背粮、背炭。三五十里路，当天可以返回，有时到百里以外，往返需要三四天。冬天运煤炭时，他们将成块的煤炭用绑腿扎紧，在冰河上拉运，每人每次可拖带百余斤。为了使学员能多学一些知识，还要利用行军进行勤务教练，如行军常识、尖兵勤务和宿营警戒等。当时棉花短缺，棉衣是羊毛絮的，穿不了几天便挤成了疙瘩。袜子都是自己用羊毛织成的。文具纸张十分紧张，铅笔每人两个月一支，还剩一寸多长时，便捆在木棍上继续用。纸张是晋西北生产的马兰草纸，又厚又黑，还要限量供应，每张纸都得两面用。背包随身带，一物多用，既当坐凳，又当课桌。大树下、院落中和避风的山凹，均是课堂。教员用门板当黑板，石灰或木炭当粉笔。学员有时就用大地当纸，木棍作笔。

预科教育时间按计划是5个月，但由于背粮、背炭和转移、搬家，用去3个月，实际教育时间不足2个月。

1942年精兵简政后，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分校于4月14日在山西兴县魏家滩成立一所陆军中学。学制3年，以学习文化为主，军事、政治为辅，以培养能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

1942年，第七分校的教职学员参加了整风学习。从5月开始学习整风文件，并确定了以学习研究整风文件为主的新的教育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学员停止了政治课和文化课，减少军事课，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整风学习，在职干部年底前完成。7月19日，全校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政治部杨尚高主任作动员报告。他总结了过去的教育成绩及组织领导中的缺点，指出过去整风学习中的主要偏向，如把整风学习当做单纯的政治课；就文件研究文件，没有反省自己；只检查别人，不检查自己；把整风学习和业务学习对立起来，不了解整风学习就是业务学习的基础等。他要求每个人都要认真反省自己，认识到整风学习的重要性，把它当作学习的重要一环。学校成立了学委会、学习指挥组及学习中心组，以指挥、协调和带动全校的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整顿了党风、学风、教风和校风，使全体教职学员划清了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划清了不良作风和优良作风的界限，形成了团结、奋发、向上的风气；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使教学内容更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总之，端正了办校治学的政治方向，对学校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1年8月26日，学校联合晋西抗战学院、民运干部学校、青干校等校学生会，向晋西各学校发出倡议，建立晋西学联，进一步开展根据地学生运动，使之在日益开展的文化教育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积极响应和支持全国尤其是沦陷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第七分校坚持和发扬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各学员队都有俱乐部，负责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会演、歌咏比赛和体育活动。特别是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校的文艺演出队编排了许多丰富多彩、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经常在校内外演出，深受欢迎。学校还经常组织军事、体育比赛。从1942年7月7日起，学校用7天时间进行校庆一周年系列活动。内容有阅兵式、分列式、射击、体育、马术、器械操、地雷爆破等项目的竞赛、表演。阅兵式之前，晋西北军区派员到校进行了政治、文化抽查，检验学习效果。阅兵中举行分列式时，学员们整齐、庄严的步伐，健壮、愉快的精神，博得首长、来宾及群众的一致称颂。接着进行了军事演习，有营进攻、防御和战地救护等。纪念活动中，还举办了建校一周年成果展览。展览共分5个展室，包括政治、文艺、教育的成绩统计和教材，关于一年来改善教育环境和办学条件的情况统计，各种照片、整风墙报、学员生产成绩，以及各种训练模型、实物等，展现了第七分校学员正规的军事生活、优良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二）在陇东重建与发展

1943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争取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并有计划地准备干部，以便对日反攻，决定把坚持在敌后办学的抗大总校和第二、第七分校及几所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都从原驻地转移集中到陕甘宁边区办学。

3月，第七分校及其陆军中学从山西兴县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任务。分校及陆军中学在转移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喻楚杰副校长在动员报告中指出：“现在的转移是形势的需要，转移是暂时的；我们的目的是退一步，进两步，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他要求大家克服困难，圆满完成转移任务。3月16日，分校在副校长喻楚杰和政治部主任杨尚高率领下从驻地出发，经临县第八堡西渡黄河，于3月21日到达陕西省绥德县。当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学院、抗大第二分校上高科、第七分校的营连干部队合并到抗大总校，校址设在绥德。陆军中学9个学员队则继续南行，经清涧到达延安。

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与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合并组成新的抗大第七分校，校址设在甘肃省合水县；并任命抗大总校副校长彭绍辉兼任第七分校校长，张启龙任政治委员，喻楚杰任副校长，杨尚高任副政治委员。分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以及办公室和文工队等。教育长方复生，政治部主任康永和，校务部部长张杰轩，卫生部部长谭道先，政治委员刘火煜，供给部部长章亮基，政治委员孔勋。以原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的9个学员队编为第一大队，杨文安任大队长，康永和任政治委员；原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8个男生队编为第二大队，何远平任大队长，匡磨伟任政治委员；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领导。

5月4日和5日，朱德和贺龙先后在八路军大礼堂接见第七分校的领导和教职学员，动员全校开赴陇东，边学习训练，边开荒生产。5月上旬，毛泽东接见了第七分校的教员和学员代表。中旬，第七分校校部及第一大队到达甘肃省合水县东华池，第二大队的8个男生队于22日到达合水县豹子川，两个女生队则留在合水县柳沟。

9月，原留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的抗大太行陆军中学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翌年1月，太岳陆军中学也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两所陆军中学分别从太行、太岳地区出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1943年年底和1944年4月，先后抵达陇东合水县东华池附近的平定川，合编为第七分校第三大队。任白戈任大队长，高厚祖任政治委员。此时第七分校教职学员达6000多人，其中学员4970人。

第七分校驻地陇东地区比敌后的战斗环境要安定得多，但这里地广人稀，房屋很少。开学时，有的队员只得露宿于深沟丛林之中。因此，分校一到陇东，就发扬抗大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分散在合水县的豹子川、东华池、平定川、大风川一带，开挖窑洞，建设校舍。

1943年7月，第二大队开进豹子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豹子川属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曾在豹子川的张家岔办过党校。据当时调查，豹子川方圆40多里内仅散居着42户人家，190余口人。张家岔只住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仅有三四孔破窑洞。在这里建学校，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要到六七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去背，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住的更困难，只有少数人住进破烂窑洞，多数人住的是用树枝搭的棚子，下雨时只好挤在石崖下躲雨。分校为解决安家必需的工具和经费，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给二大队500把铁镐和10万元陕甘宁边币。为解决吃菜和住宿问题，第二大队决定各队抽少数人抢种秋菜，多数人集中力量从8月6日开始挖窑洞。劳动中，大家肯干、肯学、肯钻，仅一周时间就学会了切窑面、开窑口等技术。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战，爬着跪着挖土，汗流浃背，滚得像个泥人。工具少，就轮流干，晚上点着小麻油灯一直干到半夜。经过50多天突击，到9月底共挖出3丈长、2丈7尺高、8尺宽的窑洞137孔。此外，还修建了一个大操场。1944年夏天，各队都修建了一个既作课堂，又作饭堂和俱乐部的“三用堂”。第六队建的房子能容纳四五百人，后来作了大队的“礼堂”。分校在东华池盖了一座占地两亩、能容纳三四千人的大礼堂，可供各大队学员在这里听报告、上大课、开晚会，使人烟稀少的东华池充满了生机。

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热潮。第七分校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3月29日，全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并举行向荒山进军的誓师仪式。4月2日，各大队在豹子川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到4月26日，全校共开垦山地1.7万多亩，开垦稻田324亩。第一大队第一队每个劳动力每天平均开荒8.6分。第二大队98%以上是青少年，全大队每人平均日开荒在一亩以上的就有234人。其中第二队负责开垦稻田，稻田地荆棘丛生，而且要求深翻6寸以上，先把荆棘草根刨净，再将下面的泥土翻上来，开一分稻田，顶半亩山地的工夫。第二队的青年不怕苦，不畏难，埋头苦干，其中张振吉、王进喜日开稻田1.2亩，创造了最高纪录。

在生产运动中，全校开展“大战红五月”竞赛，班排互相挑战，教职学员人人争先，每天早出晚归。有的队从驻地到开荒点往返六七里，大家嫌走路浪费时间又影响休息，干脆搬到山上去住。炊事班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将饭菜、开水送上山。许多学员手上打满血泡，累得腰酸腿疼也不叫苦。在全校教职学员的艰苦努力下，蔬菜全部自给。同时，全校养猪1300余头，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达到4人1头猪，3人1只羊，10人一头牛，将近1人1只鸡；第二大队不仅做到蔬菜自给，肉类、油类也基本自给，第四队每人每月可吃到5斤肉。分校还白手起家，先后建起了木工厂、肥皂厂、纸厂和磨坊，仅木工厂一年生产的木板、椽子即价值边币1000万元。全校女学员纺纱6000斤，价值6000斗细粮。此外，学校还组织人力进山烧木炭，每个伙食单位烧木炭三四万斤。学员们利用生产空隙，就地取材制作生活用品。当地盛产桦树，用桦树皮制作饭盒、斗笠、墨盒和笔记本。第二大队供给处派人组建了马帮，到陕西的安边、定边、靖边和宁夏的盐池等地驮盐，除供本大队食用外，还到城镇出售一部分，换回学习用具和日用品。还开设酒厂、军民商店、骡马店等。多种经营的发展，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同时也促进了边区市场的繁荣。

由于生气的发展，教职学员的生活大为改善。到1944年冬天，不仅能吃饱饭，有木炭烤火取暖，每人还领到一双手套、两双毛袜，有的教员还领到一件毛衣。经过大生产运动，为学习创造了条件，使学员学到了一些农业、手工业知识，增强了体质，树立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信心，磨炼了革命意志。

1944年12月中旬，分校举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成绩展览会，表彰了大队级英雄与模范72人，并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张秉照等22人及6个先进单位。在展览会上，展出了530件展品和100多幅图表、木刻和连环画，表彰了英雄、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事迹。第二大队第六队炊事班班长王有恒，年近60岁，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深受大家的尊敬。由于他的模范事迹突出，被推选参加了1945年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召开的英模大会。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43年秋决定加强训练干部、训练部队，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

1943年9月5日，毛泽东电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今年“在冬季5个月中实施全军普遍的彻底的军事训练，准备迎接大规模战争”，并强调“把此事看作一个严重任务”。九十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边区部队在“今年冬季来他一个很好的训练，达到一个当两个的目的”。贺龙在联防军团以上参谋长会议上，要求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学校教育要赶上部队的需要，努力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训练任务。

1943年秋末，第七分校举办队长集训，为开展冬季大练兵做准备。由于建校任务重，各大队练兵活动开始较晚，学员又多是来自原各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从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一切需要从头学起。主要科目是单兵和班制式教练、投弹、基本瞄准、刺杀、单扛、双扛、木马和《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等。年底，分校从抗大总校调来一批军政干部任队长、政治指导员，从而大大加强了练兵工作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在练兵活动中，学员们士气高昂，精神饱满。不少学员不顾冬季的寒冷，常常是起床号未响就起来跑步，练习所学的科目。熄灯号吹过，有的还在练习单杠、双杠。有的学员上山放羊时，也随身带着教练手榴弹，在山上练习投掷。1944年春节，分校召开了生产、练兵总结大会，授予先进单位锦旗，向成绩突出的个人颁发了奖品。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在一年内加强整训军队，以现有的物质基础，在战斗与生产间隙中把军事与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为将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创造条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增强战斗力，改善技术条件，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联防军司令部决定由警备第一旅、第三八五旅、骑兵旅，帮助抗大第七分校开展军事训练。贺龙在旅、团参谋长参加的军事教育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帮助军事院校把干部训练好，大家都有好处。”他希望大家说到做到，使部队的军事训练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

分校在开展练兵的同时，还坚持进行教育训练，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并继续学习文化，使学员们得到全面发展。

1944年5月，分校从延安“鲁艺”“延大”等单位选调来大批文化教员，联防军派来一些军事教员，使分校的教学力量得以增强。军事、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比例为：军事、政治各占10%，文化占80%。文化课以语文、数学为主。教员认真备课，先写出教案进行试讲，对不易理解的内容，自己动手制作模型，尽量进行直观教学。教员坚持深入各班了解学习情况，帮助学员建立互助组，还抽时间给学员补课。学员们刻苦钻研，想方设法多学一点文化知识。

经过一年的文化教育，学员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军政素质也有了全面的发展。第二大队原是抗大第二分校的附设中学，他们于1941年在冀中参军时，大多是13～16岁的少年，经过4年的学习和生产劳动锻炼，既提高了思想水平，又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语文和数学程度普遍达到初中水平。到结业时，90%以上的学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三大队的学员虽然平均年龄大一些，但其中不少是1942年精兵筒政时储存起来的年轻战士，特别是原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的学员中青年干部较多，他们经过几年的教育锻炼，也更加成熟了。第七分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储存和培养了约5000多名年轻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部队工作，一部分同志被选送至专业技术院校继续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