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干部教育的历史意义

（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党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的阶段。党依据抗战的需要和革命区建设的实际情况，不仅为陕甘宁革命边区培养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也为其他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量优秀革命干部，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上的斗争不仅是各种资源的竞争而且更是优秀人才资源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革命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精英，不管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以后新中国建设时期都担负着拯救民族命运的关键力量，他们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原有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兴办了两类新型的干部学校：一是干部高等学校。如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东军政大学、延安大学、西北军政大学等。通过这类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管理干部。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40余万干部经过培训，奔赴各地开展工作。另一是人民革命大学。各大行政区普遍地成立了人民革命大学，专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仅1949年年初到开国大典前，参加各级各类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就有20多万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干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中共干部资格的一种标识。

（二）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人才。1946年4月，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三届一次参议会会议，在会议报告中提出：“陕甘宁边区在革命抗战八年时间内，在其物力与人力的大力支持下，为其他革命根据地输送大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秀干部。”在抗战期间，仅延安2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专业干部达4万多人，陕甘宁边区向全国输送各类干部达10多万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有对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进行详细的数字统计，而且因当时每个干部都进行了干部教育也就没有进行统计的必要。经过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出来的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以后新中国建设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中国各个战线上他们担当起重要的领导者与建设者。

在陕甘宁边区培育出来的大部分干部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扎实的实践基础，为新革命解放区与解放初期的政权建立保留了大批优秀人才。林伯渠曾要求：“干部不能老停滞在以前的阶段，应调整对自己的要求去适应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需要，依照革命区的实际需要，去培养出有长远眼光与强壮体魄的干部，使教育的干部不但能看到当前还要看到以后，不但要关注革命边区也要向全国看齐。”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战线的精英和主要负责人多是来自于陕甘宁边区，他们为新中国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很多关于陕甘宁学习回忆资料中，老干部都是对当时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感情。其中陈慕华、丁雪松等回忆抗大的学习生活时将延安老革命区当作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什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在这里只有团结互助”; “在老革命区延安，同志们无拘无束地学习生活，相互之间很坦诚，没有谁戒备谁，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可以将心胸全部敞开”。李逸民也曾说：“在抗大期间，我们吸收、争取以及教育了很多优秀的青年男女，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世界，在教育过程中改造他们的意识，提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在学习科学理论的同时了解革命的优良传统，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民族的先锋。这些优秀的青年参加抗大，融入我们的队伍，使我们的队伍增加了新的活力，新的动力。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一代的革命领导者。”

（三）强化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在陕甘宁边区组织乡村基层干部的学习教育活动，大大提高了乡村基层干部的理论学习水平，进而提升了中共政权对基层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

边区大多数基层干部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有较高的革命意识，诚恳淳朴，在基层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但是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往往会容易造成对中共下发的政策理解不到位，并且不能对当时的形势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利于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和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例如1940年鄜县乡村干部的实际情况是：很多区乡基层干部工作意识比较简单，对政策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在工作时不能坚持原则；个别干部，仍有官僚气息，对待工作有时会应付上级；很多基层地区的干部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常常抱有徇私情的观念，干部对党的政权的正确认识还不够充分，导致他们对待工作抱有应付上级的态度。特别是基层干部面对问题时不愿意负责，因此乡级干部群众过多，并有某些反动分子已进入了政权组织，工作积极表现好的群众没有发现与提拔。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中《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在选拔区乡干部时绝大部分是从当地积极农民中选出，虽然他们熟知当地风土人情，但是他们存在很浓的乡土观念，阻碍了这些干部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干部的教育学习，进一步加强对革命边区乡村政权的控制。采用深入持久革命边区教育学习，能使边区干部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提升了革命区干部的理论水平，而且能使边区干部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这样的教育方式可以使边区干部在平时工作中就能将基础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将分散的农民与整体作战形式、老革命边区的革命任务相结合。这有利于全国人民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去，有利于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方针、理念的认同。

（四）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延安干部教育实践理论的思想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干部教育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通过边区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的实践，概括和提炼出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提高了对干部队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教育，把培养和训练成千上万的符合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只有伟大的党员干部才能领导伟大的革命，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要进行一场空前的大革命，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团体、大组织，这样的大团体、大组织必然要求有一大批能力较强的领导者。（2）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毛泽东指出：“我党是一个在具有几亿人口大国中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政党，就要求必须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否则革命任务就不能完成。”德才兼备这一选用干部的基本原则成为党培养干部的目标。（3）明确了干部教育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并进一步指出，对党的干部教育必须在教育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另外，政治思想教育也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干部教育原则，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政治思想工作是开展其他所有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干部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政治新形势，带领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就要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在干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在革命年代的干部教育思想很好地指导了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

（五）巩固和加强了党的团结。通过边区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使得广大干部提高了认识，显著提高了党员干部整体综合素质，其中包括政治、理论、文化素质等。边区的干部教育工作的进行，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发扬了廉洁奉公、艰苦创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此基础上召开的七大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并逐步成熟起来。

抗战时期的边区干部教育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战线的人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共这一时期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