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行动对环境的间接破坏_军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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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行动对环境的间接破坏

虽然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与战备活动已经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但这还并非军事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全部灾难。由军事行动所引起的，或者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其他活动同样会给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军事行动耗费的巨额资金削弱了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战争、军备还是武器的销毁，都使大量资金和宝贵的资源及人力物力偏离发展轨道，削弱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物质基础。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同时参见A. H. West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1997; Warfare in the Fragile World: Military Impact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1980.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最后20年中执行的《联合国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每年需要45亿美元，这比全球两天的军费开支还少。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建立一项保护热带森林行动计划的基金，每年支出将是2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16小时的军事支出。这是以1991年全球军费开支1万亿美元，平均一天30亿美元，每分钟200万美元为依据的。参见诺曼·迈尔斯著，王正平等译：《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20页。其次，在美国，对于春天谷（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一战期间埋藏化武的清理行动一直持续到2007年中期，并花费7170万美元。 Wood. D. G: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Uncertainties Continue to Affect the Progress of the Spring Valley Cleanup．在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的证词，GAO—02—836T（美国国家审计署：华盛顿特区，2002年6月26日）。转引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80页。此外，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空军装备修理所关闭后，清理污染费估计是5亿美元。最后，再以我国为例，由于二战中日军在我国遗留了大量的化学武器，因此按照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要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建立一个销毁厂，集中把东北地区的化学武器在这里销毁（对于东北之外其他散落的则采取移动式的销毁措施）。曾有日本人估算，包括道路、供电、安全设施在内的前期投入，至少得5000亿日元，如果加上现场挖掘回收、辨认清理和开工后维持销毁工厂的正常运转，其花费简直就是天文数字。2001年9月日方派员清理黑龙江省北安市的毒弹，从挖掘、回收、辨认到封存，仅仅两周时间就耗资1.3亿日元。2003年9月日方人员赴石家庄清理52枚毒弹，三周的经费预算为2.8亿日元。因此基本销毁日军在华遗弃化武预计要1万亿日元。鲁义：《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销毁工作的进展与现状》，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如此巨大的资金耗费，如果能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上，将产生巨大的环保效益。

2．武装冲突产生的难民加速了环境恶化

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量，使人类在重建家园和生活的同时更要恢复其原先的生态环境。然而，被战争或武装冲突所破坏的生态环境往往是一个社会所依赖的全部资源，很难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完全恢复，因此必将使得当地居民背井离乡，沦为环境难民。例如，美国比基尼岛的核试验中，1500万吨当量的地面核爆炸在头4天落下的放射性碎片的剂量可使大面积暴露的人员和家畜致死。虽然该试验已经过去几十年，而且进行了清除污染的工作，但该岛到今仍不能居住。又如，因为战火不断，位于刚果（金）和卢旺达边境地区的维龙卡国家公园成为了难民聚集地。由于难民开垦荒地，采集柴薪，捕猎野兽，仅半年时间，400平方公里的森林就被夷为平地，现在还在向纵深发展。不久，这片曾经的大森林就将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而且现在这片森林中几乎见不到动物的踪影了。同样，阿以之间的长期武装冲突使大约380万难民生活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局建立的50个难民营里。由于大量的难民涌入，不仅加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使得该地区的资源紧张，公用设施超负荷运转。他们大多生活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为本来就很贫乏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林灿玲：《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综上所述，军事行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环境保护起了促进作用。例如有的军备控制条约明确地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例如在1974年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春季会议上，瑞典首次向联合国提出了关于因为军事目的而改变环境的问题。后又在几次联合国大会会议和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于1976年10月在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参见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又参见刘海山、李枚：《裁军与国际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此外，武装部队也可以利用有效的情报收集方法和成熟的技术成果来改善对环境的管理。例如，2010年4月22日，美军首架含有50%亚麻荠油替代能燃料型F/A-18F“绿色大黄蜂”战机成功进行了首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有，军队在空间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国际通信的发展，也为改善资源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和设备。从拿破仑战争期间使用的食品罐装工艺到当前的植被形态遥感技术，均证实了军事研究与发展活动所发明的技术的宝贵用途。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67页。在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方面，军队也能够发挥其特有的集体优势。 2002年全军部队积极参加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共出动兵力100多万人次，植树种草480万亩。为治理京津风沙源，发动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植树种草90多万亩；开展保护黄河、长江行动，成片造林130多万亩；实施人工增雨、飞播造林面积247万亩。参见：刘萍、江宛柳：《我军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生力军》，载《解放军报》2003年3月12日。正是因为如此，通过立法来明确规范各种军事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控制其对环境的危害，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军队的优势，依法增强其环境安全意识与环境保护能力，推动军事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军事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