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论
第一节 中国历史过程中的阶级作用问题
世界上没有任何现象是偶然发生的,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时期社会关系的演变,更没有不受某种动力所支配。研究社会发展的人们如果不能明了过去的事迹,便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在的一切,更困难预测将来发展的趋势。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规律以及中国历史上各时代由物质生活所反映出的种种变革对于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人,无疑义的是极重要问题之一。研究这个问题自然要遇见无穷的困难,但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问题之重要,就应该不畏一切困难,大胆地在旧纸堆中研究它的究竟及其与现实社会生活合理的联系。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社会现象都要受一定的因果规律所支配。我们于研究中国“古董”的过程中,必须找出推动社会不断演变不断前进历史的因果律的性质,然后不论问题如何困难,才能比较有把握地理出一些头绪。于是,“阶级作用”便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先决问题。往往有人以为中国历史是和平演进的,就是著名的思想家瓦尔加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断,亦不免要受神话传说的影响。瓦尔加①说:
中国中央与地方的政权是由于调节水道,防治水患及灌溉田亩等的需要而发生的,因此中国的政权是为和平目的而发生,而并不是像欧洲那样君权同诸侯及城市武装的资产阶级争斗而发生的。因此疆土广大的中国,特别是去建筑长城之后,许多地方都因为外战的结果而变成荒芜,然即在这些时候,中国国家的政权完全是带有和平的性质。结果在中国组织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阶级。这种特别形式在欧洲是没有见过的,叫作士大夫阶级。(见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三五页)
在中国出版物中,最近也看到一种非常奇妙的说法: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讧。(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五九页)
对于这二种意见,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因为前者的意见,不特认为中国国家政权不是由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并且认为这种政权也不是压迫人民的机关。这一意见,只要略为翻开中国古书,即可证明其完全不合事实。至于后者的意见,虽然字里行间提出了阶级问题,但其含义却十分离奇。依据生产关系说来,古之士大夫是不能超越地主与商人而另成一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历代治乱兴衰的动力,也绝不是士大夫内讧之所致。姑且假定士大夫是一个阶级,那么,是否就由这个阶级的内讧推动历史发展到现在呢?关于这点,陶先生是没有进一步给读者的一个圆满的解释。
我们以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受一定的因果律所支配,自从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无疑是受社会阶级之形成及其相互间斗争所推动的。所以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不是神话传说里的王国,也不是超阶级的组织。中国最初的国家政权,同其他各国发展的规律一样,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这个政权就是当时统治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虽然中国最初的阶级政权发生于何时,此地无需要详加考据,然而可以肯定说中国当封建国家政权形成时,阶级斗争已经就进入了剧烈的时期。周代已经进于封建社会,是大家公认的事,从西周到七雄(纪元前一一三四—二四六年),封建社会国家的阶级内容,便是封建领主剥削农民最有力的武器。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内,阶级的对立与阶级的剥削是非常显著的。波格达诺夫说:
封建的榨取,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是强制劳动,这是基础的最初的形式;第二是缴纳租税。当封建领主比富裕农民还强得不多的时候,强制劳动,还只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普通形式,到了封建领主的权力强固时,它就变成课于农民的永久的义务了,即农民每年须有一定的日数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劳动。有些时候,封建领主知道以完成物品的形式取得租税,比较劳动的形式为有利。这种物品税,为主的是课于手工劳动的生产物上,渐渐扩大它的范围。这些封建的物品税及封建的劳役,其范围一确定,就为惯习法所维持了。不用说,在必要的场合,君主是不难增加税额的。(施译《经济科学大纲》第七三页)
这是无阶级社会的和平气象吗?再来看中国的事实吧,《诗经》是周代遗下的最可靠的文献,那里边有很多阶级悬殊现象的描写,一边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诗经·楚茨》)
的地主,一边又有:
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诗经· 甫田》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经·七月》
的农民。这些诗里充分表现出当时阶级的不平。自然农民所处的境遇,绝不是出于心甘情愿,完全是当时封建领主将军事组织者的机能紧紧地握在手中,并用种种手段强迫榨取农民的收成及过量劳役,如: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诗经· 甫田》
这种监督防制的情形,可知农民是在暴力压迫之下,劳动是被逼迫的,而非出于自愿。胡适先生没有了解当时阶级统治的形势,即封建领主对于农民有强迫役使的绝对权力,反而说这些诗里的情形是农民的“知足常乐”,他说:
试看《豳风》《七月》《小雅》《信彼南山》《甫田》等诗,便可看出一副奴隶行乐献寿图。那时代的臣属真能知足!他们自己“无衣无褐”,却偏要尽力“为公子裘”“为公子裳”!他们打猎回来,“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便极满意了。
他们的祷词是,“曾孙(田主)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胡适文存·井田辨》)
这种话显然是曲解。
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集中的君主专制政府。这个政权又是商人与新兴地主利益的代表机关,这时社会里阶级关系愈加复杂,阶级斗争的性质亦日趋猛烈,地主与农民,行东与学徒,商人与手工业者,而尤以农民与地主商业资本的矛盾最为尖锐。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前后,农民不断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间虽然迭次更换朝代,可是商业资本与地主始终是这一极长段落中的统治阶级,也可以说这一长时期历史进展中涂满了农民抗争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