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

一、关于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农业农村政策的研究

19世纪的国外学者用欧拉定理分析了农业支持政策，指出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的发展，会显示出强有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所以政府要做好农业支持的政策工作，才能对农业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足够的补充。20世纪，城乡差距变大，学者N．卡尔多利用转移支付的理论阐释了新背景下的农业支持政策，市场在调节和分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存在着失灵，缺少政府政策的强制性，所以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对城市资源进行有效的获取，然后再分配给农村地区的人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通过这样的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生产。学者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工业和农业应该均衡发展，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其边际生产率越接近零，越能推动城乡二元化的形成。而乔根尼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边际生产率大于零才能保证工业反过来带动农业发展，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由于国内外基本国情的不同，国外学者对农业政策的研究主要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政策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对农业政策的研究方向大体是农业支持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福利政策。

2．国外有关延安时期农业农村政策研究

关于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是国外相关领域的学者专注的重点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国外学者对研究给予了关注，人员和成果上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尤其是美、英、法、德、澳、加等国的一些学者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美国学者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1941—1943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为对象，做出了较深的分析和思考，首次阐释了“延安道路”的概念，并在书中记载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工商业发展、大生产运动、合作社等所见所闻。

新西兰学者分析了1934年至1945年的延安乡村建设和合作化道路，并首次运用“生态”一词，关注延安道路与社会环境互动，提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延安农村经济发展并不能普适到其他区域，而且具有时代和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时期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提出发展和恢复农业经济的政策，并以农业为首，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好记录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某些探索源头（安德鲁·沃森，1997年）。

林达·格罗夫在论文中对导致延安时期农村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对敌后根据地的形成和巩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仪我庄一郎对延安时期边区的公营经济形态和合作社种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边区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诸先驱形态；林则三以庙店子集体农场为案例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集体劳动；内田知行对1943年至1944年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做了学术研究，论述了有关边区农村经济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方面的历史史实。

著作《走向革命》一书以延安时期边区农村、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为内容，研究资料中结合了国内缺少的和罕见的日方保存的文件资料，文章的创新客观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是国外学者以往研究中少有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战争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在经济建设上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被国内学术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由此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大批的著作、史料和论文出世，范围广泛，跨越农村土地政策、农业生产、大生产运动、移民问题、合作社经济、农民贷款问题等研究，笔者选择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建设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并以边区农业政策为着重点研究，笔者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整理、分析了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陕甘宁边区发展史实的整理性研究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1981年）在综合各种资料的基础上，从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八个方面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进行了汇编，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边区各种经济发展的背景，还收录了当时经济开发中历年的报告总结，史料认为边区财政经济建设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和发展中的不同特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从政府补给到半自给再到自给自足的历史过程，以及发展原因和经验教训。在时代和客观情况等不同的年代，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生产节约对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937年至1950年13年的边区金融发展背景和政策实施可以划分为土地改革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扬延安精神、注重资金引进和投入，不断提高生产率等现实意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应该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将边区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这将更能突出边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农村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实践与民间社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还有农业劳动资源整合中存在急于求成等问题。抗战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贯彻执行以农业第一位的方针，在抗战初期，实行减租减息、休养民力、开荒屯田等方针政策，对恢复农业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上著作都详细地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状况，对延安时期农村情况有了一个系统整理，将其阶段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编和汇总，为我们研究延安时期农业农村的课题提供了数据文献参考。

延安时期的党中央领导班子在陕甘宁区域落实了很多建设农业农村的政策，边区农村经济空前发展起来，边区农民阶级关系发生了改变，经济结构也变得多元化了，使边区群众的生活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所需基本上实现自给，满足了抗战所需的财力后援，整个陕甘宁农村地区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大的原因就是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农村生产力的解放。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依赖于党对各项政策的深刻认识、主客观条件的要求及相对稳定的边区环境。并认为经济发展在促进其他事业的发展和培养经济干部、积累经济建设经验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延安时期开放搞活的政策，对外是“争取外援，吸引外资，休养民力”，对内是“全面实行改革，运用经济杠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边区政策发展取得成就归于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宣传、共产党的先锋示范作用及重视生产过程的科学性，边区经济的开发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精神文化领域开发及对科学追求具有重大意义。边区的建设工作给我们的启示是：解放生产力、要从实际出发，落实直接显性的物质福利。抗战时期边区的发展状况、解决困难的措施及成效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当下我国的企业应该主动地承担社会上的责任、必须紧抓地域特点来更好地推动地域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能忽略税收这一块。延安时期乡村建设创新性在于，互助—合作—双重效应、文化—教育—政治社会化、模范个人—模范家庭—模范乡村等边区独有的建设路径。边区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主要得益于农贷、互助组、大开荒、兴修水利等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因素的推动，继续遵循“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为主战略具有现代意义。

2．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农村土地政策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延安时期土地政策的众多文献资料中，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主要从延安时期土地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特别是从减租减息政策的阶段、实质和意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延安时期在边区实施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调控了边区的农村阶级关系，鼓舞了边区老百姓农业生产积极性，支援了抗战等。减租减息这项政策是党中央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在边区阶级关系方面做出的包容性决定，代表着革命性质和改良性质。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具有成功的借鉴意义，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走群众路线、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根本目标和适当的调整等经验。

3．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农林牧经济政策的研究

知网检索统计显示边区经济政策研究中偏于农业方向的研究成果颇多，大概760篇。开垦荒地用于耕作是边区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可耕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对生态问题欠缺考虑，大片砍伐森林和杀害野生动物的行径是应该禁止的。陕甘宁边区实施的一系列农业开发政策，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也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影响。

推广植棉这项政策的实施在边区历史上具有推动纺织业发展、克服战时经济困难，粉碎国民政府经济封锁以及改变边区农村经济结构等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边区提出的合理使用劳动力、技术改革、大生产运动等四项农业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保障人民利益等政策思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税减免等政策实施仍具有指导意义。

延安时期探索出的劳动竞赛、劳动英雄的典型带动作用和开展群众生产的农业政策对加快当前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及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边区农业改良的政策和措施的经验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实践过程中尊重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可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困境提供启示。

4．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政策的研究

区环境、抗日战争和以生产为重心的目标是大生产活动的原因。从1939年2月到1954年8月，这是更加精确的运动具体时间。它克服了党中央的财政危机、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等。从深远来看，它还使党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进行经济工作以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经济建设骨干力量。大生产运动的起始时间是1938年，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为解决根据地的粮食和财政经费紧张的问题；其时代背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环境；其指导思想是我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公有经济的纲领。此三者是形成大生产运动的基本原因。

大生产运动发生是当时党政府动员群众解决政治问题的合法行为。大生产运动的落实政策隐形地存在权威主义因子，是从经济基础层面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改造的具体表现。宏观分析边区限制农业生产的要素得出，延安时期粮食问题危机的发生是边区政府做出大生产运动的战略原因之一。大生产运动打破了封建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社会，改变着穷苦的陕北农村主态，是具有转折性的标志政策。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具体为瓦解了日本伪装顽固分子的封锁，解决了边区人民的物质短缺和生产的问题”。“大生产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其产生的有利作用是：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恢复，促进了边区农村集市贸易的再繁荣；良性发展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培养了农民新思想新观念新风貌。不利的作用为：大生产运动容易造成人们对人定胜天概念的曲解，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耕地，在客观上使农民漠视了更新生产用具的重要性，影响人们对大自然的生态保护”。

5．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农村金融政策的研究

农贷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边区农贷的特征：一是边区农贷支持贫困且有生产意愿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二是政府农贷的发放要配合农民自己筹集资金；三是放贷和收贷都以实物为准。举办农贷起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农村的群众阶层和经济成分，满足了边区的基本需要。边区中国农学会、毛泽东、朱理治等个案农贷思想的启示：一是农贷实行专款专用；二是不搞平均主义；三是简化手续，不耽误农时。

合作社在边区农村经济活动中有重要地位，表现了延安时期集体经济构成部分，尤以信用合作社为主要资金流通的枢纽。“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建立是基于对高利贷剥削的抵抗，缓解边区农村各种生产活动资金的短缺也是一个原因”。边区农村借贷关系的恢复是为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他们认为边区信用合作社的作用：一是搞活了农村金融，成功压制了高利贷的盛行；二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富裕；三是在稳定边区农村金融和帮助发放农贷方面起了作用。

6．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农村劳动力的研究

延安时期陕甘宁地区的移难民、战士和文人流动频繁，人口流动有利于边区劳作生产劳动力的调剂和补充，对边区经济的发展是推力作用。边区新的农村互助合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大、涉及面广、以自然村为单位；二是常年存在；三是坚持自愿原则；四是取消了各种剥削问题，如班子“包头”抽佣钱的问题。

二流子改造运动从表层来看改变了社会风气，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稳定了边区秩序。从深层来看，是对陕甘宁边区动员政策的彻底贯彻，对今天整合乡村力量有借鉴意义。

边区政府安置和优待移难民政策的实施，不仅帮助他们生产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刺激了边区富农经济的较快发展，从而有效地带动了边区乡村集市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移难民拥入边区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正面战场的失利和自然灾害等促成的，在肯定移难民对边区经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为其给边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1．对国外研究的评价

国外学者对延安时期边区的研究主要以口述和调查为主，以往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跨时段研究趋势为主要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虽然国外研究文献中谈了这一时期农村发展的一些情况，但因为资料不足等限制因素，总是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表现罗列其中，很少涉及单独研究延安时期农业农村政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仍不足。

2．对国内研究的评价

国内学术界在“延安时期”和“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可以说是更有广度和深度的，但是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专门的、系统全面的研究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有限，大多是对陕甘宁边区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且以历史和党政专业的学者研究方向为多，由于专业不同，在研究角度和对现实启示的借鉴思考上也就会出现不同，因此对于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研究仍然有深化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发展环境、政策内容、落实成效、政策特点做出系统论述；并从中总结推动农业农村政策的经验教训，为当下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