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狩五年（前118），大汉帝国的皇帝刘彻三十九岁，自公元前141年登基以来，在位已达二十三年。对皇帝的崇敬与感激之情此时已弥漫于大汉帝国朝野上下，因为大汉帝国正是在刘彻的统治之下，才达到了全盛。在司马迁于公元前93年写给任安（曾与司马迁一起为郎）的信中，他说自己遭到腐刑之前的状态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那意思是说，自己不交接友朋，亦不考虑婚姻之事，把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期望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司马迁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皇帝交给他一个重任，让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设郡置吏，而他的官职也得到了提升，成为郎中将（秩千石）。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都有谁，就知道这个任务对司马迁会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是公孙弘，他后来官至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之前，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官虽不大，却是一代文宗，深受武帝的激赏。如果用前程远大来形容三十五岁时的司马迁，是并不过分的，而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出使归来。皇帝正在前往泰山封禅的途中，司马迁要从巴蜀赶到泰山去面见皇帝，但是在经过洛阳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病危，正在洛阳等待他的儿子以交代后事。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三十六岁，而司马谈大约五十六岁。自从司马谈任太史令以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件事上：一是编撰《史记》，二是为皇帝的封禅制定礼仪。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有最终完成。《史记》的框架大约已经确定，资料亦已收集整齐，司马谈甚至可能已经写出了一些零散的篇章，但距离完成还非常遥远，司马谈大约早已料到《史记》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一直在培养司马迁做自己的接班人；封禅却是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了，而司马谈却在这节骨眼上因为生病而无法扈从，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然而还有一件事，更让司马谈耿耿于怀。还是在那封被后人题为《报任安书》的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说：“我的先人，并没有剖符丹书的大功（即便子孙有罪也可以赦免），只不过是一个掌管文史典籍和天文历法的太史令，相当于以前负责占卜和祭祀的小官儿，常常为主上所戏弄，如同乐人和伶人，因此也为世人所轻视。（原文：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汉代的太史令秩仅六百石，职位低微，司马迁为郎中将出使西南夷，秩已达千石，就已经超过了任太史令多年的司马谈，司马谈一方面想要修史以继《春秋》，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太史令职位的低微，他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去世的。或许他原本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太史令这个职位，否则他不会送司马迁为郎，但是，当命运的巨轮碾轧下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把未竟的事业交给了儿子。

司马迁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之后，就赶到泰山去了，一方面是向皇帝述职，另一方面是要扈从皇帝的封禅。之后他又随着皇帝去负薪塞河，然后就是守丧。守丧结束之后，他正式接过了太史令的职位，这时已经是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