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与陕西

清末，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严重禁锢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中国没有跟上世界近代文明发展潮流，反而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向外侵略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探求国家出路的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反清反帝革命；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较开明的封建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举办强国自救“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现实，历史的重任落在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学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经过积极准备，1911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暂时获得胜利，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

陕西也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西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陕西，给陕西人民带来巨大浩劫，人民困苦不堪，灾难深重，不断起义反抗。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当时陕西的留日学生井勿幕、宋元恺、张季鸾、杨铭源、赵其襄（世玉）首先加入。1906年，陕西留日学生、蒲城人井勿幕（1888—1918年），受孙中山委托，奉命回陕联络，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培养革命人才、成立革命组织、宣传和发动革命。井勿幕再次到日本后，以其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日本先后创办了《秦陇》《夏声》《陕北》等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清政府的腐败卖国，鼓动人民反清。1908年，在西安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推举西安高等学堂教习李仲特为会长，焦子静主管分会内务，井勿幕负责与外省分会的联络工作。会议正式决定联络会党、新军和刀客。因陕西哥老会组织遍及全省（陕西的关中、陕南、陕北都有哥老会的组织系统），在新军中尤为集中。刀客活动于渭北一带，反清活动相当活跃，革命党人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满”革命斗争，符合当时陕西的实际。特别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新军中得到大力传播，同盟会组织在新军中迅速发展，全陕的革命斗争形成星火燎原之势。1910年春，井勿幕又受孙中山之命，从上海回陕，在泾阳开会，传达了同盟会总部对陕西起义的指示，详细讨论了陕西起义方案。1911年夏，井勿幕接到同盟会总部决定于农历八九月间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义的通知，拟于10月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在西安起义，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改为10月20日在渭北和西安同时起义。陕西新军很快于10月24日攻占西安，起义军自称“秦陇复汉军”，成立军政府，并颁布文告，分传各州府县，申明革命宗旨和意义。紧接着，关中的临潼、富平、同官（铜川）、耀州、华州、咸阳，凤翔、白水、旬邑，陕南的商县、洛南、商南、兴安府（安康）、平利、紫阳、石泉、白河、略阳、南郑，陕北的榆林、神木、宜川、肤施（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定边、靖边等相继“光复”，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土崩瓦解。陕西辛亥起义后，为保卫胜利果实，与清军进行了英勇决战。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湖北和湖南，位居第三。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党羽窃取，但它推翻了清廷在陕西的封建统治基础，其功绩将永垂史册。同时，陕西响应辛亥革命的义举，与南方的辛亥革命形成南北呼应，成为掀起北方革命高潮的助燃剂，加速了清朝的崩溃，其影响巨大，为以后中国革命在陕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历史地位也为以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所了解，并成为她的革命生涯中与陕西发生联系建立了桥梁。从此，陕西近代革命与中国近代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也为以后宋庆龄与陕西发生诸多联系提供了前提。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莫利哀路寓所接见各界欢迎代表